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在苏州反省院，周惠年看到了叛徒顾顺章的妻子
最美好、最珍贵的，往往也最短暂。1934年6月26日晚，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与共产国际代表接头后，回到马立斯新村中央局所在地，被守候在那里的国民党中统上海行动区的特务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李得钊等领导人，以及工作人员秦曼云、仇爱贞。
仅在李竹声、李得钊被捕后一个小时，周惠年就在住所内听到急促的打门声，未等她开门，一群特务已经破门而入。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周惠年毫无准备，结果特务们搜出了一纸袋文件。
“这是什么？从哪里来的？”特务们似乎很得意。“这是我丈夫的朋友放在这里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识字。”答词事先早背熟了。“你丈夫呢？”特务又追问。“他昨天就出去了，到现在也没回来，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周惠年依然是早已经编好的词。“那你就跟我们走一趟吧！”他们不由分说，就带走了周惠年。
在关押处，周惠年坚持说自己是个没文化的妇女，对丈夫的活动和有关文件的事一无所知。特务们没有她是共产党人的丝毫把柄，只好在关押一星期后，把她交给法庭审判。她当时已经怀孕数月，挺个大肚子，腿脚肿得厉害，举步维艰。
当中共组织得知周惠年等将被交法庭公审后，积极组织了营救。担任上海中央局职工部部长的黄文杰花钱请了个擅辩的律师，为周惠年、仇爱贞辩护。经租界法庭审理，周惠年、仇爱贞以参与赤色活动证据不足，被判无罪释放。
周惠年刚获释，就传来李竹声叛变、李得钊坚不吐实被解往南京的消息，未满一年的新家庭又破碎了，而爱情硕果——腹中的孩子，再有两个月将呱呱降生，这小生命将来是否理解父母为信仰舍生忘死的追求呢？
组织为了照顾行动不便的周惠年，安排她和夏娘娘同住。9月里，刚分娩20天的周惠年就得到她们住所已遭特务注意的警报。她带着3岁的女儿、未满月的儿子和夏娘娘迅速转移到旅馆暂避。不料没过三天，巡捕房的警探就闯进了她们的房间。
这时，夏娘娘身上还带着一封党内的信件和一张赵世炎的照片，这些一旦落入警探手里，她们的身份就暴露了。夏娘娘急中生智，抱起床上的婴儿，悄悄把信和照片塞进襁褓中。警探们并没因未搜着什么放过她们，而把她们押往公共租界的泥城桥巡捕房。
一路上，把夏娘娘悄悄举动都看在眼里的周惠年，心始终悬着，襁褓并非藏东西的稳妥之地。到了巡捕房，周惠年抱起孩子上厕所，想乘机销毁信和照片。可厕所里有人监视，没能得手。
马上就要进行提审了，情况十分紧急，夏娘娘向巡捕要了一杯水，抱过婴儿，示意周惠年挡住巡捕们的视线，悄悄把襁褓中的信和照片撕碎，一点点放进嘴里，和水吞下。证据消失了，可夏娘娘从此落下了胃病。
在关押一周后，她们又被送上了租界的法庭。法官看着她们又有老、又有小，又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且不久前刚被宣判无罪，就打算再次将她们释放。但列席旁听的国民党公安局的官员不同意，提议引渡，结果租界当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她们被送进了上海市公安局，据周惠年回忆，当时江青也被捕关押在此。这里的食宿条件非常恶劣，吃的是发霉的糙米饭、烂菜帮，有时饭里还能吃出锈铁钉、死耗子。上了年纪的夏娘娘不久就病得很厉害，她的手、腿脚因长年的劳作和风湿症痉挛麻木，生活无法自理，讯问时，都是看守们架着她走。
第三次被捕的周惠年，既要照顾一个3岁的女儿、一个未满月的婴儿，还要服侍夏娘娘，还不时得接受刑讯，加之恶劣的食宿环境磨难，她也病了，眼睛肿得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但她没有屈服，顽强地活着，她非常清楚，只有她坚持住，才能保障其他的人生存。
国民党当局从她们身上一无所获，却又不甘心将她们释放，就把她们转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关押。在这里，周惠年的牢房曾和李得钊的牢房挨得很近。同牢房博古的妻子张越霞悄悄告诉她：你的丈夫就关在斜对面。她这时眼睛依然肿得什么都看不清，可她还是按照难友所指的方向使劲遥望，虽然她没能看见李得钊，但她相信李得钊看到她了，她由此平添无穷生存的勇气和信心。
然而，当她的眼疾稍好后，李得钊早已被迁移到别的牢房，她再也没能看上她丈夫一眼，但她现在能看清她的难友们了，有些难友是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她们互相关心，互相勉励。
数月过去，被捕时才二十多天的婴儿，已经半岁了。也许是由于营养不良，也许是由于渴望阳光，他总不停地啼哭，哭得肚脐突出。看守被哭闹吵得难耐，就厉声吆喝周惠年制止孩子哭闹。周惠年说：他这是要出去，到牢房外面他就不闹了。
看守们不信，就把她母子放出牢房。说也奇怪，一出牢房，孩子果然停止了哭啼。为此，看守们不得不给周惠年延长了一点放风的时间。难友们都夸这孩子：这么小就知道通过斗争赢得自身的权利。听着难友们的说笑，周惠年心头掠过丝丝欣慰。
1935年夏季，周惠年和夏娘娘等又被转送到国民党苏州反省院。这里的食宿条件比上海、南京要好一些。在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刑讯，国民党主要是试图通过政治劝说等软手段，使共产党人变节或声明脱离中共。
在这里，周惠年看到了叛徒顾顺章的妻子。顾的这位妻子，是国民党特务闻知顾原来的妻子张杏华被杀后，为了笼络他而给他介绍的，叫张文琴，年轻貌美。顾顺章叛变后，因指认和协助国民党特务抓捕了中共的几位重要领导人，而且在劝降中共上海中央局数位领导人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颇受陈立夫重用。但顾看不起自己的顶头上司徐恩曾，并对徐压抑控制自己十分不满，暗中同军统头子戴笠勾搭；还发牢骚说国民党、共产党都有缺陷，要组建一个新团体。这都是中统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徐恩曾以顾顺章组建第三党的罪名，派人将他枪毙了。
在苏州反省院，有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敌人的软硬兼施，在悔过书上签了字，背弃了昔日的信誓。因此，监狱方面很想在夏娘娘、周惠年这拖儿带女的老媪少妇身上下一番功夫，使之按照国民党当局的意愿“省悟”。无奈这因革命而组建的“家庭”祖孙三代软硬不吃，依旧以被捕时的那一套言词相对。反省院的官员和看守们气急败坏地称这“一家”四口为“老共产、中共产、小共产、未共产”。
囚禁的生活是令人窒息的，但被关押的坚定的共产党人的信念却是一致的。放风的时候握一握手，交换着信任勇气；隔着牢门相对一望，传递着关切真诚。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特殊的环境下结成战斗的集体。这个集体，能使每一位成员，永葆旺盛斗志，充满乐观豪情。因此周惠年感觉到：她并不是孤军，不是一个人、“一家子”同敌对的营垒抗争，团体、组织依然在她身旁。
成年人对囹圄的磨难，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而这种磨难对天真烂漫的孩子就显得异常残酷。政治囚徒们之所以成为囚徒，正是为了明天、为了孩子们不再受今天的磨难，因此他们都竭尽所能地呵护、保护牢笼中的孩子。
当时，廖梦醒的丈夫、共产党员李少石也被关押在苏州反省院。作为岳母的何香凝，时常通过某些关系送进些衣物、食品、营养品。其他一些共产党人的亲属，有时也会送来类似的物品。好像事先都有约定似的，这类物品都立即转送到有孩子的牢房。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周惠年就心潮难平地说：“我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抚养的，他们的营养稍得改善乃至生存，全靠的是难友和集体。”
1936年9月，反省院方面通知周惠年，李得钊在南京军人监狱病死了。周惠年听到这一消息，既感突然又异常悲愤，当即指斥李得钊是国民党迫害死的，并拒绝参加反省院的“天天读”（即院方强制天天读三民主义的书）。
后来，周惠年才知道：李得钊的肺病在监狱恶劣的环境下日益恶化，连续高烧。而监狱方面根本未予认真治疗，误诊为疟疾，给他服了大量金鸡纳霜，因药不对症致使其死亡。
就这四五年内，周惠年两次结婚，又两次失去丈夫。和每个丈夫在一起生活时间都不足一年，而且是在锋霜刃雪、腥风血雨之中度过的，这种凝结着战友生死之谊的爱情就更令人魂牵梦索、刻骨铭心，因而对她的打击就更沉重。可在当时的环境下，又不容她把悲痛流露出来。
今天，当看到她瘦弱的身躯时，我真难相信其间竟蕴藏着那样坚强的意志。后来，当我听完了有关她的故事，我理解了，她们那一代的许多人，为了实现谋取更多人幸福自由的信仰，不是都奉献了很多，并把个人的痛苦深埋在心底吗？和周惠年在同一牢房的夏娘娘不也是如此吗？
周惠年没有讲她是如何平息她心中的悲痛的。许多年以后，她给这两个孩子改了名字。大女儿改名叫“小余”，以纪念她的生父谭忠余；她儿子改名叫“李钊”，以纪念他的生父李得钊。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周恩来代表中共赴西安和平解决事变，揭开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历史新一页。迫于形势和舆论压力，国民党陆续释放了一些在押的政治犯。
然而，合作抗日的消息并未立即为苏州反省院的政治犯所知。不久，经中共的努力营救和社会各界的声援，苏州反省院释放了几个政治犯。随后，时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消息才传进来。于是，在押的政治犯们开始了要求出狱参与抗战的斗争，但反省院方面迟迟不放人。直到日军的飞机轰炸苏州，政治犯们掀起更高的斗争浪潮，强烈提出“宁愿战死在前线，也不能被炸死在监狱”的口号。院长遂让政治犯迁往东山自己家中，躲避轰炸。
到东山后，江南的形势更趋混乱，反省院长不得已同意政治犯们自行疏散。周惠年和夏娘娘等经商议决定随韩宝春到他在江浙交界的故乡暂避，再图同组织联系。
周惠年记得宣布疏散那个漆黑的夜晚，政治犯们担心院方变卦，连夜迅速开拔，难友们一路相互扶助。夏娘娘身体不好，走不了路，全靠男难友背着。那是隆冬时节，可据说背夏娘娘的人的汗水从棉衣中渗出，把夏娘娘的棉衣都浸湿了。周惠年则拖儿带女，跟着大家一起走，要没有相互间的扶助，她们老的老，小的小，寸步难行。讲起这一段，周惠年感慨万分，她说难友情是最真挚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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