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起义风声走漏了……
鉴于形势紧迫，毕重远在向不可靠人员散布起义策划终止的同时，更加紧了具体方案的制定，对停泊起义的每一个环节推敲研究，以求万无一失。
轮机部门的王元方、刘懋忠、张启钰等人，一方面加紧同经验丰富的轮机技工们联络感情，同时准备拟造一道开航的假命令，以便唤起技工们发动轮机，保证在不惊动全船的情况下，把机器启动起来，按时开航。眭世达负责起锚或在紧急情况下将锚链弄断。于家欣负责从上海到烟台的航行准备，监视甚至在紧急中操纵航行。
此外，在起义开始就切断全舰电路、警报系统，控制无线电台；整个起义过程中严格控制军舰几个关键部位、几个重要通道的分工安排；如何对待舰上的军官，如何对待反抗者；行动中如若国民党军方发觉，派军舰、飞机追击，如何对付；一旦军舰搁浅，怎样处置等等；方案都顾及到了。
大家对年纪最轻的毕重远在谋划大事时显示出的老练成熟，无不感到惊讶和钦佩。这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毕重远已是入党多年的“老革命”了，多年的学生运动，锻炼和培养了他的组织、策划能力。
当具体方案拟就后，毕重远、眭世达、于家欣等决定，在2月21日毕重远于0点至4点在司令走廊值更时，发动起义。20日，他们分头通知有关的人员，明日凌晨行动。
这毕竟是在国民党严格控制区域内的行动，从锚泊处出长江口还有相当距离，都处在吴淞要塞的火力控制中；在“重庆”号不远处，还锚泊着英国驱逐舰“紫石英”号；如若将军舰开到已解放的烟台，途中要经过由美国舰队控制的青岛外海。可能会遭到美舰的拦截；此外，国民党方面一旦发现起义，派飞机追击的话，以军舰抗衡飞机，也将有一场殊死搏斗。
为了自己的信仰，将生命置之度外，这对一个中共党员来说，应是理所当然；但对多数群众，特别是那些刚刚因为对国民党统治产生不满，刚刚形成对光明和平的渴望的青年，就马上让他们将某种情绪转化为行动，而且可能要以生命为代价，就显得非常难能可贵了。因此，如果他们有迟疑、彷徨、畏难甚至恐惧，都是不足为怪，可以理解的。
意料之中的事果然发生了，有些水兵听说第二天凌晨起义，感到太突然，希望再往后推迟些时日，有的人甚至在通知起义后，擅自离舰不归，致使21日起义的计划未能实施。一些态度坚决的水兵，对此非常恼火。而毕重远感到在此紧迫关头切不可焦躁，他推算了一下，自己下次值更在25日，暂将起义推迟至那时，目前要务，是对思想准备不足的人加紧做工作。
2月23日，副舰长牟秉钊突然离舰，前往南京海军部。据说是舰方准备对舰上的混乱情形加以整治，并对起义有所风闻，是到南京询示对策的。同时，陈鸿源、眭世达、于家欣等人都听到部分军官和水兵在议论纷纷：“有人要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把舰上的军官都关押起来。”
显然，有人走漏了风声。毕重远感到形势严峻，再不当机立断实施起义，几个月的准备筹划就将付诸东流，部分起义积极分子还可能惨遭迫害。就在此刻，毕重远接到南京姐姐的来信，说是胡玉民同志托她转告，要毕重远争取回南京，向地下党组织汇报“重庆”号上的情况，由此可见地下党对“重庆”号的关注。那么，只有起义成功，把“重庆”号开到解放区去，才是最好地实现了党的意图。相反，如果他此刻离开“重庆”号，贻误起义战机，就辜负了组织的期望，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迅速完成起义的动员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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