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法与说法》

 

【基本信息】

作者：李瑞环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3月

【内容简介】

《看法与说法》是李瑞环同志自2005年以来出版的又一著作，全书共分为四册。作者常说：“凡事都要有一个看法。”“看法是头脑改造过的认识、观点、主张。”“看法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不断地追求反映事物本质的看法，对于训练思维能力、提高理论水平、搞好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说法是看法的表达”，“在坚持准确性的前提下，力求通俗、简洁、鲜明、生动和富有个性。”本书即是以摘要的形式集录了作者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问题的看法和说法，也可以说集录了他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和主张。本书全面地反映李瑞环同志多年从事领导工作的思想观点、工作方法和经验智慧，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很强的可读性，不论对于领导干部还是普通读者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习和指导价值。

【作者简介】

李瑞环，男，1934年9月出生，1951年7月参加工作，195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三届四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3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主席。

【目录】

第一册

1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

2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3 惜时如金，与时俱进。

4要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5必须客观全面地研究资本主义，也要客观全面地研究社会主义。

6 “先生孩子后起名”。

7不能因为有“蚊子”、“苍蝇”飞进来就不开门。

8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

9把握好总体受益原则和总体承受能力原则。

10我们搞改革，任何时候都要讲两个理。

11“协调渐进”是研究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12迈小步、不停步，少走弯路回头路。

13科学发展观和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一致的，是反对形而上学的最好武器。

14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未来。

15热爱农民，珍惜土地，重视粮食。

16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职责，也是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

17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原则。

18多搞些“雪中送炭”，少搞点“锦上添花”。

19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20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参与和支持的程度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进程。

21群众最可敬，群众最可爱，群众最可怜，群众最可畏。

22把群众情绪作为第一信号。

23了解客观情况，把握社情民意，是治党治国的重要基础。

24领导为群众办事儿，群众为领导作劲儿。

25为人民办实事要形成风气，形成习惯，形成自觉，形成制度。

第二册

26群众观点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

27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有中国的特色。

28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谈谈我们的人权观。

29商量是领导者民主的表现，开明的表现，高明的表现。

30共产党没有任何理由惧怕和排斥监督。

31共产党是以自我批评为主要特征的党。

32常想缺点不足处，少犯错误多进步。

33我们应该听点意见，改点毛病，长点出息。

34统一战线要坚持求同存异、体谅包容。

35团结的面越宽越好，团结的人越多越好。

36赞成统一就是爱国。

37人民政协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创造。

38政协说官亦官、说民亦民、非官非民、亦官亦民。

39尽职而不越位，帮忙而不添乱，切实而不表面。

40民族、宗教无小事。

41民族地区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改善生活。

42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一项长期政策。

43正确地识别和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必须高举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这两面旗帜。

44团结稳定是治国安邦的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

45把局面搞乱了最终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46无休止的纠纷闹不起，宝贵的时间丢不得。

47不但要懂得斗争的绝对性，还要懂得斗争的多样性。

48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49对传统文化既不能食古不化，抱残守缺；也不能数典忘祖，全盘否定。

50弘扬中华民族“和”的思想。

第三册

51必须高度重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

52两个文明一起抓，两副担子一起挑，两个成果一起要。

53正确地、全面地理解和执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54团结、稳定、鼓劲是新闻宣传工作的一个基本方针。

55报道真情，注意特色，重视可读性。

56新闻的党性同新闻的人民性，两者是统一的。

57思想政治工作要真正说服人，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

58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

59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60繁荣文艺必须有一个宽松的环境。

61高明的、有远见的领导一定重视文艺工作。

62文艺的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需要。

63既要突出主旋律，又要坚持多样化。

64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

65振兴京剧要在继承中求发展。

66对于京剧，改革、改进、改善都可以，但是不能改行、变种。

67文物工作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68人民城市人民建，为民之举靠人民。

69把城市的平衡、稳定、协调发展作为总题目。

70城市如果规划不好，就一定建设不好。

71市长的主要职责是规划、建设、管理城市。

72建筑师必须对历史负责，对祖先负责，对子孙负责。

73选人主要看政绩。

74选人用人第一和基本的出发点是工作需要。

75领导的威望从哪里来？靠上级封不出来，靠权力压不出来，靠自己吹不出来，靠耍小聪明骗不出来。

76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对每个共产党员和干部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

77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最大的问题是对问题缺乏警觉。

78权力和真理是两回事，权力大，未必真理一定多。

79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并合理地发挥出去。

80要经常想想群众在我们心目中占什么位置，我们在群众心目中是什么形象。

第四册

81“少讲空话，多干实事”。

82塌下心来研究问题。

83天天过节是不祥之兆。

84离开实事求是谈解放思想，很可能成为胡思乱想；离开解放思想谈实事求是，很可能流于空谈。

85准确地了解世界，正确地估量自己。

86在实践中找出路。

87只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反对错误的东西，而不能以“左”反右，或以右反“左”。

88必须科学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89结合是运用，结合是目的，结合是坚持，结合是发展。

90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修养。

91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重点是学习哲学。

92学哲学要学原理，用哲学也要用原理。

93苦读、多思、常联系。

94认识过程，研究阶段，把握特点。

95普遍存在的问题要在方针政策上找原因，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发展规律上找原因。

96必须在研究管用的方法上下功夫。

97必须在人多上打主意。

98藐视困难是克服困难的前提，而重视困难是解决困难的基础。

99研究问题，最主要的是研究特点。

100地方就是要有点地方色彩、地方味道。

101总结经验是提高认识、做好工作、增长才干的必要途径。

102乐亦鉴之，哀亦鉴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03树立和平、合作、合理、和气的形象。

104平等互利、求同存异。

105“听蝲蝲蛄叫，还能不种庄稼？”

106差异使世界丰富多彩，使交流与合作成为需要。

107各种文明都应当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保持特色。

108取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

8.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重视并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这是以往我们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今后仍然要十分关注的一项重大课题。

改革是动力。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改革是使中国摆脱贫穷、走向富强的根本途径。没有改革开放，就不能实现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就没有人民的富裕和国家的富强。发展是目标。长期蒙受贫穷落后之苦的全体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发展经济。近些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按人口平均在世界上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过高地估计中国的经济实力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拥有世界1/5的人口，每年新增加的人口即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不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就必然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当然，我们也反对脱离实际的高速度，我们主张经济的发展既要快速又要持续、健康。稳定是前提。我国和世界上一些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稳定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没有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各项事业都难以进行。因此，我们提出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十分注意把握好人民群众总体受益原则和总体承受能力原则，以便把改革可能引起的社会震动缩小到最低限度。总之，不深化改革，就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重视发展，就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保持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当然，没有改革和发展，也难以实现和保持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是我们研究处理中国问题始终重视的一大原则。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瑞典瑞中贸易理事会的演讲》（1994年5月9日）

必须慎重地把握改革的时机和力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诞生、发展和完善的全过程中，始终存在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问题。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我们必须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悉心体察群众的情绪，把握好总体受益原则和总体承受能力原则，努力使我们的各项决策和措施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必须慎重地把握改革的时机和力度，统揽全局，审时度势，见微知著，力争改革在比较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中顺利进行。

《在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1993年12月28日）

保持各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20年。这20年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一整套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20年我们提前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人民生活基本实现温饱并接近小康，整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20年是中国近代一个半世纪以来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着国际经济和政治新格局的形成。中国今后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保持各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为此，我们将坚持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力量和积极性，坚持把握好改革力度、发展速度、群众承受程度三者的关系，坚持全面营造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社会环境。现在中国的形势很好，改革开放已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意愿，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

《会见西班牙参议长巴雷罗时的谈话》（1998年5月22日）

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说到底取决于群众的稳定、人心的稳定。

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说到底取决于群众的稳定、人心的稳定。有了群众的稳定、人心的稳定，即使有极少数敌对分子捣乱也容易解决；而没有群众的稳定、人心的稳定，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都不可能巩固。

《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几个问题——在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0年4月11日）

稳定的程度就是多数人承受的程度。

我们要随时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注意按照邓小平关于尽可能团结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察一切，深化改革。我们这几年反复讲，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稳定的程度是什么？实在地说，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承受的程度。我曾说过，改革应坚持两大原则，叫群众总体受益原则和总体承受能力原则。多数人受益就应当办，多数人受损就不能办；多数人承受得了就可以办，多数人承受不了就不能办。

《在〈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学习纲要〉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21日）

金钱加饥饿是很难稳住社会的，不能迷信高压政策和紧急手段。

劳动用工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现在的难题是，如果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员就富余，而如果大量多余劳动力不能得到妥善安排、疏解，没有必要的生存条件，就会造成社会不稳，人民就不能正常地生产、生活，一切也就无从谈起。我们搞改革，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因此，要十分注意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不能过分强调“危机感”，不允许使大多数人都感到危机。“危机感”强调过分，也有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人们多年向往的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怎么能够一下子都搞成人人自危了呢？真要是造成一支失业大军怎么得了？要“先挖渠后放水”，也就是要先找出路再减人，哪个厂裁下人来，哪个厂就必须就地消化掉。金钱加饥饿是很难稳住社会的，不能迷信高压政策和紧急手段，这个分寸一定要掌握好。

《谈当前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1989年1月5日）

在一个大的改革步骤出台以后，有必要拿出一段时间来进行巩固、消化、补充、完善。

对于改革，我们讲了三句话：第一，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难免有些不完善；第二，改革实际上是一次权力、利益的再分配，难免有些不公平；第三，改革是调整上层建筑的一个复杂的大型的系统工程，难免有些不协调。因而，在一个大的改革步骤出台以后，有必要拿出一段时间来进行巩固、消化、补充、完善。

《同全国第四期市长研究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1986年1月9日）

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始终注意到渐进性、同步性，有时在某些方面也有迂回性。

社会主义国家不进行改革不行。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前，领导人能力不能说不强，人口比现在少得多，但那时没有现在这种景象。过去我们每月二两肉票，一年十几尺布票，电视机几乎没有。说实话，过去我们会见外宾时穿的衣服都是借的。之所以有现在这样大的变化，是十年改革的结果，是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优越性集中的反映。在怎样进行改革的问题上，我们也有过曲折，甚至出过毛病，但我们及时总结经验，尽可能使改革少走弯路。我们的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了把国家建设得更好，让人民生活得更好，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完善。这是我们进行改革的目的，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首先应该进行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之所以要求改革，首先是因为经济方面有问题，如经济效益低、人民生活长期不能改善等。改革应同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密切联系，使他们从改革中得到实惠，生活有明显改善，这样他们对改革就会关心和支持，改革就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我们到基层与工人农民群众谈，对他们说，你们可别放弃改革。群众说，我们从来不想放弃改革，倒担心你们头头们放弃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更敏感，必须谨慎，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不论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都不可能太快。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始终注意到渐进性、同步性，有时在某些方面也有迂回性。

《会见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代表团时的谈话》（1990年10月30日）

 

9.把握好总体受益原则和总体承受能力原则。

在研究和实施改革措施时，一定要把握好总体受益原则和总体承受能力原则。总体受益原则，就是任何一个改革措施出台，要能让多数人受益，不能让多数人吃亏。当然，改革不可能使所有的人都受益或所有的人都同等程度受益，但从总体上讲，改革必须能够使大多数人受益，否则，就违背了改革的初衷，改革也无法进行下去。总体承受能力原则，就是改革必须考虑大多数群众能否承受得了。如果超出了多数人的承受能力，即使是必要的改革，也不能出台，否则就要碰钉子。总之，改革措施究竟先出台哪些，后出台哪些，力度如何把握，一切都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多数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出发。

《听取福建省委、省政府和福州市委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4年2月17日）

改革愈是深入，两难的问题、始料不及的问题也愈是增多。

最近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社会也给予了好评。究其原因，主要是坚持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实践表明，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改革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愈是深入，两难的问题、始料不及的问题也愈是增多。改革必须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悉心体察群众的情绪，把握好总体受益原则和总体承受能力原则，努力使各项决策和措施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会见乌克兰总理基纳赫时的谈话》（2002年5月23日）

对于容易引起连锁反应、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必须瞻前顾后，审慎从事。

在巩固和扩大改革成果的过程中，必须审慎地对待各种敏感问题。从根本上讲，改革是要解放社会生产力，它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但改革毕竟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而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又集中反映在价格体系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和组织结构改革中，这些改革无不与干部、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必须注意处理好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切实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对于容易引起连锁反应、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必须瞻前顾后，审慎从事。有些事情，比如一些企业和服务行业，由于原材料涨价，成本增加，要求调价或提高收费标准，在局部看来可能是合理的，但从总体来看未必是有利的。因为目前群众中有一种担心涨价的情绪，如果我们只考虑个别和局部的利益，造成整个社会的人心不稳，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就会受到损害，而安定团结是搞好各项工作的前提条件，没有这样一个局面，其他问题就无从谈起。总之，我们必须十分重视群众的心理因素。只有得民心、顺民意，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与合作，改革才能顺利进行。这是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各级领导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在中共天津市委四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12月26日）

我们的改革要坚持多数人受益、少数人过得去的原则。

我们的改革要坚持多数人受益、少数人过得去的原则。那么，多数人是多少？比如说90%的人受益，那10%的人不受益。下一个改革又是90%的人受益，10%的人不受益。两个10%，加起来是多少？毛主席过去老说，团结95%以上的干部，团结95%以上的群众。可一次运动团结了个95%，扔了个5%，第二次运动又团结了个95%，扔了个5%，几次运动以后一算总账，被整的人就多了。这种现象过去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是看多数人受益了没有，二是看少数人是否承受得了。少数人不是指一次改革中的少数，累计起来也要是少数。

《在地方政协主席座谈会上的讲话》（1999年3月11日）

改革不可能每一步都使每一个人得到利益，但无论如何不能损害多数人利益。

改革不可能每一步都使每一个人得到利益，但无论如何不能损害多数人利益；改革从总体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但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生活暂时遭遇困难的人；改革必须依靠精明的领导者、依靠科学技术，但无论如何不能忽视劳动人民的作用。改革会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难免有些人利用不正当手段投机致富，但领导干部除了要负起制止不良风气的责任，无论如何自己不能投机。总之，改革是人民创造历史的过程，必须坚持为了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方针。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始终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尊重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多为群众谋利益。

《听取安徽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3年6月10日）

为多数人谋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条根本原则。

毛泽东同志指出，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每个时候，每件工作，都不要忘记群众的大多数。我们要面向群众，要面向群众的大多数”（毛泽东：《论查田运动》，27页，晋察冀新华书店印行，1947。）。我们在确定今年办哪些实事的过程中，认真贯彻了“面向群众的大多数”这个精神，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并进行了户卷调查，最后根据多数群众的要求，确定把抓好居民住宅、市场物价、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孩子上学等等，列入今年为城乡人民办实事的两个决定。为多数人谋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条根本原则。古往今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多数人当家作主，才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为多数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人坚信群众创造历史，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安定，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繁荣，都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始终关注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时刻注意解决大多数群众的问题，这是我们搞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坚持办多数人受益的事情，就能够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事情就容易办好。

《在天津市人民政府第十届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3月17日）

只要我们的改革能使大多数人受益，而不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吃亏，改革就不会有大的错误。

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也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不平均、不合理的情况会存在，但从总体上要注意大多数人的利益，只要我们的改革能使大多数人受益，而不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吃亏，改革就不会有大的错误。过去的五年，在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中，有经验也有教训。实践证明，单靠经济利益一种手段不行，必须是思想教育、经济利益、行政干预、法律措施各种手段综合运用。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这是肯定的，不要大惊小怪。关键是，我们必须重视，必须及时研究解决，不能任其发展泛滥。否则，小病变成大病，危及改革开放的前途。

《同天津市体改负责人的谈话》（1986年3月29日）

如果我们的改革给群众带来的是痛苦，使群众感到可怕，那么我们的改革就值得研究。

从一般意义讲，改革是为广大职工谋利益，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表现形式为改良，因而具有渐进性和迂回性的特点。因此，无论当前还是长远，改革都必须给绝大多数人带来好处。否则，改革就会脱离群众，也难以持续进行。如果我们的改革给群众带来的是痛苦，使群众感到可怕，那么我们的改革就值得研究。过去十年改革给多数群众带来的都是好处，并没有让群众承受什么苦难和负担，群众对改革都是拥护的。所以，使多数人得到好处，是改革的一个原则。

《在讨论〈群体经营工作法纲要〉时的讲话》（1989年1月5日）

中国多少年来一直讲，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一下子变成了危机、失业不行。

过分强调和相信压力与危机感的作用，有背于社会主义制度。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讲，不允许有更多的人感到危机，也不可能造成像资本主义那样的危机。如果大多数人真感到了危机，事情就不好办了。这么讲，不是否认企业应有的奖罚权和对违纪工人的处理权，而是说，不能完全依靠这方面的作用。中国多少年来一直讲，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一下子变成了危机、失业不行。

《在讨论〈群体经营工作法纲要〉时的讲话》（1989年1月5日）

 

10.我们搞改革，任何时候都要讲两个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总体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有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在城市，由于一些企业亏损严重、停产半停产，许多职工长期不能按时领到工资，加上物价上涨，他们的生活已经相当困难，有的甚至连吃饭都发生问题。

我们的许多工作，能做到99%就算很不错了，唯独吃饭必须100%，有1%的人没饭吃都不行。必须看到，虽然这部分人相对比例不大，但绝对数字并不小。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而已。我们讲为人民办实事，首先应当想到最困难的这部分群众，真心实意地为他们排忧解难。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职工，他们过去把青春和汗水献给了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他们来讲，干活给钱，看病给报销，退休了给养老金，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也是他们的应得利益。现在他们的生活困难是经济转轨造成的，并非他们不努力劳动，党和政府理应予以特别的关注和照顾。我们搞改革，任何时候都要讲两个理：一个理是讲市场经济、成本核算、优化组合、按劳分配等，另一个理是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最高宗旨。这后一个理是我们作为执政党的带根本性的大道理。如果这么多群众的困难长期解决不了，如果对他们的疾苦不闻不问，我们就够不上叫共产党，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失去自身存在的历史理由。各级政府要为生活困难的职工群众提供切实的帮助，不要等到节日，也不要等到一些问题酿成事端，而要经常性地深入群众，访贫问苦，谈心服务。我们目前经济上固然有许多困难，但是就国家整体实力和各级政府所掌握的物质基础来说，保证他们吃饱肚子、穿上衣服，总还是有办法的。

《在辽宁考察工作期间的谈话要点》（1995年4月10-16日）

有关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在改革中要引起特别重视。

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改革的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这里有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值得重视。比如，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决不能变成仆人，但事实是，在若干改革、若干企事业单位中，群众地位越来越低，发言权越来越少了。再比如，我们主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但现实情况是，富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富，而一般群众的生活提高较慢，甚至下降。照此下去，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是共同贫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可能出现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再比如，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本体的，人们的基本生活问题应该由社会负责，我们一直把看病、上学、住房、工作由国家负责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加以宣扬，而实际上，在原有体制下国家负责，就是企事业单位负责。放开搞活之后，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一旦搞得不好甚至垮掉，那里的职工由谁负责呢？再比如，过去讲调动积极性包括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思想政治工作、领导骨干带头作用，也包括为人民办实事、谋利益等，这些都被视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和政治优势；现在讲调动积极性，更多的是讲物质利益，对于被称为社会主义优势的那几条讲得越来越少，做得就更少。照此发展下去，人们的思想、社会风气、干部队伍、领导作风会不会发生问题？

《在天津市调查研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6月11日）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群众问题、社会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物价问题实质上是个政治问题，说是政治问题，首先是个群众问题。现在物价成了人们最关注的问题，说“举国上下都谈物价”可能有些夸大，但群众的意见的确是很多，现在人们把所有不满的事、不好的事都和物价连在一起，天津流传的“火车亲嘴儿，飞机打滚儿，轮船沉底儿，物价没准儿”就是一例。就目前来讲，物价问题已不简单是价格的涨落、调哪种物价的问题，它涉及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和群众的利益问题。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群众问题、社会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次物价调整关系着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关系着群众情绪顺不顺，积极性高不高；关系着群众对改革的信心和支持；关系着改革前途、四化大业。因此，我们必须把价格、工资问题放到全局的位置上，从政治的角度上进行研究。就物价论物价是看不清、说不清、处理不好的。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88年8月17日）

城乡改革涉及一系列政策问题，核心是价格问题。

城乡改革涉及一系列政策问题，核心是价格问题，因为它关系着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和城乡之间的利益，在研究价格问题时，要力争做到：

一要保护生产者利益。城市改革要保持物价的稳定，但也要防止把农副产品价格统得过死，压得过低。否则，就会使农民感到无利可图，无钱可赚，影响生产者的积极性，妨碍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头来会给城市供应带来困难。

二要保护消费者利益。农村改革要放开搞活，但农副产品价格也不能毫无节制，提得过高。否则，就会超过城镇人民的承受能力，造成市场萎缩，到头来会影响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要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要通过正确的方法，使生产者不少得，消费者不多花，使市场稳定、丰富，而不能只靠财政补贴。在物价改革出台以来，我市城市居民每人每月补贴七元五角，每年达两亿多元，原来对农村和商业的补贴也基本没减，国家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如再增加过多的补贴，国家财力就负担不起。尤其是我市实行财政包干以后，地方没有这么大的财力。同时，物价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把财政的暗补改为明补，如果增加了明补，又不减少暗补，这就走了回头路，失去了改革的意义。

《在天津市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2月1日）

大多数群众有抵触情绪的事情，不论多少条道理也决不能办，勉强去办也办不好。

当前，群众最关心的是物价问题，这个问题事关经济、事关政治、事关大局，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天津的物价，总的讲是平稳的，相对讲也是低的，这是天津的社会局面所以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现在对这个问题，我们一些同志认识上还不够深刻，往往从具体经济问题上考虑得多，从整体经济利益上考虑得少，特别是从政治上考虑得少。我承认，就发展商品经济的意义上讲，只讲稳定物价是不科学的，如果不把物价搞顺，其他许多方面的改革也是难以搞顺的。但要把物价搞顺，必须和工资、和群众的收入相联系。也就是说，必须找出这样一条路子，不因为物价的上涨而降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起码是使更多的群众从算账到实际都不吃亏。否则，群众就一定会有抵触情绪。而大多数群众有抵触情绪的事情，不论多少条道理也决不能办，勉强去办也办不好。

《在中共天津市委四届六次全委会议结束时的讲话》（1987年1月7日）

群众不愿办的，你偏要办，最终不会有好结果。

要根据群众的觉悟、需要，决定我们的方针政策，这是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个话里边，就包括了群众的一些要求可能是不对的，你的提法是正确的，但也只有这样。简单地讲什么群众的承受能力差是不行的，而应该讲政策是不是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应该是我们确定任何工作任务时的一条原则。天津的物价这几年能稳住，最基本的就在于我们始终坚持凡群众不愿办的事就缓办或不办这个大原则。群众不愿办的，你偏要办，最终不会有好结果。

《在天津市第七次市长办公会上的讲话》（1987年9月10日）

理顺经济关系、理顺各方面的比例关系等等，这都是重要的，而捋一捋群众与领导的关系、党群关系，捋一捋群众的情绪也很重要。

理顺经济关系、理顺各方面的比例关系等等，这都是重要的，而捋一捋群众与领导的关系、党群关系，捋一捋群众的情绪也很重要。只有捋顺了这个关系，才能比较好地解决其他关系。实践证明，要捋顺群众情绪，单纯靠经济的手段，单纯靠花钱是不行的，这几年来钱花得不少，职工手里的钱也不少，为什么还有那么大的气？我看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几年对思想政治工作有所忽视或者说抓得不够有力。我毫不否认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讲按劳分配，使职工从关心自己的生活，关心自己收入的角度出发来关心生产，搞好生产，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单靠钱，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我讲过一句开玩笑的话，我们是共产党，第一叫没钱，无产阶级；第二，由根上起，就不会玩钱；第三，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鼓捣钱上，确实是用己之短去克服目前困难。这是一层意思，如果再讲一层意思，我们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国家？我们不是讲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搞好改革开放吗？不是讲把改革开放统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么一个过程之中吗？不是讲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吗？那么离开思想教育，离开了对人的工作，离开了培养“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人才，怎么能够建成这样一个现代化呢？因而我们必须讲政治，讲思想，讲政治思想工作，讲培养有政治思想的人。

《在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上的讲话》（1987年4月）

改革举措对群众利益影响如何，利弊得失怎样，要看看多数人的感受，听听不同方面群众的意见。

各级领导干部做各项工作，都要注意多听听群众的意见。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第一，我们做一切工作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群众，为了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为了使群众满意和高兴。我们工作的结果如何，是不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是不是与动机相符合，体会最深刻、最有发言权的是群众。第二，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总要涉及这部分人或那部分人的利益，很难使所有的人同时、同等受益，但无论如何必须使多数人受益，必须考虑多数人的承受能力，必须使少数利益受到暂时影响的人生活有保障。改革举措对群众利益影响如何，利弊得失怎样，要看看多数人的感受，听听不同方面群众的意见。由于利益关系的影响，人们对同一事物往往有不同看法，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只有全面了解，才能够搞清楚群众的总体思想状况，从而准确判断形势、选择适当政策。第三，我们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也碰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有些问题普遍存在，长期得不到解决；有些问题处于两难境地，处理起来十分棘手。我们承认许多问题是难以避免的，解决起来需要一个过程，需要采取多种措施，但有一条可以肯定，到群众中去听听意见、寻找办法是根本出路。

《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天津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1999年3月7日）

住宅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

住宅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政府必须重视。住宅建设是城市建设中非常复杂的工作，必须认真慎重。住宅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多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坚持把改善居住条件当作为人民办实事的重要内容，常抓不懈，成绩显著，赢得了群众的赞誉。但由于种种原因，全市危陋平房改造的任务仍很艰巨。我相信，只要我们各级干部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发扬优良传统，善于利用各种形式、开辟各种渠道、采取多种方法，住宅建设就会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复天津南市地区居民代表的信》（1998年8月14日）

住房改革必须重视、抓紧；但也不能过急，还得从国情出发。

住房改革是很好的事，又是很难的事。目前在中国真正有钱的人是极少数，工薪阶层是大多数。一个处级干部，每月工资600元，本人消费300，老婆孩子都不管也买不起房呀！工资构成没有买房钱。高级干部多点，严格说也买不起。还有个工作调动后房子怎么办的问题。吃饭问题解决后，最大的事就是住房，住房改革必须重视、抓紧；但也不能过急，还得从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制度出发，无论如何不能搞夹生了。要多找一些人反复认真研究，研究世界经验，研究中国特色，研究工薪阶层。这件事慢了不行，快了容易看不准。

《同部分政协委员就经济问题座谈时的谈话》（1998年7月13日）

居者有其屋。这是领导者应该下力量研究解决的。

目前城市中突出的问题，从总体上讲仍然是住宅问题。这也是群众最关心、生活最急迫的问题。居者有其屋。这是领导者应该下力量研究解决的。尽管这几年居民住房紧张情况有了缓解，但还不能松懈，还要认真对待，十分重视。

当前，国家经济上遇到一些困难，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又要压缩，解决人民生活方面的投资也偏紧。从这些实际情况出发，要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单纯依靠国家的财力是不可能的。

我国农村8亿人口，住房问题解决得较好，重要原因是农民自己建。解决城市住宅问题也必须发挥国家、企业、职工几个方面的积极性。天津建设廉价商品房，国家搞大市政配套，企业包小市政配套，居民按成本买房，平均每平米几百元，分期付款是可行的。这样，既弥补了建房的资金不足，又解决了居民生活急需，这就走出了住宅商品化的一条新路子。我认为，这项工作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重要的是，要想方设法降低造价。“物美价廉”，这就与我们的国情相适应了。

《察看天津双环村住宅新区时的讲话》（1989年10月8日）

 

12.迈小步、不停步，少走弯路回头路。

这几年，我们一直把稳定发展作为一条重要原则，提出“迈小步、不停步，少走弯路回头路”。对这种做法，有些人一直有意见，认为“胆子太小”、“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对“不利面”和“阴暗面”强调得过多，说“出不了大的错误，闯不出大的路子”等等。对这些意见，我们一方面要耐心地倾听，并由思想深处查找是不是有“胆小怕事”、“思想保守”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还是要“顽固坚持”。我们讲稳定发展的方针，主要指三个方面。一是稳定。运动、发展是事物的法则，稳定是指在运动发展变化过程中做到相对平衡发展；联系与制约也是事物的法则，稳定是指协调好改革发展各项事业之间的关系。二是稳步。主要指坚持渐变到突变法则，强调既要积极进取，又不要操之过急，尽量减少震动和颠簸。三是稳妥。对于任何工作，特别是重大改革措施和政策的出台，要周密准备，把握时机，尽量避免失误。

《同中共天津市委全委会议文稿起草组的谈话》（1987年12月19日）

必须坚持稳定、稳步、稳妥的方针。

必须坚持稳定、稳步、稳妥的方针。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许多事情在其他国家不是问题，在我们国家就成了问题。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出问题、走弯路，常常失之于贪多求快。为了改变我国的面貌，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当有只争朝夕的精神，积极进取，勇于突破，竭尽全力地把事情办得快些。但在总体上，我们必须明确，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太快，中国的事情不能太急，必须坚持“迈小步、不停步，少走弯路回头路”。要时刻注意理顺各种关系，努力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尽量避免和减少大的波折和社会震动。

《在中共天津市委五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88年12月25日）

要走一步，看一步，稳定一步，前进一步。

看到工作的艰巨性，是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和盲目乐观。我们是执政的党，执政党在自己国家内部进行改革，表现为改良、渐进和自我完善，而不能搞乱。乱就是乱了自己，要先维持、先巩固。我们的前进是在巩固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而不是不管目前实际，不能把事情搞乱，要走一步，看一步，稳定一步，前进一步。不可贪得太多、太快。我曾提过一句话，叫“迈小步、不停步，少走弯路回头路”。因为船太大，人太多，折腾受不了。不用说别的，如果有几千人在市委门前一坐，就什么也干不了啦。就是要稳当一点。因为，一步不慎，造成被动挽回很难。求稳是讲求科学的稳，并不是保守。现在不少事情很复杂，横竖交叉、错综复杂、瞬息万变。我们还处在混沌的必然之中。要承认事情的复杂性，要进行探索，循序渐进，不看准了不能走，对事关大局的问题要慎之又慎。魏徵说过“深慎”，后来又有人改成“审慎”，我看审慎这个词好。什么事首先看谨慎的程度。当前，许多地方存在不安定的因素和苗头，有的地方部分学生为什么折腾？有的地方公共汽车司机怎么可以罢工？都说明存在着潜伏的不安定因素。如果由于我们工作不慎，把事情诱发出来就会追悔莫及。这种局面对我们每个常委同志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必须谨慎再谨慎。

《在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与插话》（1986年2月21日）

在稳定中求发展，看起来慢些，实际是更快。

稳定的方针，是积极进取的方针。稳定不是原地不动，更不是消极退缩，而是为了更扎实、更顺利地前进，更好、更快地发展。保持稳定发展，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必须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决不可以慢慢腾腾、拖拖拉拉、散散漫漫、冷冷清清。该办的事情仍然要办，该快办的事情仍然要快办，而且要办得更好、更节省。特别是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要进一步加快步伐，在更广阔的领域和更深入的程度上展开。即使是必须缓办、停办的事情，也不允许消极被动，敷衍了事，也要全力以赴，妥善处理，做到平衡衔接，井然有序。为了保持稳定发展，各级领导需要更加振作精神，克服消沉畏难情绪，兢兢业业地扎实工作，动员起千百万人的力量，万众一心，艰苦创业，共同战胜暂时的困难。这就是说，只有用积极进取的态度，才能获得局面的真正稳定；只有保持局面的真正稳定，才能更好地积极进取。稳定当然有取有舍，有进有退，但小有所舍是为了大有所取，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我们共产党人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当前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谁不想把事情办得多一些，把建设搞得快一些？问题在于是真想、实想，还是假想、空想。真想快，就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稳步前进，不能急于求成，盲目行动，草率决策，操切从事。否则，只能是欲速则不达，想快反而更慢。我们这个国家人多、国大、底子薄，情况复杂，想在短时间里出现什么人间奇迹，只能是一种幻想。按照规律，循序渐进，在稳定中求发展，持之以恒，积以时日，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样做，看起来慢些，实际是更快。

《在中共天津市委四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12月26日）

很多事情按客观规律办，看上去是慢了，但实际是快了。

从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来讲，从建立经济新体系的意义上讲，毫无疑问，改革具有革命的意义和性质。但由于我们的改革是建立在自己取得政权的基础上，不涉及一些根本问题，比如，还是我们掌握政权，基本国策没变等，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方法。因此，改革在方式上，表现为渐进性、改良性。所谓革命具有质变的意义，但现在的改革这种质变是通过改良的方式逐渐来完成的。这就是取得政权和未取得政权的根本区别。自己取得政权后，仍把任何暴力破坏看成是革命的性质，就等于破坏自己。现在不是还提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第二次革命嘛，这就是说改革体现了革命性。所以要把改良和革命的关系讲清楚，不然会让别人误解。人家会说你讲改良性是什么意思。我讲过，就我国目前形势看，就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看，就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要求来说，我们的改革必然表现为渐进性、同步性、迂回性。所谓渐进性，就是事物发展的量与质的关系，一定要从量变、渐变到突变、质变。所谓同步性，就是事物相互之间的横向联系与制约，这一点很重要，不承认事物之间的联系与制约，而想用某一招就使全局有所突破，这在某一时期、某一方面上可以，但在整体上、比较长的时期里就不存在、不成立。所谓迂回性，就是有时为了前进，先停一下，或后退；为了走直路，先走弯路；为了快先慢；为了进攻先防御，也就是波浪式前进。不知迂回，一个劲地进攻，就是毛主席批评的“鲁莽家”。我讲过，同步协调、综合治理可能是我们国家当前值得研究的带有根本性的大政方针。不注重协调，孤立地突出某个方面，而又着急贪多、求快，毫无疑问，一定是主观唯意志论，国家肯定会出问题。所谓着急、积极，真积极应该表现在对客观规律的充分了解、认识和掌握上，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顾客观规律，瞎着急，最后一定是蛮干。很多事情按客观规律办，看上去是慢了，但实际是快了。相反，有些事情违背客观规律，看上去热热闹闹，很快，但实际却造成破坏，反而慢了。我们要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潜移默化地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和认知：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必须遵循规律、探索规律，而不能离开规律，更不能去创造规律。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在领导过程中，都要不断提醒大家：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否则，要受到惩罚。

《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谈话》（1988年11月21日）

经济上的贪多求快，政治上的运动方式，思想上的唯意志论，使我们吃了很大苦头。

总结3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经济上的贪多求快，政治上的运动方式，思想上的唯意志论，使我们吃了很大苦头。一叫贪多求快。形势一好转、一顺利就头脑发热，高指标，瞎指挥，胡乱折腾。因为着急，往往不顾客观条件，脱离国情，脱离实际，什么15年超英赶美啊，什么1070（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提出，中国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号召1958年当年实现钢铁产量翻番，达到1070万吨的目标。）啊，什么“过黄河”、“过长江”、“上纲要”啊；因为着急，往往是一刀切、一阵风，不讲规矩，没有章法，结果是因急而乱，因乱而错，因错而慢，事与愿违。二叫运动的方式。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我们的工作中常常带有农村的特点、战争的痕迹、运动的方式。为实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往往用政治运动的方法，反右倾、批保守，说空话、唱高调，只讲解放思想，不讲实事求是，纵向不衔接，横向不协调。结果是政治上很热，经济上很乱。三叫唯意志论。缺乏调查研究，不从实际出发，不遵循客观规律，凭主观想象决策，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局部，不顾全局，万般无奈，停下来“大修”。

搞建设要有渐进性、同步性、迂回性。渐进性讲扎实工作、量变到质变，同步性讲横向协调同步，迂回性就是说有时候要先慢下来或转个弯。总的说，就是要稳步前进。

《同身边工作人员谈城市协调发展问题》（1988年3月8日）

治理整顿决不意味着改革开放停滞不前，有些治理整顿的内容本身就是改革开放。

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符合社会实践发展的要求，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对这个根本方针，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听到什么议论，都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至于这几年的改革开放，还有没有需要进一步研究、调整的地方？我看还是有。应该说治理整顿非常必要，但治理整顿决不意味着改革开放停滞不前，更不是不要改革开放。治理整顿的最终目的是把改革开放搞得更好。有些治理整顿的内容本身就是改革开放。

《听取深圳市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0年1月30日）

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的关系，应该像风筝，放出去了，有线牵着；而不应像放生，放出去后回不来。

要放得出去，收得回来。只讲宏观控制，不讲微观搞活，那不叫控制，而叫管死；只讲微观搞活，不讲宏观控制，那就会失控，就要搞乱。控制是指能放出去，又能收回来。不放开搞活，无所谓控制；放开而失去控制，无所谓搞活。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的关系，应该像风筝，放出去了，有线牵着；而不应像放生，放出去后回不来。

放开的程度与范围，取决于控制能力。换句话说，放的内容多少、范围大小，要看控制能力的大小、强弱。放得多，放得大，是控制能力强的表现。发展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不是不要控制，不是不要计划，而是要在宏观控制的范围之内，放开、搞活。

宏观控制必须采取综合的手段。宏观控制要从全局出发，要有通盘考虑，要看到长远发展，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只看一时一事。采取的方法不能单打一，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教育的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这就是我们常讲的，经济利益、思想教育、行政干预“三管齐下”。

《在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9月7日）

对国有老企业实行外资嫁接是一条路子，但也要慎重。

对国有老企业实行外资嫁接是一条路子，但也要慎重。嫁接，也就是合资、合股，这本身没有毛病，成功嫁接的经验也很多。问题是现在外资嫁接的对象，多是我们挣钱的企业、有前途的企业，真正困难的企业谁也不来嫁接。比如，天津的夏利汽车厂，年利润十几亿，但由于一时没有流动资金，支撑不下去了，这时就有一位外商来嫁接，投入11亿人民币，要50%的股。这个工厂有多大呢？它包括总装厂、内燃机厂等5个工厂，仅原天津拖拉机厂部分，就有几平方公里地盘、上百万平方米厂房。11亿人民币就买走那么多、买走终身！我去做了工作，最后由我们的银行解决了流动资金问题。所以，不能笼而统之地说外商有资金、有技术、有市场就可以随意嫁接。

《在辽宁考察工作期间的谈话要点》（1995年4月10-16日）

 

13.科学发展观和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一致的，是反对形而上学的最好武器。

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讲的“发展是硬道理”是一脉相承又有新意。它不只是要求发展，而且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不重视发展的问题，也有一个盲目发展的问题。年轻的同志可能不清楚，年龄大一点的同志应该有印象，比如1958年“大跃进”，15年超英20年赶美，盲目追求速度，结果顾此失彼，欲速则不达，教训是深刻的。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的。毛主席说过：中国出大问题时，都是因为“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它常常是只看眼前不看长远，只看局部不看全局，只讲数量不顾质量，只讲发展不顾环境，只讲经济不顾社会，如此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认为，世界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都是不断运动不断发展的，永恒发展、永无止境，而且都是从量变到质变、从渐变到突变的，没有渐变的过程就不会有真正的突变。当然只讲渐变不讲突变也不对，是机械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所以，科学发展观和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一致的，是反对形而上学的最好武器。我对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提法，都是赞成的。有的同志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提法是取消斗争，或以某些社会事件为理由否定构建和谐社会的提法，我认为是没有道理的。和谐与不和谐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但这个斗争不是历史上“左”的那种你死我活方式。对于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比如讲团结，并不是取消斗争，因为这本身就是提醒人们抵制不利于团结的言行。再比如一对新人结婚，我们通常都是祝他们百年好合，谁都知道不是每对夫妻都能百年好合，婚后难免有摩擦、有不愉快，甚至分手，但我们也不能在结婚的时候就说你们可能过不好、过不到头。和谐毕竟是人们追求的美好目标，“天下和静在民乐”嘛！现在我们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坚持和贯彻这个理论很有意义。

《同天津市主要领导同志的谈话》（2010年4月26日）

实现可持续发展愈来愈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任务。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一个国家的人口状况、资源状况、环境状况和经济发展状况不仅与本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且最终会对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如何使经济、社会、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课题，愈来愈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各国领导人对此都负有重大责任。因此，我们在确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时，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和途径，都不能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局部不顾全局，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而应当多从全球发展的角度考虑，多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着想。滥用资源、毁坏环境、过度消费是绝对不可取的。

《会见新西兰总理希普利时的谈话》（1997年12月11日）

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要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大自然是慷慨的，它给了人类种种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大自然是苛刻的，它对无节制的索取必然给予无情的报复。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破坏自然的能量也日益增大。尊重客观规律，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全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建筑师的神圣职责。

《在国际建筑师协会第二十届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99年6月23日）

和谐共存，协调共进。

中国的“和”的思想传播到世界特别是欧洲后，受到了许多思想家的重视和推崇。早在17世纪初，英国学者罗伯特·勃顿就在其著作中称赞中国人“和平而安静”。上个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他的《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类似的看法还有很多，比如在德国学者莱布尼茨的《中国新事萃编》、法国学者伏尔泰的《风俗论》以及当代英国学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著作里，都有这方面的阐述。由于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当今时代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联系更趋紧密，世界的面貌更加快速多变、复杂多样，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融又相互激荡，不同利益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摩擦，人对自然的索取越来越多，人与自然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如此众多的共同问题和挑战，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凝聚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和谐共存、协调共进更加受到全人类的普遍关注。如何努力克服工业社会发展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端，创造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如何妥善处置经济与社会、人口与生态、资源与发展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有效化解各个国家、各种文明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保持世界的和谐与安宁；如何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这些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必须深入思考、认真对待的现实课题。了解中国的“和”的思想，可以为思索解答这些课题提供有益的启示。

《和睦相处和谐共进——在英中贸易协会举行的欢迎午宴上的演讲》（2002年5月28日）

人不能违背规律、改造规律，但人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运用规律。

无视自然规律，片面夸大人的力量，是唯意志论；听任自然摆布，否定人的能动作用，是宿命论。人不能违背规律、改造规律，但人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运用规律。 

《关于我国水的几个问题——在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10月23日）

 

14.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未来。

世界范围的生态环境问题，确实十分严重，确实令人忧虑，确实值得重视。一切负责任、有良知的人们，都应该行动起来，献身于认识自然、保护自然的崇高事业。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尽管前进的道路崎岖曲折，但世界总是向着更加文明、更加理性、更加进步的方向发展，人类创造的巨大文明必然为人类造福，而不会用来毁灭人类自己。我们对未来充满着信心。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未来。

《在国际建筑师协会第二十届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99年6月23日）

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一家破坏，大家受害。

地球是慷慨的，她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类；地球是无情的，她也报复了恣意施虐、过度索取的人类。地球是我们唯一的栖身之所，糟蹋地球就是糟蹋我们自己。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一家破坏，大家受害。我们必须联合起来，保护地球！

《会见英国副首相普雷斯科特时的谈话》（2002年5月27日）

环境问题相互影响，保护别人也就是保护自己。

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生活在一个大气层中。可以说，环境问题相互影响，一家搞坏大家受害，保护别人也就是保护自己。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积累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应当给发展中国家以切实帮助，使之少走弯路，较快达到先进水平。发展中国家则应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突破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被动模式，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统鲁滨逊时的谈话》（2000年5月17日）

环境保护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

环境保护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人类生活在一个地球上，生活在一个大气层中，很难说一个国家的污染不会跨越国界影响其他国家。比如中国的大气污染就有可能影响日本，严重到一定程度甚至可能影响美国、加拿大。而发达国家的污染也不是没有可能影响中国。共同的课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来解决。发达国家在环保问题上走过一段弯路，应当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先进的环保技术和经验，使发展中国家不再重复那些曲折，较快达到环保先进水平。开展环保合作不能过分强调各国经济利益、专利、保密等等，因为环保事业是造福人类的事业，是高尚的事业，开展这一领域的合作比什么合作都有意义。

《会见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外代表时的谈话》（1994年9月22日）

对历史负责，为未来着想。

历史表明，一个良好生态环境的形成可能需要上千年、上万年、上亿年，而对它的破坏则可能是几十年、几年乃至一朝一夕。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甚至不能得到完全恢复，致使自己或后代吞食苦果。中国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认识到，有些事情或做法在当时是有效益的，但从长远看却贻害无穷；有些事情或做法在当时看也许没有多少作用，但从长远看却意义重大。

在环境这个问题上，必须对历史负责，为未来着想。如果只顾当前、不看长远，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就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阿托帕尔时的谈话》（2001年11月15日）

教训必须记取，环境必须保护。

如果我们努力奋斗的结果，是把环境污染了，造成像周总理所讲的比原子弹还要可怕的长期危害，影响和威胁人民的健康和生命，那么我们还称得上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吗？如果我们工厂增多了，经济发展了，而环境被破坏了，到处是污水垃圾，乌烟瘴气，那么文明、整洁、现代化的新天津还能建成吗？如果我们在建设的过程中把环境破坏了，留下一个难以治理的污染了的摊子，我们还称得上是为子孙后代着想吗？如果真的是那样，我们的共同理想、远大目标还存在吗？

教训必须记取，环境必须保护，被破坏了的环境必须尽快治理，否则社会就不能继续发展，人类就难以生存。这是人类付出了巨大代价所换来的科学结论。承认这个结论，并积极地、尽早地按照这个结论办事，就可以少走弯路少花钱；不承认这个结论，因而消极、缓慢应付，还得加付“利息”。

《在天津市第五次环境保护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3月10日）

把地球搞坏了，其他搞得再好也白搭。

我们搞好环保工作必须解决几个问题：

（一）思想认识问题。这个问题不仅群众中存在，干部中包括领导干部中也存在；不仅是眼前的问题，也是长远的问题；不仅是局部的问题，也是整体的问题；不仅是少数人的问题，也是多数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把地球搞坏了，其他搞得再好也白搭。人类无法生存，一切都完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简单道理能被人接受，也比较难。因此要继续努力搞好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环境意识，使他们高度重视环境保护，自觉爱惜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二）经济利益问题。从整体上讲，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一致的，但是从局部上讲，防止、治理污染是要多花一些钱的。有些地方就是只顾自己占便宜，把污水排泄到河流中去，把废气释放到天空中去，为害社会。这种只顾局部利益、不顾社会利益的行为，从一开始就要制止住。今后建工厂，在项目设计时就要把环保这一块安排在内，适当增加这方面的投资。从眼前看环保要多花点钱，而从长远和整体来看是很合算的。

（三）组织管理问题。要搞好环保，就要加强组织管理，包括利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强制性管理。纵观世界各国环境保护的经验，没有政府实行行政和法律等强制性干预是不行的。治理环境必须在经济上有一套办法，要采取经济手段，不能谁污染谁占便宜，而必须是谁污染谁在经济上吃大亏。这个办法怎样制定，请大家继续研究。总之要使任何人在考虑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的同时，必须首先考虑到环境问题，考虑到全社会的公共利益。

（四）科学技术问题。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既有经济问题，也有科学技术即预防和治理手段的现代化问题。没有切实有效的科技手段，就不可能有环境保护的成功。当前，有许多行之有效的环保科技成果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运用，也有许多环保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从科学技术上作进一步的研究。因此，我们必须加强科学研究，尽可能地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借鉴国外一切成功的经验，解决我国环境保护中的难题。

《会见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外代表时的谈话》（1994年9月22日）

保护环境虽然有资金、技术问题，但最主要的是思想认识问题。

人类对保护环境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付出了很大代价。发展中国家需要认真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路。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有资金、技术问题，但最主要的是思想认识问题。在强调发展经济的同时就要强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增强环保意识。从技术上说，废气、废水、废渣的处理问题，现在都是可以解决的，关键是人们要高度重视。有些人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个人，不顾他人。因此，要下大力量宣传环境保护。

《会见日本前自治大臣吹田幌一行时的谈话》（1993年4月21日）

绿化造林，既是物质文明建设，又是精神文明建设；既是植树，又是树人。

绿化造林，既是物质文明建设，又是精神文明建设；既是植树，又是树人。它不但可以为国家和人民创造财富，提供木材、能源和多种林副产品，而且更重要的是林木具有多种功能、多种效益，在保护自然生态平衡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天津市义务植树动员大会上的报告》（1982年3月12日）

一个地球，一块地；一个星球，一片天。环境保护要靠大家共同努力来解决。

环境保护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普遍关注的中心话题。上个世纪人类社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如何唤起人类进一步关心这个问题，并且齐心协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紧迫而又十分困难的问题。我们举办这次会议，就是提供一个高层次讲坛，请各位朋友就绿色与环保问题充分交换意见，进行深入研讨。

一个地球，一块地；一个星球，一片天。海水没有边界地来回流动，空气不用签证地进进出出。环境保护，不仅需要各国自己的努力，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靠大家共同努力来解决。

《会见出席“二十一世纪论坛”会议外方代表时的谈话》（2001年9月4日）

海水没有边界地来回流动，空气不用签证地进进出出，环境问题更是相互影响，利害与共。

环境保护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不仅需要各国自己的努力，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中日两国作为近邻，脚踩两块地、头顶一块天，海水没有边界地来回流动，空气不用签证地进进出出，环境问题更是相互影响，利害与共。

《就“中国威胁论”等问题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采访时的谈话》（1999年12月11日）

 

21.群众最可敬，群众最可爱，群众最可怜，群众最可畏。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懂得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最终取决于群众。群众最可敬，他们有无穷无尽的力量，社会的财富靠他们来创造；群众最可爱，只要你真心实意地为他们服务，他们就真心实意地支持你；群众最可怜，他们的确有许多实际困难，但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群众最可畏，不管什么人，惹怒了他们，就可以使你垮台。对此，我们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

《在天津市人民政府第十届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3月5日）

历史是无情的，人民是公正的。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由于政治家的地位特殊，他的工作影响国计民生，他的行为对社会的发展有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因而他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的检验和人民的评论。历史是无情的，人民是公正的。只要他为人民谋了利益，办了好事，为国家为民族立了功劳，争了荣誉，人民就不会忘记他。“功过谁评说，后生定先祖。劝君莫论一时遇，九泉之下看荣辱。”

《参观南非罗本岛博物馆时的谈话》（2001年4月19日）

附：

木匠

（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后，李瑞环同志看到一幅刘少奇同志干木工活的照片时，深为感慨，写了这首题为《木匠》的诗，后发表在《建筑工人》1980年第1期。2001年参观南非罗本岛博物馆时，引用了该诗的后四句。）

一

工人握锤把，

农民扶犁耙。

学生用桌椅，

商店要台架。

衣食住行用，

样样不离他。

负箱携具千万家，

甘霖播洒满天下。

二

锛凿刨锯斧，

般般汗水煮。

大材要做小，

小料需贴补。

弯曲刮平直，

平直刻凹凸。

终日不离屑和土，

一生遭受千刀苦。

三

竭诚高屋脊，

平地妖风起。

魍魉兴魔师，

九州遭劫袭。

是非被颠倒，

世人皆发指。

哀吼之声惊寰宇，

千古奇冤须平洗。

四

人生共几何，

肉骨皆粪土。

汗血滴柱石，

大厦存千古。

功过谁评说，

后生定先祖。

劝君莫论一时遇，

九泉之下看荣辱。

 

人民是杆秤，历史是杆秤，政治家的分量最终都是由他们来衡量的。

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只有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作为自己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才会在人民心中占有位置，才会赢得人民的真诚拥护，才会在历史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人民是杆秤，历史是杆秤，政治家的分量最终都是由他们来衡量的。

《会见巴勒斯坦总统阿拉法特时的谈话》（1998年7月14日）

人生有限，政治家当权的时间也有限，要利用条件，抓住时机，为国家、为人民、为人类多做好事。

中国有句古话：“俯者易而蹴者难”。当权的政治家，由于他所处的位置、所掌握的权力，可以做很多的好事、实事，一念之兴、举手之劳，就有可能解民于倒悬，为人民谋取更多的福利。人生有限，政治家当权的时间也有限，要利用条件，抓住时机，为国家、为人民、为人类多做好事。中国人常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句话的意思是，做好事并不是为了回报。事实上，只要做了好事，人们就会不忘记他，永远怀念他。

《探望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的谈话》（1999年12月3日）

历史最终都将无情地对每个领导人作出评判。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特别是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国家的领导人，承担着重大的历史责任。领导人首先要看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视自己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历史给领导者提供了充分施展才智的机会，而领导者的所作所为又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或给人类带来福音，或给人类造成灾难。历史最终都将无情地对每个领导人作出评判。正是因此，许多领导人都十分审慎地对待自己的言行和决策，抓紧时间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

《会见德国总理科尔时的谈话》（1997年6月10日）

“上山下水问渔樵，要知民意听民谣。”

对社会情绪要高度重视，同时要认真分析。目前，群众的情绪总的讲是顺的，但实事求是地讲，社会上不满情绪不少。比较普遍的是对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有反感，对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有意见，对实际困难得不到及时解决有怨言。现在顺口溜很多，网上传闻很多。可以肯定地说，有若干个东西是没有的，但反映了一种情绪。“上山下水问渔樵，要知民意听民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重视民谣，特别是童谣。为什么是童谣呢？实际上是成年人编出来让儿童念的，儿童念出来不犯法。皇帝一听见童谣直接奔他来，就来个罪己诏。我们对顺口溜之类的东西也要重视。昨天总书记和我听一个委员讲，现在民间流传一副对子，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加水，水到渠成”，横批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类似的对子讲了若干。总之，对目前社会存在的各种情绪要重视，绝对不能麻痹大意，同时也要分析，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我们政协委员接触群众面广，了解真实情况多，可以多向中央提点建设性的意见。不能光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要说怎么对怎么行。

《看望全国政协中共界委员时的讲话》（2002年3月5日）

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得到像今天这么多的实惠，可是相当一些人的“气”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当前，对思想政治工作有两种错误认识。一种对政治思想工作否定，认为过时了、没用；而另一种则是对新情况、新变化看不惯，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两种认识一个结果，都使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对思想政治工作，一是要坚持，二是要加强和改进。应该说，我们过去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必须很好地坚持和发扬。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现在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简单地沿用过去的方法不灵了。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得到像今天这么多的实惠，可是相当一些人的“气”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这很值得我们深思。当前我们经济建设中出现一些困难，这里面有客观原因，也有我们工作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还没有形成一套适应于改革开放的道德规范，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凝聚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以及行之有效的宣传、普及、渗透这种道德规范、精神力量的方式方法。我们一些同志，习惯于一讲就是过去如何如何。当然，我不是说过去的办法都不行了，而是说不能简单、机械地照搬。我们今天要把改革开放搞好，要把经济建设推向前进，必须有一套与新形势、新情况相适应的思想政治工作，及时有效地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统一人们的思想，理顺人们的情绪，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思想舆论和社会环境。不然我们就可能陷入困境。 

《听取天津市河西区文化建设调查汇报时的谈话》（1988年5月11日）

理顺群众情绪，重要的一条是纠正我们工作中的失误

从根本上理顺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重要的一条是认真纠正我们自己工作中的失误。我们这样做了，就会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真心实意的支持，大家就会紧密团结起来，自觉自愿地过几年紧日子，和我们一道闯过面临的难关。

《同出席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干部哲学教育研讨会全体代表座谈时的讲话》（1989年10月13日）

 

23.了解客观情况，把握社情民意，是治党治国的重要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和政府的宗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一切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如果不重视民情民意，不知道人民群众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不懂得人民的利益所在，怎么能代表人民、为了人民？群众路线是我们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这条路线最基本的一点，是先当学生后当先生、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果不重视民情民意，不虚心向群众学习，不了解各方面群众的意见和看法，怎么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者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大多数、调动积极性，是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并合理地发挥出去，领导者的积极归根结底是为了群众的积极，如果不重视民情民意，不能有针对性地做群众的工作，得不到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怎么能团结大多数、调动积极性？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对领导工作的重要要求，一切正确的决策都建立在对客观情况了解的基础之上，都是对丰富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的结果，如果不重视民情民意，不集中群众的智慧，不能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怎么能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超越群众的觉悟程度、群众不愿干的事硬要他们去干，是错误的，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群众要求前进而我们不前进，也是错误的，如果不重视民情民意，不体察群众的情绪，不知道群众在想什么、希望什么，怎么能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要履行好政协职能、活跃政协工作，必须围绕国家的中心任务，把握大局大势，关注群众所关心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如果不重视民情民意，对各界群众的情况不甚了了，不能反映和表达所在界别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怎么能履行好政协职能、活跃政协工作？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解客观情况，把握社情民意，是治党治国的重要基础，是做好包括政协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的根本途径。

《在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2001年6月29日）

重视民情，顺从民意，争取民心。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已经为数不多，中国的社会主义搞得如何，不仅关系到中国自己，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回顾历史，为了寻找强国富民的真理，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制度，为了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代又一代革命先辈率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今天的局面确实来之不易。我们决不能让前辈开创的事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丢掉，而要把这份事业接过来、传下去，并尽最大的努力使之有所完善、有所发展。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有自强自立传统的民族，我们的党是一个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大党，只要我们自己没大病，自身过得硬，任何力量也奈何不了我们。我们要加强全党的团结。中国的事情办得如何，关键在党。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都要百倍珍视团结，竭力维护团结，真诚搞好团结。要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团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外历史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兴衰成败最终取决于民心的向背。重视民情，顺从民意，争取民心，使党和群众保持血肉联系，赢得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这是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是我们事业必定胜利的根本保证。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团结就是生命。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2月12日）

 

26.群众观点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

研究当今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必须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现实，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生产力观点，一个是群众观点。生产力观点深刻揭示了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这个观点，我们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群众观点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这个观点决定和影响着当代中国的许多方面，也决定和影响着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宗旨，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作为根本的工作路线，把尽心竭力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切都是群众观点在党的活动中的具体运用。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内容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民群众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了解情况，参与国家大事，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发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一切都是群众观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生动体现。群众观点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把民主政治建设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联系起来，同执政党的领导方法、工作作风联系起来，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起来，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就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在群众观点的指导下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在民主政治建设中体现群众观点，这是我国民主政治的显著特征和固有优势，也是发展我国民主政治的必然途径和基本方法。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94年3月19日）

民主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也就是把群众摆到什么位置上的问题。

民主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也就是把群众摆到什么位置上的问题。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们党正是靠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样一个根本优势起家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与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障人民享有和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根本政治制度。市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在人代会期间，人民代表讨论、决定本地方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重大事项，听取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报告，是宪法赋予人民代表的民主权利。人民政协会议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代表对国家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重大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重要组织形式。也就是说，我们党的世界观和“两会”的性质，决定了“两会”必须发扬民主，充分尊重代表的民主权利，为代表们行使民主权利创造条件。

《在参加天津“两会”的党员会议上的讲话》（1989年4月19日）

真正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要做到民主，就必须使广大群众有机会参与国家管理、有条件监督国家政权。

不能讲我们的民主多了，或者说民主搞过了。动乱闹的那一套不叫民主。真正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要做到民主，就必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使广大群众有机会参与国家管理、有条件监督国家政权。特别是对国家干部的表扬与惩处、上升与下降，都要以群众的意见为依据。只有这样，干部的眼里才有群众，而不是只看领导；才能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才不会出现重大的错误。

《在天津市领导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91年10月4日）

在我们国家充分发扬民主，既不能滥用群众的积极性，又不能搞自发的群众运动。

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也是解决各种弊端的关键环节。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看到民主一方面受国家性质、政治体制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又受经济、文化、民族的历史、人民的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过去我们研究这个问题常常离开历史和现状，离开领导和群众长期形成的观念形态。实际上，过去所说的民主，不是表现于人民群众如何当家作主，而常常表现在某些领导人的开明上，为群众说两句话，是个“清官”。一方面，是某些领导以民主的名义，做了一些违背群众意愿的事；另一方面，是群众出于某种要求和愿望自发组织起来的，向政府争取这个，争取那个。在我们国家充分发扬民主，既不能滥用群众的积极性，又不能搞自发的群众运动。要从我国长期缺乏民主传统和民主意识这个国情出发，考虑民主建设问题。正是由于这种现实，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也正是由于这种现实，我国民主建设的进程又不能太快，太快了可能要出事。总之，一方面要积极推进民主建设，一方面必须坚持稳步稳妥，不能搞片面性。

《在政治体制改革课题研讨汇报会上的谈话》（1986年9月24日）

民主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人民的愿望，也是任何一个进步政党和组织的奋斗目标。

民主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人民的愿望，也是任何一个进步政党和组织的奋斗目标。但就具体情况而言，民主又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思维方式和文明程度等因素直接联系，民主发展的程度极大地受制于这些因素发展的程度。因此，推进民主必须十分慎重，否则非但达不到目标，反而会引起与主观愿望相反的后果。

《会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时的谈话》（1993年7月9日）

我们现在民主和自由搞得还不够，要高举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不能把民主、自由的口号都给了资产阶级。

我们现在民主和自由搞得还不够，要高举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不能把民主、自由的口号都给了资产阶级。但极端民主化、自由化就不好了，无政府主义也不好了。对民主、自由的口号，马克思主义应比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解释得更加入情入理，让人们听起来更加舒服。民主和自由、集中和统一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现在有的报纸讲，“我们的民主比资本主义多多了”等，这样只是在“多少”的问题上研究是不够的。自由和“自由化”不一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要害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不是讲自由就会“自由化”。如果把自由和“自由化”等同起来，就会把气氛搞紧了。我讲过，民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又是过程。所谓民主是个过程，是指经济什么样，政治什么样，文明文化程度什么样，民主就只能是个什么样。超越经济程度、超越文明文化程度的民主，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因而民主是相对的，是个过程，是动态的，是变化的。绝对的民主、绝对的自由怎么可能存在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离开这些，就会变成唯心主义。

《同天津市新闻、文艺、出版工作者座谈时的插话》（1989年10月7日）

真正的民主不怕敌人。

真正的民主不怕敌人。我们不怕西方民主。一个国家要稳定，就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果这些措施与西方不同就被指责是不民主，这是霸道的做法，中国人民对此不屑一顾。

《会见阿拉伯艺术家联合会代表团时的谈话》（1992年3月6日）

 

我们不是民主太多，而是不太会搞。

八九政治风波后国际舆论界掀起一阵风，似乎中国不要民主，不要人权。其实不是，我们是坚持民主、人权的。去年国内也有另一种意见，说前几年民主太多了，我也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不是民主太多，而是不太会搞，高度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内容之一，没有高度民主，社会主义不可能建成。但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不能脱离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空谈民主，简单照搬西方的民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否认中国的民主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也是不对的。

《会见日本客人时的谈话》（1990年7月27日）

应该反思究竟在中国应该怎么搞民主。

现在许多西方国家都热衷于谈论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问题，在许多人印象中目前中国似乎在回避这些问题，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很长，近代经济不发达，由经济所决定的其他方面如教育及文明程度等也还不够。目前中国不是民主搞得太多或太少的问题，这种提法本身就欠准确性。目前中国所需的是加强对民主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研究。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状况以及由其历史形成的文化背景和与其相联的习惯等等会极大地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如果经济不发达，就很难一下子提高文明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以某种形式确定民主的范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去年政治风波演变成那种形势，每个中国人，从领导到群众都应该反思究竟在中国应该怎么搞民主。如要充分理解这些情况，就需要对中国的经济、文化、历史背景和具体国情有充分了解。

《在接见美国世界事务组织全国委员会代表团访华时的讲话》（1990年6月16日）

民主究竟怎么搞，应该有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标准，不能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明状况相脱离。

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是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是我们共产党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过去曾争论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其实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民主究竟怎么搞，应该有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标准，不能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明状况相脱离。中国是个大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文化教育不发达，过去相当长时期是封建社会，有一段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讲民主不能脱离这个国情，否则就不利于稳定，就会乱，就会影响民主的进程。

《在全国统战部长座谈会上的谈话》（1993年3月23日）

对民主政治建设不积极不热心是错误的，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是危险的，把发展民主看得过于简单、急于求成是会误事的。

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我说过，民主是目标，是手段，也是过程。说它是目标，因为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始终都把民主作为一个伟大目标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说它是手段，因为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积极性，才能把各族各界团结成一个整体，才能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对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实行有效的监督，从而最终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说它是过程，因为民主从来都是历史的、具体的，因而是相对的，民主必然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只能随着社会总体的发展而发展。离开条件和过程讲民主，不仅达不到民主的目的，而且会适得其反，导致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2500年前，希腊人首先提出民主这个概念，并指出民主的基本内核是让人民当家作主。2500年来，人类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严格地说，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还远没有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保证，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经历的时间不长，各方面的制约因素很多，必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能单凭良好的愿望，不能企图一蹴而就，不能简单从事。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必须积极、稳妥地开展，必须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而推进。归结起来说，否定民主对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对民主政治建设不积极不热心是错误的，不顾我国具体国情、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是危险的，把发展民主看得过于简单、急于求成是会误事的，看不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对前景缺乏信心是没有根据的。

《在全国地方政协主席座谈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997年11月27日）

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是客观需要，也有现实可能。

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必然要受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的制约。民主建设不能脱离现实，不能超越阶段，离开具体条件谈民主，不但达不到发展民主的目的，而且还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不良影响。民主必然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当前，我国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进一步提高，人们的参与意识和竞争观念日益增强，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是客观需要，也有现实可能。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94年3月19日）

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要努力做到悉心体察群众的情绪，及时了解群众的意愿，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要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要在密切联系群众的过程中，培养民主作风，增强民主意识，创造和积累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94年3月19日）

 

31.共产党是以自我批评为主要特征的党。

必须承认，学潮有大背景、小背景，有坏人、有西方敌对势力要颠覆我们，这也不是什么新闻，只是这几年我们自己忘了。同时也得承认，我们的工作确实有相当多的失误，所以造成了脱离群众。这次也是我们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暴露，群众对我们不满的爆发，这种气氛被坏人利用了。你搞得好，坏人不敢表演，他插不进手来，招不了兵，买不了马；搞不好就会给他们提供条件，结果成了气候。共产党是以自我批评为主要特征的党，要认真从自己方面找找教训，群众对我们不满意的、我们确实存在的毛病，都要认真改。

《会见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刘吉、曲啸、李燕杰、李永田四同志时的谈话》（1989年10月14日）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党靠自我批评治病，靠自我批评强大，靠自我批评前进，靠自我批评胜利。

当领导还要多做自我批评。批评，哪个党都有，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反对党就是专门批评人家的。只有勇于自我批评才是我们党与其他任何政党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这是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讲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党靠自我批评治病，靠自我批评强大，靠自我批评前进，靠自我批评胜利。自我批评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丢掉了自我批评就是灭亡。对一个干部来说，勇于自我批评，是他进步的开端。一个进步快的人，常常是善于自我批评、善于从自己的失败或错误中学习的人，他的威信也决不会因此而降低。

《听取湖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0年11月18日）

开展批评，是我们党领导的事业及自身建设的需要，也是我们党有自信心、有力量的表现。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不是不要批评报道。重视和改进批评报道，同样是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党性原则决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包括新闻批评，是我们党的建设的重要法宝之一，是我们党克服消极思想侵袭、保持健康肌体的有力武器。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历来重视在报刊上开展批评。早在建国初期，中央针对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的新情况，专门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又进一步明确规定：“把报纸是否充分地开展了批评、批评是否正确和干部是否热烈欢迎并坚决保护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作为衡量报纸的党性、衡量党内民主生活和党委领导强弱的尺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党的这一传统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1981年1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再次重申：“各级党委要善于运用报刊开展批评，推动工作。”开展批评，是我们党领导的事业及自身建设的需要，也是我们党有自信心、有力量的表现。因此，批评报道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坚持和改进的问题。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1989年11月25日）

没有批评的领导班子必然是涣散软弱的领导班子。

从一般的道理上讲，任何一个人，他的时间有限、实践有限，因此，他的思想认识总难免有局限性、片面性，这就需要别人帮助，批评就是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人都要帮助人，人人需要人帮助，也可以说，人人需要批评。从另外的意义上讲，由于人们的立场、世界观的原因，有些人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了动摇，他们的言行背离了革命原则和利益。对这种现象，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危害我们的事业，我们就应当对他们进行批评，这既是维护革命的利益，也是爱护同志。作为一个领导班子，如果没有批评，就不会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和统一领导。就一般来讲，对一些问题总是有这样和那样的看法，有正确的也会有错误的，有全面的也会有片面的，这就需要大家讨论和协商，反对或纠正错误的，最后达到统一，这个过程中就难免有批评。领导班子成员说话和办事，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为了不造成大的影响和损失，就要纠正，其中也要有批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领导班子的一致和正确。所以，没有批评的领导班子必然是涣散软弱的领导班子。

《在天津市基建系统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1年11月2日）

工作中常常碰到两种人：一种是顺着捧的，一种是顶着干的。顺着捧的常常使我们上当吃亏。

我们领导者在工作中常常碰到两种人：一种是顺着捧的，一种是顶着干的。一般来说，对顶着干的，我们比较注意；对顺着捧的，我们则常常上当吃亏。不信可以回头想想看。我和一些同志说过：必须设法改变这种情况，即当某个领导人在台上的时候什么都是正确的，有错误也没有人提，致使铸成大错，造成大的损失之后再来算总账。

《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1990年12月13日）

对说尖锐话的人、反对话的人不要在意，更不要怕。

我在天津工作时，和大学的学生对话前，管教育的同志打算找一帮积极分子、团干部、学生会干部，说找那些意见多的人没法控制局面，怕下不了台。我说，就找那些自命不凡的、最有意见的人来对话，连几个学生都应对不了还当什么市长！于是找了一帮有见解的、自视很高的学生对话。结果他们说“说不过我”。我说：“什么叫说不过我？有理尽可以讲嘛！还是你们没理啊。如果有理还说不过我，说明你们本事还是不行啊。”对话结束时我说：“第一，你们把自己看得太高。你们天天发牢骚、瞎闹腾，其实你们才读了几本书，有多大的本事？第二，你们把自己看得太低。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你们，你们是国家的栋梁，但你们总是把自己放在普通老百姓和旁观者的位置上。”我还说：“从对话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你们当中一定会有栋梁之才；第二，你们当中一定会有平庸之辈；第三，你们当中难免会出不肖之徒。”这些学生最后还给我鼓了掌。所以，对说尖锐话的人、反对话的人不要在意，更不要怕。

《听取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2000年2月24日）

我们要主动拿镜子照自己，自揭己短。

搞好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是要搞好自我批评。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主席这里没讲批评，因为批评别人，任何政党都会，外国反对党专门批别人。我们承认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批评的目的是促进自我批评。没有自我批评，批评就达不到目的。因此我们要主动拿镜子照自己，自揭己短，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自我批评。只有这样，班子的其他成员也才会剖析自己。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始终坚持与人为善，共同进步。

《听取河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9年4月16日）

一把手应该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把手。

批评与自我批评对领导者、有权人特别重要。他地位高、有权力、影响大，纠正他一个人的错误可以为很多人谋利益。对领导人开展批评很不容易，如果领导者自己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你的批评也没有意义；如果被批评者心胸狭窄，还会给今后带来许多麻烦。如果领导者之间不能开展经常的、诚恳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定会影响团结，也不会有真正的团结，因而也一定会影响工作。一把手最关键。可以把一把手组织起来，专门研究一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从理论到实践真正学懂弄通，使他们懂得一把手应该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把手。我讲过，领导身边一定要有几个有见解、敢直言、联系面广的人。这种人一定是公道正派、为人民负责的，同时也是领导信得过的人，他们可以随时纠正领导者的错误。当然，这样的人很难找，但这件事很重要。

《同天津市委组织部门同志的谈话》（1987年12月2日）

批评必须注意方式，首先要出于善意，第二要掌握事实，第三要注意方法。

批评必须注意方式，首先要出于善意，第二要掌握事实，第三要注意方法，要区别情况，具体对待。帮助一个同志改正错误，需要批评，也需要自我批评。按照内因是根据的原理，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自我批评。因此，我们在批评人时，要讲究方式，要进行科学的分析，要合情合理。我们不但要强调勇于、善于批评别人，同时还要注意虚心接受批评，勇于做自我批评。

《在天津市基建系统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1年11月2日）

对有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欢迎和鼓励他们进行诚恳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解决思想战线混乱问题，主要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对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要旗帜鲜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理论水平。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要十分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批判，以及斗争的方法，绝不能重复。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参加讨论和批评的人，首先要对讨论和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对有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给他们时间认真考虑，允许他们合情合理地澄清事实，进行合乎情理的申辩，尤其要欢迎和鼓励他们进行诚恳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天津市青联和学联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提纲》（1983年10月29日）

有批评，还要有谅解。

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在地讲，比过去少，既不像过去那样经常，也不像过去那样直截了当。这是个重要问题，必须认真改正。与此同时，有批评，还要有谅解。毛主席讲过，团结、谅解、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在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与插话》（1986年2月21日）

 

32.常想缺点不足处，少犯错误多进步。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特征，是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重要途径，是我们党解决内部矛盾的方法。任何人、任何政党都会有错误，错误只有通过揭露，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改正。有无自我批评是党性强不强的一个标志，是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必然条件。常想缺点不足处，少犯错误多进步。没有自我批评的人往往是搞不好团结的人，搞好团结需要检讨和纠正自己的毛病；没有自我批评的人往往是脱离群众的人，搞好群众关系要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包括批评意见；没有自我批评的人往往是进步和提高慢的人，因为进步是克服落后的结果，提高是相对过去不高的差别。综合上述，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每个革命同志不可缺少的武器，也是克服领导班子涣散软弱状态的基本途径。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批评，学会批评，养成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习惯。

《在天津市基建系统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1年11月2日）

掌声、歌颂未必真帮忙，批评、反对不一定都添乱。

统一战线是同和异的结合，在大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允许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价值观念。如果统一战线组织内不允许讲不同意见，统一战线就等于虚设，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冷静地想一想，掌声、歌颂未必真帮忙，批评、反对不一定都添乱。形势如何发展，局面怎么演变，关键取决于我们自己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把自身形象搞好。事实上，目前党内的意见不比党外少，以往政协会上党内委员的发言常常比党外人士尖锐得多。有法律在，有章程在，开会当中你不能不让人讲话。

《听取中央统战部汇报时的谈话》（2002年2月1日）

要勇于自以为非，不要自以为是。

要善于吸纳意见，多听意见，听各种意见特别是听和自己不同的意见，择善而从之。要勇于自以为非，不要自以为是，一经发现自己的错误就及时果断地进行纠正。人的成长进步就是在不断地自以为非、不断地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实现的。

《在全国地方政协工作经验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2001年12月6日）

一个认为自己过去的一切都好的人，一定是进步不快的人。

总结经验不仅是总结自己的，也包括吸收别人的。无论是建筑还是其他，一个人的本事大小，不仅在于从自己的实践过程中来增长才干，还要能把别人的智慧吸收变为自己的。善于不善于吸收别人的经验是一个人能不能提高和进步的重要一条。这也就是我们讲虚心使人进步的原因。总结经验既要肯定成绩，也要找出毛病、找出不足。任何一项工作，不管你怎么努力总是存在不足，特别是像设计这样的工作。完全理想的、完美无缺的事情是不可能的。进步和提高是相对过去的水平而言的。我们的进步是在不断地寻找和克服过去不足的过程中来进步，我们的提高是在不断地寻找和克服过去的那些毛病中来提高。一个认为自己过去的一切都好的人，一定是进步不快的人。所以我希望要把总结经验形成一个制度，形成一个习惯，形成一个风气。任何事情做完以后，总是应该讲上那么一、二、三、四几条。经常自我做检讨，事过之后找一找，好坏对错明白了，以后办事会更好。

《在天津市建筑设计院科技干部会上的讲话》（1985年1月10日）

认为个人对凡事都能说明白的人，这个人一定是不明白。若干人就是因为老认为自己什么都明白，最后做了很多糊涂事。

全国政协如何加强与港澳委员的联系，委员如何在符合基本法和港澳法律的条件下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等等，说起来似乎都是明白的，但具体操作起来又是不太明白的，有些问题现在连说也还说不明白的。有人会讲，这不都糊涂了吗？实实在在地说，现在有些问题真的就是说不明白。你们可能说明白了，反正我是说不明白。有人会讲，你当政协主席，对政协的事都说不明白，这算什么主席啊？我倒以为，认为个人对凡事都能说明白的人，这个人一定是不明白。若干人就是因为老认为自己什么都明白，最后做了很多糊涂事。这叫作“假明白真糊涂”。正是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有那么多智慧，所以才要那么多人、那么多委员、那么多界别共同协商，共同探讨。

《同全国政协港澳委员座谈时的谈话》（1998年3月7日）

如果听到的都是歌功颂德，久而久之就会忘乎所以，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更谈不上自我批评，那么就会犯更多更大的错误。

从目前批评报道的实际状况看，既有新闻单位不大善于批评的问题，也有被批评者包括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不习惯不适应批评的问题。有些被批评的部门、单位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于是就到处说情，或设置障碍，使健康的批评报道也难以正常进行。这种状况应当通过各方面的努力，逐步加以改变。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是我们纠正错误、团结群众的锐利武器。过去我们靠这个武器夺取无数胜利，今后还要靠这个武器。新闻批评不同于一般的批评，因此新闻单位发表批评性报道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以热情帮助解决问题的态度，选择具有普遍教育意义的、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不仅要注意问题的合理性，而且要注意问题解决的可能性。同时，批评报道的事实一定要准确，对问题的分析要客观。凡涉及重大问题的批评报道，要同有关上级或主管部门联系，并听取被批评者的意见，核查事实。中央新闻单位在批评报道中涉及地方时，要多与地方党政领导机关通气、协调，多尊重他们的意见。新闻工作者不要把自己放在“裁判官”的位置。批评报道出现失误应公开更正。从被批评者来说，尤其是作为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要正确理解。一个单位、一个人如果听到的都是歌功颂德，久而久之就会忘乎所以，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更谈不上自我批评，那么就会犯更多更大的错误。有一点批评只能使他们头脑清醒，增加对批评的承受能力，自觉地拿起批评的武器，依靠舆论的力量，弘扬正气，打击邪气，推动工作。

《同起草班子谈起草〈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1989年11月20日）

一个干部在台上的时候，是满台锣鼓响，一片赞扬声；一旦下台，意见就全来了。为什么？就是在台上的时候不让人家提意见或人家不敢真提。

我们党的组织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它是同群众路线相贯通的。共产党不把民主集中制完善起来，就很难谈得上联系群众。现在在执行民主集中制上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发扬民主、接受党内外监督方面，问题还不少。比如，有些领导干部，口头上讲要听取群众的意见，而要真提意见就不高兴；口头上说要尊重多数人的意见，而在自己孤立的时候又大讲“真理”在少数人手里，而不去想一想自己的意见到底是否是真理，怎样经过民主集中制来取得多数人的同意。总之，不听群众意见，不看实践效果，翻来覆去怎么讲都是自己常有理。一个干部在台上的时候，是满台锣鼓响，一片赞扬声；一旦下台，意见就全来了。为什么？就是在台上的时候不让人家提意见或人家不敢真提。我们现在研究问题，有些命题提出来了，包括民主的问题、集中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等等，但好多研究都还是仅仅证明已经作出的决策和判断。你那个政策出来，它去证明这是对的；当你说这个政策错了，它又证明早就该批。类似的现象很多，而且在重复着。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我们发扬民主还不够充分，党的自我制约的能力还比较差，因而也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如何进一步发扬民主，健全党的制约机制的大问题。

《同津冀鲁三省市党委负责同志座谈时的讲话》（1990年2月27日）

什么问题都是完全统一，没有不同声音，并不正常。一呼百应、一言九鼎，久而久之必犯错误。

一个班子里对一些问题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通过讨论或争论，可能统一了认识，也可能统一不了，最后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允许保留意见。这就是民主集中制。这样就可以集中大家的智慧，避免或减少失误。现在，有的班子讨论问题很少有不同意见，没有议论、没有争论，讨论就是表态。有人以为这样很好、是团结的班子。其实，这样并不好，这样的班子也不是真正团结的班子。什么问题都是完全统一，没有不同声音，并不正常。一呼百应、一言九鼎，久而久之必犯错误。毛主席让领导干部看柳宗元的《敌戒》，就是说没有敌人、没有对立面、没有不同声音，容易懈怠，容易自以为是，容易犯错误。古往今来一些有功绩、有威望、有水平的“大人物”后来犯了大错误，犯非常幼稚的错误，就是他听不得不同的意见，也没有人敢向他提出不同意见。

《同天津市委组织部负责人谈选人配班子问题》（1987年12月10日）

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头脑清醒，不要因听好话而忽视我们的困难，忽视我们现存的缺点和问题。

现在，人们对去年的拆除临建棚工作是肯定的、满意的，广大群众说了我们很多好话。如何对待这些好话，第一，我们不能反对，人家是真心好意，反对不通情理；第二，好话在当前还有用，它可以振奋精神，增强信心；第三，目前我们的威信还不太高，也有那么一些人无事生非，故意给领导抹黑，群众的好话可以挤占他们一些市场；第四，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头脑清醒，不要因听好话而忽视我们的困难，忽视我们现存的缺点和问题。

《在城建系统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82年1月20日）

在估价成绩和失误时，不因成绩巨大而忌言失误，也不因揭露失误而抹煞成绩。

小平同志讲，要冷静地总结过去、思考未来。总结经验，是一个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要真正实事求是地总结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活动，必须做到在估价成绩和失误时，不因成绩巨大而忌言失误，也不因揭露失误而抹煞成绩；在对待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幼芽时，既肯定、保护、扶植，又不忘去掉附着在它身上的旧事物残片；在处理两难选择的问题时，既要果断，又要瞻前顾后，使之对全局产生有利影响，并为今后的发展作一些铺垫。所有这些，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

《同出席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干部哲学教育研讨会全体代表座谈时的讲话》（1989年10月13日）

要有上进心、求知欲、责任感；要珍惜时间、抓紧时间、有效利用时间；要广交往、慎交友、近好人、远小人；要养成检讨自己的习惯。

19岁上大学，这是你人生的重大转折。从此你变成了大人，变成了知识分子。你开始独立自主了。别人对你也开始变了：照顾少了，要求高了。你要适应这个变化。要有上进心、求知欲、责任感；要珍惜时间、抓紧时间、有效利用时间；要广交往、慎交友、近好人、远小人；要养成检讨自己的习惯，经常检讨，一事一检讨，一天一检讨。此后，你会变得越来越明白，而我们会变得越来越糊涂，但希望你变得比我们明白的时候还明白。望你自尊、自信、自强不息。

《给孙子老虎（小名）19岁生日的赠言》（2005年7月12日）

 

34.统一战线要坚持求同存异、体谅包容。

可以这样说，求同存异、体谅包容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心。我们过去出问题常常在这两个方面。从统一战线的历史看，有忽视“求同”的错误，但主要的还是不能“存异”的错误，以“同”的重要性来否定“异”的必要性，打着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旗号，结果损害了统战工作的大局，给我们带来巨大损失。能不能“存异”，我看很重要的一条，在于能不能体谅包容。做统战工作，就是要宽容一点、谅解一点、豁达一点、“糊涂”一点，就是要听得进、容得下、想得开。对于有些人提出的不同意见包括比较刺耳、比较尖锐的，要听得进；对于有些人在信仰上、世界观上以及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上同我们的差别，要容得下；对于那些反对过我们并被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给以适当安排，也要想得开。这是我们的气度，是我们的胸襟，也是我们的原则和品格。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有70多年正反两方面经验和50年执政历史的大党，当前正在从事一场前无古人而又异常艰巨复杂的伟大事业。我们应当有超越前人的远大眼光和宽阔胸怀。必须使我们的干部懂得，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也会有毛病。有的毛病自己看得见，有的毛病自己看不见；有的毛病自己能治，有的毛病还要请人帮忙。我们说“欢迎批评”，这是真心话。

《在讨论起草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班座谈会讲话稿时的发言》（1999年10月27日）

统一战线仍然是我们党的一大法宝。

在新形势下，统一战线仍然是我们党的一大法宝，其范围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对象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一句话，统一战线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3年11月5日）

统一战线是“同”和“异”的矛盾统一体。没有“同”，就建立不起统一战线；没有“异”，就没有必要建立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同”和“异”的矛盾统一体。“同”主要是统一战线成员基于共同利益而确立的共同目标和要求。没有“同”，就建立不起统一战线。“异”主要是统一战线成员间在信仰上、世界观上、具体利益和要求上以及其他方面存在的差别。没有“异”，就没有必要建立统一战线。统战工作，既要“求同”，也要“存异”，二者不可偏废。统一战线的首要任务是“求同”。对于共产党来说，放弃“求同”，就是放弃方向，放弃领导，放弃工作。为此，统战工作必须保持政治坚定、头脑清醒，主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开展教育引导工作，不断提高统战对象为实现共同目标团结奋斗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对不利于实现大目标、有损于共同政治基础的倾向，要坦诚、负责地给予指出，热情、及时地帮助纠正。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存异”。在统一战线中，有些差异可以通过工作加以限制、缩小乃至转化，但有些差异是应当而且可以长期存在的。比如，党派之间的差异，信仰之间的差异，民族之间的差异，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差异，等等。有些人正是由于同我们之间存在差异，才成为统战对象。如果否定这些差异，不能“存异”，也就否定了统一战线存在的理由。

《在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班座谈会上的讲话》（1999年11月2日）

为了大目标需要大团结，实现大团结需要大目标。

人民这个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毛泽东同志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毛泽东文集》，第7卷，2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由毛主席这段话可以看出，人民的概念是由革命和建设的大目标决定的，大目标改变，人民的概念也会改变。然而不管大目标和人民概念怎么改变，人民创造历史这一基本观点不能改变，为了大目标需要大团结、实现大团结需要大目标这个道理也不能改变。人民总是分为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总是既有社会基本群众，又有其他方面的人群。这些其他方面的人群，在大目标上同我们是基本一致的，但在信仰上、在世界观上、在具体的利益和要求上又同我们不尽一致。这些人虽然总体数量不是很多，但是有相当的社会能量和政治影响，对实现大目标有其特殊的作用。我们所说的“人民”包括他们，“人民创造历史”包括他们，“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也包括他们。当然，我们始终重视依靠基本群众，但是如果少了其他方面的人群，我们的“人民”就构不成一个整体，我们的团结就够不上“大团结”。而实现同他们的团结，不能采用共产党内的办法，也不能采用一般的群众工作办法，只能采用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的办法，就是通过求同存异、合作共事、平等协商、交友联谊，同他们团结、联合起来，为大目标而奋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也只有这样，统一战线工作对象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与影响，才能在人民创造历史的进程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班座谈会上的讲话》（1999年11月2日）

有了大目标，大团结大联合才有广泛的基础；围绕大目标，才能超越分歧、凝聚人心。

实现大团结大联合，说到底离不开大目标。有了大目标，大团结大联合才有广泛的基础，统一战线才有前进的方向；围绕大目标，才能超越分歧、凝聚人心，把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海内海外所有中华儿女都团结起来、联合起来。

《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12月6日）

求同存异、交心通气、广泛联系、合作共事。

人们的思想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各种差异、各种矛盾、各种不同的看法是存在的，所以需要做工作。但这种工作，不能像过去搞阶级斗争那样。要求同存异、交心通气、广泛联系、合作共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民主党派、无党派及其他人士，都应该学会求同存异。我们的大目标是一致的，允许有不同意见存在。作为共产党的干部，在和党外人士相处中，应该诚恳待人、平等待人、宽厚待人、依理待人。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在〈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学习纲要〉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21日）

说民主党派的思想认识同我们完全一致，空前统一，如果真是这样，还要统战部干什么？

有些干部由于缺乏基本知识，常常说外行话，比如，说民主党派的思想认识同我们完全一致，空前统一。如果真是这样，还要统战部干什么？统战部做工作不是为了把人家特殊的、必须存在的东西做光了，都和我们共产党一样了。如果真是这样，统战部存在的理由也就没有了。

《同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1998年2月13日）

对民主党派中个别人的不当言论，不要大惊小怪，更不要简单地同民主党派组织联系起来，你一联系，就会带来紧张气氛。

当前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观点、意见，这种情况当然在民主党派成员中也会有所反映。但有错误倾向的人是少数，有极端言论的更是个别人。近些年民主党派的情况是好的，各民主党派中央换届后，新的领导班子也是很稳重的，主要领导人的头脑是很清醒的。对民主党派中个别人的不当言论，要进行必要的教育，但同时要看到这类问题总是会有的，不要大惊小怪，更不要简单地同民主党派组织联系起来，你一联系，就会带来紧张气氛。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党内一些同志至今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必要性缺乏认识，存在“清一色”的思想。比如，不赞成各方面条件较好的人加入民主党派。如果不能有一定数量的优秀人才加入民主党派，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怎么存在和发展？如果民主党派成员的水平都很低，多党合作的水平怎么能提高?

《同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1999年1月20日）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就要以对方的存在、发展为前提和条件。“肝胆相照”，光有“肝”没有“胆”，怎么“相照”？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所谓基本制度，我理解就是能够影响其他制度的制度，是长期不变的制度。我们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就要以对方的存在、发展为前提和条件。“肝胆相照”，要有“肝”有“胆”，光有“肝”没有“胆”，怎么“相照”？

《在全国统战部长座谈会上的谈话》（1993年3月23日）

做统战工作的同志始终应当注意，不要官气十足、盛气凌人。

做统战工作的同志始终应当注意，不要官气十足、盛气凌人，而要诚恳宽厚、热情谦和；不要自以为是、高人一等，而要平等商量、互相切磋；不要包办代替、横加干预，而要充分尊重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处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

《同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1998年2月13日）

统战干部要形象好、人缘好、富有人格的力量。

统战干部与从事其他工作的干部一样，要求具备许多基本的条件，如思想觉悟、文化素质、办事能力等等。但是统战干部还应当具备一些特殊的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形象好、人缘好、富有人格的力量。

就一般来讲，我们做人的工作一要靠真理的力量，二要靠人格的力量。所谓真理的力量，就是所宣传所提倡的东西合乎客观实际，体现人民利益，代表社会正义，反映时代潮流；所谓人格的力量，就是以身作则，带头实践共同目标和道德标准，具有感召力和亲和力，令人心悦诚服、愿意接近。在我们工作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同样的话，有的人去说是“一言九鼎”，有的人去说却“一文不值”；同样的事，有的人去办就顺利，有的人去办就困难。

对统战干部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形象好、人缘好、富有人格的力量，是因为，统战工作是联系、团结的工作，如果你让别人见了感到别扭，避之唯恐不及，本身就是“裂变”因素，怎么能去联系人、团结人呢？统战工作常用的是平等、商量的方式，如果你居高临下，作风霸道，把个人意见强加于人，怎么能同别人合作共事呢？统战工作主要是靠带动、靠影响，如果你言行不一，不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你讲的道理怎么能使别人信服呢？统战干部具有桥梁、纽带的作用，如果你的言行违背党的宗旨，不能使人感受到党的正确和温暖，党的方针政策又怎么能很好地得到贯彻落实呢？因此，形象问题、人缘问题、人格力量问题，对统战干部来讲，不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而是涉及统战工作能否真正收到实效、统一战线能否巩固和发展的大问题。统一战线工作重视发挥人格的力量，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经验。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一大批党外人士之所以冒着各种危险聚集在我们党的旗帜下，倾心支持我们的事业，同我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固然是因为我们党有正确的政治主张，也是与我们党有许多像周恩来那样高风亮节、富有人格魅力的同志相联系的。很多党外朋友说，同周恩来在一起“如沐春风”。现在统一战线工作的环境、对象、任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个优良传统和重要经验决不能忘记、决不能丢掉，必须努力继承和发扬。

《在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班座谈会上的讲话》（1999年11月2日）

 

50.弘扬中华民族“和”的思想。

了解是友谊的前提，了解是合作的基础，了解包括对现状的了解也包括对历史的了解，包括对经济的了解也包括对政治的了解、文化的了解，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因为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劳动、智慧的结晶，是构成一个民族自身特色的重要内容，是维系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纽带。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西周时期，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更是经常运用“和”的概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管子提出“畜之以道，则民和”；老子提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中庸》提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等等。“和”不是盲从附和，不是不分是非，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和”的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由于“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现在，我们所说的“和”，包括了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

《和睦相处和谐共进——在英中贸易协会举行的欢迎午宴上的演讲》（2002年5月28日）

“和”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

“和”的思想、“和为贵”的思想不是不分是非，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它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只有不同的调味品的结合，才能做出美味佳肴，只有不同的音调的交响，才能奏出动听的音乐。“和为贵”就是一切以“和”为依归，以“和”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争论也好，谅解也好，一切都是为了“和”，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和谐共存、协调渐进。而这些和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一致的。

《同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文稿起草人员的谈话》（1996年1月）

“和 为 贵”。

和睦的人际关系是实现大联合的重要条件。我们的祖先历来重视“和”，崇尚“人和”，主张“和为贵”。和谐、和气、祥和、谦和等话语，在城市、农村里，在公众舆论、私人往来中，都能时常听到。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词句，在生活、工作中，在讲话、文章里，仍然经常使用。“和为贵”的观念世代相传，潜移默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今天，我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们的奋斗目标是共同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应当使这一传统美德更加发扬光大，人们之间应当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关心，形成和发展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当然，讲“和为贵”不是不分是非、不要原则。对违反国家法律、损害人民利益、制造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各种行为，我们必须坚决反对。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96年3月13日）

“天人合一”主张万事万物和谐共存，与现在讲的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一致的。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比如“天人合一”思想，我们过去只是片面地理解，把它当成一种唯心的东西加以批判，当成一种糟粕加以抛弃。相当长时期以来，人们认为什么毒蛇呀猛兽呀都是人类的天敌，都应该消灭。现在才发现，自然界所有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所有东西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就有主张自然与人类亲契合一、主张万事万物和谐共存的内容。这种思想是多么重要，咱们老祖宗是多么英明呀！现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炒得非常热，其实它们的内涵就是“天人合一”嘛！

《看望政协文艺界委员时的讲话》（2002年3月7日）

“家和万事兴”。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整个国家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始终把稳定作为发展各项事业的前提和条件，非常注意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切实把握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承受的程度，精心维护来之不易的团结稳定的局面。中国人有一句口头语，叫“家和万事兴”。一个国家只有团结稳定，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充满和气，人们才能一心一意搞建设、谋发展，才能把经济工作搞上去。

《会见斯洛文尼亚总统库昌时的谈话》（2002年5月21日）

 

“和”的思想，也是经商之道、发财之道、发展之道。

“和”的思想作为中华民族普遍具有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工作、交往、处世乃至内政和外交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天人调谐”，人是大自然和谐整体的一部分，又是一个能动的主体，人必须改造自然又顺应自然，与自然圆融无间、共生共荣；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要求“和睦相处”，待人诚恳、宽厚，互相关心、理解，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建立团结、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表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崇尚“合群济众”，社会由个人所组成，个人离不开社会，应当尊重个性、鼓励个人的追求和创造，又必须融入集体、把个人的目标同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表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倡导“协和万邦”，国家间应当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礼尚往来，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国际争端要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各国之间应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表现在各种文明的关系上，主张“善解能容”，各种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都对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不应当相互排斥，而应当彼此尊重、相互学习、保持特色、共同进步。在座的各位多是经商的，是从事经济贸易的，做生意要讲发财、讲发展。怎么样发财、发展呢？“和”的思想认为“和气生财”，只有通过商量沟通工作，营造出合作共事的良好氛围与环境，才容易把生意做成、做好。“君子聚财取之有道”，合作是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坑害对方就等于破坏合作，应以互惠互利为目的，谋取双赢。做生意要着眼整体、看到长远，即使一时达不成协议，也不能伤了和气，“买卖不成仁义在”，如此等等。“和”的思想，也是经商之道、发财之道、发展之道。

《和睦相处和谐共进——在英中贸易协会举行的欢迎午宴上的演讲》（2002年5月28日）

两岸关系中，“和”最重要。

现在两岸关系中，“和”最重要。（星云：和则共融。）过去主张一切都“对立”时，看对方都看毛病，越看越不顺眼。结果你骂我，我骂你，越走越远。现在则相反，你来看我好的地方，我来看你好的地方，旅游就是专看好的地方，这样就会越走越近。

《会见台湾星云大师时的谈话》（2008年8月8日）

“和尚”，就是以“和”为“尚”。

的确应该多讲“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很得人心的话。佛教也是讲和谐的，你们“和尚”，就是以“和”为“尚”。用“以和为尚”解释“和谐社会”也是贴切的。

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对立统一规律，什么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但过去只讲对立，不讲统一，把“对立”理解为“斗争”绝对化；只讲你死我活，不讲相反相成，什么事情都要斗；只讲斗争的绝对性，不讲斗争的多样性，结果运动不断、斗争没完，反而把“和”说成是没原则、抹稀泥、立场不坚定。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和”的状态，“和”是常态，许多事物都是和的结果。比如，一个乐队是“和”，一场宴席是“和”，一道菜也是“和”。没有若干原料聚合在一起，能做成一道菜吗？（星云：素食里的罗汉菜就是这样。）一杯水也是“和”，氢和氧合在一起，才构成水。斗争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但什么是斗争？佛教里讲经，把邪恶的人引导转变过来，这也是斗争。斗争、对立，并不都是消灭对方，你死我活。

《会见台湾星云大师时的谈话》（2008年8月8日）

多想想别人，多想想大局，多一些尊重理解，多一些体谅包容。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提倡“和合”，强调团结。

人和、祥和、和睦、和谐、和以处众、和衷共济、和气生财、内和外顺等词语经常使用，随处可见。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团结就是生命，人们经常讲，反复讲，到处讲，常讲常新。古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汉朝时，京城田氏三兄弟田真、田庆和田广，一直和睦相处，庭院中有棵紫荆树，也长得花繁叶茂，但后来他们闹别扭，要分家，紫荆一夜之间就枯萎了。兄弟三人大为震惊、大受感动，于是兄弟不再分家，和好如初，紫荆花又盛开如故。晋代陆机作诗说：“三荆欢同株，四鸟悲异林。”唐代李白感慨道：“田氏仓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上面讲的紫荆花，和作为香港区旗区徽标志的紫荆花是不是一个品种，我没有考证；上面讲的故事，是体现“天人感应”思想的一个传说，未必真有其事。但这个故事所表达的道理，的确发人深思。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之所以历经磨难而绵延不衰，屡处逆境而昂扬奋起，就是因为有许多这样博大深邃的思想，有一种内在的强大凝聚力。当今中国要发展、要振兴，必须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特别要倡导“和合”，强调团结。我看香港也是如此，最最重要的是加强团结。唯团结才能稳定，唯团结稳定才能发展繁荣。香港也只有团结稳定、发展繁荣，才能为我们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香港地方很小，容易磕磕碰碰；香港讲市场经济，难免你赔我赚。我希望大家多想想别人，多想想大局，多一些尊重理解，多一些体谅包容，团结起来把香港的事情办得更好。

《会见香港各界知名人士时的讲话》（2000年11月7日）

如果不重视协调，不善于协调，不能及时、有效地加以协调，就会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都是在平衡与不平衡、协调与不协调的矛盾运动中变化发展的。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自然界按照自然法则自发地调节、演化和发展。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后，产生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也就有了自觉的协调活动。历史发展到今天，整个世界呈现出快速多变、复杂多样的特点，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融又相互激荡，不同利益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摩擦，人对自然的索取越来越多，人与自然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和谐共存、协调共进的问题已经成为人类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不同群体、不同行业、不同地域间的差异和矛盾错综复杂，协调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重。应当看到，我国现阶段的各种社会矛盾多属于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主要的大量的要靠协调工作。如果不重视协调，不善于协调，不能及时、有效地加以协调，就会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协调的思想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和衷共济”、“兼容并包”、“厚德载物”、“天人合一”等许多人所熟知的成语，都包含着和谐、协调的意思。强调协调的作用，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也符合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2002年3月13日）

 

58.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

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应该是诚恳宽厚、平等互助、团结友爱、和谐融洽的新型关系。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是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的一个基本方法。建设这种新型关系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目标，同时又是一个过程。思想政治工作在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同时，必须积极为建立这种社会主义的新型人际关系服务。

《就起草〈关于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1990年5月10日）

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是党的根本宗旨和群众观点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体现。

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历来强调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就决定了必须把人民群众放在主人的地位，在任何工作中都要正确地对待人民群众。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就是坚持这一根本宗旨和群众观点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体现。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只有努力使一个个人感到受到尊重、理解、关心，才能启发他们自觉地提高主人翁责任感，接受党的思想政治引导，发扬积极创造精神，克服自己身上消极的东西。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才是真正有效的。尊重人，就是要平等待人，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理解人，就是要理解每个人的具体处境和个性，承认人们不同的性格、爱好和兴趣。关心人，就是要对人满腔热情、诚恳宽厚，为人排忧解难。只有这样，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人们心里去，尽可能地使更多的人高兴、舒畅，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让各阶层的人都能在四化建设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是我们几十年来，在处理人民内部和革命队伍内部关系问题上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是否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这是检验我们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是否真正相信、依靠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衡量思想政治工作干部是否合格的一个起码条件。

《在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六次年会上的讲话》（1990年5月18日）

中国的优势还在于讲政治、讲思想、讲人，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思想，单讲钱，是不行的。

我们必须肯定地说这样一句话，不管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怎么搞，不管物质鼓励的作用有多大，在中国这样的制度下离开思想政治工作是不行的。我们的优势就在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大家可以想想，凡是我们依靠思想政治工作，依靠人，依靠精神力量完成某些任务的，都不比资本主义差。举例说，我们的中环线，这34公里连拆迁在内，东边半年，西边半年，一年完成；外环线70公里，10个月完成，许多专家包括美国和日本的专家都认为完不了。可我们靠发挥人的积极性就是完成了。中国的优势还在于讲政治、讲思想、讲人，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思想，单讲钱，是不行的。我讲过这样一段话：人多是中国的一大特点，中国的许多问题和困难，都是由人多造成的，中国所有困难的解决，还得在人多上打主意。人多是一大困难，人多也是中国的一大财富，问题是研究怎么发挥，如何通过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的思想工作，使职工活跃起来，振奋起来，心情舒畅地投入自己的工作。这是当前摆在全市包括商业部门面前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天津市商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3月22日）

做思想政治工作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我们所说的这个“人”，当然指的是一般的人，属于人民的人。

做思想政治工作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有人批这个观点，说世界上的人都是具体的人、历史的人，从来没有抽象的人。去年政治风波中的暴徒也是人，你能尊重、理解、关心他们吗？我说，这是找茬打架，我们所说的这个“人”，当然指的是一般的人，属于人民的人。

《听取湖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0年11月18日）

讲什么都得先加上“革命”二字，我看没有这个必要。

我曾提出过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注意人的个性，最大限度地团结人等问题。有人说我这里讲的人是抽象的人，没有区分好人与坏人、自己人与敌人，对坏人、敌人怎么能讲尊重、关心？按照这种逻辑，还怎么讲话呢？讲什么都得先加上“革命”二字，我看没有这个必要。

《同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负责人的谈话》（1992年5月21日）

确立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的指导思想。

确立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的指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是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过去一个长时期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不适当地干预个人志趣和爱好，造成了消极影响。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树立这样一个指导原则：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在不违反社会道德规范和公共行为准则的前提下，允许和鼓励个人的志向、爱好和追求，为个人发展提供必要的阵地和条件。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点，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尽可能地使更多的人高兴、满意，让各阶层的人都能在四化建设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天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8年4月22日）

尊重人的个性，与我们提倡的树立共同理想、共同道德是一致的。

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这个指导思想的侧重点，是强调注意人的个性。我们所说的个性，绝不是西方提倡的那种超越现实、脱离整体的所谓“自我表现”和“自我价值”，而是如何更好地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的个性，与我们提倡的树立共同理想、共同道德是一致的。从辩证的观点看，共性和个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只有个性表现活跃，生动活泼，共性才能丰富多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我们必须看到，时代已经变了，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现在的年青一代与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我们原来的那一套，有的必须坚持、发展，有的则应该抛弃或改进。而需要改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人的要求不能千篇一律，必须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尊重人的个性及其兴趣爱好，并为个人的正当追求和发展创造条件。这种在共同原则前提下的追求和在个人追求中倡导遵循共同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逐渐形成共同的理想，就是我们的方向。

《〈文化采珍〉序》（1988年5月）

要允许个性发展，要使人们在追求个人爱好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现在思想政治工作有两大难题：一是还要不要思想政治工作，还要不要讲精神；二是承认不承认原来思想政治工作有一些东西拿到今天来有的已经不行了。思想政治工作确有个改革、改进和改善的问题。封建社会孔孟之道的普及就值得琢磨，说书的、读书的、看戏的都是这一套。我们现在要认真研究一下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进行宣传教育的问题。要允许个性发展，要使人们在追求个人爱好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让爱听书的人在听书过程中受到教育，让爱钓鱼的人在钓鱼过程中受到影响。总之，是让人们在高高兴兴、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接受教育。

《在天津市五次党代会二十团讨论时的发言》（1988年4月23日）

要注意把人们的缺点和特点区别开来，不要把人们的特点误认为是缺点加以抹煞。

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绝不是不讲原则、放松管理、取消批评，绝不是迁就不合理的要求或容忍不守纪律的行为。但是要注意把人们的缺点和特点区别开来，不要把人们的特点误认为是缺点加以抹煞。在批评人的错误时，一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与人为善，好心帮助。只有这样，才能把坚持原则同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很好地统一起来。

《同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六次年会上的讲话稿起草班子的谈话》（1990年4月18日）

 

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绝不是不分敌我。

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绝不是不分敌我。这个原则，当然是就革命队伍内部，就人民内部来说的。同敌对阶级和敌对分子的斗争，是另外范畴的问题，当然要按另外的原则来处理。但是，即使在这个范围，毛泽东同志在讲到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时也说过：“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种文明态度和无产阶级胸怀，在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方面是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

《在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六次年会上的讲话》（1990年5月18日）

强调以正面教育为主，绝不意味着放弃必要的思想斗争。

强调以正面教育为主，绝不意味着放弃必要的思想斗争。提倡和支持正面的东西，本身就是克服消极因素的一种巨大力量。在人民内部，思想上的斗争也是存在的。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过去、现在和今后都是克服思想上的偏差和片面性、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和其他各种错误倾向的影响，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但是人民内部的批评，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必须是积极的、说理的和讲分寸的，必须把批评的严肃性同科学性结合起来。

《在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六次年会上的讲话》（1990年5月18日）

按锁配钥匙，锈锁先膏油。

深入细致地做个别人的工作，这是我们过去最拿手的一招。党组织依靠骨干，针对不同对象，分析其思想情绪，帮助其解开疙瘩，排忧解难，如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记得当年在基层工作时，我还总结过做后进人的思想工作的经验，叫做按锁配钥匙，锈锁先膏油，大胆给工作，培养自尊心。把思想问题比作锁，是先有了锁，后配钥匙。锈锁先膏油是讲对比较落后的人、难办的人，转化得有个过程，得先点一点儿油，慢慢再捅。你不能太急，不然不是把锁捅坏了，就是把钥匙弄断了。

《在京津沪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1989年11月8日）

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并合理地发挥出去，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也是检验思想政治工作好坏的标准。

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并合理地发挥出去，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也是检验思想政治工作好坏的标准。从生产力讲，人是最活跃的要素，充分发挥这一要素的作用，关键是把人的积极性有效地调动起来；从历史唯物论上讲，改革和建设是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只有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的事业才能成功；从国情上讲，中国就是人多，人多既是困难所在，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只要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当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并不容易。这里面既有思想政治工作本身的问题，也有许多实际问题，还有我们当前改革、开放当中面临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理论问题很关键。因为，理论上不搞清楚，行动上必然产生盲目性。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如果出问题，未必是在自然科学上，很可能出在社会科学上。从思想政治工作来讲，现在常常由于有理论上的问题说不清楚，或者理论和实践不统一，给工作造成很多困难。现在荒唐的东西有人信，而正确的话他却听不进去。你给他讲理想，他说是空想；你给他讲信仰，他说是迷信；你给他讲长远，他说看不见。这都说明，人们缺少一个统一的思想上、精神上的依靠与寄托。我认为，这不仅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课题，而且是整个改革中的课题。

《听取天津市河西区文化建设调查汇报时的谈话》（1988年5月11日）

如果大多数群众不开心，不高兴，工作劲头不大，我们就不能说这个地方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

努力调动人的积极性，应当成为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人的积极性调动得如何，应当成为衡量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不好的一条基本标准。如果大多数群众不开心，不高兴，工作劲头不大，我们就不能说这个地方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

影响人的积极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体制上存在的弊端外，有的是因为自身思想觉悟不高；有的是因为对别人有意见；有的是因为家里闹别扭；有的是因为生活有困难；有的是因为看法有分歧；等等。总之，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思想问题是不完全一样的，不能企图用一种方式、一个办法，比如开一次会或者谈一次话，就能把情绪都理顺，把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听取湖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0年11月18日）

大家都有意见，似乎大家都有道理，又都没有责任，这就需要教育，需要解释。

去年的政治风波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极少数人包括境外敌对势力插手是个重要原因，但大多数人被卷进去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由于前几年思想教育工作有失误，有些人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但也有一部分人对前几年我们的工作有意见。这些意见中，有些是我们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也有一些是我们教育不够、解释不够的问题。最突出的意见有四个方面：一是对物价上涨有意见。物价改革没同工资挂钩。搞市场调节，允许物价上下浮动，实际上向上浮得多，而工资却动得少，尤其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的工资动得少。二是对分配不公有意见。有一些人收入高，并不是靠诚实劳动，靠合法经营，而是钻了我们工作和政策不配套的空子，赚了大钱，人们对这种“暴发户”很不服气。三是对某些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有意见。前几年，社会上的黄色书刊、“六害”等一些丑恶现象又重新抬头，群众对此很不满。四是对领导机关一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有意见。这些人对我们的工作有意见，不能说责任在他们身上，应当说在领导身上。

大家都有意见，似乎大家都有道理，又都没有责任，这就需要教育，需要解释。改革开放搞活了，工作没跟上，大家都想生活好，有些人就利用职权捞些钱，这些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现象，有的属于行业不正之风，如都笼统地说成腐败是不合适的。

《会见日本前副首相宫泽喜一时的谈话》（1990年7月22日）

火葬场和医院这两个地方能使人受教育。

我常讲两个地方能使人受教育：一是火葬场，在那里不管是什么人，男人、女人，当官的、老百姓都一样，往火炉子里一推，一按电钮，立即变成骨灰。看到了这个情况，还有什么想不开？为些小是小非争个没完没了，有啥意思？捞那么多钱财到头来也是一把骨灰。二是医院。在那里不管什么人，一旦病倒住院，什么伟大设想、什么重要工作，都得放下。你才理解人最重要的还是身体，没有身体，其他一切无从谈起。

《谈天津卫生事业的发展问题》（1986年1月13日）

 

64.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

《渴望》这部电视剧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带来如此积极的社会效果，这在我国电视创作史上是罕见的。《渴望》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为我国电视剧、电影的创作闯出了一条新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思想文化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各级领导干部，都可以从中得到应有的鼓舞和启迪。一部描写平凡生活的电视剧，产生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很值得深思，我们要认真研究和总结，从中悟出一些道理来。文艺作品首先要让人喜欢看，其次才谈得上教育人，这就是常说的寓教于乐。我们要善于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使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应该是诚恳宽厚、平等互助、团结友爱、和谐融洽的新型关系。这种新的人际关系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我们的文艺作品应当着力表现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渴望》很好地表现了这个关系。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高于生活不是脱离生活，而是更典型、更普遍地反映生活。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真诚。创作者应善于运用自己的生活积累，善于从自己周围的人那里获取信息，确定应该写什么、怎么写。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进一步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

《同电视剧〈渴望〉剧组人员座谈时的谈话》（1991年1月8日）

群众喜闻乐见是文艺创作的出发点，也是对文艺是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最终检验。

要正确衡量和评价文艺作品，还必须处理好领导、专家和群众之间不同的标准和要求。一般地说，领导、专家标准和群众标准应该是一致的，领导、专家在评价一部作品、一场演出时，应该反映群众的呼声，表达群众的心愿。但是，目前这方面有些不正常的情况，比如，有些演出不卖座，有些领导和文艺工作者不是从自身找原因，而是抱怨观众水平低。有些演出爆满，观众排队买不到票，有些领导、专家却不以为然，甚至指责为迎合低级趣味。这些情况，原因当然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但是艺术终究属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是文艺创作的出发点，也是对文艺是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最终检验。物质产品讲求适销对路，有些精神产品群众不喜欢、不接受，也不能总是抱怨群众水平低，没有欣赏能力，而是要在自己的产品上找原因，即使群众对某种文艺样式缺乏欣赏习惯，也应该帮助群众提高欣赏能力，做好普及推广工作。我认为，今天的问题不是“曲高和寡”，而是“曲低和寡”。中国的文艺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必须有自己的形式，即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随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交流日益频繁，我们要吸收外国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做到“洋为中用”。但外国的东西只有经过消化吸收，和我们的民族特点相结合，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真正为我所用。歌德说过，民族性就是世界性。越是民族性强的东西，不仅越受本国人民的欢迎，也越能走向世界，跻身于世界先进文化之林。我国的文化艺术有着光荣的传统，我们应该自信、自爱、自重、自强。

《齐心合力繁荣文艺——在天津市委、市政府召开的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6年6月28日）

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团结起来，繁荣文艺。

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是，认真贯彻落实七中全会精神，团结起来，扎实工作，一心一意搞建设，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整个国家的大局。文艺工作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大力气繁荣文艺。繁荣文艺，既是文艺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实际行动，也是文艺界的中心任务。尽管一年来我们的文艺工作成绩很大，出现了一批优秀之作，但受群众欢迎的好作品毕竟还不很多。党中央殷切希望文艺界的同志，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向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健康有益的、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总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团结起来，繁荣文艺，这是党中央的要求，也是人民的要求。我相信，文艺界的同志们一定会努力实现这个要求。

《在文艺界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1991年2月9日）

能够吸引人，才能教育人。

要重视文艺节目的娱乐功能。文艺有多种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等。文艺节目首先要让人喜闻乐见，能够吸引人，才能教育人，即所谓“寓教于乐”。如果人家不爱听，不爱看，你去教育谁？文艺必须坚持百花齐放，不能一花独放。群众喜欢的东西，如果我们不熟悉，不了解，就要去研究，去掌握，用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黄色”的东西要坚决地扫掉！但也不能全都是严肃的节目。在无害的前提下，把人们弄得高高兴兴，干活有劲，就是有益，这就是成绩。要搞出几条界限来，节目怎样才是好的，怎样才算犯规，才算错误，让大家有所遵循。要注意不能把个人的好恶作为对文艺节目评价的标准。

《听取广播电影电视部汇报时的插话》（1989年8月1日）

民族的、大众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要作为重头的东西去抓。

我们的文艺除了要代表时代潮流、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主旋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文艺首先和主要的应是中国式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我并不排斥外国的好东西，但要洋为中用。文艺的主调、主要的表现形式应该是中国式的。民族的、大众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要作为重头的东西去抓。我们总是要办多数人满意的事，而不是只研究少数人高兴的事。我在天津工作时，一个基本的方法是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去抓什么。我们不能否认老祖宗。《河殇》最大的问题就是骂祖宗。我们的祖宗没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五百年前、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宗在世界上是够份儿的。现在中国人不是需要一味的揭露、泄气，而是需要振奋、鼓劲、长志气。我们要以群众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为出发点，努力创作出更多民族的、大众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同天津市新闻、文艺、出版工作者座谈时的插话》（1989年10月7日）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艺，其中包括电影，都必须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艺，其中包括电影，都必须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比如墨西哥电影、印度电影、苏联早期电影，特点都非常明显。美国电影、日本电影、法国电影、意大利电影等等，也各有特色。中国的电影应该有什么特点？应该走什么路子？怎样把电影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的具体情况、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我希望同志们花点力量好好进行研究。你们不是讲外国影片进来太多，会冲击我们的电影市场吗？但是，我们也应该从另外一个方面去想一想，除了人们好奇或思想上的问题外，为什么外国电影一进来就把我们的电影挤到一边去了呢？为什么西餐就挤不了中餐呢？所以，我希望同志们在提高电影创作的艺术水平和艺术特色上下一番功夫。我们应该有志气，凭本事同外国电影竞争。

《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1990年2月20日）

凡属文艺作品，都必须有娱乐的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认识功能都寓于娱乐功能之中。

我曾经讲过，凡属文艺作品，都必须有娱乐的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认识功能都寓于娱乐功能之中。因为离开了娱乐功能，其他功能都无从谈起。打开电视机一看他就不喜欢，“啪”的一声关掉了，你还能讲什么功能！如果他爱看，在潜移默化中就受了教育嘛！我说的这个意思，不是否认或者忽视文艺的其他功能，不是说娱乐唯一，而是强调文艺的特性，使文艺在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得以有效地发挥教育等功能。

《考察山西时的谈话要点》（1989年8月11-18日）

如果离开审美和娱乐功能，那么故事影片就不叫艺术了，就会等同于一般的政治教科书和政治报告。

要正确理解教育、认识功能与审美、娱乐功能的关系。既然叫做文艺作品，就必须讲求审美和娱乐功能，具有艺术感染力。如果离开审美和娱乐功能，那么故事影片就不叫艺术了，就会等同于一般的政治教科书和政治报告。即使是电影的教育、认识作用，也只有通过审美、娱乐功能才能很好实现。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强调教育、认识功能多，对审美、娱乐功能相对来说重视不够，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尤为突出。我们提出重视审美、娱乐功能，并不等于可以轻视影片的教育、认识功能，轻视文艺作品在思想教育方面的作用。这几年确有忽视教育、认识功能，片面强调娱乐功能的错误倾向，甚至出现了一些“黄色”的、宣泄性的“娱乐”作品，这是必须正视和坚决改正的。我们的要求是教育、认识、审美、娱乐功能的统一，也就是文艺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当然，不同的作品，各种功能发挥的情况和程度可以各不相同。

《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1990年2月20日）

有些节目中的啰唆话太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群众观点。

广播电视的覆盖面越来越大，听众观众越来越多，节目办得好坏，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极大。广播电视工作者要从听众观众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把办好节目提高到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到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高度上来认识。广播电视工作要认真听取听众观众的意见，经常研究怎样使他们喜闻乐见。我们有些节目中的啰唆话太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群众观点。我曾和天津广播电视局的同志研究过这个问题，我觉得重要的一条是树立群众第一的思想。要虚心，要多从自己的工作中找原因，而不要埋怨“众口难调”。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犯了那么多错，总应该长点出息，不断有所进步。

《听取广播电影电视部汇报时的插话》（1989年8月1日）

 

生活应该是这样：干活像干活，休息像休息，娱乐像娱乐，不能老是处于紧张状态。

要注意区分哪些是人民需要的，哪些是人民不需要的，而且是反对的。比如“黄色”、有害的东西，人民不仅不需要它，而且厌恶、反对它，我们就不允许它存在。而一些无害的东西，只要是群众喜闻乐见，能使大家高兴，促使大家好好干活，就可以存在，从这一点讲，无害就是有益。邓小平同志肯定了这个看法。生活应该是这样：干活像干活，休息像休息，娱乐像娱乐，不能老是处于紧张状态。

《考察山西时的谈话要点》（1989年8月11-18日）

如果文艺界自己不争气、不作劲，外部条件再好，也创作不出震惊当世、流传千古的佳作，也迎不来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天。

文艺要繁荣，没有宽松的环境不行，应该使文艺工作者有充分的创作自由；文艺要繁荣，没有必要的条件也不行，应该为文艺工作者提供适当的物质保障，这一切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唯物辩证法有一条基本原理：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文学艺术要真正搞上去，归根结底要靠文艺工作者自身的艰苦努力。如果文艺界自己不争气、不作劲，外部条件再好，也创作不出震惊当世、流传千古的佳作，也迎不来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天。

《齐心合力繁荣文艺——在天津市委、市政府召开的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6年6月28日）

塌不下心来吃不了苦，就出不来名篇和巨著。

过去，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频繁，不少作家、艺术家受到冲击，很难静下来、坐下来进行创作。现在大环境好多了，但文艺界有不少人在公关、包装上花的功夫太多，在潜心创作上花的精力太少。一部优秀的作品是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进行构思、研究、写作的。塌不下心来吃不了苦，就出不来名篇和巨著。现在浮躁感充斥我们国家，不止是文艺界，各行各业、上上下下，都想来快捷的、捡便宜的。毫不夸张地说，浮躁感已经演变成一种通病。

出不来精品，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呢？我想，看一个体制、一个政策、一个领导好还是不好，最大的一条，就是能不能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能不能把各方面的潜能发挥出来。我们写文章顾虑很多，面面俱到，穿鞋戴帽，光光溜溜，油油滑滑，攥也攥不住，摸也摸不着。我们很多节目也是这样，总是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冯骥才（当代著名作家、学者,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等几个人弄《宰相刘罗锅》的时候，我看了感觉不错，就告诉他们，先找个胆大的电视台放，一天放两集，越快越好。放完了老百姓都说好。我说，这个时候谁说不好谁就是和珅，结果谁也没出来说不好。外国人拍电影、电视，卖不了座，赔了钱，是因为自己的本事不大。中国一部电影、电视要是花上几千万甚至于一个亿，最后审片没通过，这钱找谁要去？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相信中国的作家、艺术家是有本事的，是一定能够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的。关键是如何提供一个潜心创作的环境？如何把大家的潜力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这是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身奋斗的事情，也是需要各级领导认真研究考虑的问题。

《看望政协文艺界委员时的讲话》（2002年3月7日）

有的作品像时装一样过几天就不“时髦”了，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理论功底。

要出好的作品，就必须学习。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研究事物，指导自己的创作。我过去讲过这样的话，有的作家的作品，之所以给人的印象不深，之所以生命力不强，有的像时装一样过几天就不“时髦”了，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理论功底。大家都知道，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作家，同时又是思想家。要学习知识，包括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等。要紧紧地贴近群众，了解群众，贴近生活，了解生活。生活是一切创作的源泉，一切作品都来源于生活。要不断地磨炼自己，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功夫不负有心人。只有这样，才会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来。

《在全国青年作家会议上的讲话》（1991年5月26日）

创作要精心、再精心，作品即使不能看出血来，也要能看出汗来。

搞现代题材作品比较难，不能求全责备，要求过于苛刻，弄得作家缩手缩脚，这样作品就出不来了。同样，对历史题材的创作，有点问题领导要担待，社会有关方面也要理解。历史戏要以历史为客观依据，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正规的史书。因此，不能谁有点不满意，谁就找来，谁一找就不能写不能演。如果写满族，满族的后裔就找来了；写曹操，曹操的后代也找来了；写严嵩，严嵩的后代也找来了，那历史戏还有法写吗？再说，一出戏里如果都是好人，没有对立面，戏能立得起来吗？没有矛盾纠葛或矛盾很小，就没有艺术效果。我们说文艺创作需要社会的理解和谅解，需要领导的支持和担待，这丝毫不排除我们要求文艺工作者创作要精心、再精心，使我们的作品即使不能看出血来，也要能看出汗来。一部作品如果连作者的汗珠儿都看不见，稀里糊涂地拼凑一番，还要叫人去理解、担待就不好了。

《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1992年1月23日）

不论是搞创作的，还是搞表演的，都要抓紧时间，系统地读一点书，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

就领导来讲，创造宽松环境是个首要问题，而就文艺界自身来说，则重点应该解决精神状态问题。现在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精神不够振奋，事业心很差。我举两个例子：先拿读书求知来讲，古人向有“知书达理”之说，诗圣杜甫就讲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历史上的伟大作家都有着非常渊博的知识。像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可以说是一部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充分表现了作者知识的渊博。他不仅对于诗词歌赋、绘画、工艺美术，而且对于建筑、园林、花卉、医药、烹调以及农业知识等等几乎样样精通，无所不晓。鲁迅、郭沫若、茅盾都是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郭沫若少年时代，就可以把《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诗经》全部背出来。茅盾20岁时就对“四书”、“五经”、《资治通鉴》、“九通”（清乾隆年间，将官修《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六书与前代的《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为“九通”。）熟悉得很。而我们现在的情况如何呢？据我了解，有相当多的同志功夫下得不够，有的人可以叫做不读书，不看报，这正是许多作品、表演思想浅薄、内容缺乏的一个重要原因。前两天，我找几位作家聊天，大家讲了这样一个意见，天津现有的作家中相当多的人功底不厚，知识面较窄，照此下去，创作水平的提高将会受到很大限制。一些老作家语重心长地提出作家“学者化”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下决心迅速改变，在整个文艺界形成一种刻苦学习、勤奋读书的好风气。不论是搞创作的，还是搞表演的，都要抓紧时间，系统地读一点书，广读博览，用人类各方面的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除了学习马列主义外，要读点文学，读点历史，既看正史，也浏览各种野史，了解古今变迁，风土人情，体察各个层次人们的思想感情。这样，在创作和演出的时候，才能真正进入角色，作品、表演才不浅薄，才富有感染力。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流芳后世的鸿篇巨著。再拿练功学艺来讲，不少单位存在着懒散松垮的现象，至今没有形成一种刻苦钻研技艺、精益求精的局面。今天张君秋同志也在座。我看过他教徒弟的录像，都70岁的人了，一招一式，招招都见真功夫，那种对艺术精益求精的刻苦精神，让人看了十分感动。而我们有些同志就相差太多了。大冬天练功时，老师教得浑身大汗，只穿着背心，而有些年轻同志却穿着棉大衣还喊冷。“业精于勤，荒于嬉”，没有一股子勤学苦练的劲头，没有一颗永不衰竭的进取心，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是不可能的。我愿意重复引用鲁迅先生告诫青年作家、艺术家的一段话：千万不要把文学艺术当作一种敲门砖，出了一两本诗集或小说集，取得一点小成绩，就放弃艰苦的努力，以为用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就可以立下“空前绝后的大勋业”。我们希望文艺界的所有同志，都要进一步振奋起来，发扬坚韧不拔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努力攀登文学艺术的高峰。特别是一些有条件、有作为的文学家、艺术家，要舍得下功夫，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像一位大文豪讲的那样，蘸着自己的血和汗，写出一些跨越时代的传世之作，搞出一批经得起时间检验、流传久远的戏剧和表演艺术作品。希望大家为了繁荣祖国和天津的文艺，争当披荆斩棘的先锋和冲锋陷阵的闯将。

《齐心合力繁荣文艺——在天津市委、市政府召开的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6年6月28日）

不靠高质量的东西取胜，而寄希望于下令轰，这是艺术上无能的表现。

精神的东西只能用精神去战胜，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要用行政命令去枪毙一个戏。我们有些同志有个毛病，他们不是使劲创造出好的东西去占领阵地，而老是想让领导拍板、下令把别的东西轰走。他们这样做的出发点或许可以理解，但方法不对头。你有本事，拿出高水平的东西取而代之。不靠高质量的东西取胜，而寄希望于下令轰，这是艺术上无能的表现。

《同天津市新闻、文艺、出版工作者座谈时的插话》（1989年10月7日）

 

71.市长的主要职责是规划、建设、管理城市。

市委和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必须把规划、建设、管理城市放在主要位置，下大力量抓。道理很简单，规划、建设、管理城市，是从总体、长远的观点出发的，这就难免伤害某些单位的近期利益和局部利益。因此，常常需要最终裁决的人，而这个人应该是懂得和关心、重视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万里同志讲过一段很精彩的话：“城市的党政一把手必须有一个懂得和重视规划、建设、管理的。否则这个城市很难搞好。许多事情行不通，表现在下边，但根子在上边，在市委、市政府大楼里的领导层。”天津很多单位为了城市建设，牺牲本单位的利益，顾全大局，支持政府。一方面是这些单位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因为分管的领导支持。如果妨害了工厂，管工业的市长顶着；伤害了农村，管农业的市长不干；妨害了商业，管商业的市长有意见，你规划管理部门再努力也不行。由于市里主要负责人抓，市里的领导层认识统一，下边不支持也顶不住。比如拆迁，常常说某厂长不通，我说没那事，把主管的市长或常委请来，把任务压给他们，很快就可以解决。中环线西半环拆迁时，一个陶瓷厂，说工人意见很大。我说工资照发，奖金照给，工作保证安排好，怎么会有意见？我给局长打电话，说是不是你顶着？他说没有。我说那你们一份一份地打报告是什么意思？第二天，他来了电话说都安排好了。这次修中环线东半环，占一个单位的院子六米宽，领导讨论拆不拆，党组书记说，别提意见了，提完了意见挨顿批，最终还是挡不住。这说明主要领导同志抓就好办。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明确的城市政府主要职能是规划、建设、管理城市，市长或市委书记理所当然地要把它作为大事来抓。我认为这叫抓根本、抓大事。

《同全国第四期市长研究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1986年1月9日）

城市主要领导最好是懂得城市建设。

城市主要领导干部必须重视城建工作，凡城建搞得好的城市都由于主要领导重视。过去中央有个说法，大城市党政一把手要有一个要懂城建的。当年北京有李锡铭（曾任北京市委书记。）、上海有芮杏文（曾任上海市委书记。），都当过城建部长，天津是我，工地出身。领导懂城建对城建工作有利，但不懂也不要紧，大连、珠海等城市的书记、市长都不是搞城建出身的，但城市建设都搞得不错，重要的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要重视，把城建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经常抓、反复抓。二要不怕苦、不怕累、不厌其烦。三要多听内行、专家的意见，不懂不要装懂。四要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借鉴不是照搬，而是善于取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五要多听社会各界特别是老百姓的意见。房子盖完了，看的人总是老百姓多、不懂的人多。不懂的人看了说好，懂的人看了知道好在哪里，这样才叫真好。不懂的人看了说不好，懂的人看了说很好，摇头晃脑、很神秘，那就不叫真好。广泛听取意见，然后再进行综合，好的建筑都是综合出来的。

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天津火车站等许多成功的建筑，都是先有多家多种设计方案，然后取众家之长综合而成。搞建筑最怕碰上“不懂、主观、有权”的领导。不懂不可怕；不懂、不听别人意见才可怕；不懂、不听意见但说了可以不算也无大害，最可怕的是碰上不懂、主观又有权“三位一体”的人，其破坏性常常是无可弥补的。懂不懂是个相对的概念。外行成为专家很难，但掌握一些基本知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用心，我们许多城市的领导同志都完全可以由外行变成内行。

《谈三亚的城市建设》（2000年2月10日）

规划、建设、管理好城市。

强化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部门的权力，树立它们的威信，这是能不能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好的一个关键。在座的同志是分管这块的，我想大家是赞成的，但也可能会说，你讲的我也同意，问题是我们回去说，主要领导同志不一定听。这个不要紧，因为这种客观的、必然的东西，一时不听，你多说几遍，来回地说，慢慢地也就通了。中央提出的北京市四项建设方针，是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放在了首位。上海最近就经常在报纸上讲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并提出“七五”期间把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功能放在突出地位。很多城市也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看这种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人”，是不管什么人，男人女人，官大官小。当然，方法要讲究，做上级的工作，有时比做下级的工作还难，既要有主动的精神，又要用被动的形式，否则动机和效果就难统一。

《同全国第四期市长研究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1986年1月9日）

城市建设没有规划不行，有了规划不严格执行也不行。

城市建设没有规划不行，有了规划不严格执行也不行。如果离开规划，城市面貌一定是越来越差、越来越乱，给子孙后代留下一大堆的难题，那将是历史的失误。解放30多年，我国的大城市的规划一直没有解决好，一直没有走上正轨，是领导不够重视，主要省市的领导不够重视，城乡建设战线的领导也重视得不够。许多建设单位不尊重规划，没有养成按规划办事的习惯。所以常常出现规划定了，各单位顶着不办；甚至有一些单位领导为了本部门的利益，采取各种手段来违反，甚而破坏规划。在这种情况下，搞规划的同志更应该对整个城市建设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敢于坚持原则，保护我们城市建设健康地发展。我之所以多次批评规划局软，其目的也是想从侧面支持他们的工作，把这个对立面引到我们身上。

《在天津市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3月13日）

作为城市的领导者，有没有远近结合的规划意识，工作成效是大不一样的。

作为城市的领导者，有没有远近结合的规划意识，工作成效是大不一样的。我们的城市建设不能急功近利，以牺牲长远为代价去迁就当前，比如规划的道路红线要从长远考虑，一下子把红线搞够，先控制起来，根据条件逐步实现，有条件时陆续完成，不搞够不行。有些同志不懂，主张把路先修起来，有钱以后再加宽。其实有钱时也加宽不了了，两边都盖起了房子，怎么加宽？当然，我们的规划也不能超越现实，贪大求洋，要从可能条件出发，力求适当。

《在天津市规划设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10日）

天津的小洋楼能够留存到今天很不容易，不能让它们在我们手中毁掉。

有人说，小洋楼是过去洋人出钱盖的，现在修缮是给洋人树碑立传；还有人说，小洋楼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证，修缮洋楼就成了“给帝国主义涂脂抹粉”。这种理解有片面性。就建筑本身讲，它是当时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标志。如果只是从建筑当时的所有权角度去看，不仅小洋楼不能保存，连故宫都得拆。故宫是什么人住的？故宫是最大的地主头子住的地方，还不应该拆？那么长城也应该拆了。长城是秦始皇修的，修长城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应该拆？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是唯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天津的小洋楼能够留存到今天很不容易，不能让它们在我们手中毁掉。

《同天津市规划设计人员的谈话》（1984年9月29日）

不能把从实际出发简单地理解成从今天出发，而要考虑到城市今后的发展变化。

城市科学首先要研究城市本身及其与周围地区之间的关系。每个城市的存在都是以其周围地区的存在为前提的。如要研究天津这个城市，就要了解北京和河北的情况以及它们与天津的关系，才能加深对天津的认识。其次，要研究城市的历史。一个城市不论其今天发展多快，总会带有历史的痕迹，形成这个城市特有的习俗、风貌，如果离开城市形成的历史，盲目地去与其他现代化城市相比，就会脱离现实，为当地人民所不接受。第三，要有发展的观点。因为城市是发展的，城市研究也要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我们用以前的眼光来看今天的城市，来研究今后城市的发展，就一定会出问题。不能把从实际出发简单地理解成从今天出发，而要考虑到城市今后的发展变化。

《谈加强城市科学研究》（1985年11月19日）

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小城镇建设，防止过量人口涌入城市。

中国的农业和农村还有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少的只有4%至5%，多的也只有10%左右。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农业人口如果只有10%或者20%，非农业人口占到80%以上，那就意味着有十亿人非农，几亿人进城，这势必给城市带来极大的负担。城市发展规划由城市规模所决定，城市规模一是指人口规模，二是指占地规模，城市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都是根据城市规模确定的。过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就难以承受。世界上一些城市如孟买、里约存在贫民窟，除了两极分化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农村人口盲目向城市流动、进城之后又没有容身之处造成的。城市人口增多，这个是必然趋势，但有一个过程。如何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生活，把农民的大多数稳定在农村，如何安排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使其流动的方向不超过小城镇，流向城市的数量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是一个难度很大、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而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小城镇建设，改善那里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听取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8年11月8日）

 

公共交通是城市的动脉，也是城市的门面和窗口。

城市的公共交通，是城市的动脉，也是城市的门面和窗口。它的状况如何，关系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关系到人民生活，对内对外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乘飞机还是坐火车、轮船，只要到一个城市，首先接触的是公共交通，由此给人留下第一印象，甚至终生难忘。服务人员为乘客搀、抱、扶、拿，虽是小事一桩，却能改变车厢这个小社会内的气氛，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反映出一个城市的精神风貌和高尚的社会公德。公交工作不仅创造物质财富，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对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具有不容忽视的特殊作用，是社会最需要的行业，是非常光荣的岗位。

《祝贺〈天津公交报〉创刊一周年》（1987年1月20日）

城市对人口、面积、道路、车辆的容量都是有限度的，许多指标是可以预算出来的。

城市交通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它和城市人口、城市面积、城市布局、交通方式等都有直接关联，而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对此，城市总体规划都有量化的规定，如道路分布、红线宽窄、管道粗细多少等。所以，城市对人口、面积、道路、车辆的容量都是有限度的，许多指标是可以预算出来的。例如，天津在当前情况下车辆的最高极限是多少？公共交通什么情况？汽车能容纳多少？汽车中小车是多少？250万辆？还是300万辆？对此要做到心中有数，提前加以控制，免得膨胀后再控制就来不及了。当然，提前控制不只是车，人口、面积都要有个限度。这本来是城市科学的应有之义，可现在重视、了解的人越来越少了。天津市政府1985年有个决定，是若干老干部和专家、学者一年研究的成果，获得过国家研发奖，有些精神仍有参考意义。

《关于城市交通问题同天津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的谈话》（2011年4月11日）

一要提倡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二是抓紧研究无污染汽车。

中国有些人议论想淘汰自行车，这不正确，中国还需要自行车。北京才有几十万辆汽车，交通就已堵得很厉害了。如果全中国有1亿辆汽车，就不得了了。除了交通问题，汽车废气造成污染也是一个严重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要提倡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二是抓紧研究无污染汽车。

《同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的谈话》（1995年6月14日）

要把市容卫生工作搞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天津环境卫生面貌不好，过去在全国是出了名的，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有人说，天津是“四堆”泛滥，“五马”横行，“六乱”成灾。“四堆”是：垃圾堆、废土堆、材料堆、柴草堆；“五马”是：马路仓库、马路车间、马路搭建、马路作业、马路停车；“六乱”是：乱泼、乱倒、乱挖、乱占、乱搭、乱砍。我市环境卫生的这种落后面貌，已引起全市人民的强烈不满。一些同志十分中肯地说：“天津的市容面貌与天津在全国所处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与天津人民战天斗地、不畏艰苦的英雄气概极不相称，与天津产品的名气也不相称。”

应当承认，要把天津市容卫生工作搞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几年来在这方面我们欠账太多，遗留问题过多，如果不下一个大的决心，不采取一个全市的、统一的突击性的活动，这些问题就无法解决。就以渣土为例，前阶段我们出动六万车次，清运了四五十万吨，可是现在仍然到处都是成堆成山，假如把这些工作都留给环卫部门，作为正常工作，就现在的力量，三年也搞不完。车从哪里找，土往哪里运，钱从哪里出，都会成了问题，还可能越搞越多。这次我们要把它作为抗震救灾的遗留问题，作为拆除临建的收尾战役，利用拆除临建的全班人马，利用现有的渠道解决人力、物力、资金问题，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要把全市人民动员起来，干他个十天半月，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就会给今后经常性的工作创造条件，打下基础。

《在天津市整顿市容大搞环境卫生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1981年12月16日）

对环境卫生需要进行系统的治理。

我市的市容卫生工作有很大的进步。这一点，不论是天津人还是外地人，都有同样的看法。但是，仔细地看一下，特别是到偏僻的地方看一下，还有很多死角，还有很多非常不像样子的地方。目前的状况是，一促就变，一抓就好，一松就脏。在对环境卫生意义的认识上，在组织、体制、管理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还需要进行系统的治理。

第一，要抓脏源。环境卫生光你脏我扫不行，必须查脏源，研究脏源，从根上抓起。脏源究竟有多少，要搞清楚，有针对性地根除。不然的话，环卫工人再使劲，人增得再多，他越不在乎，反正有人拉。脏源不根除，环境卫生问题总也解决不了。第二，要抓风气。要改变人们不讲卫生的坏习惯，养成讲卫生、文明礼貌的良好习惯，形成自觉，形成社会风气。要由小抓起，由中小学、幼儿园抓起，从小养成讲卫生的习惯，每个人既是遵守纪律、讲究卫生、文明礼貌的小模范，又是对社会卫生的监督员，小孩监督大人，小孩带动大人。“子教三娘”嘛！第三，要抓改革。结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改革环境卫生的管理体制，核心是一包到底。把全市的统统包下来，每个片、每个街道都有人包，包括“门前三包”，包到人头上，挂牌负责，处处定专人，块块地方都有人管。第四，要抓宣传。要坚持经常宣传，形式灵活多样，形象，具体，如编些提倡讲卫生的小故事，演一些讽刺不讲卫生的曲艺、相声，搞个录像，谁吐痰，叫他拿手绢擦了，罚了钱，小孩鞠个躬，说声“谢谢伯伯，今天你支持了我的工作”，在电视台播放一下。也可以编些小节目、小戏剧，组织少年儿童演出；编些歌，让孩子们从小就唱。使讲卫生深入人心，形成社会风气。第五，要抓设施。一叫齐备，二叫实用，不一定只追求什么先进的。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包括财政、三项费用和各区财力等多种渠道集资，使我们的环境卫生设施做到齐备、实用。第六，要抓科研。要使环境卫生的治理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既不迁就目前的落后现状，又不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包括垃圾的集散、运输、处理等等，都要研究。把环境卫生、环境保护、城市管理、园林绿化等几方面的工作结合在一起，以环境卫生为主，组织一个科研部门，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第七，要抓组织领导。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没有领导，而是多头领导；不只是多头领导，而是谁也不去领导；不是不想领导，而是谁也领导不了。现在我们的经费不够用，但主要用于机构、人员的开支上了，而业务费用则占的比重不大。如何把现有的主管机构集中起来，减少头绪，形成力量，是个重要问题。现在很多事情没干好，有的是因为我们机构不齐全，有的是因为机构不适应，有的是因为机构太多。现在是谁也管不了谁，没有一个捏总的，“八国联军”，没有总司令。这个问题需要很好地研究解决。第八，要抓立法。要把这几年来在市容卫生方面的经验、所遇到的问题总结一下，看得准的，集中起来，归纳几条，简明扼要，形成条文。有的可作为市政府的暂行规定，有的报市人大常委会批准实行。今后，市容委、环卫局、环保局要真正成为市的办事机构，主要力量是对各区的组织、监督、检查，总结经验，表扬批评，搞科研，搞立法。

《在天津市市容卫生座谈会上的讲话》（1984年8月10日）

人改变了环境，环境又改变了人。

天津确实变了。

天变青了——多年来，在天津上空盘旋着黑、白、黄三条“巨龙”，乌烟瘴气，灰尘滚滚。如今三条“龙”俯首就擒，烟尘为之一扫。尤其是随着煤气化和热化的实现，“龙子龙孙”将遭到毁灭性的围剿，那时“玉宇澄清万里埃”，天空将会更加清新明朗。

地变绿了——以往，天津缺树木，少花草，光秃秃，灰溜溜。如今，海河两岸修成了公园，住宅楼间搞起了庭院式的小区绿化，“桃柳堤景色宜人，秋实园繁花似锦”，绿化覆盖率成倍增加。

房变多了——昔日，危陋简房比比皆是，地震使70%的房屋遭到损坏，一度临建棚“拆得没有搭得快”。五年来，修建了1600多万平方米住宅，临建棚不见了，“三级跳坑”改造了，幢幢新楼拔地而起，上百万居民迁入新居。

路变宽了——以前，城市路面狭窄，卡口重重，“坐车没有走路快”，成了天津的“一大怪”。现在，宽阔道路逐渐增多，座座新桥横跨海河，堵头卡口陆续开拓，交通管理初见效果，行路难的问题得到了缓解。

水变甜了——前些年，天津有一怪，叫做“自来水腌咸菜”。说自来水可以腌咸菜有点夸张，但确实是喝也难受，不喝也难受。喝，苦咸难咽；不喝，渴得难熬。引滦入津后，天津有了稳定的水源，人们喝的水清甜了。

害变利了——过去，工业污水缺乏治理，生活污水缺少出路，有些地方脏水四溢，臭气熏天。如今建成污水处理厂，使城市1/4的污水得到处理，还可以用来灌溉农田，造福人民。

脏变净了——前几年，天津的脏乱全国闻名，大街小巷乱泼、乱倒，公共场所又脏又乱，许多企业、机关乱堆乱放、污垢满地。这几年，开展讲文明搞卫生活动，企业、车间讲净化，厂区搞美化，实现了花园化。

破变好了——天津很多名胜古迹几经沧桑，破烂不堪，群众不满，游人扫兴；一些旧租界的小洋楼年久失修，面貌全非，拆了可惜，留着堵心。如今，蓟县古长城重展雄姿，天后宫、文庙、吕祖堂、广东会馆修葺一新，仿清建筑的古文化街即将建成开业，具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的小洋房，经过修整又重现它多姿多态的风采，装点着社会主义津门。

难变易了——新建了大批商业网点，开辟了农贸市场，买东西不那么难了；地铁通到西站，增添和延长了一些电、汽车路线，增加了出租汽车，乘车也不那么难了；修公厕、改水厕，如厕不那么难了；第三产业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方便多了。

城变美了——长期以来，人们说天津是个工商业城市，不讲文化，说不上“美”字。经过这几年的建设、整修，人们发现天津开始美了。房屋由兵营式的单一面貌，开始讲究高低有别，错落有致，色调和谐，风格各异；街道两旁的“破烂围裙”、断壁残垣，进行了拆建、整修，青砖红墙交相辉映，白色窗棂新颖别致，围墙护栏玲珑剔透，花坛绿地点缀其间，街道也显得宽阔舒展了。新建的食品街、文化街、青少年活动中心和海河游乐场等等，更为天津增添了景色。

优美的环境陶冶了人们的情操，使人们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人们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产生了作为一个天津人的自豪感，改变天津环境面貌的自觉性、积极性更加提高了。人改变了环境，环境又改变了人，人又去改变环境。现在，建设天津、整治环境，比以前容易多了。我们的领导要认清这个非常难得的形势，乘势而上，把工作搞上去。

《在天津市第六次环境保护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12月9日）

 

77.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最大的问题是对问题缺乏警觉。

现在，我们的国家总体上是稳定的。改革开放政策顺应民心，经济发展给群众带来了实惠，现代化建设目标对全国人民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稳定的基础进一步增强。但是，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安定因素，也不可掉以轻心。我们必须看到，一些群众中确实存在不满情绪。由于改革的深入，由于利益关系的调整，下岗失业人员增多，一些人的生活受到影响，加之少数干部腐败、工作简单粗暴以及社会治安、社会风气方面存在的问题，群众意见比较多，有些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应该说，他们的许多要求是合理的，他们从根本上是拥护党和政府的，但“怨不在大，可畏惟人”，由于涉及人数较多，影响面较广，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对群众的困难和问题，我们要深入地体察，切实地关心，妥善地解决。我们也必须看到，社会上确实存在某些破坏稳定、危害国家安全和统一的势力。对此，我们一定要心中有数。对目前大好的形势要充分肯定，要理直气壮地宣传，以鼓舞士气、增强信心。但对党内同志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必须多讲居安思危，必须增强忧患意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问题是对问题缺乏警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一句老话，也是一个真理，我们应该牢记。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2月12日）

执政集团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都关系到是治国兴邦，还是乱国丧邦。

执政集团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阶级内容。但是，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这个问题都关系到是治国兴邦，还是乱国丧邦。过去时代的有作为的清醒的政治家、思想家，无不对这个问题给以高度的重视。中国古人讲“民贵君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犹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等。这些重要政治思想，是很可宝贵的，是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我们应当很好地继承和发扬。

《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几个问题——在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0年4月11日）

把问题看多一些、看重一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害处。

为十六大的召开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统战工作责任重大。我们的民主党派工作、民族宗教工作以及若干方面的换届工作等等，都和安定团结有着直接的联系。当前我国形势很好，但也面临许多问题和困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会有一系列变化，有些变化我们现在还没有预感到，但很快就会出现。比如农业，我国的农产品如大豆、小麦、水果等，在成本高、品质又不占优的情况下如何应对竞争？这方面的问题又与近年来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密切相关。汽车工业的竞争也会十分残酷，若干质优价廉的外国汽车进入国内市场，我们那么多的汽车厂及工人确有一个如何生存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自己的强项和优势，但把问题看多一些、看重一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害处。所有这些，都会给统战工作带来影响。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形势，早做打算，从长计议，谋划好自己的工作。

《听取中央统战部汇报时的谈话》（2002年2月1日）

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大的变革时期，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空前活跃，都是十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新的观念在逐步形成。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权力和利益的重新调节和分配。从长远看，全体社会成员都会从改革中获得好处，但也难免有些人暂时会吃一点亏。对改革中的这种现象大多数人是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的，但也有人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开始时有意见的人不见得很多，但由于我们有些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及时、不妥善，特别是许多该讲清的道理没有讲清，就使有意见的人逐步增多，各方面的矛盾显得更加突出、复杂。我前几天在一个会议上讲，在对当前形势的认识上，要注意防止和纠正两种倾向。把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同时认为形势好而忽视目前的复杂情况也是不对的。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第一，目前，有意见的面很大，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有意见，从来人们没有对这么多事有意见。第二，不只是群众有意见，我们的许多领导干部、党团员也有意见，甚至意见更大。这就叫有意见的人面大，做工作的人面小。第三，有意见的人多，想办法的人少，谁都有意见，但谁也不承担责任。许多问题尚未研究出好招，比方说物价，许多人包括我们的领导干部说起来气很大，对涨价很有意见，但怎么让它不涨，出个招？谁也说不出来。我们天津在稳定物价上，应该说付出了很大的力量，但结果是群众有意见，埋怨有的价格涨得太多；工厂企业有意见，埋怨对他的产品价格控制得太严；理论界也有意见，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意见，但怎么解决却很少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在电视剧〈大学〉获“飞天奖”庆功会上的讲话》（1988年7月26日）

我们以往的毛病多在于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由于看得简单，结果反而使问题复杂化。

政协工作必须在前进中开拓，在开拓中前进。首先要前进，就是要把已经看准的、条件成熟的、力所能及的那些事情先干起来，很快形成一个活跃的工作局面，在这个过程中去探索去开拓去创新。我们提倡开拓、创新，因为没有开拓、创新，就不可能持续地前进。但我们不能一开始就把主要精力花费在那些条件尚不具备的事情上。政协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新形势下出现的，需要研究探索，需要有一个解决的过程；一类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其所以长期未能很好解决，一定有内在的理由和根据，两者都不能看得过于简单。我们以往的毛病多在于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由于看得简单，结果反而使问题复杂化。这就是说，能干的要先干、多干，不能干的要积极探索。

《在全国地方政协主席座谈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997年11月27日）

得民心顺民意则兴盛，失民心拂民意则衰亡。

党群、干群关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根本问题。得民心顺民意则兴盛，失民心拂民意则衰亡，这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道理。必须看到，我们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总体上是好的。不这样看，就不能解释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不能理解我们国家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片面夸大和渲染党群、干群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我曾经讲过，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不仅要求每篇具体报道的新闻要素必须真实、全面、准确，而且要求新闻宣传总体的把握上做到真实、全面、准确。如果把阴暗面集中起来，每天八个版也登不完，其中每件事都可能是真实的，但却不符合总体实际。所以只有从总体上看问题，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而不被表象和支流所迷惑。

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我们的党群、干群关系中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有的干部高高在上，养尊处优，对群众漠不关心；有的干部专横跋扈，作风粗暴，对群众强迫命令；有的干部欺上瞒下，伪造政绩，使群众吃苦受罪；有的干部徇私枉法，官官相护，使群众冤屈难伸；有的干部拉扯钻营，跑官要官，导致群众强烈不满；有的干部贪图享受，腐化堕落，招致群众厌恶；有的干部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激起群众公愤；更有甚者，有的干部依仗权势，横行霸道，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引起群众切齿痛恨。这些现象虽然是少数，但确有发展蔓延之势，确实令人深思和忧虑，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扭转。

《听取山东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2000年9月11日）

作最坏的打算，图最好的结果。

既要充分地肯定成绩，又要清醒地看到问题。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举世公认的。在公开场合，在群众中，在宣传报道里，要多讲成绩，多讲大好形势，以鼓舞士气，凝聚人心；但在党内，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在研究工作时，则要多谈问题，多看困难，多找不足，以保持清醒，作最坏的打算，图最好的结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最大的问题是对问题缺乏警觉。毋庸讳言，我们现在确实面临不少问题，有些问题应该说还比较严重。比如说社会风气问题。现在送礼送红包已经司空见惯。一个同志告诉我，他的家人到医院动手术，送红包人家没接受，他不踏实，怀疑是不是给少了，会不会动手术时不认真，甚至不给使麻药，等等。在他看来，接受红包是正常的，没接受反而是不正常的。比如说诚信问题。昨天总书记和我在一个组听发言，委员们就讲到这个问题。现在不讲信用、弄虚作假很多啊！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把票子翻过来调过去看，看是不是假的，顾客把东西颠过来倒过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比如说腐败问题。这些年我们下了很大的力气抓，杀人都杀到国家领导人一级了，但还是没有遏制住，有的甚至愈演愈烈，特别是贪污受贿的案子越来越多，涉及的钱数越来越大，职务越来越高，群众反映十分强烈，等等。我们许多在位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在会上听到的都是“满台锣鼓响，一片赞扬声”，很少有谈这些问题和问题的严重性，谈问题怎么解决；很少有人说出这么多问题的原因在哪里，上下都有意见，谁也没有责任。长此以往，非出大问题不可。

《看望全国政协中共界委员时的讲话》（2002年3月5日）

在执政条件下特别是改革开放中，确有许多影响党群关系的新问题值得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化。

在执政条件下特别是改革开放中，确有许多影响党群关系的新问题值得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化。这几年，联系群众啊，从严治党啊，条文比解放初期严多了，可是很多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有些甚至比解放初期更严重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大家不想往好里干吗？是按现在的理论搞不下去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应当认真地调查研究一下。这些问题的出现，究竟哪些是由于忽视了教育，哪些是由于制度没跟上，哪些是改革开放中暴露的新问题，哪些是同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济伴生的？我们都应该仔细想想。是前几年处理人胆子小了？好像也不完全是这样，省一级的干部处理得不少了。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总觉得没有真正摸透。由于没有说清道理，所以有的问题不管你怎么使劲去解决，人家对你还是不满意。但许多问题长期解决不了，一些群众的不满情绪继续发展下去，一定会影响生产，继而必然波及生活；生活一出问题，群众的气就上来了，这就是真家伙了。对于这些问题，一定要十分认真地去研究，为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

《同津冀鲁三省市党委负责同志座谈时的讲话》（1990年2月27日）

共产党是执政党，在中国如果出大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身上。

当前应该提倡塌下心来研究问题，或者说塌下心来了解情况，总结经验，研究未来。要提醒我们的干部重视实践，重视调查研究。提出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十四大召开后，许许多多新精神的贯彻，必然会带来许许多多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深入调查研究。另一方面，现在停留在表面上的东西比较多。有些提法，或是肤浅，或是猎奇，许多问题处于若明若暗，似乎明白又糊涂的状态。不少事情，好像一、二、三头头是道，一较真就糊涂了。比如说，互相监督的问题，当然是指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互相监督，但更主要的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在中国如果出大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身上。究竟怎么样实现这个监督，可以说我们党有许多经验，也可以说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下大力气加以研究。再比如，现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在研究如何用十四大的精神来指导好工作，都在研究如何更好地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这当然是对的。但为经济建设服务，不能离开自己的特点。离开了自己的特点，就会费劲不讨好。要真正做到把握特点，就需要平心静气地、刻苦认真地进行研究。贯彻十四大精神，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非常重要的，但这里边也有许多新问题。比如，市场经济讲平等竞争，而国营企业大多是一个在岗工人后面背着一个退休工人，非生产性部门及其人员又很多，同样生产一个产品，成本投入比起私营或乡镇企业高得多，叫它们怎么平等竞争？真正搞市场经济，这些实际问题必须解决，但怎样解决很不简单。这涉及老祖宗的理论，也涉及现行的政策。目前一些地方把贯彻十四大精神简单理解为搞多少开发区，盖多少大楼，上多少项目。哪有那么多钱？你们是研究室主任，有许多调查研究的有利条件，可以研究出一些能供领导决策参考的有价值的意见。

《在全国统战部研究室主任会议座谈会上的讲话》（1992年12月7日）

执政党不犯错误是人民的最大利益。

企业产品出厂都要进行质量监督，没有监督，次品就会流向市场，就会影响声誉、影响销售，甚至使企业垮台。一个党也是一样，需要别人检查监督。共产党是执政党，它决定着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执行，它影响着国家的兴衰成败，它关系着亿万人民的生活。执政党不犯错误是人民的最大利益。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和毛主席谈过一次话。他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跳不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共产党怎么找出一条新路避免？毛主席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这条路就是民主。也就是说，防止国家衰亡的出路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主人，干部是仆人，仆人要尊重主人，听取主人指导，接受主人的监督。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就是民主政治好坏的标志。因此，我们就有了一系列“人民”——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人民公仆，等等。无疑，这一套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是符合全国人民利益和愿望的，也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既然如此，还有什么问题？我看，最大的问题是做得不真诚，坚持得不彻底，言行不一致。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只要真诚、彻底地坚持这一套，就是世界上最好的。

《同〈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专题研究班座谈会上的讲话〉起草人员的谈话》（1997年1月22日）

正确认识党风问题，离不开改革开放；正确解决党风问题，也离不开改革开放。

为了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必须把我们的党风建设好。对于党风问题，应放在科学的基础上加以分析。一方面，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由于法制不健全，政策不配套，调节机制不完善，使党内不正之风有了滋生的土壤。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做法和新尝试，不能笼统地视为不正之风。正确认识党风问题，离不开改革开放；正确解决党风问题，也离不开改革开放。我们应该用改革开放的新观念来分析新问题，认真研究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建设制度来达到加强党风建设的目的。从总体上说，我市党员队伍的主流是好的，绝大多数党员是积极忠诚地为人民服务的，是有力量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的。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确有少数党员，包括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权谋私和严重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损害了党的声誉，成为目前群众议论较多、意见较大的一个突出问题。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一方面要加强党内思想教育，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提高党员素质，严肃党的纪律；另一方面要加快和深化改革，建立健全各种制度，逐步减少产生不正之风的土壤。当前，要从那些群众意见最多、制度建设的条件比较成熟的问题入手，逐项加以解决。总之，我们一定要下大力量研究解决好党风问题，把党风建设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使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经得起执政的考验，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廉洁奉公，艰苦创业，担负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天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8年4月22日）

 

81.“少讲空话，多干实事”。

邓小平同志最近强调，各个部门和地方，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都要注意“少讲空话，多干实事”。小平同志的话，语重心长，切中时弊。我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深刻领会，认真思考，把自己摆进去，对照对照。

几年来，我们天津在贯彻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强调了要多办实事，使我市的经济建设、城市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党和政府的威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更加振奋，领导干部的作风和工作水平也有了新的进步。事实证明，真心实意地关心群众疾苦，切切实实地多办实事，是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搞好各项工作的主要动力和基本经验。

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对这个事关四化大局的根本问题，许多同志认识还不够深刻，行动还不够自觉。在一些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同志中，讲空话，图形式，不下真功夫，只搞假把式，做表面文章，甚至弄虚作假的坏作风，还严重地存在着。他们不学习，不调查，不认真思考，讲空话，讲大话，讲假话，讲一些似是而非和漫无边际的套话。他们喜欢开会，特别是开大会、开长会，满足老程式，轮流作演讲，行礼如仪；会前不准备，会上无主题，议而不决；决心在嘴上，行动在会上，落实在纸上，决而不行。他们在部门关系上，不是互相谅解，互相支持，而是抓住枝节问题纠缠不休；踢皮球，争利益，论高低，比输赢，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休止的扯皮之中。他们只讲人情，不讲原则，整天走东家，串西户，到处找人谈话，除了讲个人的私利，就是说别人的缺点，自己不工作，还浪费了别人的时间。他们热衷于设机构，争编制，机构越精简越繁，人员越压缩越多，人浮于事，无事生非，增添了环节，加多了手续，降低了效率。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应付门面上，整天忙于红白喜事，送往迎来，出头露面，陪会陪餐。他们争出国，把出国当成了待遇。出国前，大讲必要性，争取出去；回国后，强调特殊性，为了不干。出去不少，办事不多。一天只有24小时，如果老是陷在这些无效活动之中，除去睡觉、吃饭，还有多少时间去工作学习，还有多大精力去办实事！

“少讲空话，多干实事”，不只是工作作风问题，而且是精神状态和革命意志问题，是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问题，说到底是个世界观问题。因此，要搞好四化建设，就必须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天津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1985年5月28日）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现宏伟目标，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到建国100周年，接近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必须靠全国人民、几代人实干苦干。首先，干部要身体力行，而后，再推广到整个民族，使少讲空话、多干实事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行为规范、是非标准、民族气质，并持之以恒，流传后代，成为振兴中华的巨大物质力量。

我们有些同志沾染了一些很坏的风气，他们习惯于坐在屋子里，豪言壮语，气吞山河，听起来似乎决心很大，道理很多，但只有唱功，没有做功，嘴行千里，屁股在屋里。高谈使他们浪费了很多时间，阔论使他们耽误了许多事情。有些同志“茶碗一端，说话无边；香烟一点，专说人短”。他们习惯于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就是不说怎么样才对；他们总喜欢说这人不行，那人不行，就是不说自己行不行；他们不当运动员，只当裁判员，只吹哨不上场，谁“进球”吹谁“犯规”；你在前边干，他在旁边看，干好了他说“早该如此”，干错了他说“意料之中”。他们涣散了别人的斗志，污染了周围的空气，误事、误国、误人、误己，此患不除，四化难矣。

我们要造成社会舆论，采取有力措施，使实干为荣，使空谈为耻。评价一项工作要循名责实，看是不是取得了实际效果；考核一个干部，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看他究竟办成了多少实事。要提拔、重用、奖励那些有干劲、有才能、办实事、有成效的人。要查处一些极端不负责任、空谈误事的严重官僚主义者，以明功过，以正视听，树一代之新风，兴中华之大业。

《兴邦之道——再谈少讲空话，多干实事》（《天津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1985年5月29日）

要大力提倡说实话、办实事、想实招、重实效。

现在浮在上面的活动太多，不解决实际问题的会议、文件太多，一般性的号召太多，表面上的应付太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太多，结果占用了领导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忙而无效，劳而无功，同时又助长着唯心主义，是不祥之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存在着许多新的、复杂的、特殊的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靠“打电话、听汇报、办公室里编套套”无济于事，靠“找上几个人儿，出上一个题儿，关上窗户门儿，作上一篇文儿”也不解决问题，只能靠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靠我们的干部、专家与群众相结合，塌下心来，深入实际，集中时间，集中力量，进行艰苦的、系统的、综合的研究工作。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是干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空谈误事、空谈误国，实干兴业、实干兴邦。我们许多事情之所以办得不理想，不是因为说得不清而是因为抓得不实、干得不够。我们要大力提倡说实话、办实事、想实招、重实效，使那些专说空话、说套话、说似是而非的话以及没有错也没有用的话的人失去市场。要提倡具体抓、抓具体、抓住不放、一抓到底的作风。任务要具体，措施要具体，要求要具体，责任要具体。什么人去抓，什么时候抓到什么程度，一切都要具体。

《听取安徽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3年6月10日）

实干精神是我们取得成绩、干成事业的基本精神、基本方法、基本经验，是我们的治家之宝、发家之宝、传家之宝。

我们要提倡实干精神，其中包括艰苦奋斗、奋力拼搏的精神。总结我们过去走过的路程，我们所有的成绩都是通过实干获得的，所有经验都是通过实干创造的，所有人的才能都是在实干中锻炼提高的。展望未来，我们的一切问题，都要靠实干去解决，一切困难都要靠实干去克服，一切新的高峰也都要靠实干去攀登。离开实干我们将一筹莫展、一事无成，一切无从谈起。实干精神是我们取得成绩、干成事业的基本精神、基本方法、基本经验，是我们的治家之宝、发家之宝、传家之宝。

《在天津市各界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1986年9月29日）

解除当前人们思想疑虑的唯一办法是实实在在地干，并且干出成效。

坚持改革开放，在当前不是一个表态的问题，因为表态的话我们已经说得不少了，重要的还在于如何去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解决，一个困难一个困难地去克服，一件事一件事地去完成。我看解除当前人们思想疑虑的唯一办法是实实在在地干，并且干出成效。现在要多报道继续改革开放的实际步骤和具体内容，宣传改革开放的典型事例及其成效。

《在〈人民日报〉国内记者工作会议上的谈话》（1990年4月28日）

落实总比开会难。

一般地说，落实总比开会难。会议所确定的方针、政策、部署属于主观的东西，落实是主观见诸客观的东西，主观认识部分地不符合客观实际是难免的；落实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碰到新情况、新问题；落实总要牵扯到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方方面面诸多工作和利益关系，处理不好往往会影响全局。

《在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1年6月27日）

现在一大问题是会议太多，开会“陪绑”的人多。

领导干部要亲自下去，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开会解决问题不要搞“陪绑”的。如果是一个厂的问题，就不要把无关的厂都叫来。那种“听汇报、写报告、坐办公室里编套套”的工作作风必须改变。现在一大问题是会议太多，开会“陪绑”的人多。一个局领导一周有两次甚至三次到市里来，他还怎么抓工作？领导要下去解决哪个单位的问题，就到哪个单位去；需要谁参加就带谁去，没关系或关系不大的一律不去。没有充分理由不准召开全市范围的会。坚决改变那种非开会不能解决问题的旧模式。这既是个工作方法问题，也是个党风问题。大家动动脑筋，除开会之外还有什么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领导干部可以直接下去解决问题，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不管什么方式，解决问题就行。总之，要减少会议，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

《在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82年11月19日）

 

能不开的会，尽量不开或少开。

能不开的会，尽量不开或少开；少开大会，多开小会；少开专题会，多开一揽子综合会；少开领导干部务虚会，多开专家、基层干部座谈会。每次会议都要把内容准备好，确定好参加会议人员，能少去的就不要多去，能到下边开的，不要拿到上边开。没有准备或准备不好的会坚决不开。

《在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82年11月19日）

必须警惕和反对会上赞成、会下反对，总的赞成、具体反对，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坏风气。

要重在行动，既要说，更要做。必须警惕和反对会上赞成、会下反对，总的赞成、具体反对，对上一句话、对下又是另一句话那种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坏风气。我们希望通过宏观控制和改革，使我们的各级领导受到一次党纪、党风、党性的考验和锻炼，在取得经济建设成果的同时，得到精神的成果，做到物质精神双丰收。

《在天津市区县局领导干部会议总结大会上的讲话》（1985年7月25日）

有一传手，没有二传手，尤其是缺乏扣球手，总不得分。这是个老问题，一定要下决心解决好。

这几年文件不少，开会不少，讲话不少，但落实得如何，的确值得研究。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好的文件，好的政策，只有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真正加以落实，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现在很多事情没办好，成效不显著，不是方向不明，政策不对，主要是干得不行，没有落到实处。有一传手，没有二传手，尤其是缺乏扣球手，总不得分。这是个老问题，解决起来难度不小，但一定要下决心解决好。领导水平的高低、工作作风的好坏，拿什么标准去判断呢？不是看你开了多少会，讲了多少话，发了多少文件，关键是要看你干了多少实事，有多少政绩。

《同黑龙江省委负责同志和宣传、文化部门代表座谈时的讲话》（1992年1月22日）

现在的一种不祥之兆是“评论员”太多，“裁判员”太多，“运动员”太少。

我们共产党是讲变革的。发展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我们承认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处在永恒的发展变化之中，我们反对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依据这个观点，我们党进行了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依据这个观点，我们党作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但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却不懂得这个观点，不坚持这个观点。他们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总觉得过去一切都好，改革是自找麻烦。他们对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抓住一点枝节问题就大惊小怪，横加指责。他们不是站在群众之前，而是站在群众之后，不是站在改革之中，而是站在改革之外，指手画脚，评头品足，不干实事，专挑毛病，只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专吹哨子不上场。现在的一种不祥之兆是“评论员”太多，“裁判员”太多，“运动员”太少。对于这些党员，必须向他们大喝一声，使他们觉醒，否则他们将会成为第二次革命的绊脚石。

《在天津市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5月9日）

抓认识，本来是为了更好地行动，空论太多，反而影响了行动。

干实事不抓认识不行，思想不明确，行动不自觉，好事也会干砸。但只抓认识，醉心于无休止的议论，耽误了行动，事情办不成，最终认识也解决不好。因此，必须把抓认识与抓行动统一起来，结合进行。

“无论事大小，认识先抓好”，这是我们的传统。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人把抓认识当成了坐而论道、不干实事的借口。他们只讲空理论不讲实道理，只讲大原则不讲真问题；“事小道理大，个小帽子高”。你急得坐立不安，他说你不懂政治。他们不分大事小事、难事易事，一律都要“找”上一帮人关门去开会，结果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占去了很长干事的时间。事实说明，许多事情常常不是失之于方向不对，道理不清，而是失之于空论太多，久议不决，坐失良机。抓认识，本来是为了更好地行动，空论太多，反而影响了行动。

《知行结合——六谈少讲空话，多干实事》（《天津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1985年6月3日）

有些人整天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就是不说怎么才对；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就是不说自己行不行。

讲深入，就要多干实事；讲实效，而不是夸夸其谈。现在，有些地方像对待其他事情一样，对教育也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有意见的人很多，有责任的人很少；挑毛病的人很多，想办法的人很少。还有些人整天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就是不说怎么才对；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就是不说自己行不行。这种状况不扭转，讲教育重要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我希望所有的同志都要把支教工作落实在行动上，不仅提问题，而且想办法；不能光埋怨，而是真心实意地、实实在在地为教育办点事。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使学校的各个方面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

《在天津市社会支教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1988年11月10日）

少讲空话套话、似是而非的话、没有错也没有用的话。

如何开好会议，是当前一个需要重视和研究的问题。会议是统一认识、推动工作的必要形式，可是现在有些会议质量不高、效果不好。比如，有的会议行礼如仪，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缺少内容，没有研究解决问题。有的会议本应大家讨论，集思广益，但只有领导讲话，而讲话又多是空话套话、似是而非的话、没有错也没有用的话。这样的会议，挫伤了群众热情，浪费了宝贵时间，贻误了实际工作。

《在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93年5月21日）

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何况人呢？

宣传思想战线的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事业心，作风要扎实，思想要艰苦，虚功要实做。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湖北神农架地区野猪糟蹋庄稼厉害，群众叫苦不迭。为此，乡村组织民兵巡逻驱赶，花费很多人力也不见效。后来有人想了一个“高招”，用录音机录上狮、虎的吼声和人声、枪声，用高音喇叭播放，开始果然有效。但几天后，野猪试探着往庄稼地里凑，并用身子靠了靠绑喇叭的杆子，发现仍然只是叫喊而没动作，于是甩开嘴巴，把绑喇叭的杆子给拱倒了。当地人说，说空话、唱高调连野猪都骗不了！何况人呢？

《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1992年1月25日）

 

93.苦读、多思、常联系。

读书是大事，也是难事，更是苦事。有的同志说：“我知道读书重要，我也想认真读点书，可现在事情太多，时间太少。”我承认，现在确实很忙，但我仍然认为有个认识问题、重视问题、安排问题。世间最宝贵的东西是时间，而我们许多同志最不珍惜的也是时间。不信你把每天24小时作息时间详细具体地记录下来，并连续记上一个月，然后仔细看一下，按照科学合理安排工作、生活的方法盘算一下，你就会惊奇地发现，你不经意地浪费了一大把时间。也有的同志说：“最难的问题是读不懂，记不住。”还有的同志说：“我很想读书，也鼓劲试过好几次，但总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以上所说的一些情况，确实是个问题，是不少人都碰到过的问题。怎么解决？很多人也谈过自己的体会和办法。我体会最基本、最重要的是：硬着头皮去读，咬紧牙关坚持。就像古时读诗词一样，先会背诵，后解其义。这样做当然很苦，读书怎能不苦？自古以来都叫“苦读”，“寒窗苦读”，“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你不动摇，不松劲，只要你能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终究会迎来“蓦然回首”的新局面。要勤于善于思索，“学而不思则罔”。读不懂读不进的原因之一是缺乏思索。思维活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是获得理性认识必需的条件和过程。要坚持多思，学会善思，养成思索的习惯，这不但可以增进理解，还可以增加兴趣，增多学习的时间。要学会联系，联系实际、联系工作、联系生活、联系常见和熟知的事例去理解书中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任何事物也逃不出它的范围，因而随时随地都可以联系。比如“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辩证法的“精髓”（《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何以见得呢？在实际生活中，任何一个事物、一个命题都可以得到证明。比如“人”、“女人”，相对其他事物，“人”是个性，在人这个领域，“人”又是共性；“女人”相对男人是个性，在女人这个领域又是共性。再比如“树”，相对其他植物是个性，在树这个领域又是共性。如此等等，万事万物都是这个道理。这就是我向大家介绍的苦读、多思、常联系的方法，即把读书、学习、工作、生活融为一体的方法。这种方法容易懂、容易记、容易活、容易找时间，因而也就容易坚持。这是我自己常用的方法，我希望同志们也试试这个方法。

《在天津市调查研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6月11日）

要多一点时间读书，多一点时间调查，多一点时间琢磨问题，多一点时间研究政策。

对于现行政策我们必须强调贯彻落实，否则就没有统一行动，就无法工作，也没有权威。但这决不是说不要研究，特别是制定政策的部门，必须坚持在一定范围内不间断地进行研究。希望统战部门的同志多一点时间读书，多一点时间调查，多一点时间琢磨问题，多一点时间研究政策，多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12月6日）

不读书，实践再多，悟性再好，也不会掌握马克思主义。

读书是获取知识的阶梯，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途径。不读书，实践再多，悟性再好，也不会掌握马克思主义。现在有些领导干部虽然工作勤勤恳恳，就是不肯读书。照此下去，就会成为一个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领导干部是否认真读书，不只是个人兴趣问题，而且是一个事业心、责任感的问题。理论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一般说来，地位越高，影响越大，甚至影响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在天津市调查研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6月11日）

要真正读点书，研究点问题，工作才能有大变化。

我几次讲过这样的话，我们有些干部没有坐下来读书的习惯，总爱坐上车到处跑。就现在的条件而论，坐车下去不一定就是什么艰苦的事。有的领导干部下去以后讲话很多，说有用吧，没有什么实际作用；说有错吧，都是报纸上的，也没有错。要使这些干部养成刻苦读书的习惯。把他们招到党校来学习一段，集中时间读点书，研究些问题。领导干部必须能坐下来，报纸要读进去，文章要看进去。那么多文件，学习以后要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能问什么好像知道一点儿，往下一问又什么都不知道。共产党取得胜利，其中有一条就是有那么一批人善于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毛主席写了多少东西，研究了多少问题？《毛选》一、二、三、四卷，你说是理论也行，你说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行，讲得多实在，真正是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天津的干部，特别是区县局一级的干部，要真正读点书，研究点问题，工作才能有大变化，这很有现实意义。

《关于加强党校建设的意见》（1988年7月12日）

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书，会读、会背的甚多，会用、用好的甚少。

总结经验，这是每个同志提高水平、增长才干的一个重要环节。比如说，我非常赞成大家读书，但离开总结经验，把书读懂、用好是很难的。我讲过这样一句话，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书，会读、会背的甚多，会用、用好的甚少。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没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而怎么联系实际，关键就是总结经验。只有通过总结经验，才能把理论弄懂弄通。又比如说，我们有许多同志，年龄差不多，经历差不多，天赋差不多，实干精神也差不多，进步快慢却差得很多。原因可以找很多，其中一条就是善不善于总结经验。有的同志每干完一件事，都要琢磨琢磨，找出对的在哪，错的在哪，这叫做“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而有的同志叫干就干，干完就算，稀里糊涂，马马虎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而进步就慢。按时间来说，每年，乃至每一天，干得怎么样，都回顾回顾，琢磨琢磨，我看好处甚多。我自己几十年来，就有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晚上睡觉前都想想今天干得怎么样，有没有虚度时间。我个人觉得很有益处。

《同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1996年12月25日）

学习毛泽东读史用史、爱书读书的精神，使勤读书、多读书成为习惯、成为风气。

毛泽东酷爱读史，尤为喜爱读二十四史，认为这是一部好书，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一部大字本的二十四史从1952年开始陪伴他，直到逝世。对于这部4000万字的历史巨著，毛泽东常读不懈，浓圈密点，作批写注，留下了一代伟人极其珍贵的心迹。《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教育以及做人道理、养生之道……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读史，不拘泥于前人已经作出的结论，能在浩繁的史料中，去伪存真，去芜取精，得出独到、精辟的见解。毛泽东读史，不是为史而史，而是结合实际，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推动中国历史更好、更快地前进。今天，当我们进一步领悟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的讲话、落实江泽民同志“全党学习历史”的号召时，重新回顾毛泽东重视历史、研读历史、运用历史的伟大实践，就会再一次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巨大魅力与生命力，就会激励我们更加热爱民族优秀文化，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积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战争年代、条件极其艰苦时，他坚持读书；和平时期、国事十分繁忙时，他坚持读书；即便病魔缠身、行动困难时，他仍然坚持读书。读书成了毛泽东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当我们钦佩毛泽东知识渊博、才能杰出、功绩卓著时，同样也钦佩他那种“生命不息、读书不止”的崇高品格。现在我们的工作确实比较忙，但无论如何忙不到毛泽东那样的程度。我们要借《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出版的时机，学习毛泽东读史用史、爱书读书的精神，使勤读书、多读书成为习惯、成为风气。

《在毛泽东与二十四史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1997年12月1日）

人都有长处，都有短处。无论选了哪种类型的人当市长、副市长，都得补课。

我是被人选的，怎样当市长这个题目你们应该找那些选人的人去谈。要我谈，我认为无论选了哪种类型的人当市长、副市长，都得补课。人都有长处，都有短处。搞自然科学的专家教授，他们自然科学知识丰富，但有的担任了校领导职务以后，连学校的食堂、卫生都搞不好，如果选他当市长，要他把全市人民的吃喝拉撒睡搞好，难度更不小。也不是他不想管好，而是因为一个人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接触的范围有限，“术业有专攻”。常常是这头长那头短，也常常是长是短的原因，短是长的结果。一个人在某一个方面经历时间过多，其他方面就可能是短门。当然，我这话不是说自然科学家不能当市长，而是说要知道自己的短处，要有计划地补短，要把自己已经熟悉和掌握的具体科学，犹如马克思学数学、物理学那样，用一般性的理论概括上升到普遍化的道理，即把自己熟悉了的东西、直接接触的东西上升为普遍的东西，然后再拿普遍的东西，去研究自己所面临的不同的行业和事物。如果忽视这一点，用某一个具体领域的知识直接去解决另一领域的具体问题，是很难成功的，甚至可能失败。因此，如何启发他们学习一点一般性的理论，把他们经验了的东西、熟悉了的东西，用基本原理加以概括，从中了解和掌握一般性的规律，这个过程我看是非常必要的。

《同〈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记者的谈话》（1985年1月9日）

 

要把零碎的事情捆起来办，切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肢解时间。

我们应当十分珍惜时间，有效地利用时间。不要忽视零碎时间，理发、洗澡、散步、坐车等头脑空闲的时候，都可以用于思索；要把零碎的事情捆起来办，切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肢解时间；要想方设法挤留出大块的整块的时间，使自己静下来，翻点材料、读点书，系统地想点问题。

《在全国地方政协工作经验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2001年12月6日）

学懂几个基本观点，养成一个翻书本的习惯，形成一个好思考问题的方法。

不客气地讲，年轻的一代书读得太少，而且追求学问的劲头不够足，往往满足于一知半解。不读书，不了解情况或者对情况了解不够，缺乏一个思想艰苦的作风，终究成不了气候。现在，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要学习法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经济管理知识。学习要达到三个目的，即：学懂几个基本观点，养成一个翻书本的习惯，形成一个好思考问题的方法，即分析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长期以来革命斗争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千千万万的人，经过多少年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积累起来的。我们通过读书把这些知识学到手，要省多少劲！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历史书籍中也有许多丰富的知识，需要通过学习借鉴过来。有了一定的知识，一定的基本理论，就会把若干问题提高到理论上去理解，认识事物的水平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就会提高。如果基本理论不够，许多事情只不过是一种社会现象，一闪而过而已。有了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对大量的社会现象都能理解，对若干社会现象就有了本质的认识。有人说自己的记忆力差，从生理条件上讲，人和人的记忆力有差别，但没有那么大，记忆力的差别点主要在于你有没有基本的了解。政府机关要提倡读书和思考问题的风气。要出点书目，加以引导，在座的同志要能带这个头。年轻人模仿力很强。如果你们天天翻书，同时经常问问年轻人在读哪些书，提出一些书让他们读，久而久之，整个机关上上下下就会形成读书的习惯和风气。读书必须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与自己的工作相结合，善于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从而一方面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加强工作的理论色彩，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按照这种方法，读书的技巧也就有了，不会把人读成书呆子。养成读书的习惯，了解情况与读书相结合思考问题的习惯，经常不断地总结经验，就会做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现在，我们有些同志似乎明白而又糊涂的事太多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读书和思考问题的习惯，一件事情办完了，挺好，但不反问自己为什么。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可以使干部的素质得到提高，可以出人才。

《同天津市政府秘书长及办公厅、研究室主任的谈话要点》（1987年1月9日）

实际生活这本大“词典”最丰富、最准确、最生动、最易懂。

我们历来强调学习理论。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因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还因为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许多都涉及理论问题。学习理论，当然要读书。要认真地读，刻苦地读，重点文章要反复地读，读原著，读相关的书籍，读报刊上的文章。学习理论，光读书不行，必须联系实际。离开联系实际，学习理论就失去了目的。为什么学习，不是为了摆样子、给人看。离开联系实际，学习理论就失去了动力。学习见不到实际效果，就很难有兴趣、有劲头。离开联系实际，学习理论也就失去了衡量的标准。学习的成绩如何，不是看背多少书，而是要看实际结果。毛主席讲，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问题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大量事实证明，只有联系实际，才能真正学懂弄通。有些同志学习时喜欢查书，从这本书查到那本书，从这个词典查到那个词典。现在有一些争论，都引经据典，谁是这样说的，谁是那样说的。你说他引的不对，是断章取义，他说你引的不准，是歪曲原意，来回争，来回查。查书无可非议，是学习理论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我体会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到实际生活中去查一查。实际生活这本大“词典”最丰富、最准确、最生动、最易懂。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什么是具体？列宁讲，具体之所以具体，表现为过程，表现为综合，表现为质的多样性。这话单从字面理解比较费劲，如果从生活中去理解就比较容易。比如，一块木头是什么？就是一块木头，这个回答并没有错，但它还是什么？这就要看具体情况。拿它来做家具就是原料，拿它来烧火就是燃料，拿它来挑水就是工具，拿它来和坏人斗争就是武器，拿它来行凶打劫就是凶器，拿到法庭就是证据，但还是那块木头。这就是质的多样性。实践高于理论，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意义。许多问题用列宁所说的那种最平凡、最常见、每天碰到无数次的小事去理解，用自己最熟悉的实际去理解，就比较容易弄清楚。只有联系实际，理论才是生动活泼的。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活生生的，因为它的特点之一就是实践性，它最容易与实际相结合。实际是丰富的，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同它一联结，就变成活生生的。僵化教条最主要的毛病是脱离实际，书本很熟，条条很多，不联系实际，有什么用处？毛主席说过，教条主义不如屎，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教条主义既不能喂狗，也不能肥田。只有联系实际，学习才能长期坚持下去。我们现在都很忙，时间有限，事情很多，加上业余活动丰富多彩，要长期地不间断地坚持学习真不容易，结合实际学习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方面，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另一方面，由于结合实际，读书的过程就成为研究实际的过程，工作的过程也就成为学习和应用理论的过程。由于工作实际的需要，迫使你研究理论，迫使你读书、查书。这样工作不间断，学习也就不间断。工作学习相统一，工作能力、理论水平共同提高。

《学习理论总结经验研究工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97年6月29日）

当前理论联系实际，主要还是学习理论、认真读书的问题。

强调联系实际，绝不意味着否定读书的重要，恰恰相反，更要认真地读，反复地读，深钻苦研，努力读懂弄通。否则，没有掌握理论，怎么谈得上理论联系实际？在过去的学习中，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中，往往读书不够刻苦认真，名曰联系实际学习，可是讨论起来只是从实际到实际，或研究具体工作，言不及义，或海阔天空漫谈，东拉西扯，看起来气氛热烈，实际上收效甚微，甚至白白浪费了时间。当然，理论联系实际，也要有一个由浅入深、循环往复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严密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完整、准确地掌握它，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做到；另一方面，客观事物本身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丰富地占有、精确地选择材料，系统地了解周围的环境、历史和现状，也不是简单地不下一番苦功夫就能做到的。把两者结合起来，运用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释历史、研究现状、指导工作，更需要花大气力。因此，开始的时候不会联系实际，或者联系得不够紧密，这是正常的现象，对此别人不要挑剔，自己也不要泄气。只要有决心，有毅力，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就会有成绩，坚持就是胜利。我认为在当前理论联系实际，主要还是学习理论、认真读书的问题。提倡学哲学已经多少年、多少次了，许多哲学书人们也读过，为什么还要强调读书呢？我感到，许多同志在读书上下的功夫还不够，或者方法不对头，没有真正读懂。

《同出席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干部哲学教育研讨会全体代表座谈时的讲话》（1989年10月13日）

有实践经验的人，有很多长处，但也需要补课，必须把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

有实践经验的人，有很多长处，但也需要补课，必须把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从基层调上来当市长的，有个知识问题，局面问题，视野问题。因为任何人都是在一定范围活动的人。他观察的就是那么一个范围，他研究问题就是那么一个范围，他研究问题就是那么一个方式，每天接触的就是那么一些人和事物，难免有局限性。因此，基层上来的人，必须把他接触和熟悉的东西上升到理论，变成一般。这样他才能有全局，有理论，有概括综合能力。不然，尽管有实践经验也难胜任。

《同〈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记者的谈话》（1985年1月9日）

联系实际学有六点好处：容易懂，容易记，容易生动活泼，老师多，时间多，便于坚持。

要把理论学习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除了解决认识问题，确定好学习内容外，还有一个方法问题。方法不对头，或者是学不进去，容易走过场；或者是学了用不上，对实际工作意义不大。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避免的。学习方法可以讲很多，但最根本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毛泽东同志讲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有些同志总觉得工作忙，没时间学，或者学不懂，或者兴趣不浓，难以坚持。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学用脱节，没有很好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多年来，我有这样一条体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有六点好处：容易懂，容易记，容易生动活泼，老师多，时间多，便于坚持。在明年的理论学习中，一定要把方法搞对头，要把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学习的最终目的，作为学习的基本态度，作为检验学习效果的主要标准。

《在中共天津市委四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12月26日）

把学习与现实生活、与自己熟悉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对理论就比较容易理解，容易弄通弄懂。

学习马克思主义，还必须解决学习方法问题。方法可以讲很多，但最根本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比较抽象的科学。如果只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就很难弄懂，很多人就可能会陷入“迷魂阵”。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普遍真理，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如果把学习与自己熟悉的工作结合起来，拿实践的经验同理论相印证，就容易懂；把基本的观点与具体的形象的东西相联系，印象会比较深刻，就容易记；把书本的东西融入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干什么就从什么里头学、就在什么里头用，就容易活。

《同出席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干部哲学教育研讨会全体代表座谈时的讲话》（1989年10月13日）

真正提高理论，还得靠联系实际，还得靠自学。

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自学的制度。上党校、进轮训班的人毕竟是少数，对于广大干部来说，主要靠在工作中挤时间自学。即使上过党校和轮训班的人，也只是学一些最基本的哲学理论，打下个基础，真正提高特别是联系工作实际学以致用，还得靠自学。为了保证干部能够坚持自学，要规定学习时间，加强学习辅导，举行各种座谈会和讨论会，交流学习心得，并定期进行考核，避免放任自流。

《同出席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干部哲学教育研讨会全体代表座谈时的讲话》（1989年10月13日）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既是学习的目的，也是学习的方法。

我们提倡学习哲学并不是为了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而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我们的行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既是学习的目的，也是学习的方法；既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之所在。结合就是应用，结合就是坚持，结合就是发展。客观事物本身是活生生的，是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与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现实情况相联系、相结合，求得矛盾的解决，推动历史的前进，这本身就有发展的意义。同时，有些观点就书本查书本比较难懂，而结合实际学，特别是与自己熟悉的情况一结合就容易明白。

《同黑龙江省职工群众学哲学经验交流会代表座谈时的讲话》（1990年8月16日）

 

107.各种文明都应当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保持特色。

希腊是文明古国，也可以说是西方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对人类文明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独特的重大的贡献。古希腊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思想，影响了整个世界，一直影响到今天。从毛主席讲的“言必称希腊”（《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7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的话中，就可以证明其影响之大。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和中国的古代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孟子，处在同一个时代。我查了一下，孔子和苏格拉底相差82年，孟子和柏拉图相差55年；亚里士多德和孟子相差12年。因此，我和希腊领导人谈话，可以谈谈人类文明的问题。

总的来讲，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多种文明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历史。尽管各种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经历过自身的兴衰消长，但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有其特殊的贡献和地位。因此，在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一是要相互尊重。由于自然环境不同、历史背景不同，使各国的文明都具有特色，应当承认人类文明的多元性，肯定他国、他民族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尊重各国人民的意愿和选择，不能把某一国的做法作为唯一模式强加于人。二是要相互学习。各国、各民族都不能满足于自己以往的成就，而应实行开放政策，通过交流、合作，认真汲取和借鉴其他国家、民族所创造的优秀的文明成果，不断为自己的文明注入新的活力。中国是文明古国，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中国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也从其他国家引进吸收了许多的东西，比如黄瓜、菠菜、蚕豆、芝麻、葡萄、核桃、石榴等。特别是近一二百年来影响我们生活的许多东西都是外来的。三是要保持特色。在科学高度发达，特别是交通、信息十分便捷的条件下，做到既学习别人的优点，又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很不容易的，然而这是必需的。不能有了西餐而丢了中餐，不能有了汉堡包、比萨饼而丢了我们的饺子和馅饼。当然，汲取他人成果要同本国、本民族的实际相结合，发扬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增强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心。遵循这样一些原则，人类社会就能够和平稳定，就能够丰富多彩，就能够共同进步。

《同〈会见希腊总统康斯坦丁·斯特凡诺普洛斯的谈话参考要点〉起草人员的谈话》（1997年5月25日）

民族是多种的，文明是多元的。

民族是多种的，文明是多元的。每一种文明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都有其理由和根据，都有其价值和作用。各种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都对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尽管有过摩擦、碰撞和冲突，但交流、借鉴和融合始终是发展的主流。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联系日趋便捷，每种文明都毫无例外地面临着完善、发展的问题，不同文明之间扩大交流、加强对话更为迫切而必要。如果自恃先进，高人一等，对别的文明采取歧视、蔑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只能破坏世界大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只有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人类文明才能保持丰富多彩，不断繁荣兴盛。

《会见伊朗总统哈塔米时的谈话》（2000年6月23日）

各种文明都应当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求同存异，和谐共存。

今年是联合国倡导的“不同文明对话年”，许多国家积极响应并开展了一些有益的活动。当前国际局势的变化使这个活动显得更加富有意义。各种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这种联系越来越紧密，影响越来越深刻。应当承认，各种文明之间确有差异。差异往往是民族存在的理由。正是这种差异使世界丰富多彩，使交流与合作成为需要。假如世界上万事万物全都一模一样，那还有什么意思？因此，把差异当作异端，以差异为借口排斥其他文明，或唯我独尊，将自己的文明强加于其他文明之上，都是错误的，不利于世界的安宁与人类的进步。各种文明都应当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求同存异，和谐共存。

《会见斐济总统伊洛伊洛时的谈话》（2001年11月14日）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独木难支”。国际社会也是这样，一个国家说了算，难以实现稳定与安宁。

当前，世界格局加速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多极化趋势是大国和地区综合实力消长变化和在此基础上相互关系重新调整的结果，也是各国人民为实现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发展而长期奋斗的结果。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独木难支”。国际社会也是这样，一个国家说了算，难以实现稳定与安宁，只有众多的国家共同发挥作用，才算民主，才叫公平，才能保持世界的多彩多姿，也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这个星球上的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对人类的发展作出过自己独特的贡献，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因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都有其维护自身利益、对各种国际问题表明态度的权利。

《会见法国总统希拉克时的谈话》（1998年5月27日）

国与国之间难免对一些问题存有不同看法。再亲的兄弟也难免吵架，再好的夫妻也难免拌嘴。

国与国之间难免对一些问题存有不同看法。再亲的兄弟也难免吵架，再好的夫妻也难免拌嘴，但毕竟兄弟还是兄弟，夫妻还是夫妻。我们相信，只要双方从友好合作的愿望出发，平心静气坐下来谈，平等地谈，问题总能得到解决。有些问题或许一时解决不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智慧的发展，最终总会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对此持乐观态度。

《会见印尼外长阿拉塔斯时的谈话》（1995年7月20日）

“要想公道，打个颠倒。”

国与国之间要实现长期友好、和睦共处，最重要的是相互尊重，相互体谅。尊重对方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对方的传统和风俗习惯，尊重对方的人民意愿和制度选择。中国有句俗话：“要想公道，打个颠倒。”说的是为人处世不要只从一面去想，而要注意替对方想想，换个位置想想。由于历史背景、社会制度和价值取向不同，国家之间出现某些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只要能设身处地看问题，就容易增进了解，消除误解，加深理解，达到谅解。

《会见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时的谈话》（2001年5月1日）

批评别人对自己不真诚，首先要反省自己对别人是否有虚假。

互相尊重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追求，是处理双边关系的基本准则。人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而要真正获得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别人，“敬人者，人恒敬之。”人心换人心，真诚换真诚。只有真诚地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真诚尊重；批评别人对自己不真诚，首先要反省自己对别人是否有虚假。在现实生活中，强者、富者、大者处于优势地位，弱者、穷者、小者处于不利地位，讲尊重应特别提倡强的尊重弱的，富的尊重穷的，大的尊重小的。这是一种道德、一种品格、一种文明。

《会见斯洛文尼亚国民协商会主席赫罗瓦特时的谈话》（2002年5月20日）

 

坦诚是增进了解、加深理解、消除误解、达到谅解的必需条件。

坦诚是增进了解、加深理解、消除误解、达到谅解的必需条件。由于历史背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差别，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由于沟通不够等等原因，不同国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这是难免的。但不管分歧有多大、误解有多深，只要我们出自善意，坦诚相待，努力求同，允许存异，就一定能够加深了解，增进友谊。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大思想家孟子就说过：“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坦诚是立身做人、自我修养的重要内容，是交友联谊、化解矛盾的重要条件，也是我们对外交往中奉行的重要准则。待人、处事都应当坦坦荡荡、实实在在。

《会见瑞士前联邦委员会主席科蒂时的谈话》（2000年6月9日）

邻国之间关系搞好了，于本国有利，于双方有利，于周围各国都有利。

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点。中国有句俗话：“远亲不如近邻。”邻国之间，山水相依，道路相通，习俗相近，交往便捷，关系搞好了，于本国有利，于双方有利，于周围各国都有利。

《会见缅甸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主席丹瑞大将时的谈话》（1995年12月11日）

任何一位负责的国家领导人，都不能不把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作为第一位的任务。

在世界上，任何一位对历史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祖先和儿孙负责的国家领导人，都不能不把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同样，任何一个国家要同其他国家友好相处，获得对方理解，获得国际社会的真正尊重，也不能不把尊重别国的独立和主权作为外交的基点。如果脱离这一原则，无论打什么样的旗号，用什么样的漂亮语言，都是虚伪的，最终也是要失败的。世界各国的情况互不相同，各国人民都有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别国的独立和主权，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别国人民的这种权利。

《会见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时的谈话》（1995年6月12日）

一个国家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决定。

充分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选择本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是中国政府在国际交往中严格遵循的一条基本准则。最关心一个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最了解一个国家情况的也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一个国家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决定。历史已经证明，不顾别国的国情和人民的意愿，把某一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是行不通的，这样做极易导致国际争端和冲突，不仅损害有关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利益，归根结底也不利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世界各国历史传统、民族习惯、宗教信仰、经济状况千差万别，发展道路各具特色。正是这种差别和特色，使得我们的世界丰富多彩，也使得各个国家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当然，一个国家选择自己的道路难免会经历一些曲折和反复，但是人民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自己的思考和比较，最终总是能够找到适合本国国情、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道路。

《会见罗马尼亚总统康斯坦丁内斯库时的谈话》（1998年5月15日）

国家之间在交往中，一要互相尊重，二要互相理解，三要互相支持。

国家之间在交往中首先要互相尊重。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富国还是穷国，都应平等相待，不能借各种理由、采取任何方式，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制约或要挟对方。二要互相理解。各国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乃至生活习惯不同，各国的决策一般都是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局外人常常一下子看不清。因此，要设身处地去想，换个位置去想，慎重对待和努力理解对方。三要互相支持。在重大问题上及时通报情况，协调配合，当对方遇到困难时伸出友谊之手。

《会见希腊外长潘加洛斯时的谈话》（1997年6月5日）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哪种社会的，凡属于人类发展的文明成果，凡属于优秀的文化艺术，我们都要了解、学习、借鉴。各国的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都应该尊重、学习、借鉴，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潮流。我国的汉唐时代是吸收外来文化最多的时代，也是民族主体文化高扬和蓬勃发展的时代。文艺复兴之后，许多国家进入了现代社会，而我国清王朝却闭关锁国、妄自尊大，致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应当比汉唐时代气魄更大一些。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哪种社会的，凡属于人类发展的文明成果，凡属于优秀的文化艺术，我们都要了解、学习、借鉴。

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必须注意与我们的民族文化相结合，都要立足于丰富、发展民族文化，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分析、鉴别、选择和改造，做到洋为中用，使我们的民族优秀文化融入世界潮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就起草〈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1990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