71.市长的主要职责是规划、建设、管理城市。
市委和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必须把规划、建设、管理城市放在主要位置，下大力量抓。道理很简单，规划、建设、管理城市，是从总体、长远的观点出发的，这就难免伤害某些单位的近期利益和局部利益。因此，常常需要最终裁决的人，而这个人应该是懂得和关心、重视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万里同志讲过一段很精彩的话：“城市的党政一把手必须有一个懂得和重视规划、建设、管理的。否则这个城市很难搞好。许多事情行不通，表现在下边，但根子在上边，在市委、市政府大楼里的领导层。”天津很多单位为了城市建设，牺牲本单位的利益，顾全大局，支持政府。一方面是这些单位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因为分管的领导支持。如果妨害了工厂，管工业的市长顶着；伤害了农村，管农业的市长不干；妨害了商业，管商业的市长有意见，你规划管理部门再努力也不行。由于市里主要负责人抓，市里的领导层认识统一，下边不支持也顶不住。比如拆迁，常常说某厂长不通，我说没那事，把主管的市长或常委请来，把任务压给他们，很快就可以解决。中环线西半环拆迁时，一个陶瓷厂，说工人意见很大。我说工资照发，奖金照给，工作保证安排好，怎么会有意见？我给局长打电话，说是不是你顶着？他说没有。我说那你们一份一份地打报告是什么意思？第二天，他来了电话说都安排好了。这次修中环线东半环，占一个单位的院子六米宽，领导讨论拆不拆，党组书记说，别提意见了，提完了意见挨顿批，最终还是挡不住。这说明主要领导同志抓就好办。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明确的城市政府主要职能是规划、建设、管理城市，市长或市委书记理所当然地要把它作为大事来抓。我认为这叫抓根本、抓大事。
《同全国第四期市长研究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1986年1月9日）
城市主要领导最好是懂得城市建设。
城市主要领导干部必须重视城建工作，凡城建搞得好的城市都由于主要领导重视。过去中央有个说法，大城市党政一把手要有一个要懂城建的。当年北京有李锡铭（曾任北京市委书记。）、上海有芮杏文（曾任上海市委书记。），都当过城建部长，天津是我，工地出身。领导懂城建对城建工作有利，但不懂也不要紧，大连、珠海等城市的书记、市长都不是搞城建出身的，但城市建设都搞得不错，重要的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要重视，把城建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经常抓、反复抓。二要不怕苦、不怕累、不厌其烦。三要多听内行、专家的意见，不懂不要装懂。四要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借鉴不是照搬，而是善于取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五要多听社会各界特别是老百姓的意见。房子盖完了，看的人总是老百姓多、不懂的人多。不懂的人看了说好，懂的人看了知道好在哪里，这样才叫真好。不懂的人看了说不好，懂的人看了说很好，摇头晃脑、很神秘，那就不叫真好。广泛听取意见，然后再进行综合，好的建筑都是综合出来的。
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天津火车站等许多成功的建筑，都是先有多家多种设计方案，然后取众家之长综合而成。搞建筑最怕碰上“不懂、主观、有权”的领导。不懂不可怕；不懂、不听别人意见才可怕；不懂、不听意见但说了可以不算也无大害，最可怕的是碰上不懂、主观又有权“三位一体”的人，其破坏性常常是无可弥补的。懂不懂是个相对的概念。外行成为专家很难，但掌握一些基本知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用心，我们许多城市的领导同志都完全可以由外行变成内行。
《谈三亚的城市建设》（2000年2月10日）
规划、建设、管理好城市。
强化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部门的权力，树立它们的威信，这是能不能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好的一个关键。在座的同志是分管这块的，我想大家是赞成的，但也可能会说，你讲的我也同意，问题是我们回去说，主要领导同志不一定听。这个不要紧，因为这种客观的、必然的东西，一时不听，你多说几遍，来回地说，慢慢地也就通了。中央提出的北京市四项建设方针，是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放在了首位。上海最近就经常在报纸上讲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并提出“七五”期间把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功能放在突出地位。很多城市也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看这种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人”，是不管什么人，男人女人，官大官小。当然，方法要讲究，做上级的工作，有时比做下级的工作还难，既要有主动的精神，又要用被动的形式，否则动机和效果就难统一。
《同全国第四期市长研究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1986年1月9日）
城市建设没有规划不行，有了规划不严格执行也不行。
城市建设没有规划不行，有了规划不严格执行也不行。如果离开规划，城市面貌一定是越来越差、越来越乱，给子孙后代留下一大堆的难题，那将是历史的失误。解放30多年，我国的大城市的规划一直没有解决好，一直没有走上正轨，是领导不够重视，主要省市的领导不够重视，城乡建设战线的领导也重视得不够。许多建设单位不尊重规划，没有养成按规划办事的习惯。所以常常出现规划定了，各单位顶着不办；甚至有一些单位领导为了本部门的利益，采取各种手段来违反，甚而破坏规划。在这种情况下，搞规划的同志更应该对整个城市建设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敢于坚持原则，保护我们城市建设健康地发展。我之所以多次批评规划局软，其目的也是想从侧面支持他们的工作，把这个对立面引到我们身上。
《在天津市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3月13日）
作为城市的领导者，有没有远近结合的规划意识，工作成效是大不一样的。
作为城市的领导者，有没有远近结合的规划意识，工作成效是大不一样的。我们的城市建设不能急功近利，以牺牲长远为代价去迁就当前，比如规划的道路红线要从长远考虑，一下子把红线搞够，先控制起来，根据条件逐步实现，有条件时陆续完成，不搞够不行。有些同志不懂，主张把路先修起来，有钱以后再加宽。其实有钱时也加宽不了了，两边都盖起了房子，怎么加宽？当然，我们的规划也不能超越现实，贪大求洋，要从可能条件出发，力求适当。
《在天津市规划设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10日）
天津的小洋楼能够留存到今天很不容易，不能让它们在我们手中毁掉。
有人说，小洋楼是过去洋人出钱盖的，现在修缮是给洋人树碑立传；还有人说，小洋楼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证，修缮洋楼就成了“给帝国主义涂脂抹粉”。这种理解有片面性。就建筑本身讲，它是当时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标志。如果只是从建筑当时的所有权角度去看，不仅小洋楼不能保存，连故宫都得拆。故宫是什么人住的？故宫是最大的地主头子住的地方，还不应该拆？那么长城也应该拆了。长城是秦始皇修的，修长城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应该拆？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是唯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天津的小洋楼能够留存到今天很不容易，不能让它们在我们手中毁掉。
《同天津市规划设计人员的谈话》（1984年9月29日）
不能把从实际出发简单地理解成从今天出发，而要考虑到城市今后的发展变化。
城市科学首先要研究城市本身及其与周围地区之间的关系。每个城市的存在都是以其周围地区的存在为前提的。如要研究天津这个城市，就要了解北京和河北的情况以及它们与天津的关系，才能加深对天津的认识。其次，要研究城市的历史。一个城市不论其今天发展多快，总会带有历史的痕迹，形成这个城市特有的习俗、风貌，如果离开城市形成的历史，盲目地去与其他现代化城市相比，就会脱离现实，为当地人民所不接受。第三，要有发展的观点。因为城市是发展的，城市研究也要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我们用以前的眼光来看今天的城市，来研究今后城市的发展，就一定会出问题。不能把从实际出发简单地理解成从今天出发，而要考虑到城市今后的发展变化。
《谈加强城市科学研究》（1985年11月19日）
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小城镇建设，防止过量人口涌入城市。
中国的农业和农村还有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少的只有4%至5%，多的也只有10%左右。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农业人口如果只有10%或者20%，非农业人口占到80%以上，那就意味着有十亿人非农，几亿人进城，这势必给城市带来极大的负担。城市发展规划由城市规模所决定，城市规模一是指人口规模，二是指占地规模，城市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都是根据城市规模确定的。过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就难以承受。世界上一些城市如孟买、里约存在贫民窟，除了两极分化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农村人口盲目向城市流动、进城之后又没有容身之处造成的。城市人口增多，这个是必然趋势，但有一个过程。如何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生活，把农民的大多数稳定在农村，如何安排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使其流动的方向不超过小城镇，流向城市的数量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是一个难度很大、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而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小城镇建设，改善那里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听取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8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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