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绝不是不分敌我。
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绝不是不分敌我。这个原则，当然是就革命队伍内部，就人民内部来说的。同敌对阶级和敌对分子的斗争，是另外范畴的问题，当然要按另外的原则来处理。但是，即使在这个范围，毛泽东同志在讲到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时也说过：“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种文明态度和无产阶级胸怀，在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方面是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
《在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六次年会上的讲话》（1990年5月18日）
强调以正面教育为主，绝不意味着放弃必要的思想斗争。
强调以正面教育为主，绝不意味着放弃必要的思想斗争。提倡和支持正面的东西，本身就是克服消极因素的一种巨大力量。在人民内部，思想上的斗争也是存在的。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过去、现在和今后都是克服思想上的偏差和片面性、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和其他各种错误倾向的影响，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但是人民内部的批评，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必须是积极的、说理的和讲分寸的，必须把批评的严肃性同科学性结合起来。
《在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六次年会上的讲话》（1990年5月18日）
按锁配钥匙，锈锁先膏油。
深入细致地做个别人的工作，这是我们过去最拿手的一招。党组织依靠骨干，针对不同对象，分析其思想情绪，帮助其解开疙瘩，排忧解难，如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记得当年在基层工作时，我还总结过做后进人的思想工作的经验，叫做按锁配钥匙，锈锁先膏油，大胆给工作，培养自尊心。把思想问题比作锁，是先有了锁，后配钥匙。锈锁先膏油是讲对比较落后的人、难办的人，转化得有个过程，得先点一点儿油，慢慢再捅。你不能太急，不然不是把锁捅坏了，就是把钥匙弄断了。
《在京津沪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1989年11月8日）
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并合理地发挥出去，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也是检验思想政治工作好坏的标准。
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并合理地发挥出去，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也是检验思想政治工作好坏的标准。从生产力讲，人是最活跃的要素，充分发挥这一要素的作用，关键是把人的积极性有效地调动起来；从历史唯物论上讲，改革和建设是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只有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的事业才能成功；从国情上讲，中国就是人多，人多既是困难所在，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只要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当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并不容易。这里面既有思想政治工作本身的问题，也有许多实际问题，还有我们当前改革、开放当中面临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理论问题很关键。因为，理论上不搞清楚，行动上必然产生盲目性。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如果出问题，未必是在自然科学上，很可能出在社会科学上。从思想政治工作来讲，现在常常由于有理论上的问题说不清楚，或者理论和实践不统一，给工作造成很多困难。现在荒唐的东西有人信，而正确的话他却听不进去。你给他讲理想，他说是空想；你给他讲信仰，他说是迷信；你给他讲长远，他说看不见。这都说明，人们缺少一个统一的思想上、精神上的依靠与寄托。我认为，这不仅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课题，而且是整个改革中的课题。
《听取天津市河西区文化建设调查汇报时的谈话》（1988年5月11日）
如果大多数群众不开心，不高兴，工作劲头不大，我们就不能说这个地方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
努力调动人的积极性，应当成为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人的积极性调动得如何，应当成为衡量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不好的一条基本标准。如果大多数群众不开心，不高兴，工作劲头不大，我们就不能说这个地方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
影响人的积极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体制上存在的弊端外，有的是因为自身思想觉悟不高；有的是因为对别人有意见；有的是因为家里闹别扭；有的是因为生活有困难；有的是因为看法有分歧；等等。总之，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思想问题是不完全一样的，不能企图用一种方式、一个办法，比如开一次会或者谈一次话，就能把情绪都理顺，把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听取湖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0年11月18日）
大家都有意见，似乎大家都有道理，又都没有责任，这就需要教育，需要解释。
去年的政治风波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极少数人包括境外敌对势力插手是个重要原因，但大多数人被卷进去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由于前几年思想教育工作有失误，有些人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但也有一部分人对前几年我们的工作有意见。这些意见中，有些是我们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也有一些是我们教育不够、解释不够的问题。最突出的意见有四个方面：一是对物价上涨有意见。物价改革没同工资挂钩。搞市场调节，允许物价上下浮动，实际上向上浮得多，而工资却动得少，尤其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的工资动得少。二是对分配不公有意见。有一些人收入高，并不是靠诚实劳动，靠合法经营，而是钻了我们工作和政策不配套的空子，赚了大钱，人们对这种“暴发户”很不服气。三是对某些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有意见。前几年，社会上的黄色书刊、“六害”等一些丑恶现象又重新抬头，群众对此很不满。四是对领导机关一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有意见。这些人对我们的工作有意见，不能说责任在他们身上，应当说在领导身上。
大家都有意见，似乎大家都有道理，又都没有责任，这就需要教育，需要解释。改革开放搞活了，工作没跟上，大家都想生活好，有些人就利用职权捞些钱，这些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现象，有的属于行业不正之风，如都笼统地说成腐败是不合适的。
《会见日本前副首相宫泽喜一时的谈话》（1990年7月22日）
火葬场和医院这两个地方能使人受教育。
我常讲两个地方能使人受教育：一是火葬场，在那里不管是什么人，男人、女人，当官的、老百姓都一样，往火炉子里一推，一按电钮，立即变成骨灰。看到了这个情况，还有什么想不开？为些小是小非争个没完没了，有啥意思？捞那么多钱财到头来也是一把骨灰。二是医院。在那里不管什么人，一旦病倒住院，什么伟大设想、什么重要工作，都得放下。你才理解人最重要的还是身体，没有身体，其他一切无从谈起。
《谈天津卫生事业的发展问题》（1986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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