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丈夫黄文杰的葬礼，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都到场了
就在周惠年他们离开东山不久，刚刚从南京军人监狱获释的夏之栩匆匆赶到了苏州反省院，但那里只剩下空空如也的院落。她几经寻访，才找到了东山，又得知母亲和周惠年等已经去了浙江。夏之栩又趋往浙江韩宝春家中，见到母亲和周惠年。经一番商议，她们决定前往武汉与党组织接头。
在武汉，周惠年遇到了刚组建的中共长江局组织工作负责人黄文杰。身材魁梧的黄文杰看上去不像是人们意想中的广东人。1925年，进黄埔军校才数月的他经苏联顾问鲍罗廷推荐，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四年后因成绩优秀、俄语流利，被分配在苏联伯力、海参崴一带从事党的工作。
1931年，由于顾顺章的叛变，部分稍早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干部被迫调离，中共又从其他地方调了一批干部潜入上海，黄文杰即在那时到上海。他经常在法租界内活动，所以周惠年和他见过面。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黄文杰参与了发动工人和广大群众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运输队、救护队支持、协助驻沪国民党十九路军抵抗日军的作战。因此，上海中央执行局组建后，他担任了职工部部长。
第一任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后，盛宗亮接任书记。可不久，盛宗亮亦被捕。据有关材料记载，盛宗亮被捕初期很英勇，拒不吐露自己身份。国民党特务遂向顾顺章求教。顾告以盛对其女友秦曼云言听计从。于是国民党当局立即将已经叛变的秦曼云从南京解往上海，劝盛自首，这一招果然奏效，盛宗亮经秦劝说变节。
盛宗亮叛变后，黄文杰出任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不久为书记。此时，国民党当局展开一浪高过一浪的“前方剿匪，后方也剿匪”行动，大肆搜捕打击中共地下活动，黄文杰领导的上海地下党处境非常险峻，但他们始终没有停止活动。
为了支持各个根据地、特别是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从政治上打击敌人，黄文杰亲自主持制定了炸毁南浔铁路、南昌飞机场及油库的计划。经过周密的运筹，上海中央局派出得力人员，潜入同情中共的国民党江西德安地区专员莫雄那里，在莫的掩护下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后因形势变化，在一切都准备停当后没有实施。
1935年2月，在国民党当局的一次大搜捕中，黄文杰、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阳翰笙等三十余人同时被捕，上海地下党组织基本被摧毁。在关押处，黄文杰要求所有被捕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和党的机密，只有在牺牲之际才可喊“共产党万岁”。
国民党的法庭判了黄文杰15年徒刑，将他囚禁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和周惠年的第二个丈夫李得钊在一起。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八路军在南京设立办事处后，黄文杰很快被保释出狱，留办事处负责组织工作并兼管营救被监禁中共人员工作。1937年9月26日，他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接出了陶铸、曹瑛、赵希愚等人。
同年10月，驻南京的办事处迁至武汉，改为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周惠年等出狱人员随黄文杰等办事处人员同往武汉。不久，中共中央派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组织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团，又称中共长江局。黄文杰初任组织部副部长，后任长江局秘书长。
此后，黄文杰常以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广东、湖南等地工作，参与了长江中下游、华南地区的中共组织的组建和机构设置的筹办工作。1938年春夏期间，时任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在湖南衡阳主持举办南岳游击训练班，请精通俄语的黄文杰来协助工作。黄文杰将苏联出版的苏联游击战术教材统统译成中文，供叶剑英使用，丰富了教学内容。
在湖南期间，黄文杰收到在国民党一五二师政治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黄集发的来信，信中汇报了冯白驹被捕后海南岛琼崖地区的斗争情况，并提出到中共控制区工作的希望。黄文杰认为他留在国民党军中从事地下活动更为有利，就复信进行说服，并告诉他如何同叶剑英、廖承志等联系。后来在敌营中的黄集发侦知了国民党一五二师企图吞并琼崖抗日武装的预谋，立即设法通知了叶剑英、廖承志，中共及时做出对策，保持了这支抗日武装的独立。
黄文杰为党的事业不辞劳苦、忘我工作的精神，赢得了跟他在一起工作的周惠年的爱慕，他们结了婚。
结婚并未使黄文杰的生活安稳，反而因形势的发展变化，他更加忙碌了。和前两个丈夫在一起时一样，周惠年与黄文杰也是相见时难别时频，很少能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
1938年仲秋，为了应付广州即将沦陷的危局，黄文杰又一次以特派员身份前往广州。他一抵穗即与广东省委代理书记李大林召集紧急会议，做出省委机关迁往粤北，成立中共西南、东南特委，省委常委分赴各地分片领导，广州市委组织部长陆新带领部分党员从事地下斗争四项重要决定。直到日军进入广州城前几天才撤往粤北，并在韶关组建了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以领导广东各地的抗日战争。
这年年底，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写信要黄文杰到重庆接受新的工作。由于紧张和劳累，黄文杰染病在身，且非常虚弱。但他还是在听到召唤后，和周惠年历尽艰险辗转到渝。
此时，周惠年已经怀有五个月的身孕，她看黄文杰经常奔波于各地，工作如此紧张，整个时局又处于动荡不安状态，感到生儿育女大不合时宜。特别是在几年间她两度失去丈夫，生育的两个孩子都没有了父亲，便不禁油然生出这个孩子是否也会有一天成为孤儿的忧虑。她不愿再面对这残酷的可能，就与黄文杰商量，做掉胎中的孩子。
黄文杰与周惠年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对妻子的想法十分理解和尊重。于是，周惠年怀着异常复杂和沉重的心情，做了堕胎的手术。此后不久，她和许多在重庆工作的干部，根据组织的安排分别登上几辆摇摇晃晃的汽车，向陕北进发。
周惠年终于到了延安。延安天高云淡，不似重庆时有迷雾和阴霾。这里是中共控制的地区，不必像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那样，要把自己的信念、把喜怒哀乐都埋藏在心底，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愉快。
不久，她被送到设在大殿沟的中央马列学院，成为马列学院的第六期学员。她又一次得到她幼年时就渴望的读书机会。自从投身革命后，她就无暇认真地读书了。在苏州反省院倒有时间，她在那儿读了《红楼梦》等古典小说，此外院方只提供“三民主义”的书，她未能学习更多的知识。在马列学院，她才较多地接触到革命的理论，这种学习生活令她欣喜和满足。
1940年中秋，本是依中国传统家人团圆之时，可周惠年却蒙受了感情历程的第三次打击。原本患有肺病、又饱受监狱折磨的黄文杰，由于积劳成疾染上伤寒。一天，日军飞机轰炸重庆，他在又潮又阴冷的防空洞内躲了很久，受凉发高烧，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
消息传到延安，周惠年又一次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然而，让她稍感慰藉的是，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了黄文杰献身革命的一生。尚在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亲为黄文杰送葬；《新华日报》、《群众》均出专版纪念“对党无限忠诚，对人对事大公无私”的黄文杰。叶剑英在其悼念文章中，称赞黄文杰“做事负责认真，有骆驼般精神”。
从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结业后，周惠年就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周恩来回到延安后，曾经两度在重要场合表扬过周惠年，高度评价她当年在白区的地下工作和她为革命做出的默默奉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惠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任行政秘书，后调到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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