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历史细节》

　　【基本信息】

　　作者：王凡　著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8月　

　　【内容简介】

　　本书集九位身份特殊的受访者口述实料而成，内容涉及上海“潜伏”斗争、共产党高层的工作和生活不为外人所知的细节、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原因揭秘、为“四人帮”进行法庭辩护过程、金门炮战内幕、迫降西藏抢救班禅、胡耀邦突发急病到逝世的过程、董建华参选香港“特首”内情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在对历史细节的解读中，一览风云动荡的沧桑岁月。

　　【作者简介】

　　王凡，知名纪实作家，著有《知情者说——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第一辑（一）、第三辑（六）（七）；《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与东平合著《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荣获2004年全国最佳畅销图书奖）、《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等。

　　目录

　　第一章　国民党海军最强军舰投向中共揭秘——毕重远细说“重庆”号起义原委

　　潜伏在国民党海军中的年仅17岁的中共地下党员　

　　国内来信：龚先生已经结婚，不久的将来，他会有孩子的……

　　“重庆”号巡洋舰将被投入到内战　

　　萌生劫持蒋介石的念头　

　　中共围绕“重庆”号策反，展开多头活动，但互不相知　

　　最初的方案：在航行中起义　

　　起义风声走漏了……　

　　非常形势下的非常表决方式　

　　舰长邓兆祥加入起义行列

　　“重庆”号驶向解放区，蒋介石大骂桂永清无能　

　　面对蒋军飞机的轰炸，中共中央决定：“留人不留舰”　

　　第二章　从蒋介石侍从室到新中国政务院——陈毅堂兄陈修和传奇

　　精于军工，成为受蒋介石器重的侍从副官　

　　陈毅来投，陈修和代为庇护　

　　担任兵工署少将专员，成为各地驻军将领的座上客　

　　电告何应钦，警惕法国重返越南的阴谋　

　　奉命接收越南，一纸上书延缓了中国军队的撤离　

　　陈修和欲见陈毅，蒋介石连说危险　

　　蒋介石痛心疾首：“陈修和为何不回来？”　

　　欲请陈修和随“二野”赴大西南　

　　江青说：“搞兵工的，都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　

　　第三章　上海滩谍战风云——中共特科成员周惠年讲述的潜伏故事

　　投身革命，周惠年惹恼了未来婆家　

　　加入由周恩来亲自掌握的中共“特科”　

　　东方第一大暗杀，白鑫就诛　

　　顾顺章碰上了“铲共专家”蔡孟坚　

　　周恩来说：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特务们被两个老太太糊弄了　

　　在苏州反省院，周惠年看到了叛徒顾顺章的妻子　

　　丈夫黄文杰的葬礼，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都到场　

　　第四章　走进中南海的长征——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叶子龙的往事回顾

　　任红一方面军机要股股长，来到毛泽东的身边　

　　毛泽东是中共文献记载中的第一位秘书　

　　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真实情况　

　　赴重庆谈判，毛泽东说：正好要在那里办点事　

　　社会部清空颐和园，毛泽东大为不满　

　　毛泽东批评陈伯达看舞剧《红罂粟》是自取其辱　

　　朝鲜战争和高岗事件的一些细节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不让录音　

　　毛泽东发火：“叶子龙，当心你的党票子！”　

　　第五章　毛泽东因何而卓越——毛泽东国际问题秘书林克访谈

　　田家英说：“你要有思想准备，坐冷板凳。”　

　　在沙皇寝宫读英语　

　　对戴高乐出将入相，毛泽东有独到见解　

　　毛泽东说：“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　

　　江青拿走了《书道集成》，借书生事　

　　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　

　　一个卫士擅离职守，毛泽东勃然变色　

　　我那时挨整受压，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　

　　第六章　毛泽东帮了老蒋一把——林克谈炮击金门的前前后后

　　强攻金门，九千将士壮烈牺牲　

　　美国变“弃蒋”为“保蒋”　

　　毛泽东说：“是可忍，孰不可忍！要打一些炮。”　

　　蒋军伤亡惨重，蒋介石却连称“好，好”　

　　金门打炮，艾森豪威尔三夜睡不着觉　

　　毛泽东说：可能年都不拿台湾　

　　第七章　当“秀才”遇上政治——一些老熟人对田家英最后岁月的追述

　　田家英被指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　

　　勤务员焦急地报告：田主任不见了　

　　包产到户事件，田家英为毛泽东所猜忌　

　　刘少奇引用农民的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秀才”们的政治嗅觉还不够灵敏　

　　田家英反对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提法　

　　第八章　没有人愿做江青的“辩护士”——访“两案”审判辩护组组长张思之

　　为林彪、“四人帮”集团主犯辩护，律师们多不情愿　

　　面对律师张思之，江青多有挑衅之意　

　　法庭说：“李作鹏脑子快，得找个专职律师对付他。”　

　　起诉书上有指控不实的问题　

　　没有证据表明李作鹏参与谋刺毛泽东　

　　李作鹏坚持要念辩护词，副审判长黄玉昆捏了一把汗　

　　李作鹏评价张思之“敲边鼓”，表示“不怪你们”　

　　第九章　五进中南海的医疗保健总管——“文革”后第一任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

　　毛泽东打牌时的寥寥数语，使王世英免去无妄之灾　

　　五岁的小“地下党”，身藏重要情报　

　　康生向医院方面提出了好几个不见，但说王大夫可以来　

　　自行车驮着自己的全部家当，进了中南海　

　　王敏清“轻慢”了陈伯达　

　　听说儿子要为江青服务，王世英欲言又止　

　　给王敏清的感觉是不多说话，很稳重　

　　江青、康生欲借“文化大革命”置王世英于死地　

　　王敏清对杨尚昆立下军令状，成功救治叶帅　

　　果断地说：“不行，直飞拉萨，要强行降落。”　

　　胡耀邦对王敏清说：我不是心脏病，我是胃部疼痛　

　　第十章　国共两党高层的座上客——与著名美籍华裔学者赵浩生前辈的对话

　　赵浩生所上的开封中学里，颇出了几位在中国大大有名的人物　

　　旧政协会议上，周恩来发言要求释放张学良　

　　一篇短评，惹恼了对号入座的国大代表们　

　　李香兰一颦一笑俨然仪态万方的中国少妇　

　　采访美国首位太空人格林，却遭冷遇

　　“当我说有意见时，蒋介石开始抹脸”　

　　乔冠华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我们究竟是不是青面獠牙　

　　一不留神，成了“黑画事件”的肇事者之一　

　　熊向晖受邓颖超之托，给赵浩生打了个很长的电话　

　　民进党为什么总在会议上舞拳踢脚　

　　朱基对赵浩生送的礼物很欣赏　

　　采访香港三“T”——董浩云、丁熊照、唐星海

　　“劝进”董建华，董建华称“我要干干净净地出来！”

　　第一章  国民党海军最强军舰投向中共揭秘——毕重远细说“重庆号”起义原委

　　重庆号巡洋舰，是英国政府1948年5月交给国民党政府使用的一艘轻型巡洋舰……是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之一。1949年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为确保长江以南半壁河山，准备将重庆号军舰调防长江，配合江阴要塞防守长江下游，以阻止解放军渡江南下。2月25日，该舰在中共地下党员毕重远及重庆号士兵解放委员会领导下起义，26日，由上海驶抵已经解放的烟台港。

　　——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典》，第1020页

　　由于某种机缘，我和载入史册的毕重远有过几面之交，可面对年逾花甲的他，我从不曾推想过，当年起义时他刚满20岁。直到我的一位长辈拿出一堆有关“重庆”号起义的史料，我看到起义成功后他难抑喜悦的留影，才蓦然发现他当年竟是那样年轻，以致在我这不惑龄内的人看来，甚至感觉有几分稚气。

　　就是这个年轻人，策动了令中外震惊的事件！这其间固然不能排除时势造英雄的历史因素，但回想自己20岁时的境界，的确很难同他相比，可我毕竟还有由衷的景慕，还会泛起生不逢时、历史没有给我机会的遗憾。而对如今20岁的青年人呢？你若对他们讲述为了信仰舍死忘生，会看到他们一脸的不解，好像是在听远古的故事。一股要写毕重远的冲动，顿时贯穿周身，我随即拨通他的电话。

　　与长期在军中任职的毕重远相对而坐，谈沦的又是充满刀光剑影的起义，可我丝毫不曾感到逼人的兵气。他娓娓而谈，一下把我带到20世纪40年代的动荡岁月。

　　一．潜伏在国民党海军中的年仅17岁的中共地下党员

　　1946年11月6日，“澳大利亚皇后”号缓缓驶离上海港，在这艘英国邮轮上，满载着身着水兵服的中国青年，他们是去接收英国赠舰的国民党海军教导总队的学员。此时，多数人尚处于出国接舰的兴奋中，唯有一位少年老成的青年，独倚船舷，望着滔滔江水，陷入与众人的神情不尽相契的沉寂。

　　这位17岁的青年，就是毕重远。从1943年始，他就在中共南京地下党领导下从事进步学生运动，继而经钟沛璋等介绍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此刻，他突然要远涉重洋，去孤军奋战，顿时涌起对组织的万缕依恋，朱济群（真名刘鉴农）同志代表党为自己送行的情景又浮出脑海……

　　那是风和日丽的仲秋下午，朱济群带来了党的指示：“你去英国学习海军，这实际上是为我们培养人才，将来我们也要建设自己的海军。”他告诉毕重远：“你的党组织关系不能转到国外，因此你要独立战斗，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特别要注意很好地隐蔽自己。我们等待你胜利归来，不要辜负党对你的期望。”

　　朱济群还向毕重远指定了新的通信联系人，并送给他一本外裹《中国之命运》的《整风文献》（毛泽东的三篇报告）。临别之际，这位抗战时即从事学运的党员，深情地握了握年轻战友的手说：“送给你两句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经历了一个月左右的海上颠簸，“澳大利亚皇后”号泊靠在英国第一大港利物浦港。虽说“二战”的硝烟已散，但码头及残垣上的累累弹痕依稀可辨。学员们随即坐上开往朴次茅斯的火车，然后又乘火轮赴德文军港。港湾内，停泊着大大小小各种类型和级别的战舰，蔚为壮观。当火轮从望不到甲板的航空母舰边绕过时，有人不由得发出啧啧赞叹。最后，学员们登上了进行海军基本训练的战列巡洋舰“荣誉”号。

　　对大多数学员来说，在朴茨茅斯的学习和训练充满了新鲜感。现代化海军的崭新面貌，神奇奥妙的各种仪表机械，逼真形象的声像摹拟教学，英国教官接人待物的开放随和……

　　然而，学员们感触最深的，还是与当时中国国情有着极大差异的英国社会。现代化的工业生产、繁华的商业贸易，以及用中国的法理、价值观无法解释的政治制度、社会观念。那时正值英国工党执政，新闻媒体的热点不断变换：要不要取消皇室，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制；英国少女爱上了战俘营里的德国战俘，法理民情能否让他们终成眷属……在军港内，为了体现“劳工第一”，每逢下班，军政人员和白领阶层须站立一旁，等工人先行退离。

　　耳闻目睹的一切在学员们的脑海中引起各种各样的反射。有人更盼望自己的祖国早日拥有现代化的海军，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有的人则发现中国现行的制度有缺陷，应当借鉴英国的民主；有的人隐隐演绎出工业发达与否与国家贫弱的内在联系；但也有人沉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纸醉金迷，流连于酒吧、红灯区，放浪形骸。

　　新鲜的风情环境自然也会引发年仅17岁的毕重远的好奇思索，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身负的使命：团结教育周围的群众，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同时，他也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以前，都是上级党组织发出指令，自己殚精竭虑去实现组织的意图；而如今，则是单枪匹马，从何处着手展开活动，凝集力量，全靠自己见机行事、运筹谋划。严峻的现实迫使这个17岁的青年，迅速沉稳和老练起来。他没有黯然地潜伏，而是主动寻觅着展开活动的机会和方式。

　　机会来了。英国方面提出要“荣誉”号上的中国学员组建一支军乐队，凡具有一定音乐素养或爱好铜管乐的学员均可报名。而毕重远在南京模范男中时，就组建过一个青年军乐队，并利用乐队队长的身份从事学生运动。

　　他是个出色的小号手，娴熟的演奏使他赢得“荣誉”号军乐队负责人、一位英国海军少校的赏识，被视为军乐队的骨干。他随即将老同学和好友程伯敏、陈世宗等都拉进乐队，利用这个组织观察和接近有爱国进步倾向的人，巧妙地展开工作。很快，乐队中的另一小号手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名小号手叫陈鸿源，身材魁梧，原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工人。他性格豪爽，为人正直，见义勇为，常常凭借身高力大，懂一点拳术，替受英国水兵欺侮的中国学员打抱不平，也因此对外国的拳击发生兴趣，有暇爱去观摩拳击比赛。

　　当一年一度的英国海军拳击冠军赛开场后，陈鸿源前往观看，走入场内，发现场内悬挂着许多国家的国旗，却没有中国国旗。不管怎么说，惨淡的中国也是“二战”后的“世界四强”之一呀！为什么没挂中国国旗呢？纳罕之间，他突然看到，英国裁判的脚正踏着一面被揉皱了的中国国旗。义愤填膺的陈鸿源一下冲到裁判席前，质问那裁判为什么侮辱中国国旗，并要他把国旗拣起来叠好。中国水兵的凛然正气使乱哄哄的拳击场一片寂静。那位裁判让一位英国水兵将中国国旗拣起叠好。陈鸿源一边大声向英国海军当局提出抗议，一面持旗昂首走出拳击场。

　　陈鸿源回到“荣誉”号，把国旗受辱之事告诉了毕重远。毕重远感到，可以借题发挥，策动一场抗议活动。一方面，让更多的学员认清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另一方面，可使团结的对象一目了然。他对陈鸿源的举动表示坚决支持，并提议发动广大学员参与抗议，要陈鸿源到各舱室联络，自己则在军乐队进行鼓动。

　　国旗受辱引起了广大中国学员的义愤，加之毕重远等的暗中活动，很快酿成一场“罢工，罢课，拒绝接舰，要求回国”风潮。国民政府驻英使馆怕事态扩大，难以收拾，不得不出面向英国当局交涉，提出抗议。英国政府也不愿因此而引发什么事端，责成其海军负责人上舰，向全体中国学员赔礼道歉，风潮遂告平息。

　　初次斗争的胜利使毕重远欢欣鼓舞；同时，他发现了一些可以团结的力量。他同军乐队中的陈鸿源、孙国桢、燕文彬等人关系也更趋密切。他审慎的目光在更广的范围扫视，细心地捕捉学员们在游移、苦闷、彷徨、憧憬中透露的每一缕信息。

　　在一次实习中，几个英国军士对黄皮肤的中国学员傲慢无理。一个带点儿山东腔的学员挺身而出，打了一个优越感十足的英国海军中士。他的打抱不平，换来的是依英国海军军规罚苦役、冲甲板、刷厕所、除铁锈、涂油漆、“摆地摊”。“摆地摊”是中国学员给一种特殊惩罚起的名称，处罚的方式是将四季的被服在甲板上摊开、叠好，再摊开、再叠好，无休止地被折腾。可是他桀骛不驯的性格并未因此而改变，苦役刚结束，他又把为虎作伥的军纪士揍了一顿。这名倔强刚直的山东青年叫于家欣，他给毕重远留下颇深的印象。不久，在他的床头，经常会出现伦敦出版的中文进步报纸《民主阵线报》。

　　又过了些时日，一位有“辩论爱好者”之称的学员，也引起毕重远的注意。英国式的民主以及“劳工第一”的现象，使“辩论爱好者”眭世达由新奇而赞赏，进而萌发了强烈的探索欲，时常就这些问题与人争辩不休。一姓陈的“青年军联谊社”成员对眭世达大加攻讦，说：“英国人可以讲民主，而中国人愚昧无知，不能讲民主，只能讲独裁，只能有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眭世达激烈地反驳，称之为“独裁制度的拥护者”，并批评抗战胜利后国府的腐败弊政。陈某勃然大怒，一顶大红帽子扣过来，说他是共产党。不料这一顶帽子，反倒引发了眭世达对共产党的关注，对国内时局的忧虑。他淡化了对争辩的热衷，转而在沉寂中苦读。毕重远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悄悄地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母亲》，艾思奇的《唯物辩证法》等书借给他看。共产党人的形象、追求渐渐植入“辩论爱好者”的脑海。

　　二．国内来信：龚先生已经结婚，不久的将来，他会有孩子的……

　　在朴次茅斯的学习训练正式开始后，毕重远随即按预先的约定同国内地下党联系人吕朝林、李恭亮进行联系。他急切地希望能及时得到组织的指示，了解国内形势的状况。但远隔重洋，党不可能对毕重远的行动做出具体部署，也很难向他详细介绍形势的进展。这使得远离组织和祖国的毕重远偶尔流露出不安和焦渴。

　　1947年复活节来临之际，舰上组织部分学员到英国北部最大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参观访问。毕重远为了解英国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便抓时机与工厂的普通工人接触，并同一位叫奥尔弗雷德·耶茨的司机交上了朋友。

　　奥尔弗雷德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典型的蓝领阶层。他个头不高，但目光深邃，握着他那勤于劳作的手，便会感到一种力量。他对中国水兵分外热情，对有关中国的事情饶有兴味，能讲一两句汉语，写一些简单的汉字。他不停地询问着，毕重远用不甚流利的英语和他交谈。几经过往，他们因观点接近，都朦胧地感到一种相互吸引的磁力。

　　当时，国民党军队刚刚占领了延安，英国报纸均对此加以渲染，可毕重远和奥尔弗雷德都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将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于是，他们更多地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关系更融洽，信任感也一天天增加。天涯有知音，奥尔弗雷德兴奋地向毕重远出示了英国共产党党证。在异国竟能遇到信仰相同的战友，毕重远亦激动得难以自持。可组织上有纪律约束，使毕重远久久抹不去对异国同志隐瞒真实身份的歉意。

　　然而，有了这样的知音，他终于有了个倾诉心声的对象，对于身在异国独立活动的年轻党员来说，没有比这更珍贵和需要的了！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奥尔弗雷德是否真的受了毕重远的“蒙蔽”，从他自此后开始有意识地将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送给毕重远阅读，并特别勾出有关中国时局的报道来看，他似乎对毕重远的与众不同是有所察觉的。

　　当毕重远离开曼彻斯特时，他们之间已经建立起难以割舍的友谊，他们开始通信联系。这种友谊因毕重远归国后即陷于战事和策动起义中断，但在数十年后，当毕家老友的女儿到英国留学，她拿着毕重远提供的地址，在曼彻斯特找到奥尔弗雷德一家时，奥尔弗雷德说他之所以守着破陋的旧宅不去，就是因为他总是在冥冥中感到，他那年轻的中国朋友会到这里来找他。

　　在曼彻斯特至朴次茅斯的信件中，时常夹有《工人日报》关于中国时局、中共领导的军队取得胜利消息的剪报，这是抚平毕重远因不能及时了解国内和党的情况而不安焦渴的最佳良药，特别是当他与国内党组织失去联络的时刻。

　　1948年初，毕重远接到一封寄自南京中华路杨庆和银楼、署名Luping的信，信中说：“……现在龚先生已经结婚了，不久的将来，他会有孩子的。当你回来，一定会看到他长大起来……”在这里，龚先生即中国共产党，他的孩子，是指中共创建的新中国。从信中可以看出中共夺取政权的斗争取得了较快的进展，读之令人振奋。毕重远随即按这新地址同Luping联系，不想连发两封信均被退回，显然这个联络点已经被放弃，他与组织的联系中断了。

　　在与组织失掉联系的苦闷中，奥尔弗雷德的信件和剪报给了他极大的慰藉。他相继看到《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不断向前挺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在14天中失掉了10座城镇》、《工会主席（朱学范）与蒋（介石）绝交》等报道。在信中，奥尔弗雷德写道：“……也许你明年夏天还会在英国，然而当你回中国时，毛泽东同志将成为你们国家的总理……”中共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消息、奥尔弗雷德对时局的乐观分析极大地鼓舞了毕重远斗争的意志，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促使他更热情积极地在学员中开展秘密活动，引导他们向革命靠拢。

　　除了政治上的影响外，奥尔弗雷德兄长般的质朴情感亦如涓涓溪流滋润着毕重远那颗去国怀乡渴望亲情的心田。当他得知毕重远的父亲去世的消息，即去信安慰：“对你父亲的不幸去世，向你表示深切的同情，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的真情实感……思念令尊时，你须想到他最快慰时光，这样你就会品味家庭生活所给予的幸福，而面对新生活。”

　　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亲爱的毕：希望你在我们国家过得愉快，并对世界的这一部分深刻的了解。这样，当你回归时，就能把这里兄弟姐妹们的好意带给中国的兄弟姐妹们。从根本上讲，我们的问题和目标是相同的：‘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不管我们的肤色是否相同，我们的敌人是一样的，我们的朋友是一样的。剥削者是敌人，而人民大众、工人是我们的朋友，工人不应当打工人。如果有斗争的话，也不能发生在工人之间。如果所有的工人都明白这点，那我们将会很快拥有一个美好的世界。”

　　每逢节假日，奥尔弗雷德都会向毕重远发出邀请，并致以问候。这位英国共产党员，像慈祥的兄长，以无私的胸襟、仁厚的关切，使得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阴霾时聚的英伦岛国，心中充满明媚阳光。毕重远每回溯起这段往事，依旧是那样饱含深情：“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总是长久地在我眼前闪动；他那待人亲切忠厚的长者之风，至今可感其温馨如饴。”

　　三．“重庆”号巡洋舰将被投入到内战

　　1948年初夏，中国国内的形势比之毕重远赴英时，已有超人预料的变化。从英共《工人日报》上，毕重远惊喜地看到，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华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东北的国统区仅剩百分之一。

　　鉴于中国形势的变化，英国当局不愿再履行对国民党政府承诺的协定，只向中国提供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不复再提赠送两艘潜水艇之事，所有的学员均被编入两舰。毕重远同六十余名原本学潜艇的学员，上了“震旦”号巡洋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震旦”号以其非凡的战绩，被视为英国海军的骄傲。作为英国海军部长的旗舰，它曾击沉德国巡洋舰“伯力克”号，令“俾斯麦”号战列舰闻风丧胆。编入地中海“K”舰队为旗舰后，先后击沉意大利驱逐舰2艘、运输舰10艘，击伤8舰；在袭击意大利沿岸作战中，使意大利军队吃尽苦头，因而被誉为“银色鬼怪”。当盟军开辟第二战场之际，它参加过西西里岛登陆战。1944年，欧洲盟军总司令、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曾在此舰指挥对班泰雷利亚岛的攻击。

　　这艘巡洋舰排水量7500吨，长153米，最高航速32海里，各型火炮24门，并配有鱼雷发射管，有7部航海、海上警戒和炮瞄雷达，其无线、长波电台可进行全球通讯。这是一艘在当时属武器精良、装备现代化的战舰。

　　1948年5月19日，在朴次茅斯港举行了隆重的赠接舰仪式，国府驻英大使郑天锡代表国府，接受了“震旦”号、“孟狄浦”号两艘战舰。仪式后，“震旦”号更名“重庆”号，“孟狄浦”号更名“灵甫”号。1948年5月26日下午，两舰拔锚离港，启航归国。

　　归国之途，取道直布罗陀海峡，入地中海，穿苏伊士运河，走印度洋……

　　作为英国领地的直布罗陀，是“重庆”号归国途中停泊的第一站。这座在古希腊时代被称作“海克力斯双柱”的古城堡，有许多动人的传说和历史遗迹，在初夏晴空朗日下，登上欧罗巴角灯塔远眺，非洲摩洛哥丹吉尔港马拉巴灯塔隐约可见。“重庆”号停泊的码头附近，杂陈着具有南欧风格的舞厅、酒吧，其间小乐队演奏之声袅袅飘来，令军乐队成员们闻之心动，毕重远他们结伴前往观赏。

　　在一家舞厅，正在演奏的乐队，发现进来一群中国水兵后，顿时中止了原来的乐曲，奏起了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外国乐手的友好举动，使这些去国离乡寒暑两度的中国水兵百感交集。

　　最令中国水兵难忘的，是军舰经科伦坡、越马六甲海峡，到达新加坡的情景。这里的华侨，在“二战”中饱受日本炮舰的轰击、屠杀和凌辱；“二战”结束后，过往停泊又都是英国、美国的舰只，耀武扬威。因此，当他们看到悬挂着中国国旗的巡洋舰、驱逐舰到来后，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欣悦。中国水兵一上岸，便被侨胞们包围簇拥。他们像迎接亲人一样，把中国水兵拽到家里做客，问长问短。三轮车工人拉着中国水兵满城转悠，硬是不收费；许多华侨开的商店，都对中国水兵削价优惠。

　　侨胞们的热情与厚爱，使广大水兵感到他们对祖国强盛寄以由衷希望，惟其如此，侨居海外的侨胞方能挺起腰杆生活。而中国要强盛，就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振兴经济。因此侨胞们殷殷叮咛水兵们，归国后不要参与内战。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在看望水兵的时候也一再阐说反对内战的观点。这一切都在水兵们的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象。

　　仲夏时节，“重庆”号驶抵香港。一个国民党驻港的少将来到舰上做了一番讲演，其主旨即要水兵们做好准备，参加内战。广大水兵的心，一下被撩乱了。

　　当1946年末，水兵作为学员赴英培训时，内战刚刚启开帷幕。年轻的学员们都不曾介入内战，且无不对刚刚从艰苦卓绝抗战中挣扎出来的祖国又要被放到内战的磨盘下碾轧，怀有极大的逆反心理。在英国近两载的学习，虽是不闻战火硝烟，但“二战”的遗祸随处可见；战后英国重建再造、振兴经济的氛围，触目惊心。大家都希望重返祖国时，看到一派恢复建设的情景。学会操纵这现代化的战舰的技能，就是为了保卫和平的家园。归国途中，各地华侨不参与内战的殷殷相劝还萦绕耳畔。可刚刚靠近国门，迎接他们的却是与内心企盼大异其趣的“动员”。

　　“动员”引起的迷惘和躁动的情绪，毕重远马上就感觉到了：这对展开工作是十分有利的，回到国内要尽快和组织取得联系。

　　8月中旬，“重庆”号在吴淞口转了个弯，直驶南京，停泊下关江心，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海军参谋总长周宪章先后登舰，分批接见舰上的军官，并对全体官兵训话。内容依旧是军人的天职，投入内战云云。

　　当国民党海军将领们看到这艘军中吨位最大、火力最强、舰速最高、技术最现代化的庞然大物时，仿佛在连闻败绩而黯然的心里兑入了几滴兴奋剂，他们期冀这现代化的军舰会在扭转败局中创造奇迹。

　　结果在几天之间，国民党政界、军界要员孙科、何应钦、白崇禧、蒋经国等纷纷被邀携眷登临“重庆”号，观看水兵们的操雷、操炮演习。

　　“重庆”号归国后，未在他处锚泊，直驶南京，使毕重远欣喜万分，因为他的组织关系在南京，他只能在那里同组织接上联系。他抽了个空子，离舰上岸，找到赴英时地下党指定的联系人李恭亮，要李迅速向组织报告他归来的消息，以便向组织汇报他在海外舰上活动的情况，接受新的指示。

　　然而，同组织的关系尚未接通，“重庆”号已奉命到上海江南造船厂维修保养。军舰抵沪后，一面维修保养，一面加油备水、配置弹药，随时待命出航执行任务。这种情形，令毕重远焦灼不安，一旦出航，就更难与组织联系了。

　　恰在此时，他收到署有“南京市五中校友会李缄”的来信。信中写道：“重远同学：匆匆别后，未及细谈，甚念。现在母校校友会在沪并无校友，只好由母校南京校友会一位干事胡玉民同学来信，将南京校友会的情形告诉你，并希望你在回南京来时，常来母校玩玩谈谈，报告一些在英国的生活情形及海上生活的滋味……”

　　毕重远读着读着，眼眶不觉湿润了，这是地下党组织在向他发出召唤。几天来寝食难安、朝思暮盼的，不就是这一声召唤吗？他迫不及待地向舰方请了个探亲假，立即赶回南京。

　　9月初的南京，依然暑气蒸人。但当毕重远应约来到玄武湖畔一座小桥时，岸边绦丝摇曳的杨柳、湖面粉绿参差的荷花，却让他目爽神怡。一位30岁左右，头戴礼帽，身着长衫，右手拿着报纸的人，正在桥边踱步。毕重远同他对上了暗号，他自报家门胡玉民（真名陈良）。面对新的领导者和联系人，一种海外游子重归慈母怀抱的情愫，在毕重远心头腾动，他握着胡玉民的手，久久说不出话……

　　胡玉民听罢毕重远汇报在英国的活动情况及“重庆”号士兵思想倾向后，简单地介绍了国内的形势，然后分析说：“目前国民党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已被我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在沈阳、长春、锦州城内。蒋介石要挽救东北的败局，有可能将‘重庆’号调往北方。这样，‘重庆’号的未来会出现三种可能：一是进行反革命内战，二是被我军俘获，三是组织策划起义。”

　　毕重远感到地下党对“重庆”号还缺乏了解，其技术性能和战斗力，在国民党海军所有舰只中均无能与之匹敌者，就解释说：我军在水上俘获“重庆”号几乎是不可能的。胡玉民听了，沉吟片刻说：“我们要随时掌握‘重庆’号的形迹。你在舰上要密切注意士兵的思想动向，采取各种方式把进步士兵团结起来，遇有时机就可以组织起义。”

　　当晚，胡玉民即将毕重远汇报的情况，报告给了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负责人刘峰。此后，胡玉民带着党的指示，两次约见毕重远，告诉他：鉴于“重庆”号在海上流动性大的特点，暂不将他的组织关系转往他处，仍由胡玉民直接联系。为了使党及时掌握“重庆”号的行踪，毕重远建议以如意里33号其姐姐家为联络点，经常保持联络。他们还商议了如何在军舰上更积极周密地开展活动的事宜，考虑到一旦“重庆”号起义成功，到达解放区能迅速与党组织接上头，胡玉民和他一起定了个用于接头的党名“汪健”。

　　四．萌生劫持蒋介石的念头

　　带着“见机行事，策动起义”的指示，毕重远返回“重庆”号。时值1948年初秋，中共策反国民党陆军大股部队起义的成功例子尚不多，更无战舰起义的先例。可受命单枪匹马在一艘有近600人的巡洋舰上组织起义艰巨任务的毕重远，当时并没有丝毫的踯蹰，他头脑中的确不曾闪现过“不可能”这几个字。或许，其间有几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武，可他亦不曾怀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幻想，而是脚踏实地做着一步步的铺垫。

　　毕重远感到：在陆地起义，将领们的工作做通了，就基本上胜券在握了，即使有人反对，并不妨碍响应者的行动。而在军舰上则不然，环节甚多，且由操纵者直接掌握，并非上层军官一声号令，就能协调动作，任何一个环节出纰漏，整条军舰都无法动作。相反只要每个环节都有起义者，即便军官反对，亦能控制军舰。由于舰上等级森严，作为普通士兵的毕重远，没有条件接近军官进行策反，惟有“士兵路线”是最稳妥和可行的。

　　“必须聚拢一批倾向革命的士兵，形成起义的核心。”毕重远想到利用舰上的小型士兵图书馆做文章。舰上的业余生活并不丰富，读书是水兵们一项主要消闲方式。1943年，毕重远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时，曾在一青年图书馆当过管理员。就是在那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讲述无产阶级革命的作品，特别是他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后，对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产生了仰慕之情和追随信念。此后，他通过这个图书馆，运用进步书籍，使更多人走上革命道路。

　　当时舰上图书馆由一个叫贺志的体育教练兼管，毕重远便设法和他接近，谈体育、拉家常。渐渐熟悉后，毕重远提出当图书管理员之事。图书管理是业余的义务工作，一般人都不愿担任，贺见有人主动要求，随即顺水推舟。

　　毕重远利用管理员之职，夹带购进一批中外进步书刊和革命文学名著，有意识地推荐给水兵们阅读。不久，许多水兵都读了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邹韬奋的著作。高尔基的《母亲》《童年》《大学》、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也在水兵中悄悄传递。相反，国民党海军上方发来的反动读物，却被毕重远锁在最下面的箱子里。

　　通过借阅图书，毕重远不仅传播了革命思想，同时从谁经常借看什么书摸清了许多水兵的兴趣爱好、思想倾向，筛选出追求光明向往进步的分子。这个图书馆，成了毕重远广泛接触士兵群众，凝聚进步力量，发展同志酝酿起义的媒介。

　　就在毕重远为准备起义积极展开工作之际，国民党海军参谋总长突然来到“重庆”号锚地，下达了“紧急启航”的命令。军舰向北方疾驶，但广大官兵并不知道目的地是何处，更不知道他们将被推入内战旋涡。

　　当水兵们再次接到抛锚待命的指令时，军舰已贴近天津塘沽港。舰上的仪仗队和军乐队随即得到准备迎接宾客的通知。一切不寻常的迹象都表明，可能有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要上舰。

　　下午3时左右，一艘腥气四溢的渔轮靠近“重庆”号。一个全副戎装，外罩黑色斗篷的人，在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海军司令桂永清、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簇拥下，登上甲板。毕重远这才看清，披斗篷的人是蒋介石。他面色憔悴，神情颓萎，是辽沈战局的焦灼，还是渔轮令人作呕的腥气所致，不得而知。毕重远还记得：1946年在潜艇训练班期间受其接见时，蒋介石刚刚完成内战的部署，扬言三五个月即可消灭中共，曾是那样地神采飞扬，不可一世，与此刻恰成鲜明对照。

　　的确，从这年初春，辽沈战事就令蒋介石沮丧，中共军队将东北蒋军分别围困在锦州、沈阳、长春三地，欲退不能。早在抗战胜利，杜聿明赴东北接收之际，蒋介石曾命其以锦州为界，不得超越。可美国从其对抗苏联的战略出发，以美援和美式装备为诱饵，使蒋将大量精锐调出关外。此刻蒋介石追悔莫及，大骂美国人坏了他的事，以致他的看家精锐都被关在东北。但他以为：只要打破锦州之围，东北蒋军即可通过这个门，退入华北。而东北蒋军将领则认为：锦州这道门已被钉死，若要保全精锐，只有走营口，从海上撤入关内，那样“连一口行军锅都不会丢”。

　　然而，蒋介石被“锦州情结”死死地缠绕，他坚信当年若不为美国所惑，由锦州而东，就不会有今日之败；同时只要掌握锦州锁钥，就能重振颓势，扭转全国战局。于是，他带着军务局长俞济时、联勤总司令郭忏、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御驾亲征”，前往北平。他先在锦州西南葫芦岛一线调集了12个师，然后亲飞沈阳，命令廖耀湘率13个师组成的辽西兵团，由东北向锦州推进。

　　为了配合东西夹击作战，蒋介石调动了空军的大部分飞机、海军最强力的战舰。与“重庆”号同时奉命北上的，还有“灵甫”号。它们的任务，就是在葫芦岛一带，用炮火支持地面部队对塔山、高桥方面的攻击。蒋介石登临“重庆”号，是随舰前往葫芦岛，对这一线的进攻做最后部署的。

　　蒋介石上舰不久，广播中通知：“领袖”要对全体官兵训话。官兵们以为他会讲讲时局，没想到他竟拿着《军人守则十二条》，照本宣科。广播传出“一忠勇为爱国之本，二孝顺为齐家之本……”的僵硬语调，引起许多水兵的反感。

　　此时毕重远的脑海中涌起一阵阵冲动，内战的祸首就在舰上，若趁此机会活捉了蒋介石，穿越锦西的蒋军阵地，将其劫持到解放区，这将对战争形势的发展产生多大的影响呵！

　　他怀着这种念头，悄悄来到甲板上，暗暗观察。他发现蒋介石歇息的后甲板司令住舱根本无法接近，蒋介石的侍卫们把半个甲板都封锁了。这时，他的头脑渐渐冷静了下来，感到刚才的闪念有些不切实际。舰上进步士兵的争取工作尚未进行，就凭个别人的一时勇武，能够实现目的吗？必须抛弃“劫持蒋介石”这个诱人的念头，毕重远再次告诫自己，一定要脚踏实地！

　　10月10日，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坐镇，“重庆”号驶往葫芦岛港外浅海地带，用几吨重的大铁锚在舰首、舰尾固定，随即尽其所有，把数千发炮弹倾泻到塔山、高桥的解放军阵地上。

　　然而，震撼舰身的炮击并没能挽救蒋军在东北的败局，却震醒了“重庆”号上越来越多正直的水兵们。他们凭舷望去，整营整团完好的士兵冲向前，待硝烟散后，便浑身血污，跌跌撞撞地败下阵。夜幕降临，伤残士兵凄惨的呻吟，牵动了水兵们的思绪。

　　本来，大多数水兵是怀着建设中国强大的海军，抵御外侮、报效祖国之心赴英学习和接舰的，而如今却被迫杀戮同胞，充当内战炮灰的角色。在香港初听内战“动员”时的迷惘浮躁，此刻转为愤懑和深省。特别是在锦州、沈阳相继城破，“重庆”号的任务从辅助进攻，变成到营口掩护逃亡，看着国民党残兵败将争相登船的狼狈情景，水兵们更感到这不义的内战难以获胜。

　　水兵们的反战情绪，舰方有所察觉。11月12日，舰方突然派人到水兵的住舱进行大搜查，所有水兵的吊铺、衣物箱都被翻了个遍。结果在秦勤、刘励等6名水兵的铺位中，发现了部分进步书籍。这6名水兵当即被流放到长山岛上。国民党当局原本试图以此压抑禁锢水兵的思想，却适得其反地激增了水兵们对国民党当局的怨恨。

　　1948年底，“重庆”号返回上海，恰逢国民党政府为挽救经济金融颓败，于当年仲夏刚刚推行的“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失败，原定发行的20亿金圆券，此时已超出限额30亿，迅速贬值。价格的限制随之被迫取消，经济金融呈大崩溃之势，整个国统区民怨鼎沸，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统治行将覆灭的征兆暴露无遗。

　　水兵们刚回上海，一个月的薪水竟不够买两碗阳春面，使已经积怨的人心又燃起一把涣散之火。有的人凭着在英国学到的技艺，弃舰到国外商船上当水手去了；一些水兵，寻找其他门路或回家乡设法谋生去了；还有一些思想进步的水兵，向往新的天地，辗转投奔解放区。原本六百余人的“重庆”号，开小差的几近一半，国民党海军方面，不得不从海军军士学校补充进一百五十余人。

　　战争形势的发展、蒋氏政权的飘摇、广大士兵的觉醒，加之1949年初，北方的沿海各港，除青岛外均已被解放，使毕重远感到策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加紧了暗中的活动。

　　五．中共围绕“重庆”号策反，展开多头活动，但互不相知

　　几天来，毕重远就如何实施起义陷入深深的思考。根据“重庆”号巡洋舰的分布特点，如果每个重要部位需有一人的话，至少要有近30名最可靠的人组成起义基本力量，成功才有把握。目前最紧要的，是将这批人聚集在自己周围。

　　就在此刻，一度不知去向的水兵于家欣回到了军舰上。原来，他听同学说苏北泰州、兴化一带有共产党的军队，悄悄买了身便衣，投奔而去。刚到江北，就看见一支穿灰军装的队伍，他以为是自己要投奔的队伍，便将自己的想法和对国民党的不满和盘托出，并写下数纸材料。当他被带到一个小镇时，才发现自己错投了国民党军，可后悔已经晚了。

　　关押数日后，于家欣被带去见镇上守军的军官。他对于挺客气，于遂请他帮忙脱身。军官说：“你的事上面已经知道了，我不敢放人。但我可只将你转押上级，而把你的材料扣下销毁，或许有救。”在押送泰州途中，押送军官悄声告诉于家欣：“你写的东西已被销毁，没有把柄落在别人手里。”于家欣十分感激这两位素不相识的军官，否则他难逃一死。同时他也感到：时下没有多少人死心塌地为“党国”效忠了。

　　当于家欣又被送往南京国民党海军司令部看守所时，他第一次见到了已被查明身份的共产党人。这位名叫肖家富的中共党员，在一家旅馆被特务跟踪，旅馆的女招待把他藏了起来。特务们恼羞成怒，声称不交出“共党”，就枪毙所有女招待，肖家富遂挺身而出，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在铁窗内，肖家富向于家欣讲述了中国目前的形势和美好的未来。当他被押往死牢时，他把自己的半筒牙膏送给了于家欣，叮嘱于要治好身上的疥疮。死亡在即，却仍然关怀着他人的冷暖，坚守自己的信念，使于家欣对共产党人顿生景仰之情。

　　由于于家欣一口咬定自己是想回山东老家，当局又没有他投奔共产党的证据，只得让他被具保领出。他的虎口历险，反而赢得“重庆”号上好友们的钦佩。不久，眭世达找到他，相约再次以“探亲”为名，投奔解放区。于家欣因有开小差前科，未被允准，眭世达只好孤身上路。

　　眭世达本欲过长江，先到安庆，可由于解放军已控制长江北岸，江面被蒋军封锁，民航交通中断，他在芜湖受阻。后他通过同学帮忙，登上“安东”号军舰，试图随舰赴安庆，但“安东”号到大通便原地待命。眭世达几经辗转，也抱着逃亡失败的遗憾回到“重庆”号，他随即也被严加看管，不得离舰。

　　几次逃亡未遂，使于家欣、眭世达等像困在笼中的狮子，显得有些焦躁。这都被毕重远看在眼里，他悄悄接近眭世达，把话题引到开小差之事。不料一谈及此，眭世达竟劝毕重远赶快开小差，说：“我被看死，难以脱身了，你还不快回南京，那里马上就要解放了。”毕重远闻言灵机一动，接过话茬说：“一个人走，太便宜国民党蒋介石了，要走就连军舰一起开走！”

　　听到这句话，眭世达怦然心动，他不由自主地握住了毕重远的手。而毕重远也从这一握手中，感到他又增加了一个可靠的起义同志。眭世达认为夺取军舰并非易事，担忧能否找到更多愿为反对国民党抛颅洒血的勇士。毕重远告诉他，已经有一些同志了，还需发展一些人。眭世达马上推荐于家欣，说他是个“敢上刀山的人”。

　　毕重远同意由眭世达去发展于家欣，并交代了单线联系的方式。随后，他把眭世达带到舰上的邮政室，告知这是秘密集合的地点。这个邮政室，是他的同学好友、军乐队队员程伯敏管理的，所以毕重远在这里活动非常方便。一个多月前，他就在此首先同陈鸿源一起酝酿了起义的事情。

　　那是个寒冷的夜晚，他们在邮政室议论形势，毕重远故意以发牢骚的方式，将蒋氏政权暴虐腐朽的种种迹象数落了一遍，见陈鸿源亦有同感，随即问他有什么打算。他叹息说：“唉，我要有门路，也早开小差了，谁愿为国民党打内战！”毕重远乘机进言：“惹急了，咱们就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出乎意料，陈鸿源竟随声附和说：“对，惹急了，咱们就把军舰开过去！”

　　临近熄灯时分，他俩谈兴犹浓，便躲到高射炮座隐蔽处，继续交谈。毕重远将起义的初步设想和盘托出，陈鸿源激动地表示坚决跟着干。起义的话题像一团火，使他们忘却了江上凛冽的寒风。

　　此后的数日里，毕重远、陈鸿源又在邮政室就起义进行谋划，各自提出可发展的对象。毕重远开出了王颐桢、王元方等人名单，陈鸿源觉得王颐桢是个“书呆子”，怕他胆子小，不会加入起义行列。但毕重远认为：书生模样的王颐桢渴望进步，善于思考问题，曾热情洋溢地向自己描述过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暴风雨中所诞生的》中工人罢工的情节，有一定的思想基础。他们还商定发展军舰上司令走廊值更兵吴绍京，他不仅有进步倾向，还有一只左轮手枪，这种轻武器在起义中是很用得着的。

　　一天，毕重远在岸上遇到王颐桢，上前搭话道：“听说军舰近期要开往台湾，你有何打算？”王悄声说：“我准备找几个人一起开小差，离开军舰。”　毕重远对他说：“要走也不能弃舰而去，要把军舰一起开走，不然太便宜国民党了。”王颐桢先是一惊，继而约毕重远详谈。毕重远将起义设想告诉他后，他立刻同意参与行动。

　　就这样，毕重远、陈鸿源、王颐桢三人分头活动，又发展了六七个人。考虑到起义必须掌握武器，便又通过争取活动，把十来个受过军事训练、会使用武器的人吸收进来。就这样，秘密聚集到邮政室活动的人员，很快有近20人了。

　　当毕重远感到起义的时机成熟，并聚集了一定的力量后，决定立即赴南京，向中共地下党汇报起义的准备情况，请求进一步明确指示。他以回家过年为由，请了五天假。

　　当时沪宁铁路一片混乱，火车站拥挤不堪，根本买不到车票。毕重远心急火燎，因为如此重大的起义有党的部署和指示，就更有把握成功。他在同伴的帮助下，硬是从窗户爬进车厢。

　　好不容易颠簸到了南京，可地下党的新联络人胡玉民当时正忙于迎接南京的解放，很长时间没去毕重远姐姐家这个联络点了。毕重远又去找原先的联络人李恭亮，而他却已前往北平清华大学就读。

　　奔波数日，却无法与组织接上关系，眼看假期结束，毕重远心中万分焦虑。继续在南京苦找吧，一方面局势非常紧张，沪宁路随时有中断的可能；另一方面超假后，或许很难重返“重庆”号，这都会导致酝酿中的“重庆”号起义计划落空。想到“重庆”号是国民党最大、战斗力最强、装备最现代化的军舰，其起义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他就怦然心动。既然组织上过去有过相机起义的指示，那就绝不能贻误战机。于是，他匆匆赶回上海，如期到“重庆”号销假。

　　此后不久，眭世达发展了于家欣，他是负责掌管航海雷达的，能为航行提供各种数据，并可监视整个航行情况，这样一个关键部位有起义人员，对行动是十分有利的。特别是由他掌管的218雷达室，处在一个较偏僻的位置，四周有很厚的装甲钢板，工作间里面还有两间居室，外面的大铁门一锁，室内的声音根本传不出去，于是毕重远决定将起义策划和指挥的中枢，从邮政室迁至此。

　　从军舰上各个关键部位均需有人，以保障起义成功出发，毕重远认为轮机部门很重要，而且应有较多人参与。在王元方、刘懋忠两人同意参加起义后，他觉得还应设法将轮机兵张启钰吸收进来。他比毕重远等人年长十来岁，人称张大哥，颇有人缘，时常公开发泄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不满情绪。毕重远主动接近他，先是以“我的老家在天津，已经为中共解放”试探，继而透露有人要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问他敢不敢参与。当张启钰表示不怕牺牲，愿意参加起义后，毕重远告诉他自己正在筹划起义，参与者要严守纪律，不可再公开发牢骚。

　　张启钰利用“大哥”威信，又发展了一些水兵。这样一来，轮机、枪帆、通讯、雷达、航海等主要部门，均有人员参与起义。毕重远将这些人召集起来，组成27人的“士兵解放委员会”，形成起义骨干力量。

　　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义中的毕重远，并不知道在此同时，中共地下党亦通过其他渠道围绕“重庆”号策反，使之不能为国民党进行内战所用，展开了种种活动。

　　在“重庆”号上，有一位轮机技工，名叫张兴昌，他是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派，于1948年夏季打入“重庆”号的。这年底，“重庆”号在东北参与内战返回上海后，张兴昌将舰上水兵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情绪，向中共有关方面做了汇报。他得到的指示是：“深入了解，做好群众工作。”但身为普通技工，在策反舰上官兵方面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只能利用工作之便，启发能够接触到的水兵的觉悟。

　　“重庆”号雷达少尉莫传香、枪炮少尉曾福祥、轮机少尉蒋树德等，亦对国民党政权的内政经济举措失当心生愤懑，试图寻找新的出路。他们在与同时赴英的军官王淇闲聊发牢骚时，流露了投奔中共、夺取军舰的想法，恰巧被王淇的弟弟、中共党员王毅刚听到，随即向中共南京市委进行汇报。

　　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根据解放战争的进展，指示下属各级组织配合南京、上海的解放，积极开展统战和在蒋军中策反起义活动。中共南京市委认为可以利用“重庆”号下层军官的反蒋情绪，策动起义。书记陈修良亲赴上海，与王淇等人接触摸底。

　　王淇等人提出要中共提供经费，购买房子和武器，以便集合议事和武装起义。陈修良认为如此容易暴露，未曾同意。后为了便于联络，中共南京市委将此线移交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策反委员会副主任王锡珍与王淇等人接触时，莫传香、曾福祥已调离“重庆”号，只剩王继挺、蒋树德等人。他们强调“起义条件非常成熟，要中共派几个干部上舰领导，提供手枪10支，美金1万余元”。

　　几经过往，王锡珍感到王淇等人“生活浪漫，政治上无什么认识，他们的动机是对国民党腐败的统治不满，待遇太低生活苦，投向共产党带有浓厚的投机性”。她对王淇等人指出，他们的要求中共是难于满足的，但仍可保持联系。王淇同王锡珍商定了再次接头的时间，然而王锡珍如约接头时，王淇却爽约未到，结果这条线断了。

　　中共地下党还了解到，“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为人正直，有民族气节，并与国民党海军当局有一定的矛盾，遂通过某些渠道，设法和他搭上话，小心翼翼地试探有无脱离蒋介石集团的可能。

　　由此可见，包括毕重远在内，为使“重庆”号脱离国民党，起码使之不能用于内战，中共起码有四路人员在暗中运作。但因为这四路人员分属不同地方、不同系统的中共地下组织，又均是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所以他们互不相知，处于各自为战状态。

　　六．最初的方案：在航行中起义

　　在庞大的现代化军舰上实施起义，控制住舰上的主要部位，制服可能遇到的反抗，应付难以预料的种种不测，关键是要掌握舰上的全部轻武器。毕重远曾以后甲板清洁班长的身份，进行过查看，得知全舰的轻武器都锁在司令走廊的橱柜内和枪架上。

　　司令走廊是军舰停泊时的指挥中心，舰长、副舰长和军需长等舰上的首脑人物都集中住在司令走廊周围。正因为这是个要害部位，所以昼夜24小时，有官兵5人轮班值勤。副长、协长或枪炮长，不时来督促检查，非值更人员，一般严禁靠近此处。

　　如何获得这批武器，以保障起义的成功呢？毕重远思索再三：强行夺取，司令走廊警戒严密，不易攻入。而且舰橱中虽有枪支，可有没有弹药却不清楚，如果没有弹药，则枪支无异于烧火棍，强行夺枪的行动只会贻误战机。因此最可靠的方式是智取，设法打入司令走廊，担任舰橱的值更人员，先摸清情况，在起义时不惊动任何人，就掌握武器。

　　当这一认识形成，毕重远便开始在值更的水兵中物色争取对象，但经反复观察思考后，决定放弃这种做法。因为摸清和掌握武器关系重大，稍有不慎，将使起义功败垂成，必须慎之又慎，只能由自己亲自操作。

　　司令走廊的值更人员，必须是舱面的枪炮兵或帆缆兵，毕重远恰好符合条件。由于士兵出走，轮值的人员少，轮值间隔的周期很短，司令走廊值更责任重，要求严，很辛苦，有些值更的水兵希望卸掉这份差使，这给打入司令走廊提供了机会。

　　果然，担任司令走廊舰橱值更的吴德周，听好友毕重远说愿替换他，十分高兴。毕重远担心自己主动要求值更会引起怀疑，就鼓动由吴德周提议调换，恰好负责安排值更的副舰长办公室军士长汤博文与毕重远的关系也相当不错，随即同意他俩调换。

　　毕重远在值更的第一个夜晚，就弄清了搁置枪弹柜橱的钥匙放在何处。他首先打开了搁枪的柜橱，经清点确知有30多支左轮手枪、12支冲锋枪，足够起义时用了。几天后，他又打开了子弹柜，看见里面装满了子弹时，他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舰上武器的情况摸清后，传来军舰将前往青岛执行任务的风声。毕重远认为，如果军舰果真开赴青岛的话，对发动起义是十分有利的。在航行中起义，一切启动舰只等事项全都免了，而且军舰航行时，在司令走廊值更的五名官兵，只有一人留守，其余的人都随舰长上舰桥。只要毕重远能争取留守，就可轻而易举地使起义者获取武器。起义的时间预定在夜间航行到胶州湾成山头一带时，用武力控制住舰桥，迫使舰长不转向青岛而直驶烟台，顺利的话，拂晓之际军舰已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到达解放区。

　　2月17日，“重庆”号起锚，驶向吴淞口，“士兵解放委员会”的骨干见此，不禁心间暗暗喜悦：刚刚谋划好起义，军舰就启航了，真是天遂人愿。谁知，军舰才驶出黄浦江口，便抛锚待命。

　　不久，即有消息说去青岛拖浮动船坞的任务，已由“峨眉山”号登陆舰执行。对“重庆”号的去向，众说纷纭。有说将开往台湾，运送银元；有说将前往江阴，阻击“共军”渡江。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乱了毕重远他们原定的计划。如果军舰开往台湾，还可见机实施航行中起义；但若军舰驶入江阴，承担阻止解放军渡江任务的话，麻烦就大了。江阴一带江面狭窄，军舰掉头困难，且完全暴露在江阴蒋军炮台炮火射程内，起义将冒舰毁人亡危险，失去起义原有的影响和意义。

　　毕重远同几位起义骨干商议，为了避免驶入江阴，使起义流产或失败，应根据新的客观情况，变原定的航行中起义为停泊中起义。但停泊中的起义，要比航行中起义难度大得多。军舰的起锚、启动和准确使用电罗经、航海图，最短也需4—6小时，这期间一旦出什么纰漏，就会受到周边蒋军其他舰只和空军的围攻，而“重庆”号只能束手待毙。

　　尽管有如此风险，陈鸿源、眭世达、于家欣等人都宁愿冒险停泊起义，也不愿驶入长江内坐失起义机会。毕重远见几位骨干有决心，遂在281雷达室召开有更多人参加的会议，提出在吴淞口实施停泊起义，趁夜深入静，突然暴动，把军舰开到解放区。

　　由于停泊起义风险很大，同时谈论的不再是起不起义，而是立即实施起义，将愿望转为行动，有些人思想准备不足，难以适应，与会者中出现了较大的分歧。有的人犹豫不决，有的人感到势单力薄。

　　正在争执中，刚刚发展的成员杨际和来到281雷达室，见聚集了很多人，埋怨道：“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开会，不要脑袋了？”他得知要在停泊中起义，认为太危险，拼命反对，也不愿听任何解释，激动地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搞停泊起义，我就不干了！”说罢气冲冲离开会场。结果此次会议没能就起义细节进行讨论，不欢而散。

　　杨际和的行为使毕重远感到越是临近起义越要谨慎从事。为防止出现意外，他立即通知发展杨际和的人，对杨佯称“多数人不愿停泊起义，已经散伙不干了”。

　　就在这之后雷达室的于家欣探知舰上来了两名长江引水员，去江阴的航行图也已准备出来了。紧接着，满载的驳船相继靠上军舰，把弹药、油料、给养、淡水补充得十分充足。赴江阴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而且迫在眉睫，起义行动，再也不能延误了。

　　七．起义风声走漏了……

　　鉴于形势紧迫，毕重远在向不可靠人员散布起义策划终止的同时，更加紧了具体方案的制定，对停泊起义的每一个环节推敲研究，以求万无一失。

　　轮机部门的王元方、刘懋忠、张启钰等人，一方面加紧同经验丰富的轮机技工们联络感情，同时准备拟造一道开航的假命令，以便唤起技工们发动轮机，保证在不惊动全船的情况下，把机器启动起来，按时开航。眭世达负责起锚或在紧急情况下将锚链弄断。于家欣负责从上海到烟台的航行准备，监视甚至在紧急中操纵航行。

　　此外，在起义开始就切断全舰电路、警报系统，控制无线电台；整个起义过程中严格控制军舰几个关键部位、几个重要通道的分工安排；如何对待舰上的军官，如何对待反抗者；行动中如若国民党军方发觉，派军舰、飞机追击，如何对付；一旦军舰搁浅，怎样处置等等；方案都顾及到了。

　　大家对年纪最轻的毕重远在谋划大事时显示出的老练成熟，无不感到惊讶和钦佩。这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毕重远已是入党多年的“老革命”了，多年的学生运动，锻炼和培养了他的组织、策划能力。

　　当具体方案拟就后，毕重远、眭世达、于家欣等决定，在2月21日毕重远于0点至4点在司令走廊值更时，发动起义。20日，他们分头通知有关的人员，明日凌晨行动。

　　这毕竟是在国民党严格控制区域内的行动，从锚泊处出长江口还有相当距离，都处在吴淞要塞的火力控制中；在“重庆”号不远处，还锚泊着英国驱逐舰“紫石英”号；如若将军舰开到已解放的烟台，途中要经过由美国舰队控制的青岛外海。可能会遭到美舰的拦截；此外，国民党方面一旦发现起义，派飞机追击的话，以军舰抗衡飞机，也将有一场殊死搏斗。

　　为了自己的信仰，将生命置之度外，这对一个中共党员来说，应是理所当然；但对多数群众，特别是那些刚刚因为对国民党统治产生不满，刚刚形成对光明和平的渴望的青年，就马上让他们将某种情绪转化为行动，而且可能要以生命为代价，就显得非常难能可贵了。因此，如果他们有迟疑、彷徨、畏难甚至恐惧，都是不足为怪，可以理解的。

　　意料之中的事果然发生了，有些水兵听说第二天凌晨起义，感到太突然，希望再往后推迟些时日，有的人甚至在通知起义后，擅自离舰不归，致使21日起义的计划未能实施。一些态度坚决的水兵，对此非常恼火。而毕重远感到在此紧迫关头切不可焦躁，他推算了一下，自己下次值更在25日，暂将起义推迟至那时，目前要务，是对思想准备不足的人加紧做工作。

　　2月23日，副舰长牟秉钊突然离舰，前往南京海军部。据说是舰方准备对舰上的混乱情形加以整治，并对起义有所风闻，是到南京询示对策的。同时，陈鸿源、眭世达、于家欣等人都听到部分军官和水兵在议论纷纷：“有人要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把舰上的军官都关押起来。”

　　显然，有人走漏了风声。毕重远感到形势严峻，再不当机立断实施起义，几个月的准备筹划就将付诸东流，部分起义积极分子还可能惨遭迫害。就在此刻，毕重远接到南京姐姐的来信，说是胡玉民同志托她转告，要毕重远争取回南京，向地下党组织汇报“重庆”号上的情况，由此可见地下党对“重庆”号的关注。那么，只有起义成功，把“重庆”号开到解放区去，才是最好地实现了党的意图。相反，如果他此刻离开“重庆”号，贻误起义战机，就辜负了组织的期望，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迅速完成起义的动员和部署。

　　八．非常形势下的非常表决方式

　　鉴于形势紧迫，毕重远同陈鸿源、眭世达、于家欣于281室进行紧急磋商，认为起义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拖延了，决定如果有人打退堂鼓，就抛开动摇者，由剩下的坚定分子于2月25日4时毕重远午夜值更时行动，这是一个最后期限。为此，毕重远要于家欣将值更时间调到22-24时，以便相互策应；陈鸿源负责监视水兵上下舰情况，观察有无变异；迅速通知“士兵解放委员会”成员，于24日晚9时，在281室集合。

　　就在他们忙碌之际，突然听到司令走廊公布的每日活动“日令”上，决定2月25日下午2点半移动锚位。因为军舰的铁锚隔一段时间，必须移动一次，否则被泥沙埋没太深，就很难拉起来。而移动锚位又必须提前发动军舰主机和电罗经。这样，起义时以假命令发动主机和电罗经，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了，停泊起义最令人头疼的事基本解决了。同时，陈鸿源也顺利地调好了值更的时间。加之较难对付的副舰长离舰，都使　25日成为非常有利的时机。

　　24日晚，于家欣、眭世达在281室内煮上猪蹄，摆了几副扑克，布置成打扑克、吃夜宵的样子，还拎来一只小便桶，防止有人以小便为由离开会议地点。“解委会”成员相继到来后，陈鸿源、眭世达从外面将281室锁上，使与会者只能进，不能出，他俩则担任巡逻警戒。

　　毕重远首先分析了形势，将利弊权衡之后，提出无论如何必须于凌晨他值更时起义。多数人表示赞同，但王颐桢要求继续推迟起义，因为他已将起义信息透露给与王淇有联系的王继挺、蒋树德等人，而王继挺要他们再等两天，以便和中共地下党联络，派人化装成厨师，每人携带双枪上舰，并称可获得江北解放军的接应。李铁羽则提议等待“灵甫”号搞两舰同时起义。分歧与争执的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

　　毕重远当时并不知道“重庆”号上的少尉军官王继挺、蒋树德等人，通过王淇的关系的确与中共地下党有过接触。只是风闻此事后，委派水兵洪进先设法接近蒋树德等人，摸清他们是否真的和中共有联系。结果洪进先发现，同蒋等接头的，是调离“重庆”号的少尉曾福祥（穿针引线的人物王淇此时去向不明）。同时有人向毕重远反映，王、蒋等人曾以付美金、封官许愿的方式，拉人参加起义。综合这些情况，毕重远担忧他们是国民党派来瓦解起义的，认为所谓地下党派人上舰是个骗局，对他们更加警惕。事实上，王淇等人并未与中共地下党达成起义及配合的约定，当然和王淇有联系的部分下层军官，也不是毕重远当时根据观察怀疑的特务。

　　毕重远此刻认为：听信所谓定约，无异于自杀；继续推迟行动，也只能使起义落得流产的结果，在此紧急关口，没有时间坐而论道、通过耐心说服来消除内部的分歧了。他联合几个态度最坚决的水兵，声明预定时间一到，有几个人愿意行动，就几个人行动；反对行动的人，留在28l室。

　　非常情况下的非常表决方式，使这群热血青年及时做出了按计划起义的抉择，一致同意1时30分行动。毕重远考虑需要一个统一的指挥，否则难以控制整个局面。但多数人不主张选领导人，他遂提议选一个协调联络员。与会者一致推选毕重远、王洛为联络员。毕重远随即进行起义的部署。

　　司令走廊两侧门外，由曾瑞森、赵旭、王宝林、范泳分别警戒，防止在肃清司令走廊军官时，有人进入妨碍行动；舰腹中段起重机下的楼梯口，由赵振亚警戒，与曾瑞森等配合，防止有人由此上司令走廊；前甲板准尉住舱附近，由眭世达、韩师忠、孙国桢警戒，在后军官住舱未肃清之前，监视准尉军官行动；军官住舱通往士兵住舱的通道，由任振修将厚钢门关闭，断绝前后来往，并把守在门内；与任振修相反方向的左舷通向军官住舱堵门外，由陈英警戒；通向上层司令走廊的楼梯口，由于家欣警戒，并与任、陈二人互相呼应；左舷军官住舱的两个堵门前，由周正、郑希平两人警戒，监视军官行动。

　　行动组由10人组成：陈鸿源、王颐桢、武定国、刘懋忠、赵嘉宾、王元方、孙昌、张启钰、秦咸周、李铁羽，在取得武器后，负责缉捕弹压反起义人员、集中看管军官等行动。

　　未及布置停当，毕重远值更的时间已经临近，他必须回住舱，等待换更。0时刚到，毕重远被唤起值更。他来到司令走廊，同于家欣对了对手表，当时针指到25日1时15分之际，毕重远发出开始起义行动的信号，于家欣随即转告守在281雷达室外的眭世达行动，王洛立即到配电房，切断了舰上通讯联络和警报系统的电路。

　　不一会儿，于家欣将上甲板的三名哨兵哄到281雷达室，他们随即被陈鸿源、眭世达等缴了械。接着，毕重远又将三名值更人员哄进雷达室。这些士兵深明大义，没有反抗就交出武器，并表示支持起义行动。

　　此时，值更的军官不知躲到何处睡觉去了，为了防止他突然出现，妨碍行动，毕重远派两人把住通往司令走廊的通道，然后打开司令走廊的枪柜和枪架，并让于家欣迅速通知281雷达室的人员，领取枪支弹药。

　　武装起来的起义者们，按照预先的部署分头执行各自的任务。陈鸿源等直奔见习舰长卢东阁的寝室。这个卢东阁是海军司令桂永清的把兄弟，原是海军督战处处长，桂永清把他安插到“重庆”号上，是准备让他取代现任舰长邓兆祥的。他平日十分骄横，当陈鸿源敲他门时，还厉声问有什么事。陈鸿源说：“海总来了紧急电报，邓舰长请你。”可他开门后看见的，却是几支黑洞洞的枪口。此刻，他全没了平日的骄横，老老实实地被押到舰尾的盥洗室。

　　毕重远在分发完武器后，就充当着联络员的角色，前后奔波，督促协调整个起义行动。他来到前甲板准尉住舱，见这个原定由三人把守的位置，只有眭世达一人隐蔽在暗处监视着。眭世达告诉他，另外两人未到位，且舰腹控制点也无人，可能有人在281雷达室没出来。

　　当雷达室的门被打开后，毕重远发现果然有六名“解委会”成员，因行动迟疑被锁在了里面。他们得知起义正在进行中，而且进展顺利，随即投入行动。毕重远向军舰后部走去，经司令走廊时，见舰长邓兆祥被押在盥洗室里，感到这样做很不妥当，就叫看守的人把邓兆祥送回他的寝室。

　　在后甲板，陈鸿源一人看守着盥洗室中的十余名军官，很容易发生意外。毕重远建议打开储藏乐器的下层仓库，把军官们押在下面，舱口在上面，锁上舱盖，便万无一失。

　　前甲板的拘禁行动也进行得十分顺利，基本上没遇到什么反抗，准尉军官最后被关押在“铁匠房”里。从发出起义信号，仅用了一个多小时，起义者已经靠武力控制了“重庆”号，而绝大多数水兵仍在睡梦之中。25日凌晨3时左右，“解委会”开始着手开航的准备工作。

　　轮机部门的王元方、刘懋忠等十名“解委会”成员，全都下到轮机舱，用拟好的假命令唤醒海员发动主机。郑希平、赵旭前去发动起锚机，并完成油水系统准备。前甲板上，由眭世达负责随时起锚。秦咸周等发动好电罗经。

　　敢作敢为的陈鸿源此时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他沿着扶梯，走下弹药库，打开弹药箱，取出二十多颗4英寸的炮弹，堆在一起，将引信盖全部揭开，用手中的冲锋枪对准引信。原来“解委会”决定：一旦起义失败，或在开航后搁浅，就将军舰引爆，决不让它再为国民党效力。

　　九．舰长邓兆祥加入起义行列

　　布置好备航工作的毕重远来到舰长室，把邓兆祥请到舰桥上，劝说他参加起义，负责领航。对此，毕重远早有考虑。

　　起义的理想目标是将军舰开到解放区，安全航行是重要的环节。在起义者中，没有一个人具备航海经验，能够指挥航行。只有于家欣一人是搞航海雷达的，勉强可以依靠他通过雷达观测冒险航行，然若航海雷达一旦发生故障，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因此，如果争取到既有丰富航海经验，又在舰上享有威望的人参加起义，指挥航行的难题，便可迎刃而解。而这个最合适的人选，就是舰长邓兆祥。

　　可这种设想有可能实现吗？毕重远自产生了这一想法后，就开始注意观察和分析。他感到邓兆祥是个爱国的、富有正义感和自尊的人。他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以出类拔萃的成绩毕业后，一直在中国海军中服役，完全凭借自己的技艺和经验走上舰长的位置，与国民党及其海军部没有什么裙带瓜葛。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海军部对他并不十分信任。在接“重庆”号归国途中，因他“撵走了保驾的英国朋友”，遭到了海军司令桂永清的严厉训斥，说他“稍微学到了一点本事，就以为翅膀硬了，就忘恩负义！”毕重远记得他在挨训后，一个人在舰长室闷闷不乐地抽了很长时间的烟。桂永清后来将他的把兄弟派上舰，担任见习舰长，就是准备取邓而代之的，对此邓心中也很清楚，自然与国民党海军部离心离德。

　　在舰上邮政室活动期间，毕重远偶然地发现邓兆祥既不订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也不订国府军方办的《扫荡报》，而是订了一份具有中间色彩的《大公报》、一份进步刊物《展望》，从中可以看出邓兆祥内心对国民党腐败统治不满的倾向。综合这一系列现象，毕重远认为，只要向他申明大义，耐心说服，是可能将他争取过来的。其他几位起义骨干，都同意这种分析。

　　然而，实际的说服工作并不顺利。毕重远首先分析了解放战争的最新形势，说明长江以北已是共产党的天下，长江天堑阻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已成定局。同时指出，正是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才导致了起义行动，也只有参加起义，方有光明前途。

　　邓兆祥一语不发地听着，面色十分严峻。的确，从对某个政权不满，到以行动同这一政权为敌，是个很大的跨度，要在短暂的时间内做出抉择，其内心的斗争必然十分激烈。而且身为一舰之长，一举一动全船系之，他必须考虑整条军舰的沉浮，五百余官兵的安危。他此时并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与和拥护起义，起义者们是否能控制住舰上的局面……这恰好反映了邓兆祥稳健审慎的性格，如果他随即附和，倒不成其为邓兆祥了。

　　又经过一段劝说，邓兆祥说出了他的疑虑：能否在短时间内把主机发动起来？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保证军舰顺利地开出长江口？航行安全有没有保障？这时，轮机方面传来主机已经发动起来的消息，不久，前甲板的绞盘转动了，两条锚链徐徐上升。可邓兆祥依然下不了决心。他想了解见习舰长卢东阁的态度。可当他看到卢东阁不合作的态度，反而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压力，便再度沉吟不语。

　　时间一秒一分地过去，空气显得异常沉闷，令人焦灼难耐。毕重远感到不能再拖延了，郑重地对邓兆祥说：“航行的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可以依靠航海雷达导航。万一军舰搁浅，我们也绝不会让它再回到国民党手中，去屠杀人民，阻止解放军渡江。我们已经派人在弹药库中，做好了引爆炸毁军舰的准备。”

　　士兵们临危不惧的凛然正气和丝丝入扣的部署行动，使邓兆祥受到了震动，他终于答应领航。于家欣随即将事先准备好的赴烟台的航海图摊在他面前，并协助他标绘出吴淞口至烟台的最佳航线。当邓兆祥做出这一决定后，便义无反顾地站在指挥台前，用沉稳果断的语气发出一系列调整航向、航速的指令。他配合起义的行动，不仅保证了顺利的航行，而且对争取广大官兵协助起义航行，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茫茫的晨雾中，“重庆”号启动了，向吴淞口外驶去。吴淞至长江口区，是暗沙星罗的危险地段，军舰在经验丰富的邓兆祥指挥下，越过园园沙、横沙和大戢山，把险恶的暗沙抛在了后面，起义者们这才松了一口气，邓兆祥的面容，也从严峻转而开朗。

　　驶出长江口后，军舰以每小时25海里的航速行驶。晨曦渐露，沉睡中的水兵被舰上的广播声唤醒。广播反复播送着由“解委会”草拟的《告全体同学书》和《告海员技工书》。在《告全体同学书》中写道：“我们不容忍那些暴虐无道的豪门军阀，把国家带到无比悲惨的境域，我们更不能容忍在他们的欺骗与压迫之下为他们充当炮灰，去反对那些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解放军。今天该是我们站起来的时候了，为了四万万人民的解放，为了促进幸福的新中国的迅速到来，为了下一代子孙的生存，我们必须反对四大家族。”在《告海员技工书》中写道：“现在我们要把这条船开到解放区去，盼望诸位同学能多多帮助我们，与我们采取一致行动。”

　　1949年的国民党政府，在民众心目中黯然失色，当“两书”反复播放后，相继有四五十名官兵表示愿意参加起义行动。其中部分水兵被“解委会”吸收，参与舰上的警戒；部分军官则被允许帮助舰长航行值更。

　　但“两书”也引起了小小的骚动。个别人听说军舰将开往解放区，极度绝望。准尉书记官曾道明冲出休息室，抢夺卫兵的枪，被值勤水兵制服后，单独关进一个舱室。结果他却打开舷窗，投海自杀了。毕重远感到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护起义，要严格防范对起义抱有逆反心理的人，警戒工作丝毫不能放松。同时天已大亮，如果国民党政府感觉到“重庆”号是开往解放区，必然会组织追击和堵截。眭世达组织了十余名士兵在炮位值勤，随时准备与遭遇之敌作战。

　　显然，国民党当局并未察觉“重庆”号的行踪，整个白天的航行，没遇到任何险情。25日深夜12点，舰桥嘹望哨报告：“左前方发现灯塔。”毕重远随即到航海雷达室察看，得知哨兵所说的灯塔，是千里岩灯塔，这标志着军舰将驶入青岛海面。

　　当时的青岛胶州湾一带驻泊着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二十艘舰艇。毕重远在筹划起义时就考虑到可能会在此地遇到拦截，因而持有极高的警惕，但并没有发生任何情况，只是在下午的时候经历了一场虚惊。当时哨兵报告发现一艘美国军舰，气氛立刻紧张起来。“解委会”同舰长商议后，下达全舰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命令，

　　从准备起义到这时，已经高度紧张了十多个小时了，可一听说有敌情，毕重远他们的困倦疲惫顿时烟消云散，他们决定如遇拦截，就以最高航速边走边打，舰上所有的火炮、鱼雷发射管，一齐对准了由远而近的美国军舰。然而美国军舰并没有发起攻击，经辨认，这只是一艘运输舰。

　　十．“重庆”号驶向解放区，蒋介石大骂桂永清无能

　　当1949年2月26日黎明之际，烟台的海岸已经隐约可见。虽说整个起义几乎没费一枪一炮，但在国民党控制区域内的一昼两夜，无时无刻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因此，这解放区的黎明令毕重远他们分外欣喜和陶醉，他们终于实现了起义最理想的目标，把国民党最现代化、最有战斗力的军舰，送到人民手中。特别是毕重远，在敌人营垒隐瞒身份，独自潜伏了三年，如今，他终于能返回党的身边，可以自豪地公开自己的身份了。

　　由于起义是在十分紧迫的情况下举行的，已无法通知中共地下党组织，所以当“重庆”号越发靠近烟台海岸，毕重远越担忧会遭到解放军的炮击。为避免误会，他们决定将舰上所有火炮，都高高仰在60度以上，表示没有射击之意。有的人还向岸边挥动白色的手绢。

　　毕重远在军舰驶离吴淞口时，就陆续向起义骨干们表明了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因而此时他决定由他带两个人，代表起义者与烟台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接洽。

　　这天清晨，烟台子午岛解放军加农炮阵地就隐约发现一大型海上目标，像是国民党的军舰，随即向烟台警备区请示如何处置。作训股长刘元兴刚刚以“军舰不开炮，我们也不开炮”作答，就又接到烟台东山炮台的报告：“一艘军舰向烟台港驶来。”

　　刘元兴一面要求各炮台严密监视，一面立即向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王泽民、政治部主任张少华报告。随后他们三人登上烟台山，既看清了“重庆”号的全貌，毫无射击之意的60度仰角，也看到了舰上有人在挥舞手绢。他们马上召开了紧急党委会，决定由刘元兴前往联络。他乘上小舢板刚划出不远，就与毕重远等乘坐的汽艇相遇。

　　毕重远向刘元兴说明自己是“重庆”号巡洋舰的起义士兵代表，并介绍了军舰的情况。刘元兴立即将这惊人的喜讯报告给烟台市委和胶东军区。

　　不久，烟台市委书记、市长、胶东军区领导就赶来了。毕重远随后向烟台警备区政治部单独汇报了自己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南京地下党的指示及“重庆”号起义的详细经过，并将士兵解放委员会27名成员名单交给他们。

　　当天下午，邓兆祥等舰上军官也被请上岸。踏上解放区的土地，他不禁百感交集，拉着烟台市委书记徐中夫的手，面带愧疚地说：“‘重庆’号过去的一切罪恶，都由我一人负责。”胶东军区参谋长贾若瑜含笑答道：“光荣起义，何罪之有？”徐中夫郑重地说：“欢迎你们回到人民的怀抱，我们已经把这个大喜讯，电告党中央、毛主席了！”

　　“重庆”号悄然离去的情况，是几名离舰逍遥的官兵在次日清晨返回时发现的。六神无主的他们，匆匆找到海军总司令部驻上海办事处，询问是怎么回事。办事处官员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急电南京海军司令部。海军司令桂永清闻讯，吓得面无人色，星驰吴淞口，但只见滚滚东逝水，哪还有“重庆”号踪影。

　　一个多月前，桂永清面对国民党陆军的一败再败，凿凿有言“陆军不打，海军打”；国府上海市长吴国祯也虚张声势：“有重庆舰在，上海即可无忧。”而此刻“重庆”号突然去向不明，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上海滩的记者们，团团围住了当时不在舰上的副舰长牟秉钊。

　　而牟秉钊自己也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军舰与飞机不同，即便少数人士有异动，亦不能强制该舰北驶。惟一之解答，当为舰长接获伪造命令径自出海北上。舰长在海上之权威，高于一切，命令一出，众无异辞。惟以邓舰长之个性而言，乃极端守法之人，似不致有此异动；真相如何，非至有舰上官兵归来，不能确定。”

　　两天后，外出侦察的飞机在烟台港湾发现“重庆”号，该舰已落入解放军之手确定无疑。蒋介石得讯，肝火骤生，大骂桂永清无能。桂永清急得涕泪涟涟，不断用无线电发出信息，苦苦哀求邓兆祥：“只要你们回来，不管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重庆”号叛而复归的幻想破灭了，桂永清随即召集海军舰长会议，商议讨伐“重庆”号。他的讨伐提议，竟没一位舰长附和其计。

　　冷场良久，“逸仙”号舰长道出原委：“我们遇到‘重庆’号不但打不赢，连碰都不敢碰，只有远远避开，跑慢了还不行。”的确，“重庆”号是国民党海军中最现代化、最具战斗力的战舰，谁愿以卵击石呢？据闻各舰舰长一致提出，必须求助美国飞机炸沉“重庆”号，否则各舰拒绝出海执行任务。

　　3月3日，停泊在烟台的“重庆”号遭到四架蒋军飞机的轰炸。鉴于烟台港距蒋统区较近，防空力量薄弱，难以给“重庆”号有力的庇护，同时燃料、食品和淡水的供应都不方便，毕重远提议将“重庆”号开往各种设施比较完备的葫芦岛。胶东军区向中央请示后，批准了这一建议。

　　夜幕降临之后，“重庆”号悄然起动，直驶葫芦岛。当次日蒋军飞机再到烟台海域之际，“重庆”号又销声匿迹了。

　　十一. 面对蒋军飞机的轰炸，中共中央决定：“留人不留舰”

　　3月4日清晨，“重庆”号靠上了葫芦岛码头。几个月前，它曾到这里，把战火抛向人民；而今天，它又来到这里，投入人民的怀抱。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段苏权亲自主持了欢迎仪式，当地政府和驻军的领导，也相继上舰看望慰问。年轻起义者们的情感，涌起异样的波澜。

　　正在东北疗养的张爱萍将军闻讯，随即来到码头观看这艘国民党海军的头号战舰。就在此后不久，当人民解放军刚刚打过长江，他即受命组建华东海军，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海军司令。新华社记者穆青也赶到舰上采访，以他那颇具感染力的笔触写下《投向人民怀抱》一文，第一个记述了“重庆”号起义的历程。画家华君武为该文绘制了插图。

　　不久，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奉中央和东北局之命，赴葫芦岛慰问“重庆”号官兵。他单独接见了组织者毕重远。他听罢毕重远详细地介绍如何经过长期准备及细致工作，团结了舰上一批进步、勇敢的爱国士兵，建立“士兵解放委员会”秘密组织，在异常危险紧急的情况下，发动起义的经过后，感到这群年轻人竟完成了这么一件大事，确实称得上是英雄人物，内心生出“对毕重远等同志的崇敬”。

　　他看见毕重远自己镌刻并缀在士兵帽上的镰刀铁锤五星，就告诉毕重远：“我军不久就将颁布正式的帽徽式样了，可不是你戴的这个式样的。”三十多年后，伍修权同志在回忆往事时写道：“毕重远同志是我党在‘重庆’舰上的一粒火种，没有这个‘星星之火’，就不会有‘士兵解放委员会’，也就不会有‘重庆’舰的这次起义。”

　　为了保护“重庆”号，解放军调来了一个高炮团，部署在码头周围，并对军舰进行了伪装。但最后还是被敌侦察机发现了，据说发现的原因十分偶然。蒋军侦察机在解放区各港口寻找“重庆”号踪迹，几次飞过葫芦岛，都未发现军舰。但有一次，执行侦察任务的飞行员王金笃，他从葫芦岛掠过时，感到葫芦岛防波堤长了一截。过去他常在葫芦岛钓鱼，对该岛极为熟悉。便返回低空察看，结果遭到“重庆”号的炮火攻击，目标暴露了。

　　从3月18日始，“重庆”号受到蒋军轰炸机群的轰击。由于没有制空权，“重庆”号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然而水兵们和岸边的炮兵部队舍死忘生地开炮还击，激烈的舰对空战持续了数天。3月20日，一颗2000磅的穿甲弹击中军舰的右舷尾部，炸开了一个直径三四米的大洞，6名水兵牺牲，20余人受伤。

　　根据军舰难以抗击空中轰炸的现实，中共中央及时做出了“留人不留舰”的决定，在拆卸掉舰上的重要设备后，护舰人员全部离舰，主动沉舰。当天黄昏，“重庆”号舱底闸门全部开启。望着刚刚夺到手的军舰徐徐沉入海底，部分起义骨干不禁号啕大哭。

　　“重庆”舰虽然自沉了，但起义水兵们的功绩却不会被淹没，中共中央随即派贺龙专程赴葫芦岛看望起义人员。当贺龙来到“重庆”号官兵中间时，水兵们为亲睹这位身经百战、威震国中的传奇式人物激动不已；而这老战将面对众多年轻的水兵也显得兴奋和风趣。他代表中央、毛泽东、朱德对全体人员慰问和欢迎后说：“过去我们用菜刀闹革命，今天你们又把蒋介石的王牌军舰都开过来了，你们这些小伙子真行！”

　　他接着“表扬”起运输大队长蒋介石，说从解放军的装备到“重庆”号，直到他身上的“overcoat”都是蒋输送的。最后，他谈到了学习和思想转变问题。毕重远回想起当年情景时说：许多言语我至今记忆犹新。

　　3月24日，毛泽东、朱德给邓兆祥和全体官兵的慰问电传到葫芦岛。电报中写道：“热烈祝贺你们英勇起义”，“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电报还预言：“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

　　的确，“重庆”号起义的影响是巨大的，毛泽东的预言不久就变成了现实。未出两个月，国民党江防第二舰队大部分舰艇在司令林遵率领下起义；接着，江阴炮台起义；“长治”号驱逐舰起义……

　　第二章 从蒋介石侍从室到新中国政务院——陈毅堂兄陈修和传奇

　　1948年10月31日，沈阳城破在即，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等乘坐的专机在北平徐徐降落。正在北平遥控东北战事的蒋介石，听说沈阳兵工厂总厂长陈修和没有与卫立煌同机而来，立即下令派一架飞机专程赴沈阳接他。

　　当天夜晚，滞留沈阳的陈修和听到急促的电话铃声。他拿起电话，只听电话另一端传来的声音说：“委员长得知你还没出来，下令派飞机去接你，明天上午到东塔机场，请你做好准备。”然而，第二天一早，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沈阳。北平飞机来时，发现情况有变，未敢降落，无奈地返回北平。

　　几天之后，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军工部副部长王逢源找到陈修和，对他说：“你的堂弟陈毅曾要我们转给你一份电报，希望你保护沈阳兵工厂，并设法留下不随国民党而去。不想电报未转到，而电报中所希望的一切，你都做到了，这太令人高兴了。”

　　随后，王逢源转达了中共上级的命令：陈修和继续担任兵工厂厂长；该厂留下的员工全部恢复原职，为仍在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生产武器装备。

　　曾经一天，我坐在了这位令蒋介石惦念、却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大功劳的功臣的对面。当时，他已97岁高龄，却难觅老态，言语声调有着同其堂弟陈毅一样的激越与豪爽，而且每到亢奋时，便会从沙发里站起，甩出一串带川味的普通话。

　　一．精于军工，成为受蒋介石器重的侍从副官

　　拜访陈修和，是受我尊敬的一位忘年朋友之邀，他说是见陈毅的哥哥，我便以为是陈毅的亲哥哥陈孟熙。

　　关于陈孟熙，我知道一点发生在1950年夏季的一段逸闻。那时，人民解放军刚刚解放海南岛，台湾为之震动。蒋介石之子蒋经国立即召见黄埔早期学员李次白，要他凭借妹妹是陈孟熙之妻、陈毅兄嫂的特殊关系，充任秘密特使，透露蒋方愿与中共再次合作之风，以求中共缓攻台湾。李遂经香港进入大陆，果然通过陈孟熙与陈毅会面。

　　李次白与陈毅晤谈的详情，外间至今不得而知，只知道陈毅根据中共中央精神告诉李中共不急于攻台。故而拜访前，我满脑子都是如何通过穿针引线的陈孟熙之口，了解那次国共秘密接触的详情。

　　当我听到老人自解其名为“修养的修，和平的和”时，马上追问了一句：“您是否还用过别的名字？”

　　“我的确用过别的名字，那是我在16岁赴考四川高等工业学校时给自己取的新名字，叫陈统，统一的统，号修和。我的名字和号合在一起，寄托了我当时的最高理想及希望，那就是清除列强的威胁，消灭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彻底摆脱战乱，使祖国得到统一，民众和平生活。”说到这里，老人陷入对往事的遐想。

　　陈修和的老家在四川乐至，那时乡下的男娃儿都不爱读书，因为读书费脑筋要用功，所以长辈要鼓励孩子读书，就对上学的孩子特别优待，陈修和是这一辈孩子中的老大，在那样的鼓励氛围下带头上了学。

　　乐至的陈氏家族是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在陈修和读书之际，其兄弟姐妹已有八九个之多。但年龄相仿、比较友爱亲近的是前面五个。陈修和是长子长孙，是大排行中的老大，陈毅是五兄弟中的尾巴。

　　这群英俊少年在学而时习之的过程中，很快显露出过人的悟性。陈修和与陈毅相继考入四川高等工业学校和成都甲种工业学校。1918年，陈毅及其胞兄陈孟熙怀着一腔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望，考进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并于一年后，皆以优异成绩获取官费资助漂洋赴法。陈修和本欲随堂弟们一同赴法，可因为盘缠不足，自己又是老大，遂决定暂不出国，而是找一份工作挣钱资助两位堂弟。

　　20世纪20年代以后，受俄国十月革命之风吹拂，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心中再次激起反殖民、反封建，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热忱，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并因势而做出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携手、先期完成反帝反封建使命的决策。如火如荼的第一次大革命在广州滥觞。

　　此时，沐浴过欧风、又领略了社会主义新思潮的陈毅从法国归来，在北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而自四川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科毕业后，到上海从事技术工作、在格物致知方面颇有才具的陈修和也逐渐清楚地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威逼和军阀混战中呻吟的中国，再高超的专业长技也无法施展，只有去参加革命军，先创造一个弊绝风清的社会，专业长技才能在富国强兵中发挥作用。

　　1925年，陈修和同陈孟熙前往广州投考培养北伐军骨干的黄埔军校。不料，他们的第一次投考并不顺利。赴考前，他们找到当时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都颇有声望的同乡吴玉章。吴玉章说黄埔的环境非常艰苦，又问他们是想到军校工作，还是当学员。血气方刚的陈氏兄弟当即表示：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阻止他们投考军校，置身于打倒列强除军阀的行列。

　　“那时有一首风靡一时的歌，歌词头一句就是‘打倒列强除军阀’，一听到这歌声，我们便热血沸腾，便会为参与创建理想中的祖国而奋不顾身，于是吴玉章介绍我们赴考。”陈修和说道。

　　当时黄埔的学员，多数是地方和军队中推送的革命积极分子，不少是国民党、共产党的党员。陈氏兄弟无党无派，一般的介绍并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加之受过高等教育，校方感到他们投考黄埔的动机有问题。尽管他们百般申明只为打倒列强消灭军阀而来，仍旧无济于事。

　　陈修和并不气馁，他又找到黄埔一期毕业的几位同乡，如第三教导团长李杲等，为他们做保。此次报考时，为了避免再生枝节，陈修和没有沿用自己的原名“陈统”，而改用了自己的号“修和”，此后便以号为名，伴随终生。陈氏兄弟终于如愿以偿，成为黄埔军校炮科第五期学员。

　　黄埔军校是新型的军事学校，要教授学生新式武器的构造和应用，因此学生需要有一定的数理化基础。但当时入校的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为了尽快转入正常教学，要对文化程度低的学生进行一段时间数理化基础补习。

　　由于教员匮乏，补习辅导教员只得在学生中考试挑选，结果四川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陈修和立刻脱颖而出，拔了头筹，不容分说当了先生。

　　身兼教员，每月有20块大洋的津贴。当时有20块大洋，真可谓学员中的“贵族”了。于是同学们常嚷嚷着要“陈老大请客！”陈家的血脉中，大概都不乏豪爽基因，陈修和也乐得与同学分享，于是在同学中颇有人缘。后来同学推举他做蒋介石的侍从副官，想必和他与同学关系融洽为因果。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后为组建培训打倒军阀的新型革命铁军而创办的。当时大多数热血青年，都是怀着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爱国之心投身其间的，尽管他们分属于国共两党，抑或在校加入了不同的党。陈修和正是出于爱国的追求，在校园中加入了国民党。

　　随着北伐军的推进，许多黄埔军校学员尚未毕业，却已置身战斗行列。1926年，陈修和也同黄埔军校生组成的部队开赴武汉。这时，曾受中共之命赴四川开展军事工作的陈毅，已转调到武汉中央军校政治部工作。分别数载方得武汉重逢的陈氏兄弟相见甚欢，但这种愉悦并没持续多久。

　　“四一二事变”，蒋介石在南京另立政权后，武汉国共合作的局面虽未公开破裂，但“清共”的鼓噪已甚嚣尘上，山雨未来，形势险峻。“马日事变”发生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合流在即，陈修和对国共的合作与决裂颇感迷茫，他感到政治风云的变幻太难于捉摸了，还是工程技术来得单纯，因而转念想脱离军队，以自己的长技报效国家，遂被国民党同学拥往上海。

　　行前，他与堂弟辞别。陈毅告诉他说：“我想奔赴南昌，你准备到上海搞你擅长的工业，这也好。不过，倘若在赴上海的旅途中不顺的话，可在九江下船，去找咱们的老乡朱德。”

　　堂弟的嘱咐及关心令陈修和心热，他感到如今虽兄弟分手殊途，但为国家强盛富庶而奋斗的意愿却依然相通。他怀揣陈毅给朱德的亲笔信，登舟顺江而下。而时局骤变，船未到九江停泊，直驶南京。不久，陈修和赴上海兵工厂工作。

　　1927年底，蒋介石经历短期下野后，东山再起，陈修和被黄埔五期的学员们推举为蒋的侍从副官。蒋的侍从副官都是从每期学员中推举出来的。主要工作是传递文件，引见客人，随蒋外出巡视、讲演、参加会议，并直接受蒋委派从事调查联络工作。

　　蒋介石还以此表示对黄埔学生的器重，同时通过这些侍从副官维系与各届学生的感情，也便于了解各届学生的情况。陈修和记得，当时的侍从副官还有邱清泉、郑介民、侯志明等。

　　国民党内的权力之争，以蒋介石重新执政稍息波澜，于是北伐随之提上日程。在作战中，北伐军所需的大量武器装备主要靠蒋介石力能控制的上海、南京两个兵工厂生产，因此在前线厮杀的黄埔学生时常提请蒋介石关注这两大军火命脉。

　　陈修和初到蒋介石身边时，蒋像对其他侍从副官一样，于工作题外随和交谈，并仔细询问他入黄埔前后的学业经历。当蒋得知他在军工方面学有专长后，便对他在这方面提出的见解比较重视，还表示一旦侍从室的工作告一段落，仍派他去上海兵工厂。

　　陈修和遂根据自己对上海兵工厂现状的观察，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书面报告，指出上海兵工厂军火生产的潜力可观，但主持该厂的石瑛其人顽固暴躁，不能任用专业人才，与职工关系紧张，影响了武器的改良、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建议另派干员接办。

　　然而，蒋介石未及细阅报告，便亲往徐州、郑州、开封一带同冯玉祥会晤，并换帖互拜，商议对北伐部队组编调度，以便尽早向鲁、奉一带北洋军发起攻击，最终实现国民政府对全国的统治。商洽停当后，蒋介石遂派邱清泉、郑介民、陈修和到师团任职，一方面表示对黄埔学生的抚慰，一方面摸清有无其他派系在蒋军中活动。

　　在基层，陈修和发现士兵使用的武器问题很多，机关枪不连发，弹药时有炸裂断壳现象，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陈的许多同学均向他反映改良武器的强烈愿望，纷纷建议陈回到兵工厂去发挥特长。

　　陈修和将这些报告蒋介石，又想到在侍从室时同总参议张群过往颇多，而张此刻正得蒋倚重，就通过蒋的侍从秘书邓文仪，把原先关于上海兵工厂的报告转交给张群，请他向蒋进言，敦促蒋关注兵工问题。蒋介石颇重视陈修和的观点，随即任命张群主持上海兵工厂。

　　在黄埔早期学员中，指挥若定的将才已经大量涌现，但精通军工技术和管理的人才寥若晨星，而失掉军工的有力支持，部队的战斗力势必大打折扣，蒋介石开始考虑到这一层。当陈修和从前线回南京，蒋介石随即决定将他从军队调出，派往上海兵工厂任职。

　　二．陈毅来投，陈修和代为庇护

　　1929年仲夏的一天，在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当主任的陈孟熙突然来到陈修和的寓所，悄声对他说：“大哥，好消息，五弟来信了，说是将从汕头乘香港船来上海，要我们去接他。”

　　“真的吗？”陈修和心头掠过一阵喜悦，但随即又涌出缕缕担忧。喜的是为追寻自己的主义舍生忘死的五弟仍安然无恙，且兄弟又得团聚；忧的是近期上海环境严酷，彭湃、颜昌颐等共产党人刚刚惨遭捕杀，颜昌颐还是陈毅的入党介绍人。五弟此时来沪，风险太大了。

　　但陈毅既然决定要来，那么确保他在沪期间的生命安全，作为大哥的陈修和感到责无旁贷。陈修和与陈毅的亲哥哥陈孟熙仔细商议了一番，认为租界区内相对安全些，遂化名王根生、王根新，在位于租界内三马路的新苏旅馆包下房间。他们还为陈毅赶制了一套西装，搞到一枚兵工厂的徽章。“如此装束后，看上去就像个民国政府的科级干部。”

　　陈毅到沪的那天上午，陈修和、陈孟熙西装革履前往码头。他们以为陈毅会坐头等舱，因为那里多是达官贵人，军警盘查不严格。于是船刚泊稳，他们便直奔头等舱。谁知寻找半天，也不见陈毅的身影。

　　正待到其他客舱寻找，突然听见熟悉的川音唤着他们的名字。回身望去，一个工人打扮的人正对着他们俏皮地微笑。“五弟！”惊喜绽露在两个哥哥的眉宇之间。

　　陈毅此次来沪，是应中共中央之召汇报红四军情况，并讨论红军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当年6月，红四军主要领导毛泽东和朱德，在如何建军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陈毅暂居红四军领导地位。他最初对毛、朱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中间立场，结果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但经过一段思考，他感到红四军仍由应毛泽东领导，朱德辅之。而上海的会议，正是要研究这些问题。

　　住进哥哥们安排好的旅馆后，陈毅立即向中共中央机关发出安然抵达的信号，随之接上了联系。此时的上海一片风声鹤唳，悬赏捉拿共产党人的告示随处可见，便衣特务、警探密布。但陈毅在两位兄长的保护下活动自如。

　　有一天，陈毅告诉陈修和，他准备约周恩来到旅馆中长谈，请陈修和设法掩护。陈修和想想说：“我可以同孟熙在外间下围棋，你们就在里间谈吧。”

　　当陈毅将如此安排告诉周恩来时，周恩来有些不放心，问道：“你哥哥可靠吗？”“绝对可靠！”陈毅对长兄充满信任。

　　一个月的时光悄然度过，陈毅把自己的思考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而当时的中央认为红四军领导仍应由毛泽东担任。于是周恩来委托陈毅起草中央对红四军的指示信，未加修改，便交陈毅带回赣南闵西苏区，此信即有名的“九月来信”。

　　陈毅离沪返苏区后，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随即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古田会议，由此可见此次上海之行的意义。而倘若没有陈修和、陈孟熙兄长的庇护，陈毅能否安然往返，则可能要当做别论了。

　　三．担任兵工署少将专员，成为各地驻军将领的座上客

　　春秋交替，陈修和在上海兵工厂已工作了数年，厂长张群也另有高就。当年他初来时为了笼络陈修和，使陈不在蒋介石那里指摘他的失当举措，曾许愿要送陈去德国留学。然而，当他发现陈绝非拨弄是非之人后，便将口头之惠置之脑后。

　　接替张的是宋子文的亲信郭承恩。郭既不懂军工，且贪鄙厚颜，利用购买生产原材料大吃回扣，并通过报假账恣意贪污。而新任兵工署长陈仪见郭以贪污中饱暴富，也眼红手热，下令关闭上海兵工厂的火药厂，以便通过直接向美国购买火药分享回扣。

　　陈修和得知此事后，认为蒋军所用枪炮种类繁多，口径不一。制造弹药的火药，都是根据不同的需要随时定造的。如果关闭火药厂，专靠从外国进口，既难以满足多品种之需，又难以根据生产变化及时供应，贻误军需。

　　个中弊病，许多人也看得清楚，但不敢开罪于炙手可热的陈仪、郭承恩等人。可性格耿介的陈修和不管那一套，直接上书蒋介石，指出停办火药厂的危险性，请求恢复生产，投资改良设备。蒋阅后采纳了陈修和的意见，下令复工。

　　就在火药厂停产的几个月里，陈仪已经从美国杜邦公司订购了大量火药，得了30万回扣。此事在陈仪调任福建省主席后被美国报纸揭露。其时俞大维继任兵工署长，因他是陈仪一手提拔起来的，便只得将具体经办人李辉光开革，大事化小。

　　如此惩戒，并不能终止某些负责军工和军火供应的官员对购买军火的热衷，上海兵工厂在这种背景下生产自然趋于凋敝，陈修和对此忧心忡忡。

　　恰在此时，冯玉祥、阎锡山反蒋兵败，张学良就任蒋氏政权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中国表面呈统一局面。陈修和闻知沈阳、太原均有相当规模的兵工厂，正可乘此时机前住参观调查，了解全国工厂的总体情况，并为上海兵工厂的改进整顿作参照。

　　厂长郭承恩、兵工署一些官员皆对此不以为意。而一心盼望军事工业振兴的陈修和亲赴南京面谒蒋介石，陈说参观调查的意义，请求亲往沈阳、太原、汉阳等地。蒋介石允准了他的要求。手令陈仪办理派遣手续，并给陈500元津贴，要其多与沈阳兵工厂的技术人员联络应酬，深入了解情况。

　　陈修和先到达沈阳，由南京政府代表吴铁城向张学良打招呼。张得知陈系蒋介石亲自派遣，第二天即同他见面。张向陈详细介绍了沈阳兵工厂的情况，陈听罢，觉得张对兵工生产似乎颇内行。张学良问陈修和是否还要观看其他地方的兵工厂，陈告以还准备去太原、汉阳等地。张说他曾派人往观太原兵工厂，机器虽多，制造粗滥，不值得参考。

　　陈修和在沈阳兵工厂参观调查了三个月，感到该厂许多产品及质量居国内领先地位，但也发现一些问题。如该厂的负责人多为军人，不熟悉军工生产业务。生产技术几乎全被外籍工程师把持，而这些人根本无心中国军工生产的完善与提高。像生产七七野炮，根本无须某种钢材，可负责设计制造的奥地利工程师，非要沈阳兵工厂进口他代表的厂家生产的特殊钢材，为其雇主牟利。

　　陈修和在外出参观调查后，给蒋介石写了一份书面报告，除了简要地叙述兵工生产的情况外，对现存的缺陷做了透彻的分析，强调了由于领导人才的缺乏，结果耗资巨大，购买到当时世界最新的设备，可连当时世界上一般水平的武器都生产不出。

　　他在书面报告中不厌其烦地罗列事实、演绎推理的用意，在于提请蒋介石重视军工人才的培养和任用，改变中国国防工业落后的现状。

　　不料蒋介石阅后，反而强化了中国军事工业落后状况难以改观，自制武器不如购买外国武器的意念。加之孔祥熙、宋子文、陈仪、俞大维等都散布“外国武器既好又便宜，何必花许多钱自己造”，使蒋介石对整顿兵工企业更失兴趣。

　　不久，上海“一·二八”抗战发生，陈修和回沪改进兵工厂的理想又成泡影。战事结束，他深入作战部队，对战时武器应用情况做了一番调查，再次向蒋介石陈述国内武器装备的问题，重申改革军工的必要。

　　蒋介石在听了陈修和的陈述后，问：“对这些问题，你的意见怎么办？”陈回答说：“目前党、政、军各方面正组织赴外国参观考察团，这对改善我国兵工，对购买新式武器，都有裨益。”他的建议又一次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就在这一年，他被蒋送往法国巴黎高等兵工学校留学。

　　寒暑四度，陈修和于巴黎高等兵工学校毕业后归国，兵工署呈请委任他为少将专门委员。此时恰值西安事变后，国共再次携手，陈修和建议设立南、北、中三个总厂，将沿海和易受敌方攻击的兵工厂迁往北方的宝鸡、南方的株洲和战时首都重庆。同时，他还建议改革兵工教育，由兵工学院收军校毕业生，学成后任兵工各级领导。建议得到蒋介石的重视，他逐条批示，然后指令兵工署办理。

　　在这以后，陈修和相继到越南、香港、昆明等地任兵工署驻当地办事处处长。由于他掌管着军工生产及武器的分发大权，遂成为这些地方驻军将领们最欢迎的座上客，当然，许多将领本来就是他黄埔军校的同窗好友。

　　抗战后期，国民党军为配合盟军作战，在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负责西南各战区诸部队及远征军的统一指挥整训，何应钦任总司令，陈修和代表军政部和兵工署参加中美联合后勤司令部任军械处长。

　　有一天，他只身前往战绩卓著的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家做客。闲谈之间，关麟征突然问道：“你现在还是光杆一人吗？”陈回答说：“还是一个人。”

　　若不是关麟征提起，陈修和似乎未曾细想过：他从28岁入黄埔，随后北伐，做侍从副官，投身军工，赴法留学，参加抗战，一晃18年过去了，怎么就不曾为婚姻之事烦恼过？是过于忙碌情趣所钟的事业，还是视野之内从未出现过令他怦然心动的女性？他自己也说不清。

　　“那怎么行！哎，我来给你做个媒怎么样？”关麟征仿佛不容置辩。他告诉陈修和，部下五十四军军长黄维家中来了一位年轻的女教书先生。关麟征知道陈修和受过高等教育，又曾留学法国，其所在的兵工署官员大多为留德、留法、留日生，通常置身高层文化知识的氛围，因此一位女知识分子同他一定很般配，所以他执意要充当一次月下老人。

　　关麟征替陈修和相中的这位女教书先生名叫董悯，她出身于浙江绍兴的诗书世家，其兄即新中国诞生后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的著名画家董希文。董悯与黄维夫人蔡若曙皆为浙江杭州惠兴女中的同学。

　　董悯于抗战爆发后辗转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附中担任教师。最初，她一直在昆明女子青年会栖身。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同已是黄维夫人的蔡若曙相逢。蔡非要她搬出青年会，住到自己家中。因当时黄维忙于军机，蔡常常独守空房，如能得同窗女友相伴，可排遣许多寂寥。此后黄维家来客，蔡若曙总是拉着董悯一道应酬，久而久之，驻昆明的一些将领便知道黄维家来了一位年轻的女教书先生。

　　关麟征大包大揽后，便亲自去张罗，还动员一些蒋军将领轮番说项，又通过黄维及其夫人蔡若曙做工作。董悯回溯这段往事时说：跟这些视命令如山的军人，容不得你温文尔雅地细细思量，结果我同陈先生结为夫妇，被省略掉了花前月下温情缱绻的恋爱阶段。

　　抗战临近胜利前夕，曾在江苏、安徽一带做过游击司令的冷欣，调到设在昆明的陆军司令部，任副总参谋长。他同陈修和是黄埔好友，初来人生地不熟，陈修和遂把他接到自己家中同住。

　　一天，他俩闲聊，冷欣告诉陈修和：“有一次，我在苏北，轻装简从地闯进了陈毅的司令部。因为按军事序列，陈毅的部队在我们游击司令部辖下。我对陈毅说：你哥哥陈修和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来看看你。陈毅当时待我很客气，我们相对谈论良久。你这个弟弟不错，我们的宣传都说共产党人提倡大义灭亲，不敬师尊长，不认兄弟姐妹。可陈毅跟我拉了不少家常，提起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显得那样一往情深。说是许多年互不相见了，心中十分挂念，充满人情味。”

　　后来，蒋介石也知道了陈修和是陈毅的大哥。陈修和猜想，大概是冷欣把这件事告诉了蒋，因为后来陈修和从蒋口中也听到了与冷欣和他交谈的相似的话。

　　四．电告何应钦，警惕法国重返越南的阴谋

　　1945年8月17日，盟军统帅部发布第一号命令：“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和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据此，蒋介石命令国民党陆军一方面军司令卢汉率全军入越，在河内设立占领军司令部，接受日军投降。与此同时，国民党行政院还组成一顾问团，协助接收。

　　陈修和的老朋友凌其翰被举为顾问团负责人，他于赴越途中在昆明逗留数日。因陈修和担任过兵工署及联勤司令部驻越南办事处处长，又曾留学法国，且于盟军统帅部命令后就受降事务去了一趟河内，对越南的情形相当熟悉，凌其翰便前往陈处拜访讨教。不料刚见面，他就挨了陈修和好一通数落。

　　原来凌其翰刚受命，就接到行政院拟定的《占领越南军事及行政设施原则十四项》，要其根据这十四项原则行事。这十四项原则中的有关措施，均以尚未回到越南的法国势力为一方，以法方为商洽对象，而只字不提“八月革命”后诞生的、以越南劳动党为主的越南临时政府。

　　而早在1943年开罗会议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对蒋介石表示，战后绝不能把印度支那归还法国，而应置于国际托管之下。特别是“四强”对“二战”期间法国维希政权追随轴心国印象颇深，不愿让法国在战后捞得丝毫便宜，因而盟军决定印度支那北纬16度以北由中国军队接收，以南由英国军队接收，不允许法国染指。

　　可十四项原则以法国为越南战后各种事项的商洽对象，无异将法国视为接收的伙伴，给了法国再次染指印度支那的机会。陈修和认为这无疑背离了原来中美达成的共识和意向，同时作为军人的陈修和，对历史上法国殖民者将越南当做侵略中国跳板的行径记忆犹新，亦对越南人民为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怀有同情。

　　陈修和在驻越期间，曾陆续接到过几封陈毅的来信，希望他支持胡志明，支持越南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所以，他将对行政院拟定的《十四项原则》的不满，一股脑向代表行政院参与接收的凌其翰倾泄而去。

　　当然，他也知道行政院的训示，并非老朋友的意旨，因而在对行政院尽兴批评后，向凌其翰详细介绍和分析了越南目前的局势。他说：“在‘八月革命’后，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已经建立了民主共和国，成立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是坚决反法国的，不准悬挂法国国旗，得到了越南民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同他们合作，或让法国军队重新回去，就会遭到越南民众的反对，发生中越冲突，影响受降。”

　　凌其翰后来回忆说，听了陈修和一席话，“茅塞顿开”。

　　然而，法国并不甘于被排挤在美、苏、英、中反法西斯“四强”之外，更不愿其原有的殖民地区就此丢失。因此，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便千方百计把手重新伸进印度支那。

　　在日本投降前夕，被日军缴械后逃到云南的法国殖民军司令亚历山德利几次找到曾经在法国留学、现任国民党陆军总部驻昆明办事处主任的陈修和，请求允许在云南的法国飞机飞往河内，与投降的日本人接洽。

　　对法国殖民军抱有高度警惕的陈修和敏锐地感到这里藏着一个阴谋：飞机一到河内，法国就可从河内发出电报，向世界宣称法军已重返越南，收复了河内，以此为插手战后越南事务争得一份权利。

　　他立即将法国的请求和自己的分析电告何应钦，何完全赞同陈修和的观点，同时他也不愿让法国势力再向越南扩张。于是，何应钦命令昆明空军司令宴玉琮，扣留所有在云南机场的法国飞机，绝不能让一架法国飞机潜飞越南。紧接着，他又严令在云南境内的法国军队在原地待命，不得在中国军队接收日军投降之前进入越南地域。

　　法国的飞机被扣后，驾驶飞机的空军军官找到陈修和，询问被扣原因。陈修和将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军官们认为亚历山德利无权指挥法国空军，他这种不适当的活动使别人无辜受累，并请求允许他们驾机返回法国，还一再保证绝不飞往越南。

　　但陈修和担心法国人又施展伎俩，郑重地向他们申明：“法国的飞机必须等中国军队到达河内以后方能放行。你们个人可以自由行动，也可以上飞机查看，但不准起飞。”

　　亚历山德利又找到陈修和，极力辩解说他并没有别的意思，中国方面误会了，请求放法军飞机返回法国。陈修和任凭法方军人几次三番纠缠，只是以不变应万变：命令是何应钦下的，非待中国军队进入河内不能更改。

　　亚历山德利见陈修和这道门槛很难过，就屡次要求面见何应钦，以求绕开陈修和实现自己进军越南的企图。何应钦就此征询陈修和的意见。陈修和认为正好利用接见的机会，一方面对其过去在越南阻挠中国军运，扣压中国物资，勾结日军，反对同中国合作的行径加以申斥；一方面当面揭穿他的阴谋，使之无以再施其奸，干预破坏受降工作。

　　何应钦在陈修和的陪同下接见了亚历山德利，在听罢求诉后，用事先商定的言词以申斥的口吻陈述了一遍。亚历山德利的译员听了，不敢如实翻译，只是轻描淡写地翻译了几句。陈修和见此，十分生气，随即质问译员为何不照实翻译。何应钦得知译员未将自己的话照实翻译，顿时勃然大怒，要陈修和替他翻译。

　　陈修和认为若由自己翻译，亚历山德利会误以为是陈的意思，仍要译员翻译，但不得有丝毫遗漏。亚历山德利听了全部内容，面红耳赤，局促不安，在道歉认错后，便匆匆告退。

　　法国方面虽屡屡碰壁，却仍未停止活动，又派人向重庆活动，竟然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拿到了同意放行被扣飞机的文件，要求陈修和照办放飞。陈修和立刻请何应钦给当时的国府外长王世杰打电话，指出外交部不与何商量，也未经陆军总部同意，径自应允法军要求，发出书面文件，超出了外交部的权限，陆军总部拒绝执行。他还警告外交部，今后处理这类事要慎重，避免内部纠纷，让外国人利用。

　　五．奉命接收越南，一纸上书延缓了中国军队的撤离

　　10月初，何应钦前往河内视察受降情况，提议成立占领军第五处，参与越南日军受降和善后事项。任命卢汉为处长，陈修和为副处长。陈修和又一次来到越南，卢汉的处长有几分挂名的性质，具体负责的重任落在了陈修和肩头。

　　由于法国方面的全力活动，美国新总统杜鲁门放弃了刚刚去世的总统罗斯福不允法国重返印度支那的主张。法国将军勒克莱作为盟国代表之一，参加了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的日本投降仪式。

　　在这之后，法国利用蒋介石急于将其在南亚和印度支那的精锐迅速调往中国北方原日军占领区的心理，在国府上下穿梭活动，通过出让一些微小的利益，换取了蒋介石等人在中国军队撤离之后由法国接管越南的允诺。接着，英国人也开始为法国势力重新进入越南张目。

　　陈修和到河内之际，正赶上这种越来越严峻的时局。一天，英军的8架飞机越过16度线以北，在顺化附近的土伦机场降落，向中国占领军示威。卢汉当即命令部下将英机扣留。英人不得已，通过与重庆交涉才获释放，挑衅以失败告终。

　　又一日，经常替法国人讲话的英国驻河内代表威尔逊中校来到卢汉的司令部，对陈修和说：“中国方面过于偏袒越南，对待法越间的纠纷没有采取公平和有力的措施。”并举出鸿基煤矿越南工人罢工为例，要中国占领军出面干预，使越人复工。

　　陈修和说：“这是法越间的劳资纠纷，应由当事双方合理协商解决。”威尔逊竟说：“中国用武力逮捕几个人，或者枪毙罢工首领就可以解决了。”陈修和闻言十分不悦，反唇问道：“我到过英国，你们英国矿工罢工，是不是由政府枪毙几个工人来解决呢？”威尔逊脱口说：“这是殖民地，不能同英国比。”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刚诞生的独立国家里，不再是殖民地了，你要弄清楚。”陈修和正色相告。威尔逊自知理亏，连忙认错，并声明这不代表英国政府的意见，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请中方谅解。

　　时隔不久，陈修和风闻国府将很快撤军，并要把越南拱手让与法国，心中万分焦虑，随即致电何应钦说：“越南正在举行大选，改组胡志明政府，迫切要求援助，保障独立。法人由中法战争取得越南；日法合作，我国抗战曾受严重损害，万不可以区区经济利益，尽忘前仇，弃友援敌，自拆樊篱……今若让法军重回越土，越人失望之余，必将群情愤激，以怨法者怨我，中越冲突，势难避免，虽欲安然撤军，恐亦不能如愿。务恳俯念国军安危，友邦存亡，准予保留三个军驻越，协助越人防守，以免重蹈历史覆辙，遗子孙后世之患。”

　　何应钦将该电转呈蒋介石，敦促他考虑中越关系和安全撤退等问题。但蒋介石因急于调驻越国民党军去抢占中国东北原日军占领的地盘，并没有把陈修和的电报放在心上。

　　1946年2月28日，中法协定在重庆签字。通过这一协定，法国以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给予中国货物在海防港通运一切便利，滇越铁路中国境内段由法国替中国赎回等条件，换取了在中国军队撤离后由法国军队接防的合法权利。

　　签字后，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催促中国军队，向法军交出越北防务。于是，指责重庆政府出卖越南的空气弥漫河内，中越关系趋于紧张，反法之忿，转为怨华之情。越军四外设防，准备抗击法军接防；而法军则急于进军河内。陈修和不得不殚思竭虑，应付这极为复杂的局面。

　　3月4日，法军即向中国驻军提出，两日后在海防登陆。中国方面以未接到重庆命令和法越谈判尚未有结果为由，不允法军要求。法方代表反复申辩，故意拖延时间，以使中方人员失去耐心，马马虎虎允其所请。

　　陈修和识破了法方的伎俩，严正警告说：“中国驻军只能将防务交给法越联合组织的部队；在法越谈判没有成果前，我们不能让你们单独接防。如你们强行进军，法越间发生冲突，中国的官兵将站在越南一边，同你们作战。但目前我们是盟国，不希望发生这种流血惨剧，请你们慎重考虑。”

　　会商延续到次日凌晨3时多，仍没达成一致意见。散会时，陈修和听见两个法国军官私下说：“糟糕，来不及了。”

　　他立即对此引起警觉，因先前早有西贡方面传来消息，说法国人声称中国驻军没有坦克、大炮、飞机、军舰，装备很差，战斗力薄弱，酝酿集中在远东所有海陆军力量，将中国军队赶出越北。他推想大概是法军已出师前来，势难中止，很可能在海防对中国军队发动攻击。

　　他立即找到六十军军长曾泽生，说；“中法可能难免军事冲突，你部驻守海防，等待船只开赴东北，如法军登陆，坐视不理，挨打受损，被老蒋（介石）知道，说你在国外丢脸，还是逃不了处分。不如迎头痛击，先打他一顿，我们是奉盟军总部之命来越受降的，法军强行接防，必遭国际舆论谴责。公理现在我方，老蒋也不会不支持我们。一切责任司令部和我、你大家承担，不必顾虑。”

　　曾泽生也赞同陈修和的见解，随即乘车往海防布防。3月5日，法国驻海防联络官数次到中国守军阵地，要求中国守军让防。中国守军一再声明：“在未接到命令前，登陆事宜均无商量余地，贵军也不能登陆。”

　　法联络官说：“法军舰已迫近，势难中止登陆，请让出防区。”见中方再次严辞拒绝，法联络官诡辩说：“电台与军舰上不通，无法叫舰上停止登陆行动。”中方当即点破：“既然电报不通，你怎知法军舰已迫近了呢？”

　　6日早晨，法军强行在海防登陆，首先开炮，击中中国守军弹药库，顿时火光冲天。中国守军奋起抵抗，用火箭筒射击敌舰，法舰被击沉一艘，击伤两艘，法舰遂悬挂白旗，仓皇远遁。

　　见硬攻不行，法军只得举着白旗又来谈判。这一仗，使法军的嚣张气焰大为收敛，也使越南民众怨华情绪顿消，同时使越南与法国的谈判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在越期间，陈修和尽力帮助胡志明调解越南内部矛盾，最终促成法国与越南签订了承认越南独立的法越协定，功不可没。在签字前，胡志明担心“被强硬的法国当局所欺骗”，要求盟国代表到场作证。于是，陈修和、美军少校伯克利、英国中校威尔逊作为证人，在法越协议上签了名。

　　六．陈修和欲见陈毅，蒋介石连说危险

　　越南事务处理完毕，陈修和回到兵工署，其时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何应钦也已到了重庆，他遂准备见何汇报接收经过。一位黄埔五期的同学，闻讯后请陈修和携其同往。

　　到何应钦处，陈修和简述了在越情形，何认为他处理得当，十分满意。随后，陈修和将同学引进内厅，与何应钦见面，自己坐在外屋等候。

　　不料，没过两分钟，何应钦突然从里屋探出半个身子，高声叫道：“陈修和，你快进来。”何应钦的大呼小叫让陈修和摸不着头恼，他应声而入。何应钦见陈修和进来，悄声说：“我听你这位同学说，你是陈毅的哥哥？”

　　陈修和自知瞒不住，只好承认。何应钦遂告诉陈修和，国共第二次协商共同抗日时，他在南昌见过陈毅，印象不错。接着又说：“目前时局变幻莫测，弄不好内战重燃，这是我所不希望看到的。陈毅是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你做过委员长的待从副官，你们两兄弟能否在两方面多做些工作，力争不要打内战。”

　　分手前，何应钦对陈修和说，他将赴南京，要全力向蒋介石进言，力争国共双方不要在抗战创伤未愈之际又兵戎相向。最后他嘱咐陈修和：“你到南京后，一定要来看我。”

　　陈修和离重庆先返昆明，不久东行到上海，谁知还没消停几天，国民党上海政府的人便找到暂栖在岳父家中的陈修和。

　　原来，蒋介石突然致电云南省主席卢汉，要他通知陈修和立即前往南京见蒋。卢汉接到电报时，陈已去上海，遂致电上海市政府，要他们设法将电报召见一事迅速通知陈修和。

　　蒋介石如此十万火急地约见，陈修和一时也猜不透究竟是为何事。他匆匆赶往南京，先去待从室报到，然后即到何应钦处，把蒋介石急急召见之事告诉何应钦。

　　何应钦听后说：“委员长见你，大概要谈国共协调的事。我到南京后向委员长陈述了不主张打内战的见解，并且告诉他，你是陈毅的哥哥，希望你们两兄弟能在调解国共关系上多有些作为。你见到委员长，也应力劝消弥内战。你们谈话的内容，请告诉我。”

　　当晚，陈修和即接到电话，通知他于明日上午面见蒋介石。

　　第二天，陈修和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蒋介石等陈修和一入座，就开口问道：“共产党中的陈毅是你的兄弟？”

　　“是的。”陈修和答道。

　　“你们关系怎么样？他现在的情况你了解吗？”

　　“抗战后，我在越南接到过他的几封信，他那时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皖南事变后，我们的联系就中断了一段时间，他最近的情形我还不太清楚。”

　　“那你现在可以通通信联系联系，把我们的情况向他透露透露。”

　　陈修和本来就不希望国共出现枪炮相向的局面，一些知道他与陈毅关系的黄埔出身的将领也曾致函于他，要他凭借兄弟关系，弥合两党争端，所以他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为维护国共合作做些努力。于是他说：“通信没有问题，只是有些事情信上讲不清楚。如果校长有什么重要的话想传达给陈毅，最好让我去陈毅那里当面同他谈。”

　　蒋介石听罢，连连摇头说：“不要，不要，危险，危险。还是通信吧。”

　　“通信难起作用，校长的事关系重大，当面谈一表慎重，二便商量，况且我们兄弟也多年没有见过面了。”陈修和言之有据。

　　蒋介石沉吟片刻，说：“这样吧，国共关系的调解事务正由北平的军调处办理，郑介民在那里负责，你到北平去，同他商量商量。”陈修和觉得这样也好，蒋介石遂命侍从室主任给陈30万元钱，并通知空军第二天送他去北平。

　　陈修和从蒋介石那里出来，即去见何应钦，把见蒋的情况叙述了一遍。何听了说：“这样很好，你们陈氏兄弟要多做些工作，国共还是不要打的好。”但何同时告诉陈修和：陈诚、白崇禧等都极力主张与共产党一战，他们的主张很对“老头子”的心思。

　　最后，他要陈修和同他保持联系，到南京时要来看他。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后，对内战不甚积极的何应钦被蒋介石派到联合国当军事代表去了，主战的陈诚取代何任陆军总参谋长。

　　陈修和到北平后，郑介民即来看他，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郑说早就想向校长建议让他到军调处，为国共调解做些事。接着，郑把整个形势和军调处的工作情况，向他介绍了一遍。郑认为形势严峻，军调的前景黯淡，国共必有一战。

　　由于受蒋介石的影响，在许多蒋军将领思维中，或多或少受这样一种逻辑演绎的框囿，即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就会爆发。一旦战争爆发，国民党必然要与美国站在一边，而中共必定与苏联站在一边，国共合作不可能长久。与中共保持短暂和平相处，不如趁抗战刚结束，趁其来不及整顿养息，将其迅速消灭。若任其坐大，被消灭的则是国民党。而陈诚、白崇禧等人认为：中共的军队，根本无法与有美国支持、装备优良的蒋军相比，对一举消灭中共过于乐观。这种观点，恰深得蒋介石欣赏。

　　郑介民也赞同这一套，他主管国际情报期间，不时向蒋介石传递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启的信息。陈修和听了郑的分析，很不以为然，直言不讳地反驳说：“二次大战刚刚结束，死者尚未掩埋，伤者还在医院，谁有力量马上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你是搞国际情报的，你应该把真实的情报、合理的分析向校长反映，怎么能也散布这种荒谬的论调，迷乱视听？”

　　陈修和不知自己的见解是否打动了郑，只记得郑没再同他分辨，转而告诉他：蒋介石来电表示如果陈修和能说服陈毅过来，蒋可以任命陈毅做山东省主席，兼一个集团军司令。陈修和说：“校长的意思我可以转达，但陈毅是否接受，我毫无把握，不过这就需要我前往临沂同他面谈。”

　　郑介民说：“目前正在接洽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参加青岛会谈之事，你可先到济南绥靖区司令部，随王耀武参加青岛会谈，这样你就能同你弟弟见面，并转达校长的意思了。”

　　到了济南后，王耀武也告诉陈修和，他在处理山东国共事务过程中，对陈毅有颇佳印象。然而正当王、陈准备飞往青岛之际，突然接到通知，说是中共不赞成陈毅赴青岛会谈。陈修和失去了一次与弟弟见面的机会，悻悻而返。

　　到了北平，想到黄埔同学来信都对他为维持和平、阻止内战出力寄以希望，陈修和便心潮难平。他又去找郑介民，说为了国共合作，完成校长嘱托，他可自己前往临沂见陈毅。郑觉得北平军调处倒是常有飞机直飞临沂，来去比较方便。就说：“你先给陈毅写封信，看他如何回复，若有意见面，我们就送你去临沂。”

　　七．蒋介石痛心疾首：“陈修和为何不回来？”

　　陈修得草成一函，交郑介民发出，可久久不见回音。陈修和对郑介民说：“这样干等也不是事儿，东北接收头绪繁多，我以前曾到沈阳兵工厂搞过调查，不如趁此等信之机，去那里看看。”

　　来到沈阳兵工厂，陈修和看着往昔偌大的一个兵工企业如今破败不堪，作为一个老兵工，他心情十分沉重。

　　东北一些黄埔出身的将领，如杜聿明、廖耀湘、宋希濂等，虽说他们置身与中共军队磨擦的第一线，但他们内心似乎也厌倦在抗日刚刚结束之际，又把国家拖入战争，希望陈修和在调解国共关系上尽心竭力。然而，严峻的现实又使他们感到，战争车轮的轫销一经拔起，便很难遏止其向前滚动。从作战出发，他们都希望由陈修和到东北主持兵工生产。

　　陈修和怀着异样心情回到北平，给陈毅的信依然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1949年夏陈修和与陈毅相见时，曾问他为什么给他寄信不回复，陈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恼，说是根本就没接到哥哥的信。陈修和事后估计是郑介民自己不敢做主，向蒋介石请示，蒋没有允准，郑只得扣信不发，而以未得回信搪塞他。

　　不久，蒋介石完成内战部署，军调处使命告终，郑介民准备回南京，向校长复命，问陈修和是否与他同去见蒋。陈修和说：“我没有见到陈毅，没有完成校长嘱托的事，还是不见的好。”

　　郑似乎也不清楚蒋撤销军调处的真实用意，只是以为此次调解不成功，就对陈说：“将来军调处再恢复时，我一定还要把你请回来。”

　　陈修和回到兵工署，叙述了到东北看兵工厂的情况和东北将领的反映。当时的兵工署署长听后说：“看来东北的兵工厂由你负责最合适。那边战事已开，兵荒马乱，谁都不敢去。你是黄埔出身，同军方的卫立煌、杜聿明、廖耀湘他们熟悉；又曾是委员长的侍从副官，地方政府也不会难为你。”于是，兵工署任命他为90兵工厂（即东北兵工厂）总厂长，并为他呈请中将军衔。

　　陈修和到90兵工厂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蒋介石认为已无利用价值的兵工厂，迅速恢复到日伪时期的生产水平。1948年夏，负责美国对蒋援助的旧金山市长赖普汉来厂参观，对该厂生产恢复之快、规模之大深表惊异。

　　赖普汉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蒋介石，因此当辽沈战役吃紧，蒋派顾祝同前往沈阳调度军机时，特别提出要他到90兵工厂看看，并传达从该厂抽调技术员工5000名，由陈修和负责，携带重要设备赴台湾建分厂的意向。

　　顾祝同遂带联合后勤司令部参谋长吕某同往沈阳，吕某向陈修和下达了破坏工厂迁走设备员工的命令，还声色俱厉地说：“违抗命令，以资敌论处。”

　　陈修和说：“我们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恢复、维持工厂，供应军队，我当厂长，只能建设工厂，接受不了破坏工厂的命令。”最后，竟与吕某拍着桌子争执起来。

　　第二天，陈修和带着顾祝同参观工厂。他边走边对顾说：“你看工人们还在搞扩建，我怎么执行破坏的命令，工人们不要打死我吗？”

　　临离开厂时，陈修和又说：“沈阳若是放弃了，这个战事，还能打下去吗？如果不能打，与共产党讲和，不是更好吗？”顾祝同苦笑而言他。

　　顾祝同返回南京，把陈修和的态度告诉蒋介石，蒋又派邓文仪来说服陈修和。邓文仪说：“校长对你在沈阳做出的成绩很满意，想叫你回南京主持兵工署的工作。迁厂和破坏工厂的事，由联勤总公司郭忏处理。”

　　陈修和心想：自己一走既顺理成章，又无危险，况且家眷已在上海。但蒋氏发动内战不得民心，其腐败统治行将溃败的历史趋向已日渐明显，因而萌生了将兵工厂保留下来，不使之再为内战服务的念头。

　　郭忏来沈阳后，一见陈修和面就指责道：“你为什么把兵工厂扩充得这么大？为什么违抗命令，反对吕参谋长？”陈修和回答说：“我在沈阳，要听熊式辉、陈诚两主任和卫立煌总司令的命令，他们坚决要我恢复发展生产，支援战争，我能抗拒吗？我当厂长，只能建设工厂，破坏工厂是另一个单位的事，但没有卫总司令的同意，谁也不能执行，你去同他商量吧！”

　　陈修和知道：卫立煌等将领与蒋介石对东北战事的部署指挥情绪抵触，同时东北蒋军的大量弹药靠90兵工厂供应，他是不会轻易让工厂被毁和他迁的。

　　果然，经卫立煌干预，郭忏只得同意工厂设备、员工的迁运由东北的空军来办，破坏工厂的事则由工兵司令去办，厂长协助执行。决定之后，工兵司令随陈修和到工厂转了一圈，应付了郭忏，便不了了之。

　　解放沈阳的炮声越来越近了，南京方面派专机接卫立煌，许多人催劝陈修和离开沈阳，他却一再借故推托。蒋介石亲派接陈修和的专机终因解放军入城，未敢降落就掉头返回。据说蒋得知陈修和最终没有同其他将领回到他身边，曾反复念叨：“陈修和为什么不回来，为什么不回来？”

　　八．邓小平欲请陈修和随“二野”赴大西南

　　1949年初夏，陈修和受朱德总司令委派，赴上海协助陈毅，联络那些没有随国民党走的兵工人才。他刚到上海，就听说老朋友、留德学兵工的胡蔚，因担任过国民党兵工署司长被捉并关押起来。他觉得这样做将妨害共产党对离弃国民党的工程技术人才的感召，便把自己的看法告诉陈毅。

　　陈毅随即通知放人，胡蔚第二天就被“解放”。此事对在上海的原国民党兵工技术人士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主动来新亚酒店124号办事处联系的兵工技术人士越来越多，不久就达二百余人。

　　5月的一天，陈毅邀大哥大嫂到家中团聚。在陈毅的寓所，陈修和第一次同邓小平相识。在初识的寒暄之后，邓小平对陈修和使沈阳兵工厂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及他负责修复的155毫米重炮在天津、太原攻坚战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表示了钦敬和赞赏。

　　隔了些时日，邓小平再次来到陈毅的住所，与陈修和长谈。其时，邓小平即将同刘伯承率“二野”进军大西南。那里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控制区，当时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许多工厂均迁往那里。该地区一旦解放，接管、安置、恢复生产的任务将相当繁重，因此邓小平想请陈修和介绍一下那里的情况并听取他的建议。

　　说起大西南，历历往事便浮出脑海，陈修和抗战期间一直在这一带管理兵工生产和武器配备。于是他谈兴大增，从兵工厂说到工业生产、铁路铺设，如数家珍。

　　邓小平听着这既有见解又充满情感的叙说，顿时对久别故乡的情形有了大致的了解，随之生出偕他同赴大西南，协助接收、开展工作的愿望，便诚恳相邀。

　　对西南充满深情的陈修和很想应命，但此时他已接到朱总司令的通知，他将作为特邀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而且还要就兵工技术方面提出建设意见，供中央决策做参考，这就很难应承邓小平的恳请了。

　　“那就请你为我们物色一批兵工技术人才，并帮助我们动员他们到四川去，还请就西南发展建设提出书面意见。”邓小平只好退而求其次。“我一定完成任务，8月中旬交差，要得吗？”“要得。”

　　8月中旬，陈修和如期提供了一份推荐名单，仅原兵工系统司局长、厂长级的高级技术人才，就有二十余名。他还将一份誊写清晰的意见书，交给邓小平派来接洽的人员，满怀憧憬地说：“请面交邓小平政委，这是他要我写的书面意见，如能早日实施，川中人民有福了！”

　　九．江青说：“搞兵工的，都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

　　新中国建立后，陈修和被任命为中央技术管理局副局长，以他在共产党、国民党两方面俱有威望的联系，对各方面情况的熟悉，因而在高级技术人才的安置、调配、任用上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工作。

　　1952年，中央技术管理局撤销，当时的重工业部部长何长工希望陈修和到重工业部当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可他此刻无论如何也不肯再担任行政领导工作了，于是被当时的政务院聘为参事，成了没有具体职务的高级顾问。

　　没有具体行业划分的羁绊，无需费神平衡繁复的关系，又可尽其所能地直接向最高级领导层为国家振兴献计献策，这似乎更合陈修和的性情及意愿。

　　刚刚就任参事，陈修和便提出了一个后来引起极大争议并反复研讨数十年的建议——兴办三峡水利工程。他当时设想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南水北调，而利用长江水利资源发电，只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

　　“我的重要专长是军工技术，为什么会就三峡工程提出建议呢？那是因为从抗战胜利以后，我更多地生活在北方，这时我才体会到赤地千里是一种什么光景。此前我生在南方，并长期工作在南方，那里雨水充足，从未领略过干旱的滋味，因而北方久旱无雨，大地龟裂、作物枯死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从此牵动了我的心。”

　　“自20年代始，我就在川江造船厂、江南造船厂等处工作，乘江轮往返四川、上海之间，对长江丰富的水利资源有所了解。于是我想任凭长江水白白流入大海，为什么不能设法使之流到北方，造福于人呢？当我提出这一想法后，立即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许。经过一段调查，我得知三峡水位在海拔200米，郑州海拔在100米左右，北京的海拔在40—50米之间，三峡的水是完全可以引导到北方来的。”

　　由于同在国务院，陈修和与陈毅的过往也更多了。从国务院办公的地点遛达到陈修和的住所，只需10分钟，陈毅黄昏散着步，就到了大哥这里。平时的见面，以谈工作居多，但兄弟家人团聚，其乐也融融的谈笑，比之旧中国兄弟天各一方时要多多了。

　　“文革”期间，江青散步说：“搞兵工的，都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陈修和这位国民党兵工元老，自然成了特务头子，面临被冲击的危险。是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他，周恩来通知陈修和：“如果有红卫兵去你家，立即给我打电话。”就这样，他和国务院其他几位参事，在“文革”中没受到什么冲击。

　　到了八九十年代，陈先生年事已高，不能像当年那样为国家频频出谋划策了，但事关黄埔同学会和祖国统一大业，他依然热情不减。在《黄埔》期刊上，人们不时还能读到他古朴清雅的文字；有一年北京电视台春节晚会节目中，他那希望两岸黄埔同学为祖国统一努力的肺腑之言感人至深。

　　在20世纪末叶，年逾百岁的陈修和老人与世长辞。但作为多次拜访过老人的笔者，还会有时想起老人，想到老人曾用过的名字：陈统、陈修和。统，统一；修，含治理、美好之意；和，和平。祖国的统一大治，民生的和平幸福，这理想的祈盼和愿望，正像老人的名字一样，始终与他的生命相伴随。

　　第三章　上海滩谍战风云——中共特科成员周惠年讲述的潜伏故事

　　一．投身革命，周惠年惹恼了未来婆家

　　我的朋友张浩青，来电话约我写写她“哥哥”的母亲，说：“是位老革命，曾经与革命母亲夏娘娘佯称婆媳，掩护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你写她最合适不过了。”

　　“你先说慢点，我有点糊涂了。你哥哥的母亲难道不是你的母亲吗？”“不是，抗战初期，他母亲在武汉工作，既繁忙又不安定，就将他托付给了我的父亲，我父亲便把他带到四川老家，给我奶奶当孙子，于是我有了这么一位哥哥。不过那时还没有我呢。”

　　“原来如此。写老革命我很有兴趣，请告诉我她的名字。”“周惠年。周恩来的周，贤惠的惠，年纪的年。”“有人要你写周惠年？”坐在一边的父亲显然听到了电话的内容。“是呀，您也认识她？”“当然认识。1950年我刚到中央政治秘书室的时候，她是室里的行政秘书，许多事归她负责，常打交道。不过也就一两年，她就调到中央编译局去了。”

　　接着，父亲告诉我：那时每月有一两个周末，他们几个初进中南海的单身汉就由周惠年带着到苏联驻华使馆参加娱乐活动。而当他们到达时，苏联大使罗申通常都到使馆门口来迎接，对周很尊重。因此父亲那时就知道，周是位资格很老的同志。

　　然而在父亲的印象里，周惠年有些过于严肃古板。当时政治秘书室的单身汉，工作食宿都在中南海里，节假日出中南海必须书面请假，说明出去的原因、会见何人、该人的情况，然后交周惠年同意后拿到盖章的出门条。周惠年依据有关纪律，对出门条控制得比较严，想出去的人不一定每次都出得去，于是不免有些怨言。

　　还未与被访者见面，我已经对她有一点了解了。

　　通电话后，浩青就催我尽快去见周惠年阿姨，因为84岁高龄的周阿姨被诊断为肝癌晚期，严重肝腹水，已经住院两星期，“再晚就见不着了。”

　　我随浩青走进病房，只见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静卧床上，床边吊着输液的瓶子。见到我们，她神情没有显出什么变化，但她分明认出了浩青，断断续续地说：“前天，铁映来看我了。在这之前，许云也来了。”

　　她说的铁映是李维汉之子。20年代末30年代初周惠年到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时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同周及周的丈夫时有过往。而后面提到的许云，则是原湖北省委书记、中顾委委员郭述申的妻子。

　　1927年国共分裂后，河南柳林红枪会叛乱，驱杀共产党人。在此从事北伐宣传的周惠年与党失去了联系。后几经辗转才找到党，适逢作为中央巡视员的郭述申到河南。当时周不过十六七岁，又刚刚经历找党的险恶和周折，就向郭述申表示，希望能跟党的机关在一起，怕再次与党失散。于是，她被分配到中共信阳县委，因工作同郭述申时有来往。

　　说到郭述申，仿佛引起病榻上的周惠年对那风雨如磐峥嵘岁月的无穷追溯，话多了起来，尽管依旧断断续续并显得有气无力。“去年，听说郭述申同志去世的消息，我很难过。他是看着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领导人。我和郭述申从1928年就在一起工作，他给过我很多帮助，因此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那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间的生死之情。可能现在的许多人难以体验和理解这种情感了。这种同志战友的情谊，不比那种男女私情，是特殊环境和特殊体验后才可能感觉和产生的。有一年，我们乘飞机赴罗马尼亚访问。在飞机上，郭述申叫我坐在他旁边，老战友在一起叙叙旧，多难得呀，可我却没有过去跟他谈谈。现在他去世了，了解我们那一段革命历史的人又少了一个……”

　　烈士暮年，犹歌夕阳，曾经令我钦敬不已。而今我面对的这位老人，已经是耄耋之龄，已经被诊断为肝癌晚期，死神正向她一步步逼近，可她思维中竟不曾飘过一缕老死将至的愁绪，却还在回忆着老战友，娓娓诉说着人生青春时期最恒久、最富有魅力的战友情谊。

　　这是我第一次见周惠年，我没对她说一句话，可我的心已被深深地震撼：这就是一个早期参加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员。

　　湖北、河南交界的信阳境内，有座远近闻名的鸡公山，山边有个叫潭家河的村镇，周惠年就出生在这里。周家在当地尚属殷实之家，有几亩耕地，一片竹林，衣食有着，便希望子女能知书达理。

　　不料，周惠年生下没几年，父亲就撒手人寰，家道急剧中落。可当女儿们到了启蒙的年纪，母亲还是节衣缩食，送她们到学校念书。幼年的周惠年无疑是比较伶俐聪慧的，读了三年书竟跳了两级，继而转入信阳女师附小，更为酷爱读书。然而，就在这时，家中再也无力供她上学了，因而她对中途辍学的痛苦刻骨铭心。

　　在和母亲一起劳作持家的日子里，周惠年幼小的心灵中不断生出种种疑问：为什么有人披星戴月、整日劳碌，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为什么有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吃穿无虑，坐享荣华？为什么勤学苦读、成绩优良的学生却无力就学？为什么无心钻研的纨绔子弟却能在学堂混日子……继而感到世道的不公，并因找不到答案和无力改变现实十分苦闷。

　　1926年，北伐军打到河南信阳，为了动员更多的人支持和参与北伐，信阳潭家河镇办起一所补习学校。补习学校不收费，不仅使周惠年得到再次上学的机会，还使她接触到中共地下党员的学校教员周新宇、李正中等人，又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共产主义ABC，俄国十月革命……

　　他们解答了周惠年心中久久的疑惑，并告诉她世道是可以改变的，可以使勤劳的贫苦人得到温饱，使聪颖的学子能够读书，而这正是周惠年渴望的。他们告诉她有两个致力于此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而眼下北伐战争的目的也在于此。于是，她就参加了组织，投入配合北伐的工作，一切看来是那样简单。

　　她贴标语，组织集会，甚至登台演讲……她的这些举动，惹恼了未婚的婆家，说“未过门的媳妇，整天在外抛头露面，太不成体统了”，还责怪她的母亲没管教好女儿。可母亲却被周惠年的道理说服，毫不阻挠她的行动。于是，未婚婆家又逼迫她母亲立即嫁女，并策划抢亲。

　　由于党、团组织的出面，周惠年终于摆脱了她早就不情愿的“娃娃亲”的纠缠。此后，组织上调她到中共信阳县委所在地柳林，一面上学，一面搞北伐宣传。柳林紧靠铁路，时有北伐军乘坐的火车经过，车上常下来一群群女兵搞宣传。看着这些剪了短发、英姿勃发的女兵演讲、撒传单、表演节目，周惠年年轻的心激荡不已，她也剪了短发，更积极地投身于北伐的宣传工作。

　　然而，革命并没有如周惠年最初的想象那样，随着北伐的推进，在漫卷的红旗和翻飞的传单中，成功“顷刻就来临”。如若真是那样，共产党的历史也就不会像今天这般可歌可泣了；那些视死如归、百折不回的共产党人，也就不会像今天这般令人肃然起敬了。

　　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清共”，屠杀共产党人。6月19日，信阳红枪会叛乱，中共信阳县委书记周叙伦遇难，信阳中共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杀绝共产共妻的共产党”，“杀绝放足、剪短发的共产婆”的嚣声四起。

　　周惠年同党失去了联系，东躲西藏地寻找组织。但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她深知她会给收留她的人家带来杀身之祸，便逃往鸡公山，却碰到红枪会的人上山搜捕，又赶忙逃下山。刚到山脚铁道边，就遇到接近革命的铁路工人周其恒。周说：“这种危险的时候，你怎么还敢到处乱跑？一伙红枪会的人刚才还在这里抓人！”

　　正说着，恰有一辆火车开来，周其恒说：“你快上火车离开吧。”他举起信号灯，示意火车减速。周惠年想：反正柳林是待不下去了，到别的地方去寻找组织吧。便在周其恒的帮助下，跳上火车。

　　几经辗转，周惠年来到武汉，找到了介绍她参加革命的李正中。这时，汪精卫“清共”在即，武汉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李正中对周惠年说：“革命正处于危急关头，你怕不怕？你是想回家，还是想继续干？”周惠年表示既然宣誓参加了组织，就绝不中途退缩，就是有再大的风险也跟着党走。

　　不久，宁汉合流，汪精卫以更血腥的政策捕杀共产党人。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还决定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彼时重要任务。李正中找到周惠年，并偕她返回河南信阳，筹措和准备那里的农民暴动。

　　1928年初，当中共豫东南特委组织策动农民暴动之际，周惠年调到了设在潢川县的特委。然而，在时机并不成熟情况下强行发动的“潢川暴动”以失败告终，特委书记汪厚之、委员龚逸情及包括豫东南各县县委书记在内的18位负责人壮烈牺牲。

　　周惠年随新组建的特委转移到潢川城北的一个大财主的院落，四周驻着国民党豫军任应歧的部队。一天，因特委的两个人说话声音过大，被驻军听见，引来稽查处的人盘问。

　　住在特委的特委秘书连理、周惠年等感觉事情不妙，迅速转移和销毁了文件。正待人员撤离时，任应歧部的宪兵连已包围了院子，连理、周惠年、顾正菊三人被捕。虽然没有拿到任何证据，连理还是在被严刑拷问后投入监狱；周惠年、顾正菊因是女性，过了几次堂，没问出所以然，遂被软禁在宪兵连。

　　宪兵连连长田池生是黄埔一期学员，思想比较进步，没有太难为她们，让她们同他的老保姆住在一起。不久，顾被其在任应歧部当副官的亲戚保出。三个月后，任应歧部调防，允许轻犯保释。恰逢在当地颇有声望的中共地下党员邱相顺到田池生处，见到周惠年，便利用他的绅士身份将她保出。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段历史成了一些人攻击她的口实，一口咬定“不叛变，田池生怎么会放过你”？说来也巧，专案组到潢川调查时，田池生刚刚去世不久，作为解放后潢川地区的统战对象，他临辞世前留下了一部自传，其中谈到他当宪兵连长时，曾解救过两名女共产党员。

　　第一次被捕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周惠年经过这番非常的历炼，斗争经验也更丰富了。脱离了牢笼的周惠年又回到中共信阳中心县委。不久，她被派往信阳平民工厂，搞工人运动。

　　在平民工厂她发展了几名积极分子入党，并举行了一次成功的旨在改善工人待遇的罢工。然而，当1929年“十月革命节”的夜晚，周惠年和几位工人党员贴标语、撒传单时，被发现并暴露了身份。

　　信阳又待不下去了，她正准备转到其他县，中共中央与河南交通线的负责人严丙宏找到了她，说是组织上要调她到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因为有了一段搞工运的经历，周提出希望继续从事工运工作。严丙宏说上海工厂很多，去后由组织分配。于是周惠年由严丙宏通过地下交通线护送到上海。

　　二．周惠年加入由周恩来亲自掌握的中共“特科”

　　中共从诞生之日起，中央机关多数时间设在上海。1926年夏，北伐军攻克武汉。张国焘在中央紧急会议上，提议中央机关应迁往革命的前沿和中心武汉，不要总在上海的亭子间对各地的革命和战争遥作书面指导。

　　鉴于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中共对湖北和武汉的工作更趋重视，调项英、林育南、罗章龙、聂荣臻等充实湖北区委；李立三、毛泽东、刘少奇、恽代英、张太雷等也陆续前往武汉；瞿秋白亦随后到达。但整个机关向武汉的迁移，却直到蒋介石在上海“清共”、陈独秀离沪才完成。

　　可不久，宁汉合流，汪精卫提出“宁可枉杀千百，不使一人漏网”，对中共实施更残酷的捕杀，中共机关在武汉难以立足。9月19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由于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彭湃、王荷波，候补委员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毛泽东、邓中夏等均在外地，与会者只有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六委员。会议决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月底，迁移的计划开始实施。

　　当时上海正处在血裹腥弥之中，中央机关为何偏要迁往这风声鹤唳之地呢？这主要是因为上海城市人口众多，成分复杂，流动性大，不查户口，租房方便，工厂店铺林立，水陆交通发达，加之中央机关在沪经年，有众多关系，特别是上海租界连片，华洋杂处，政出多门，军警分属不同系统的格局，都有利于党中央机关隐蔽活动。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当时多数中共领袖心目中，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甚深，他们企盼着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而这种胜利是以筹策暴动夺取中心城市为标志的，他们的着眼点从未离开过城市。

　　中央机关有一套庞杂的班子，有负责会务的、有负责文秘的、有负责保卫的、有负责与各地组织交通联络的，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上海形势超乎寻常的险恶，军警如林，暗探密布，稍有不慎，便会遭遇不测。一些意志薄弱的人颓唐甚至变节，而变节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中共领导人的被捕和某些机关工作班子被破坏。

　　1928年4月，何家兴、贺稚华夫妇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被捕；1928年8月，戴冰石叛变，设在平凉中路西口的中共中央秘密联络点被破坏，十余人被捕；1929年8月，白鑫叛变，中央政治局委员、农委书记彭湃，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邢士贞，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被捕，设在新闸路的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被破坏……

　　每当中共机关遭破坏，有关人员被捕，就需再调些人员进行补充，周惠年就是因上海的中央机关遭破坏后，从内地调往上海的。由于中央机关屡遭破坏，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周恩来提出秘密机关社会化的思路，设立的机关要以工厂、商店、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形式做掩护，机关工作人员装扮成不同类型的家庭，利用各种合情合理的保护伞。

　　周惠年初到上海，就住在中共负责地下交通工作的吴德峰家中。当时吴德峰、戚元德夫妇住在一起，表面上是一户阔绰人家，周惠年遂扮演老妈子的角色。

　　因为她初来乍到，需要有个熟悉环境的过程，并未承担多少在上海跑交通的工作。同时一家就是一个工作站，有许多杂务要处理，而且假戏必须真做，所以整天收拾房间、接待客人、买菜烧饭、洗洗涮涮，和真的老妈子也没太大的区别。

　　习惯于轰轰烈烈搞宣传鼓动、从事工运的周惠年，对此很不适应，何况在来之前她就提出过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的要求。于是，她向吴德峰当面请求调换工作，要到工厂去。不料，遭到吴德峰的严厉批评：“都到工厂去搞工运，机关工作谁来做？！革命工作每一项都很重要，都是必需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组织安排。”

　　虽然吴德峰的口气比较生硬，但周惠年感到他说的在理，便逐渐安下心来。不久她担负了接待河南到中央的交通人员的工作。

　　在时下一些电影里，中共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多是西装革履、锦衣金饰，经常出入灯红酒绿的舞厅、酒店，气派潇洒。可周惠年对我讲的情形，与之简直异如天壤。当时组织上给周惠年的生活费，每天只有四个铜板，一月仅一块多大洋。

　　四个铜板，在上海也就够一副大饼油条钱吧，可她要维持一天的生计，以至入冬了，她还靠几件单衣御寒。她默默地忍耐着，直到一天她冷颤瑟缩地与吴德峰、戚元德会面，组织上才了解她的窘境，给她十块大洋，用来购买夹衣、棉衣。

　　对艰苦的条件，周惠年时常考虑通过自己的劳作来改善，也可减轻组织的负担。闻知住守的机关附近，有一爿丝袜厂正在招工，周惠年去联系了一下，老板对她很满意，说妥每月30块大洋。她高兴得不得了，一来可为组织解决一点经费；另外自己有在工厂发动群众的经验，可借机开展工作。

　　她兴冲冲地向组织汇报请求批准，可吴德峰不同意。他说组织上交给她的工作是看机关，如果她上工了，来机关联系的人员就可能吃闭门羹，容易耽误大事。为了革命的需要，她放弃了这份很有诱惑力的工作，继续她一个月一块多大洋的生活。

　　数月后，吴德峰调到中共中央军委，主管交通总站的工作。周惠年也随之到军委，在军委招待所，负责接待从苏区来中央的团以上干部。

　　1930年秋，历时半年、涂炭中原大地的蒋、冯、阎大战结束，蒋介石立即腾出手来，向中共武装割据的地区进行围剿。10月，蒋介石调集十万之众，由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指挥，对毛泽东、朱德为首的湘赣边界根据地发起第一次“围剿”。

　　为了加强中共中央对各武装割据地区的领导，及时了解各地反“围剿”军事斗争的情况，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交通局，把军委交通总站和中央外交科归并交通局，直辖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余泽鸿、吴德峰组成领导委员会，吴德峰为局长。其任务是打通与各根据地的交通线，布置起严密的同全国联络的交通网。

　　通过这些交通线和交通网，把各地的情况尽快通报中央，把中央的指示和新精神送往各地；运送各根据地给中央的经费；护送各地赴中央的人员和中央派往各地的干部，是交通局的主要职责。周惠年一度在苏区向中央送经费的联络点，把从根据地送来的钱转交吴德峰，再由吴上缴中央。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周惠年在工作中显示了她的忠诚和勇敢，因而她又被调到更具风险的中央特科工作。特科的前身是中央军委直属的特务工作科，科长是顾顺章，下分特务股、情报股、保卫股、打击土匪的土匪股。中共中央机关重返上海后，特科改由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周恩来直接指挥，顾顺章是实际负责人。

　　此时的特科下分四个科。

　　一科是总务科，负责总务，例如租住房、选择会议地点、掌管财务等。

　　二科是情报科。它成立于1928年4月，第一任科长是功勋卓著的名将陈赓。他除了任二科科长外，还是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的副手。二科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各种情报，及时掌握敌情，并对敌方的侦探机构进行反间谍工作。经陈赓的筹划安排，一批忠诚勇敢的共产党人打入国民党的情报机构。钱壮飞成为国民党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李克农成为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情报机构的实际负责人；胡底成为国民党华北情报网的实际负责人；宋再生成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员。也是通过陈赓的工作，国民党中央驻上海特务机构的特派员杨登瀛，成为特科的内线。当时陈赓化名王庸，人称“王先生”。周惠年回忆说：“那时我们常听说王先生、王先生的，后来得知他被捕了，可始终不知道他就是陈赓。因为很多人都用代号称呼，例如夏采曦老戴个眼镜，就被称为‘眼镜’。”

　　三科是行动科。科长由顾顺章亲自担任。三科的主要构成是令国民党特务和出卖组织的叛徒闻之胆寒的“红队”，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及其领导人的安全，例如在会议期间进行保卫；劫持、营救被捕的中共领导人；镇压出卖组织的叛徒和对中共构成威胁的奸细、特务。

　　四科是交通科。科长是李强。主要任务是保障上海及全国各地的秘密交通线网的正常运行，同时负责中共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报务。李强还是第一任台长。此外，每当中央有重要会议召开，四科还要承担与会人员的护送和会议文件的传递工作。

　　周惠年到特科后，归属三科领导。她的具体工作是住看机关，保存武器，有时为红队执行任务运送枪支弹药，有时传递有关行动的命令和情报。这些都是异常危险的，因为当时隐藏和携带枪支弹药，在租界内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可判极刑；若落在国民党特务手里，后果更不必说了。

　　周惠年回忆说：“那时我们去执行任务，必须慎之又慎。先乘有轨电车，然后进公园兜几个圈，再坐黄包车左绕右绕，确定后面没有‘尾巴’，才走向接头地点或执行任务的地点。”据说有些女同志最初执行这类任务，腿都有点哆嗦，可周惠年却从未犹疑过。用她儿子的话说：“从记事到现在，我们始终没有搞清楚我妈妈怕什么。在她思维的词汇库里，仿佛就没有‘畏惧’这个词儿似的。”

　　三．东方第一大暗杀，白鑫就诛

　　也是在特科，周惠年接触到后来成为她的第一位丈夫的谭忠余。当时，他已是红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三科科长顾顺章的副手。起初，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往来。

　　谭忠余是上海宝山县人，和顾顺章是老乡，原是一家米店的店员，有个妹妹在纱厂做工。北伐战争期间，他参加了由中共在上海领导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从此加入革命队伍。据周惠年回忆，谭曾是康生的交通员，并由他介绍入党。作为红队的负责人之一，他参与了一系列惩治危害中共的叛徒和奸细的行动，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轰动一时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暗杀”的行动。

　　1929年7月，身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通过他的弟弟、在国民党军政部任储备司司长的白云深，秘密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自首。为了邀功请赏，他把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部分负责人将于8月24日在设在新闸路经远里的江苏省委机关开会的消息，透露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义，经与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交涉，共同采取行动，逮捕了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农委书记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等五人。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也将白鑫一起逮捕，随即置于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之下，以防红队追杀。

　　中共五位重要领导人被捕，在中央引起很大震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于当晚即主持召开特科负责人紧急会议，部署对彭湃等人的营救，并要求迅速查明被捕真相，如发现叛徒，坚决予以制裁。

　　特科通过内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随即查出彭湃等人被捕，系为白鑫出卖所致。并得知8月28日，彭湃等人将从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的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解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周恩来当即下令特科全体出动，在囚车经过枫林桥一带时，武装劫车救人。

　　8月28日清晨，一群电影摄制人员在枫林桥边拉开拍片阵势，过往的行人和小商小贩也多于往日，他们都是红队队员装扮的。按计划，枪支将放在皮箱内，由三民照相馆老板范梦菊用脚踏车带到劫车现场。可范梦菊迟到了，红队队员还来不及清洗掉枪膛里的黄油，囚车已在森严的戒备中呼啸而过。

　　国民党得知特科曾在枫林桥布阵劫车，十分恐慌，蒋介石急电就地处决彭湃等人。8月30日，彭湃等即遭枪杀。消息传来，全党悲愤，周恩来亲自草拟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等文，号召人们“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同时明令：“一定要把叛徒白鑫干掉。”

　　特科又通过杨登瀛了解白鑫的行踪，侦知他企图逃往南京。周恩来指示不能让其逃脱，制裁要坚决执行。白鑫自知必成红队追杀的对象，在国民党特务范争波、范争洛等严密护卫下深居不出。

　　9月初，白鑫突然出现在作为中共中央重要联络点的达生医院，原来他患了疟疾。白鑫本与医院主管医生柯麟相识，但不知他是中共地下党员。柯麟在为他开罢药方后，试图将白稳在医院，乘机发出消息，可狡猾的白鑫见柯麟离开诊室，随即不辞而别。

　　柯麟经诊断，认为白的病尚需几个疗程才能好，特科遂策划在白鑫再次到达生医院就医时行刺。然而，白鑫再也没外出就医，只是请柯麟只身到他的住所为其诊治。时隔月余，杨登瀛传来确信，白最终确定将于11月11日逃往意大利避风。周恩来决定，叛徒的死期就是他动身的那一天。

　　顾顺章、陈赓和谭忠余研究了严密的行动计划，由谭忠余等10名红队队员在白鑫住宿的范公馆附近，用手枪射杀白鑫，然后迅速撤离。

　　11月11日午后，由顾顺章亲自指挥，陈赓、谭忠余等潜入白鑫住所周围的弄堂，分别装扮成小贩、修补匠、送衣人或过路者。入夜10点，公馆附近寂静冷清，两辆车开到公馆门前，保镖和佣人搬运行李忙活了好一阵，可白鑫仍未露面。

　　约摸一小时后，有六七个人从公馆后门走出，白鑫也在其中，红队队员迅速扑过去向白鑫射击。由于夹裹在人群之中，白鑫没有被第一排子弹击中。他顿时意识到大难临头了，一面拨枪还击，一面狂奔夺路而逃。

　　白鑫的保镖随即开枪抵抗，看门的巡捕也前来护卫，一时枪声大作。枪战中，负责保护白鑫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范争波，身中三枪，重伤倒地；其弟范争洛连中六弹，当即毙命；巡捕中亦有人被打死。

　　三名红队队员对狂奔的白鑫紧追不舍，终于在他跑出二十多个门院时，将他击倒，其中一颗致命的子弹，由前额洞穿后脑。

　　白鑫在众多保镖护卫之下，仍然未能逃脱中共特科的追杀，使整个上海震惊。数十家报纸争相报道白鑫被击毙一事。有的报纸还用红色标题大加渲染，称之为“东方第一大暗杀”。

　　四．顾顺章碰上了“铲共专家”蔡孟坚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许多人反对的情况下强行召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一跃为左右中央的政治局委员。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被逼出政治局，周恩来亦受到严厉批评。米夫连讥带讽地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从此，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王明路线影响下，中共白区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央机关在上海处境更趋险恶严峻。而此时中共武装割据的苏区尚未受王明路线波及，有一定的发展。

　　鉴于形势，中央决定将工作重点转向红军和苏区，中央政治局迁往苏区。当时议决向忠发、周恩来、张闻天等到江西苏区，张国焘、沈泽民等到鄂豫皖苏区。

　　4月1日，张国焘在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护送下离沪。顾顺章原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五卅运动中成为工人领袖。他入党后被送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归国即任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八七”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从上海到汉口的旅途在顾顺章的料理下安然无事。但抵汉口后，顾顺章打探到原定歇脚的联络点已受特务怀疑。他告诉张国焘，他就是一度在上海声名卓著的大魔术师“花广奇”，许多人拜在他门下。因此，他建议张住到一个跟他学艺的大商人家，张国焘没同意。

　　此时，中共长江局和湖北省委被有“铲共专家”之称的特务蔡孟坚侦破，中共汉口地区负责人尤崇新已经叛变投敌。可顾顺章并不知道，他把张国焘交给鄂豫皖苏区的交通员后，并未依中央的要求立即返沪，结果被尤崇新指认。据说他被捕时携带一箱变魔术的道具，因而有他在汉口登台表演魔术，被叛徒发现逮捕一说。

　　顾顺章被捕后，初以沉默相对，直到蔡孟坚把他的身份说得一清二楚，并反复晓以利害，他才改变态度，要求立即见蒋介石，面陈一网打尽中共的计划。为此，他出卖了中共驻武汉的交通站、鄂西根据地和红二军团驻汉口办事处，以及协助他护送张国焘的地下交通员。继而他又要求武汉国民党特务机关不要将他被捕消息电告南京，而尽快将他解往南京。

　　无奈蔡孟坚等急于表功，没有理睬顾的请求，向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发了电，报告捕获中共重要人物黎明（即顾顺章），并使其与国民党合作，提出全部肃清中共中央机关的计划。当顾顺章于数日后得知蔡某的行径，急得击掌顿足，连叹：“完了，完了，捉不着周恩来了！”蔡等不知何故，顾顺章这才告诉他们，国民党中央党部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秘书是中共地下党员。

　　蔡孟坚向南京发报的时间，是4月25日周末的夜晚。而这一时间，有声色犬马之癖的徐恩曾向来是在酒吧间、夜总会度过的，通常由他器重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在办公室值班。就在这时，钱壮飞连续收到六份来自武汉绥靖主任公署的绝密急电，顿时引起了警觉。于是，他用李克农乘徐恩曾嫖娼时偷拍下的密码本，将急电的内容译出一看，不由惊出一身冷汗。电文中明明白白地写着：顾顺章已经叛变，并称能将中共首脑一网打尽，且不日即可被送到南京。

　　钱壮飞非常清楚顾顺章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职责，中央首脑的保卫工作、所有反敌特的工作，包括自己和李克农等安插在敌人营垒的谍报工作，都是由顾顺章掌握的。如果他叛变的情况不能及时上报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后果不堪设想。

　　他知道徐恩曾在星期一前不会回到办公室，必须抓紧这短暂的时间把情报送出去。他立即找到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要其连夜乘特快列车赴上海；自己则在南京迅速做好善后工作。在这一切停当之后，他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警告徐若加害自己的家人，就将徐的所有秘密公诸社会，随后他也前往上海。

　　刘杞夫于26日清晨到上海，立即找到李克农。李克农得知这一刻不容缓的情报，却一时无法同负责情报的陈赓联系，便千方百计找到江苏省委，由江苏省委转告陈赓，并报知周恩来。

　　27日，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蒋介石随即召见了他，他亦向蒋倾筐倒箧，和盘托出一网打尽中共首脑的计划。蒋介石立即派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党派组组长顾建中，带领大批特务赶往上海，会同英、法巡捕房，实施捕捉中共首脑计划。

　　然而，当28日凌晨，这一干人按照顾顺章所供，来到中共中央、中共电台所在地，以及周恩来等人的住所时，均已人去楼空。原来，就在这两天的时间内，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机关、主要领导人的住所，统统按周恩来的部署，紧急大搬迁了。

　　懊丧不已的顾顺章见此计破产，又千方百计设法在上海寻找他可能利用的关系，因为中共在上海的机关中有许多他的家人和亲戚。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地下党采取断然措施，斩断了他可能联系的一切线索。据说，这项任务是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赵容（即康生）具体布置的，顾顺章的有些家人被杀掉了。

　　在这以后，谭忠余担任了特科三科的科长，负责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保卫和锄奸工作。也是在此期间，周惠年与谭忠余结为夫妇。

　　五．周恩来说：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顾顺章一举摧毁中共中央机关的计划虽然没有得逞，但他的叛变还是使中共地下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正在营救中、马上即将出狱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恽代英，被他指认出来，枪杀于苏州军人监狱。6月，他带人在香港逮捕了另一位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蔡和森。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并已居于要害位置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宋再生等人，被迫脱离原工作岗位。原在敌特机构中为中共服务的重要官员杨登瀛等人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羁押。

　　中共中央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在上海坚持工作，无疑更增加了特科工作的责任和难度。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刚调到特科不久的潘汉年得到消息，立即报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获悉总书记被捕，马上布置营救，可不久又有向已叛变的消息传来。尚不到一天，周恩来等对此将信将疑。向忠发知道周恩来住所，并有钥匙，如若叛变，必会带特务前来搜捕。周恩来迅速搬进四马路外国人开的都城饭店。为了查证向忠发是否真的叛变，周恩来指示特科三科科长谭忠余亲自带人监视自己原来的寓所。

　　谭忠余亲自带领一名红队队员，在小沙渡路摆了个馄饨摊。半夜时分，他们看到一队特务押着一个人来到周恩来的寓所，并用钥匙打开后门……很明显，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是确切的。当那队一无所获的人从周恩来寓所出来时，馄饨摊已经不见了。

　　周恩来并未在都城饭店长住，在核实和确认向忠发叛变的几天里，他和邓颖超暂时分手，躲避到了谭忠余和周惠年的家中。周惠年回忆道：周恩来来后，和谭忠余同在大床歇息，她则搬出小床睡到另一处。由于风声很紧，周恩来只能昼伏夜行，等天色昏暗后才化装外出活动。周惠年说：周恩来化装后像个日本人。有一次，周恩来因事急匆忙更衣，结果把两只脚伸进一条裤腿里，逗得在场的人直乐。

　　向忠发是怎么被捕和叛变的呢？这与顾顺章叛变也有些关系。周恩来收到从钱壮飞处传来的情报后，立即安排向忠发等中共领导迁往新居。可这个1928年非常偶然地成为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早已丧失了革命意志，不理党务，与一个叫杨秀贞的风尘女子姘居厮混。顾顺章曾为杨秀贞介绍了个女佣，供她支使。

　　虽说一网打尽中共首脑的计划落空了，但稔知向忠发习性的顾顺章认定只要找到那个女佣，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向忠发。他最终找到了已和杨分离的女佣，经威逼利诱，女佣供出杨可能于数日后到一裁缝铺取衣服。顾逼她尾随杨，探明杨的新住址。

　　数日后，杨果然到裁缝铺取衣服，女佣遂尾随其后，偏巧这一切被躲在杨住所的向忠发看见了……顾顺章又扑了个空。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出于对党的最高领导的负责，要向暂时同自己住小沙渡路。可6月21日，向非要见杨。周不得已同意他们见面，但反复叮嘱不能留宿，可向无视周的警告，在杨处留宿，于第二天租车返回时，被人指认逮捕。

　　未等特务动刑，向忠发就叛变了，并供出和杨秀贞住在一起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特务们随即逮捕了杨秀贞和陈琮英。她俩均遭受特务的严刑拷打。然而，杨秀贞同中共党员陈琮英一样，始终没有吐露与中共的关系，还是向忠发出面要她说实话。周恩来在后来得知这一情形时说：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由三人组成的中央特委只剩周恩来一人，许多较早从事特殊任务的同志被迫离开原工作岗位，转移到中共武装割据地区。

　　在周恩来、陈赓、李克农、钱壮飞等离开上海后，谭忠余也更难在上海立足，于是党组织决定派他们夫妇到鄂豫苏区工作。谭忠余到红二十六师任师政委，周惠年则到了苏区特委的妇女工作委员会。她的主要工作是动员民众参加红军，向广大妇女进行宣传，积极支援前线作战……

　　由于敌强我弱，红二十六师与驻守当地的国民党罗其江部周旋得异常艰苦。仅仅几个月，红二十六师就在一次激战中，被罗其江的部队打散，鄂豫苏区随之丧失。原本公开活动的谭忠余、周惠年被迫转入地下。可在鄂豫地区，谭忠余一口的上海话很容易暴露身份，于是党组织决定他们夫妇返回上海。

　　六．特务们被两个老太太糊弄了

　　几经辗转，谭忠余和周惠年于1932年初才到达上海。可谭忠余在上海还是难于展开活动，中央遂派遣他到苏联学习。此时，周惠年的第一个孩子刚刚降生不足半月，组织遂决定她和“革命母亲”夏娘娘在一起，住守中共中央的一个机关。

　　当时的中共地下党人，大概谁也说不清夏娘娘究竟叫什么名字，只是因为她的女儿夏之栩管她叫“娘娘”，大家遂跟着这么叫，从最早发展夏之栩参加革命的陈潭秋、刘子通，到夏之栩的丈夫赵世炎，到中共在上海的领导人周恩来等，无一例外。

　　从1922年夏之栩加入中共开始，中共在武汉的秘密机关就设在了夏娘娘家。自此以后，夏娘娘便总是以一家之长的身份，住守着中共的某一个领导机关，并照顾着机关部分人员的食宿。1926年底，赵世炎调到上海，后任中共江浙区党委第二书记，夏娘娘等又从汉口搬到上海，她住的北四川路的一幢小楼，就是中共江浙区委机关。

　　刚返回上海不久的周惠年和夏娘娘住到一起时，夏娘娘也是才从杭州回来。原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到周恩来的寓所时，周恩来刚巧离开，邓颖超怕他得不到通知而返回，就让也住在这里的夏娘娘和邓颖超的母亲留守，等着周恩来。当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已经来不及转移两位老人了。半夜特务们从后门入屋，曾经两度被捕、经验已十分丰富的夏娘娘，跟特务们装了半天糊涂，使他们以为这是两个毫不知情的老人。待特务走后，中共料定敌人还会返回捉人，迅速将两位老人送往杭州西湖边的一座小尼姑庵躲避。

　　周惠年与夏娘娘以婆媳相称。此时的夏娘已是年过六旬的人了，她的女婿在五年前牺牲了；她的女儿数月前在从莫斯科回国途经满洲里时被捕，生死未卜。可老人却异常地坚强，没有流露一丝悲伤。和这样的革命老人在一起工作，周惠年感到十分欣慰。

　　不久，夏娘娘的女儿获释，也调到上海工作。几个月后，恰巧和夏娘娘分在同一个机关，偶尔能到家中，母女团聚。这样，周惠年得以和虽也年轻却已具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夏大姐相识。

　　然而，相聚的日子没过多久，夏之栩在外出时又遭特务绑架。当同志们把这一不幸消息告诉夏娘娘时，她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并没有多问什么，仍像以往一样，没有流泪，没有叹息，只是更加勤奋地工作。

　　从那天以后，周惠年发现夏娘娘晚上睡得更迟了。本来夏娘娘就有个习惯，只要住机关的同志有一个还没有回来，她就会一面为同志们缝缝补补，一面为未归的同志等门。而这些天，夏娘娘却常常戴上老花镜，在灯光下阅读吟诵诗词。看到这种情景，周惠年心中不免屡屡生出对这位“革命母亲”的由衷钦敬。

　　当时周惠年和夏娘娘住守的这个机关的负责人是赵容（即康生），他每天都回来得比较晚，有时也不一定回机关住宿。除了住守机关外，周惠年有时要完成由康生布置的机要交通任务。

　　康生有个习惯，晚上回来再晚，也要把上海的晚报和外埠的报纸浏览一遍。当他看罢这些报纸后，夏娘娘就把报纸上她认为有用的文章剪下来，贴在一个小本子上。她主要剪贴的是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小故事、中医药方和偏方。小故事是为了等周惠年的孩子再大一点时讲给她听的；药方和偏方，是为机关的同志医治小毛小病的。康生看到这个小本子后，曾在与夏娘娘闲聊时说：等革命成功后，建议夏娘娘到图书馆或中医研究会工作。

　　自谭忠余赴苏联后，周惠年就与他失去了联系，在那种危险四伏的年代，一断了联系就可能永远再也联系不上了。果然，一年以后，谭忠余从苏联返回时，因为他带了一部电台，怕被国民党截获，就没有乘火车而是徒步偷越国境线，在与国民党边防部队遭遇的枪战中壮烈牺牲了。

　　由于一年多没有谭忠余的消息，有人就介绍周惠年和她曾经相识的李得钊结为夫妻。此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刚刚撤往江西中央苏区，新组建了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李竹声为书记，李得钊任秘书长。

　　李得钊是浙江永嘉人，1924年入团，第二年春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初，他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委派，担任翻译，随同第三国际代表回国。一年后，他到上海，先是从事宣传工作，后调到周恩来负责的中央军委。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军委改为军事部，周恩来任部长，李为军事部秘书。当时各根据地的交通或情报人员来上海汇报军事斗争情况，有些是李得钊首先接待，听取汇报，再向周恩来转述；李有钊还协助周恩来处理军事方面的问题，提出参考意见，深得周恩来器重。

　　四年前，周惠年到吴德峰领导的交通局后，便和李得钊打过交道。他们结婚后，一度一起住在法租界内法国公园附近。临时中央撤离后，上海的环境更明显地趋于恶化，每天李得钊离家前往在马立斯新村的上海中央机关，很难说晚上是否还能再回到家里。所以，他们从刚住在一起，就相互约定了敲门的暗号、被捕后的假供词。

　　身为秘书长的李得钊，工作十分繁忙，既要接待从各地白区来中央请示汇报的同志，又要同共产国际保持密切的联系，还要安排护送部分在白区工作的人员前往各红色根据地。李得钊时常一大早就离开家，很晚才能归来。

　　按秘密工作纪律，各人的工作情况是不能相互交谈的，即便是夫妻也不例外。李得钊严守着工作纪律，从不吐露自己负责的各项事务。当临时中央赴江西中央苏区时，中央秘书处档案库留在了上海，有关工作直接由秘书长李得钊领导。这个档案库是1931年根据周恩来批示的《文件处置办法》建立的，周恩来提出要搜集和保存文件，“备交将来之党史委员会”。档案库至此已存有档案文献16箱，共1.6万余件。李得钊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有关档案库的事情。档案库的管理人员也像他们的领导者一样，虽几经交接，都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护卫着这批珍贵文献，直到上海解放，将其完整地送交中央。

　　较长时期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斗争，李得钊已成为异常老练机警的革命者。一次他外出，正在行走间，街道突然被租界巡捕封锁，对行人搜身盘查。而李得钊随身带着一本书，书中夹有党的机密文件。紧急中他毫不慌乱，不露声色地把书卷起来，握在手中，同其他行人一样高举双手，任巡捕们搜遍全身，却根本没在意他手中的书。结果，在他身上什么也没搜到，就放他走了。

　　每每在惊心动魄的历险之后，每每在疲惫的奔波操劳之余，新婚的小家庭更给人以可贵的温馨。李得钊性格坚毅，待人温和，博学多识，稍得闲暇，总爱读书撰文。在险象环生的白色恐怖下，能同心爱的人一起分享如此充实的人生，周惠年感到十分幸福，更欣悦而无畏地投入她愿为之献身的事业。

　　七、在苏州反省院，周惠年看到了叛徒顾顺章的妻子

　　最美好、最珍贵的，往往也最短暂。1934年6月26日晚，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与共产国际代表接头后，回到马立斯新村中央局所在地，被守候在那里的国民党中统上海行动区的特务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李得钊等领导人，以及工作人员秦曼云、仇爱贞。

　　仅在李竹声、李得钊被捕后一个小时，周惠年就在住所内听到急促的打门声，未等她开门，一群特务已经破门而入。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周惠年毫无准备，结果特务们搜出了一纸袋文件。

　　“这是什么？从哪里来的？”特务们似乎很得意。“这是我丈夫的朋友放在这里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识字。”答词事先早背熟了。“你丈夫呢？”特务又追问。“他昨天就出去了，到现在也没回来，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周惠年依然是早已经编好的词。“那你就跟我们走一趟吧！”他们不由分说，就带走了周惠年。

　　在关押处，周惠年坚持说自己是个没文化的妇女，对丈夫的活动和有关文件的事一无所知。特务们没有她是共产党人的丝毫把柄，只好在关押一星期后，把她交给法庭审判。她当时已经怀孕数月，挺个大肚子，腿脚肿得厉害，举步维艰。

　　当中共组织得知周惠年等将被交法庭公审后，积极组织了营救。担任上海中央局职工部部长的黄文杰花钱请了个擅辩的律师，为周惠年、仇爱贞辩护。经租界法庭审理，周惠年、仇爱贞以参与赤色活动证据不足，被判无罪释放。

　　周惠年刚获释，就传来李竹声叛变、李得钊坚不吐实被解往南京的消息，未满一年的新家庭又破碎了，而爱情硕果——腹中的孩子，再有两个月将呱呱降生，这小生命将来是否理解父母为信仰舍生忘死的追求呢？

　　组织为了照顾行动不便的周惠年，安排她和夏娘娘同住。9月里，刚分娩20天的周惠年就得到她们住所已遭特务注意的警报。她带着3岁的女儿、未满月的儿子和夏娘娘迅速转移到旅馆暂避。不料没过三天，巡捕房的警探就闯进了她们的房间。

　　这时，夏娘娘身上还带着一封党内的信件和一张赵世炎的照片，这些一旦落入警探手里，她们的身份就暴露了。夏娘娘急中生智，抱起床上的婴儿，悄悄把信和照片塞进襁褓中。警探们并没因未搜着什么放过她们，而把她们押往公共租界的泥城桥巡捕房。

　　一路上，把夏娘娘悄悄举动都看在眼里的周惠年，心始终悬着，襁褓并非藏东西的稳妥之地。到了巡捕房，周惠年抱起孩子上厕所，想乘机销毁信和照片。可厕所里有人监视，没能得手。

　　马上就要进行提审了，情况十分紧急，夏娘娘向巡捕要了一杯水，抱过婴儿，示意周惠年挡住巡捕们的视线，悄悄把襁褓中的信和照片撕碎，一点点放进嘴里，和水吞下。证据消失了，可夏娘娘从此落下了胃病。

　　在关押一周后，她们又被送上了租界的法庭。法官看着她们又有老、又有小，又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且不久前刚被宣判无罪，就打算再次将她们释放。但列席旁听的国民党公安局的官员不同意，提议引渡，结果租界当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她们被送进了上海市公安局，据周惠年回忆，当时江青也被捕关押在此。这里的食宿条件非常恶劣，吃的是发霉的糙米饭、烂菜帮，有时饭里还能吃出锈铁钉、死耗子。上了年纪的夏娘娘不久就病得很厉害，她的手、腿脚因长年的劳作和风湿症痉挛麻木，生活无法自理，讯问时，都是看守们架着她走。

　　第三次被捕的周惠年，既要照顾一个3岁的女儿、一个未满月的婴儿，还要服侍夏娘娘，还不时得接受刑讯，加之恶劣的食宿环境磨难，她也病了，眼睛肿得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但她没有屈服，顽强地活着，她非常清楚，只有她坚持住，才能保障其他的人生存。

　　国民党当局从她们身上一无所获，却又不甘心将她们释放，就把她们转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关押。在这里，周惠年的牢房曾和李得钊的牢房挨得很近。同牢房博古的妻子张越霞悄悄告诉她：你的丈夫就关在斜对面。她这时眼睛依然肿得什么都看不清，可她还是按照难友所指的方向使劲遥望，虽然她没能看见李得钊，但她相信李得钊看到她了，她由此平添无穷生存的勇气和信心。

　　然而，当她的眼疾稍好后，李得钊早已被迁移到别的牢房，她再也没能看上她丈夫一眼，但她现在能看清她的难友们了，有些难友是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她们互相关心，互相勉励。

　　数月过去，被捕时才二十多天的婴儿，已经半岁了。也许是由于营养不良，也许是由于渴望阳光，他总不停地啼哭，哭得肚脐突出。看守被哭闹吵得难耐，就厉声吆喝周惠年制止孩子哭闹。周惠年说：他这是要出去，到牢房外面他就不闹了。

　　看守们不信，就把她母子放出牢房。说也奇怪，一出牢房，孩子果然停止了哭啼。为此，看守们不得不给周惠年延长了一点放风的时间。难友们都夸这孩子：这么小就知道通过斗争赢得自身的权利。听着难友们的说笑，周惠年心头掠过丝丝欣慰。

　　1935年夏季，周惠年和夏娘娘等又被转送到国民党苏州反省院。这里的食宿条件比上海、南京要好一些。在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刑讯，国民党主要是试图通过政治劝说等软手段，使共产党人变节或声明脱离中共。

　　在这里，周惠年看到了叛徒顾顺章的妻子。顾的这位妻子，是国民党特务闻知顾原来的妻子张杏华被杀后，为了笼络他而给他介绍的，叫张文琴，年轻貌美。顾顺章叛变后，因指认和协助国民党特务抓捕了中共的几位重要领导人，而且在劝降中共上海中央局数位领导人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颇受陈立夫重用。但顾看不起自己的顶头上司徐恩曾，并对徐压抑控制自己十分不满，暗中同军统头子戴笠勾搭；还发牢骚说国民党、共产党都有缺陷，要组建一个新团体。这都是中统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徐恩曾以顾顺章组建第三党的罪名，派人将他枪毙了。

　　在苏州反省院，有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敌人的软硬兼施，在悔过书上签了字，背弃了昔日的信誓。因此，监狱方面很想在夏娘娘、周惠年这拖儿带女的老媪少妇身上下一番功夫，使之按照国民党当局的意愿“省悟”。无奈这因革命而组建的“家庭”祖孙三代软硬不吃，依旧以被捕时的那一套言词相对。反省院的官员和看守们气急败坏地称这“一家”四口为“老共产、中共产、小共产、未共产”。

　　囚禁的生活是令人窒息的，但被关押的坚定的共产党人的信念却是一致的。放风的时候握一握手，交换着信任勇气；隔着牢门相对一望，传递着关切真诚。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特殊的环境下结成战斗的集体。这个集体，能使每一位成员，永葆旺盛斗志，充满乐观豪情。因此周惠年感觉到：她并不是孤军，不是一个人、“一家子”同敌对的营垒抗争，团体、组织依然在她身旁。

　　成年人对囹圄的磨难，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而这种磨难对天真烂漫的孩子就显得异常残酷。政治囚徒们之所以成为囚徒，正是为了明天、为了孩子们不再受今天的磨难，因此他们都竭尽所能地呵护、保护牢笼中的孩子。

　　当时，廖梦醒的丈夫、共产党员李少石也被关押在苏州反省院。作为岳母的何香凝，时常通过某些关系送进些衣物、食品、营养品。其他一些共产党人的亲属，有时也会送来类似的物品。好像事先都有约定似的，这类物品都立即转送到有孩子的牢房。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周惠年就心潮难平地说：“我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抚养的，他们的营养稍得改善乃至生存，全靠的是难友和集体。”

　　1936年9月，反省院方面通知周惠年，李得钊在南京军人监狱病死了。周惠年听到这一消息，既感突然又异常悲愤，当即指斥李得钊是国民党迫害死的，并拒绝参加反省院的“天天读”（即院方强制天天读三民主义的书）。

　　后来，周惠年才知道：李得钊的肺病在监狱恶劣的环境下日益恶化，连续高烧。而监狱方面根本未予认真治疗，误诊为疟疾，给他服了大量金鸡纳霜，因药不对症致使其死亡。

　　就这四五年内，周惠年两次结婚，又两次失去丈夫。和每个丈夫在一起生活时间都不足一年，而且是在锋霜刃雪、腥风血雨之中度过的，这种凝结着战友生死之谊的爱情就更令人魂牵梦索、刻骨铭心，因而对她的打击就更沉重。可在当时的环境下，又不容她把悲痛流露出来。

　　今天，当看到她瘦弱的身躯时，我真难相信其间竟蕴藏着那样坚强的意志。后来，当我听完了有关她的故事，我理解了，她们那一代的许多人，为了实现谋取更多人幸福自由的信仰，不是都奉献了很多，并把个人的痛苦深埋在心底吗？和周惠年在同一牢房的夏娘娘不也是如此吗？

　　周惠年没有讲她是如何平息她心中的悲痛的。许多年以后，她给这两个孩子改了名字。大女儿改名叫“小余”，以纪念她的生父谭忠余；她儿子改名叫“李钊”，以纪念他的生父李得钊。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周恩来代表中共赴西安和平解决事变，揭开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历史新一页。迫于形势和舆论压力，国民党陆续释放了一些在押的政治犯。

　　然而，合作抗日的消息并未立即为苏州反省院的政治犯所知。不久，经中共的努力营救和社会各界的声援，苏州反省院释放了几个政治犯。随后，时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消息才传进来。于是，在押的政治犯们开始了要求出狱参与抗战的斗争，但反省院方面迟迟不放人。直到日军的飞机轰炸苏州，政治犯们掀起更高的斗争浪潮，强烈提出“宁愿战死在前线，也不能被炸死在监狱”的口号。院长遂让政治犯迁往东山自己家中，躲避轰炸。

　　到东山后，江南的形势更趋混乱，反省院长不得已同意政治犯们自行疏散。周惠年和夏娘娘等经商议决定随韩宝春到他在江浙交界的故乡暂避，再图同组织联系。

　　周惠年记得宣布疏散那个漆黑的夜晚，政治犯们担心院方变卦，连夜迅速开拔，难友们一路相互扶助。夏娘娘身体不好，走不了路，全靠男难友背着。那是隆冬时节，可据说背夏娘娘的人的汗水从棉衣中渗出，把夏娘娘的棉衣都浸湿了。周惠年则拖儿带女，跟着大家一起走，要没有相互间的扶助，她们老的老，小的小，寸步难行。讲起这一段，周惠年感慨万分，她说难友情是最真挚感人的。

　　八．丈夫黄文杰的葬礼，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都到场了

　　就在周惠年他们离开东山不久，刚刚从南京军人监狱获释的夏之栩匆匆赶到了苏州反省院，但那里只剩下空空如也的院落。她几经寻访，才找到了东山，又得知母亲和周惠年等已经去了浙江。夏之栩又趋往浙江韩宝春家中，见到母亲和周惠年。经一番商议，她们决定前往武汉与党组织接头。

　　在武汉，周惠年遇到了刚组建的中共长江局组织工作负责人黄文杰。身材魁梧的黄文杰看上去不像是人们意想中的广东人。1925年，进黄埔军校才数月的他经苏联顾问鲍罗廷推荐，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四年后因成绩优秀、俄语流利，被分配在苏联伯力、海参崴一带从事党的工作。

　　1931年，由于顾顺章的叛变，部分稍早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干部被迫调离，中共又从其他地方调了一批干部潜入上海，黄文杰即在那时到上海。他经常在法租界内活动，所以周惠年和他见过面。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黄文杰参与了发动工人和广大群众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运输队、救护队支持、协助驻沪国民党十九路军抵抗日军的作战。因此，上海中央执行局组建后，他担任了职工部部长。

　　第一任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后，盛宗亮接任书记。可不久，盛宗亮亦被捕。据有关材料记载，盛宗亮被捕初期很英勇，拒不吐露自己身份。国民党特务遂向顾顺章求教。顾告以盛对其女友秦曼云言听计从。于是国民党当局立即将已经叛变的秦曼云从南京解往上海，劝盛自首，这一招果然奏效，盛宗亮经秦劝说变节。

　　盛宗亮叛变后，黄文杰出任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不久为书记。此时，国民党当局展开一浪高过一浪的“前方剿匪，后方也剿匪”行动，大肆搜捕打击中共地下活动，黄文杰领导的上海地下党处境非常险峻，但他们始终没有停止活动。

　　为了支持各个根据地、特别是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从政治上打击敌人，黄文杰亲自主持制定了炸毁南浔铁路、南昌飞机场及油库的计划。经过周密的运筹，上海中央局派出得力人员，潜入同情中共的国民党江西德安地区专员莫雄那里，在莫的掩护下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后因形势变化，在一切都准备停当后没有实施。

　　1935年2月，在国民党当局的一次大搜捕中，黄文杰、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阳翰笙等三十余人同时被捕，上海地下党组织基本被摧毁。在关押处，黄文杰要求所有被捕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和党的机密，只有在牺牲之际才可喊“共产党万岁”。

　　国民党的法庭判了黄文杰15年徒刑，将他囚禁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和周惠年的第二个丈夫李得钊在一起。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八路军在南京设立办事处后，黄文杰很快被保释出狱，留办事处负责组织工作并兼管营救被监禁中共人员工作。1937年9月26日，他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接出了陶铸、曹瑛、赵希愚等人。

　　同年10月，驻南京的办事处迁至武汉，改为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周惠年等出狱人员随黄文杰等办事处人员同往武汉。不久，中共中央派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组织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团，又称中共长江局。黄文杰初任组织部副部长，后任长江局秘书长。

　　此后，黄文杰常以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广东、湖南等地工作，参与了长江中下游、华南地区的中共组织的组建和机构设置的筹办工作。1938年春夏期间，时任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在湖南衡阳主持举办南岳游击训练班，请精通俄语的黄文杰来协助工作。黄文杰将苏联出版的苏联游击战术教材统统译成中文，供叶剑英使用，丰富了教学内容。

　　在湖南期间，黄文杰收到在国民党一五二师政治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黄集发的来信，信中汇报了冯白驹被捕后海南岛琼崖地区的斗争情况，并提出到中共控制区工作的希望。黄文杰认为他留在国民党军中从事地下活动更为有利，就复信进行说服，并告诉他如何同叶剑英、廖承志等联系。后来在敌营中的黄集发侦知了国民党一五二师企图吞并琼崖抗日武装的预谋，立即设法通知了叶剑英、廖承志，中共及时做出对策，保持了这支抗日武装的独立。

　　黄文杰为党的事业不辞劳苦、忘我工作的精神，赢得了跟他在一起工作的周惠年的爱慕，他们结了婚。

　　结婚并未使黄文杰的生活安稳，反而因形势的发展变化，他更加忙碌了。和前两个丈夫在一起时一样，周惠年与黄文杰也是相见时难别时频，很少能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

　　1938年仲秋，为了应付广州即将沦陷的危局，黄文杰又一次以特派员身份前往广州。他一抵穗即与广东省委代理书记李大林召集紧急会议，做出省委机关迁往粤北，成立中共西南、东南特委，省委常委分赴各地分片领导，广州市委组织部长陆新带领部分党员从事地下斗争四项重要决定。直到日军进入广州城前几天才撤往粤北，并在韶关组建了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以领导广东各地的抗日战争。

　　这年年底，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写信要黄文杰到重庆接受新的工作。由于紧张和劳累，黄文杰染病在身，且非常虚弱。但他还是在听到召唤后，和周惠年历尽艰险辗转到渝。

　　此时，周惠年已经怀有五个月的身孕，她看黄文杰经常奔波于各地，工作如此紧张，整个时局又处于动荡不安状态，感到生儿育女大不合时宜。特别是在几年间她两度失去丈夫，生育的两个孩子都没有了父亲，便不禁油然生出这个孩子是否也会有一天成为孤儿的忧虑。她不愿再面对这残酷的可能，就与黄文杰商量，做掉胎中的孩子。

　　黄文杰与周惠年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对妻子的想法十分理解和尊重。于是，周惠年怀着异常复杂和沉重的心情，做了堕胎的手术。此后不久，她和许多在重庆工作的干部，根据组织的安排分别登上几辆摇摇晃晃的汽车，向陕北进发。

　　周惠年终于到了延安。延安天高云淡，不似重庆时有迷雾和阴霾。这里是中共控制的地区，不必像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那样，要把自己的信念、把喜怒哀乐都埋藏在心底，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愉快。

　　不久，她被送到设在大殿沟的中央马列学院，成为马列学院的第六期学员。她又一次得到她幼年时就渴望的读书机会。自从投身革命后，她就无暇认真地读书了。在苏州反省院倒有时间，她在那儿读了《红楼梦》等古典小说，此外院方只提供“三民主义”的书，她未能学习更多的知识。在马列学院，她才较多地接触到革命的理论，这种学习生活令她欣喜和满足。

　　1940年中秋，本是依中国传统家人团圆之时，可周惠年却蒙受了感情历程的第三次打击。原本患有肺病、又饱受监狱折磨的黄文杰，由于积劳成疾染上伤寒。一天，日军飞机轰炸重庆，他在又潮又阴冷的防空洞内躲了很久，受凉发高烧，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

　　消息传到延安，周惠年又一次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然而，让她稍感慰藉的是，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了黄文杰献身革命的一生。尚在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亲为黄文杰送葬；《新华日报》、《群众》均出专版纪念“对党无限忠诚，对人对事大公无私”的黄文杰。叶剑英在其悼念文章中，称赞黄文杰“做事负责认真，有骆驼般精神”。

　　从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结业后，周惠年就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周恩来回到延安后，曾经两度在重要场合表扬过周惠年，高度评价她当年在白区的地下工作和她为革命做出的默默奉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惠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任行政秘书，后调到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

　　第四章　走进中南海的长征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其弥天大勇从何而来？访苏期间，毛泽东为何称陈伯达看舞剧《红罂粟》是自取其辱；毛泽东生出不当国家主席的意念，是不是因为“大跃进”的失误？毛泽东为何对会议录音如此反感？

　　1953年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份文件，内容是关于中共中央主席秘书的任命。当时被任命为主席秘书的有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时称“五大秘书”。40年后，五大秘书中有四人相继谢世，唯独叶子龙，硕果仅存。

　　有一次，他于内蒙古寻访时突患重疾，还是曾主持过军委工作的老上级杨尚昆急调军用直升机，把他从交通不便的赤峰接回北京抢救，否则他这仅存的硕果也将凋零。大病愈后的叶子龙，头脑依然清晰，依然能够连续三四个小时，滔滔不绝地讲述那些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故事：关于他自己，关于他眼中的毛泽东。毕竟从1935年至1962年，他跟随毛泽东四分之一个世纪强。

　　一. 任红一方面军机要股股长，来到毛泽东的身边

　　保卫局红军工作部湖南省的浏阳，自近代以来人杰辈出。如为变法维新抛洒满腔热血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为推翻那拉氏统治策动起义的自立军领袖唐才常；再往后，又有一首涉及浏阳的歌曲，唱遍了中国，唱的是距离浏阳不远的地方的又一位更为不朽的革命伟人。就是这一方孕育了近代富于革新精神的人杰的山水，也滋养了本文的主人翁。

　　在浏阳东乡平安洲，丘陵叠耸，浏阳河逶迤而过，可谓山清水秀。长久以来，这里的人们多数以自给自足的农耕谋生，而叶子龙家却没有土地，养家度日，靠父辈经营日用杂品的买卖。

　　出生于1916年的叶子龙，原名叶良和。温良恭俭、和气生财，是本分商贩的信条，当然这并不意味“良”“和”二字的全部涵义及父亲的冀望。

　　1926年夏季，北伐军进入湖南，“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热潮随之波及到了浏阳，10岁的叶良和同其他年龄相仿的孩子们，都被动员起来参加了革命宣传。他们走街串巷，呼口号，撒传单。同伴们相继为自己起了新的名字，他们也提议叶良和改个新名：“你叫子龙吧。”“那怎么成，赵子龙可是大英雄。”可同伴们还是“子龙”“子龙”地叫开了。

　　1930年6月，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错误估计形势，认为革命的高潮已经来临，命令各路红军脱离原根据地，向武汉迫近，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为此，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于8月23日在长沙以东的浏阳会合，组建红一方面军。

　　“在毛泽东‘补充整理军实’的号召下，许多浏阳男儿应征入伍，就在那时，13岁的我，当了个‘娃娃兵’。我加入的是红六军，就是毛泽东诗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提到的那个偏师，总指挥是黄公略。不久，红六军改为红三军。”

　　“时隔多年了，您还记得那么清？”“嗯，浏阳出了本县志，前不久我看过，其中有关于我的记载。”

　　“参军后第一次正规作战的情形您还记得吗？”“第一次直接参战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那是第一次反围剿歼灭国民党第十八师的战斗。当时我刚参军四个月，在机关枪连，我们红三军承担的是正面阻击的任务。那一仗打得非常艰苦，但最后我们胜利了，打掉了敌人一个师部两个旅，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毛泽东对这胜利兴奋不已，写下《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其中有‘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一语。”

　　“红军中的报务工作，好像就是那次战役以后才有的吧？”“是的，1932年，我在学习了一段文化后，调到红一军团司令部从事译电工作。但在长征前夕，我又到了邓发领导的中央保卫局红军工作部。”

　　“说到长征，我印象中您到毛泽东身边就是长征期间的事吧？”叶子龙思索了片刻说：“那还得从1935年年初的遵义会议谈起。在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领导权，直到遵义会议才当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三人指挥小组，负责军事。从此，扭转了刚刚撤出中央苏区时颓败险恶、老打败仗的局面。”

　　遵义会议刚结束，红军就取得了娄山关大捷，经过四渡赤水，巧袭金沙江，摆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达维桥，和红四方面军会合。本来两支队伍会师，红军的力量更壮大了。可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见自己人多势众，政治野心急剧膨胀，觊觎中共最高领导职位，同时反对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主张向川、康、藏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逃跑。

　　张国焘的主张遭到中共领导层大多数人的反对，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继续北进。8月底，毛泽东及中央机关率领的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的右路军，抵达四川巴西班佑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张国焘拒不向右路军靠拢，还暗中谋划分裂中央甚至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

　　当中央得悉张国焘的这一意图后，毛泽东随即与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紧急磋商，决定中央机关和原红一方面军人马连夜北行，脱离危险区域，避免红军内部冲突局面。那一段日子里，叶子龙正打摆子、发高烧，连夜开拔时别人把他扶上了马背，可在漆黑的夜间匆忙行走中，他晕晕乎乎地从马上摔了下来，掉在沟里，弄得满身泥水，爬起来后又跌跌撞撞地跟着走，十分狼狈。“经这么一折腾，我久病不愈的疟疾，竟奇迹般地消失了。”后来写党史的时候，有人认为叶剑英送电报是杜撰的情节，叶子龙感觉应是确有其事，他说：“否则我们怎么会连夜匆忙行动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新组红一方面军，叶子龙又回到了机要工作岗位，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机要股股长。那时毛泽东直接指挥着红一方面军，并一直随红一方面军行动，叶子龙也就到了他身边。当时毛泽东的参谋是黄有凤，实际从事的就是机要秘书的工作。

　　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决定向山西发展后，整个红一方面军随毛泽东东渡黄河，叶子龙自然也跟随而行。在山西作战3个月，歼灭国民党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红军扩军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并使进入陕西威胁陕北根据地的部分阎锡山军撤回山西。

　　也就是在山西作战期间，毛泽东感到机要股已经不适应战事和形势发展的需要了。因为股长的地位太低，不能直接和军事领导人接触，机要电文的发送还要转经几道，容易贻误战机或出现差错，所以他建议红一方面军机要股升格为机要科。于是叶子龙由机要股长升为机要科科长。

　　“那时我们的报务通讯用的是一种叫作‘豪密’的密码。这套密码的编制者，就是周恩来。他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时用的化名叫‘伍豪’，‘豪密’便因此而得名。”

　　机要股刚改机要科，叶子龙即收到一封急电，他还按老习惯，把电文交给毛泽东的参谋长黄有凤。可这次黄有凤没有接，而是笑着说：“你现在是机要科长了，应该自己把电报送给毛主席。”

　　叶子龙听黄有凤这么说，就自己把电报给毛泽东送去。他走到毛泽东的住房前喊了一声报告，就听见里面答应让他进去。他进门后，看到房间里只有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人。初次和毛泽东面对面在一起，而且毛泽东看了他半天不说话，使他更感到局促，把电报交出后，就准备马上退出去。

　　这时，毛泽东开口了。也许由于听出了叶子龙的湖南口音，所以问他是哪里人，叶子龙回答说是湖南浏阳人，毛泽东听后笑了，说：“我们还是老乡嘛。”就又和他拉了几句家常。那时叶子龙不认识贺子珍，毛泽东又给他们俩互做了介绍。从那以后，再发送电文，就无须过别人手，都由叶子龙亲送毛泽东了。

　　本来，毛泽东拥师东渡的意图，是在山西谋求发展，威胁北平。但取得一系列战果后，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匪”总司令，调集数路国民党军合击红军。此时河西的军事压力已经减轻，中央遂决定返回陕北拓展。

　　回撤时形势紧急，天上有飞机，地上有追兵。然而在红军集结渡河的三天三夜里，一直是云遮雾罩，飞机根本无法侦察红军的行踪，实施阻碍红军的行动。但红军一过黄河，顿时云开雾散。叶子龙回顾当时的情景说：“大家议论纷纷，都说是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保佑着红军。”

　　一进陕西的延川，红一方面军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几次到会讲话，批评红一方面军存在山头主义，说红一方面军的干部调不动。会上还决定成立红军大学，红一方面军的许多干部都调出来了，林彪出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就在这次会后，黄有凤调往红一方面军当机要科科长；而叶子龙调到中央军委担任机要科科长，从此正式来到毛泽东身边。

　　二. 毛泽东是中共文献记载中的第一位秘书

　　据叶子龙回忆，早期的中共领导人没有秘书。的确，笔者查阅了有关的资料，中共早期的秘书工作，是由中共领导人自己承担的。例如周恩来，就做过许多如今被列为秘书职责内的工作。

　　在中共文献记载里，“秘书”字样最早见于1923年4月，而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位秘书就是后来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时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的毛泽东，到在上海的中央工作了两个月，既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又兼任秘书，负责起草文件、处理文书、会议记录、保管档案等工作。

　　国共分裂后，武装斗争转为中共工作的中心。运筹指挥战事，均由军队领导人当机决断，指挥部里只有个别领导有参谋，但参谋的职责只是发转电文，相当于后来的机要秘书。遵义会议毛泽东取得中共军事最高领导者地位后，也没有配置秘书。

　　1936年夏秋，美国记者斯诺进入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在同他会面交谈时，一直由时任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吴亮平做翻译，兼干了一些秘书工作。但当斯诺离开陕北根据地后，吴亮平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

　　几乎与此同时，和宋子文、陈立夫委派的代表就停止内战进行谈判的周小舟，从南京来根据地汇报情况。毛泽东对这位年轻而才华横溢的老乡十分欣赏，随即要他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但不久就派他以毛泽东私人代表身份到新疆，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去了。1937年春他刚返回，旋又被毛泽东派往山西太原，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上述几位短暂地居于秘书位置的人物，并不曾经常在毛泽东的身边。而时任中央军委机要科科长的叶子龙，则因中共中央及军委与中共各地组织及前线各部队电报的频繁往来，天天和毛泽东打交道。

　　当时中央的电台收到的电报，均立即送到机要科译出，经誊抄由叶子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决定电文传阅的范围后，叶子龙再转交中央其他领导人。而中央及军委对各地或前线各部队有何指示，亦交予叶子龙，经机要科送给电台发出。

　　毛泽东在起草电文时，叶子龙通常就站在他的身边等候。有的电文短，等几十分钟或一个小时，就能拿走。有时电文比较长，也不太容易回复，叶子龙记得等三四个小时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据叶子龙回忆，西安事变前夜，中共曾收到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发来的密电。

　　说到西安事变，人们印象中张学良、杨虎城最早发出的电文，大概要算是12月12日张、杨的通电。这份通电提出八项政治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然而在　12月11日，叶子龙他们机要科还收到张、杨给中共发的一封密电。电报是用文言文写的，并不太长。收到后，因有两个关键字不解其意，叶子龙他们琢磨了半晌也没搞清整个电文内容。

　　从红军大学调到军委当秘书的童小鹏，和叶子龙住在同一个窑洞，和机要科的人员都很熟，是他们中公认的“秀才”。叶子龙就让童小鹏帮助翻译一下电文，可当时文化底子也不算很厚的童小鹏看了很久，依然没说出名堂。

　　叶子龙没办法，用同音字替代那两个字后，把抄好的电文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电报笑了，对叶子龙说：“要有好事了。”继而让他把电报送给其他中央领导人阅看。

　　第二天，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消息就传来了，叶子龙这才明白所谓好事指的是什么。不久，周恩来等前往西安，和平解决事变，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有些党史研究者认为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前夕得到密电的说法不甚可靠，然而作为直接负责机要工作的当事人叶子龙的回忆，还是应该记录一笔，以备再加仔细推敲的。1937年1月13日，叶子龙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往延安。毛泽东先是住在凤凰山麓的一个石窑洞中，这是座比较好的窑洞。后来张国焘来了，毛泽东就把这石窑洞让给了张国焘。叶子龙住的地方与毛泽东的住所相距不远。从此以后，作为中央军委机要科科长的叶子龙总是跟随毛泽东行动。

　　三. 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真实情况

　　8月20日，毛泽东前往洛川冯家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有名的洛川会议，叶子龙亦随同他前往。会议期间的一个黄昏，叶子龙独自散步，遇见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两位女性。

　　萧劲光把两位女性向叶子龙做了介绍：一位是他的夫人朱仲芷，一位是刚刚从上海来根据地的电影演员江青。那是江青初入陕北根据地，也是叶子龙第一次见江青。

　　关于江青到延安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情形，世间有种种传闻，在叶永烈所著的《江青传》中，把几种有代表性的记载都罗列了出来：

　　一是江青在到延安的第二天，随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徐明清及其丈夫王观澜见的毛泽东。叶文说徐明清比江青晚到延安一个多月，不可能在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天带她见毛泽东。

　　二是徐铸成《萧桂英进宫》一文中所说，毛泽东看江青演《打渔杀家》，注意到江青，江青感觉到了，主动找康生，要求他引见。

　　三是王明从莫斯科到延安的欢迎晚会上，江青出演《被糟蹋了的人》，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叶永烈考证该剧编剧崔嵬此时未到延安，否定了此说。

　　四是翟椿林回忆，在一次文艺演出时，江青主演京剧《打渔杀家》，节目结束时，毛泽东等到后台慰问演员，江青主动上前和毛泽东握手，并亲切交谈。

　　五是引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所著《江青秘传》，说江青在延安中央党校听毛泽东作报告时，故意搔首弄姿引起毛泽东的注意，随后给毛泽东写信，提出问题请求领袖指教。

　　不知何故，叶永烈没有引朱仲丽另外一部书《女皇梦》中的叙述。朱仲丽在这部书中提到她的表姐，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的夫人，江青同她一起从洛川进入延安，并在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带江青看望了毛泽东。她们和毛泽东在院子里谈了一会儿，便告辞出来。

　　朱仲丽是否有一位身为中共高级干部夫人的表姐不得而知，但她确有一位曾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萧劲光夫人的姐姐。叶子龙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恰恰在洛川，而且江青恰恰是和朱仲丽的姐姐朱仲芷在一起。

　　据叶子龙回忆：洛川会议结束，返回延安的第二天，萧劲光夫人朱仲芷就带江青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是在他住的窑洞外面见的江青，所以叶子龙看到了他们交谈的情景。

　　朱仲丽《女皇梦》一书人物的真实姓名，大都通过谐音或义近的方式改换了，有些人物间的真实关系也被模糊或改动。在书中，朱仲丽对她表姐如何与江青从洛川到延安，江青如何央求她表姐带她见毛泽东的过程描述得相当详尽，且多处与叶子龙关于朱仲芷的回忆相吻合。因此笔者推测朱仲丽笔下的表姐，实为其亲姐姐，那么，叶子龙的回忆是比较可靠的。江青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情况，也随之清晰了。

　　1937年年底，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王明从苏联回国，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康生、陈云。他们还带来一部电台，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苏联人。同来的还有一位姓金的朝鲜人，他被指派给毛泽东当参谋。

　　王明到来不久，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个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的胜利呢？》的报告，批评洛川会议以来中央的正确路线，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否定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由于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因而迷惑蒙蔽了一些人，使其错误意见一度占了上风，并在党内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肃清右倾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更好地领导抗日战争。

　　会议期间，中共在各地的领导、各军的将领们大都来到了延安。会议结束后的一天，贺龙对毛泽东说：“你还不请我们吃饭？”“哦，为什么要请你们吃饭？”“你结婚了，还不该请吃饭吗？”“好！我请你们吃。”毛泽东叫来了叶子龙，说：“你给我们办两桌饭。”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叶子龙这个机要科科长就兼任了部分生活秘书的职责。有一段时间，叶子龙病了，住到了延安城里，毛泽东身边没了人，感到很不方便，当叶子龙病好后，立即把他调回身边。叶子龙听了毛泽东的吩咐，当晚就办了两桌饭菜，请了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贺龙、王若飞等人。王若飞喝得有些醉意，一个劲儿骂机会主义。

　　几天后，叶子龙又替毛泽东承办了几桌饭菜，请上次未请的人。这次来的人更多，张闻天、李富春、滕代远等也来了。这一次把叶子龙忙得够呛，准备饭菜，组织车子接送？？还碰上了敌机来轰炸。

　　朱仲丽在《女皇梦》书中，将毛泽东请客一事说成是江青逼迫的，与叶子龙的回忆有很大的差异。另外，叶永烈根据第二次毛泽东请客吃饭的参加者徐明清的回忆，将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日子确定在第二次吃饭的1938年11月20日，看来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吃饭在结婚之后，并非与结婚同时；如果要以吃饭为结婚标志，似乎也不该以第二次请客吃饭为结婚日，况且徐明清本人也说结婚约在吃饭前后，并未以其吃饭那日为结婚日。

　　敌机轰炸后，中共中央就搬了家，据说是第二次参加吃饭的滕代远建议的，他认为凤凰山不安全，而杨家岭情况好些。于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毛泽东和江青住了三间窑洞，王明住在他们后面的一排窑洞。请客之后，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一事才为人所知。在这之前，叶子龙也说不清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究竟应从哪一天算起，因为他恰巧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三个月。

　　1939年，叶子龙收到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从江苏发来的电报，说是江苏、上海方面的一些共产党员，听闻毛泽东与曾是上海电影演员的蓝苹结婚，认为很不合适。他们反映，蓝苹的情况比较复杂，曾经被捕，亦因婚姻不严肃搞得沸沸扬扬，请毛泽东慎重考虑。

　　关于项英的电报，笔者在一些文章和书籍中看到过几种说法：

　　一是当事人之一杨帆的回忆，他说项英曾向他问及江青的情况，他告诉项英江青被捕过，是否变节不清楚，但讲了对江青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的看法。项英要他写个材料，还让他“拟了一份电报给延安的康生”，项英在电文后加了“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一语。

　　一是黄子云在1995年1月《党史博览》发表的《“幸有寸心如火炽”》文章中的叙述。黄文说1939年，任新四军军部秘书的杨帆，向新四军政委项英反映了江青“在上海的劣迹”：“通过无线电波，反映江青劣迹的这份材料很快地到了延安。可惜这份材料没有直接落到毛泽东或是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手里，而是落到康生的手里。康生收到这电文的次日，将原文给江青看了，而且把电文扣了下来。”

　　由于决定给延安发电的项英于皖南事变中牺牲，电报是否直接发给康生无法确定。但叶子龙收到的电报并非发给康生的，否则他不应该先将电报直接送给毛泽东。叶子龙回忆说：“电报是我送交毛泽东的，所以记得电文的内容。毛泽东看了电报对我说，江青的情况康生都了解，如果有问题他就会告诉我了，可他并没有说什么，可见没有什么问题，不必大惊小怪。就让我把电报拿回来了。”

　　同样的电报既发给中央，又发给康生个人，似乎不太可能。如果项英只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按正常程序，应该如叶子龙所说，由叶先送毛泽东，而不可能直接落入康生手里，并由他拿给江青看，又私自扣了下来。根据黄文的叙述，毛泽东显然不可能知道项英来电报一事，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事实是毛泽东首先看到了项英的电报，但他相信了康生有关江青情况的汇报，所以没有以此为意；至于他事后是否又因此询问过康生，就不得而知了。

　　七. 朝鲜战争和高岗事件的一些细节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远东的空军、海军，支援南朝鲜李承晚的军队。第三天，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指责北朝鲜南侵的决议案，直接介入朝鲜战争。9月中，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后，形势明显地不利于北朝鲜。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相朴宪永带来了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亲笔信。朝鲜希望得到来自苏联和中国的有力支援，中、苏亦就抗美援朝之事进行过多次磋商。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出兵朝鲜，意味着直接同美军对垒，事关千百万人的生命。打不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会丢了江山。斯大林认为中国当时没有出兵的能力。中共高层对是否出兵也有分歧。

　　10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反复研究、权衡利弊后，毛泽东拍板出兵入朝作战。

　　11月8日，中国政府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下，渡过了鸭绿江，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毛泽东把他寄以厚望的长子毛岸英也送上了前线。毛泽东送儿子上死神觊觎的战场，固然有对之多予磨炼的意愿，但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的思想。他就是这样，在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岁月里，他从没为自己的亲人子弟谋取过什么福利。

　　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除了做俄语翻译外，还担任机要秘书，同叶子龙原来的角色差不多。中共中央给志愿军的重要电文，都是由他接收、译出、转交的；志愿军总部发回国内的重要电文，也是经他手发出的。

　　然而，刚刚入朝一个多月，志愿军总部就遭到敌机轰炸。叶子龙说他听到的消息是，别人都躲避起来了，可年轻气盛的毛岸英非要返回去取个东西，结果一颗燃烧弹落在指挥部，他被烧死在里面。

　　毛岸英牺牲后，彭德怀立即给党中央、毛泽东发来了电报。罗光禄、高智把电文交给叶子龙时，叶子龙感到十分震惊，拿不定主意是否直接交给毛泽东。于是他拿着电报先找到周恩来，请示如何处置。周恩来要他暂不要交给毛泽东，这样瞒了一段时间，没向毛泽东透露。

　　但是隔了一段，彭德怀来了一份关于在朝作战的重要电报，使叶子龙感到无法再对毛泽东隐瞒岸英牺牲的事情了。彭德怀的电文说：前次电文机要秘书译电有误，因而要求中央对作战重新给予指示。译错电文，属重大失误，因此必须向毛泽东解释。叶子龙又向周恩来请示，如若毛泽东询问如何回答。周恩来说：“告诉毛泽东此时的机要秘书已经不是岸英了，同时把岸英牺牲的消息也告诉他吧。”

　　叶子龙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当时房间里只有毛泽东和叶子龙两人。毛泽东听后久久没有说话，叶子龙也不知说些什么好，静静地站了近20分钟，他听到毛泽东自言自语：“打仗嘛，怎么会没有伤亡呢？”听毛泽东这么说，叶子龙连忙从房间里退出来了。

　　“当时只有您和毛泽东两个人吗？”“只有我们两人。”“可我在李银桥的许多种回忆中都看到说当时还有江青和他在场。他说毛泽东手颤抖着点燃了一支香烟，眼圈也红了。”“那不对，他们都不在。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江青来到我这里流了一阵眼泪，可能是毛泽东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她了，可她同岸英的关系一直不怎么样。”

　　“这就是说，只有您一个人目睹了毛泽东以极其坚强的意志，忍受了得知爱子牺牲噩耗时悲痛的场面？”“是的。在他身边工作过的战士牺牲，骑过的马死了？？他都会很难过，何况爱子。我们听到噩耗都很难过，他的内心能平静吗？可他硬是没有流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岸英的遗体被埋葬在朝鲜。我想任何一个了解此事经过的人，都不能不对毛泽东的胸怀、意志肃然起敬。”

　　这些年来，回忆毛泽东的书籍出版了不少，许多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在这类书籍中被称为毛泽东的秘书。于是笔者向叶子龙询问：“毛泽东究竟有过多少秘书？”

　　“能称作毛泽东的秘书的，严格地说一个也没有，因为我们党没有某一个人的秘书。”“那么人们常说的毛泽东的五大秘书呢？”“五大秘书是　1953年由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的，为此还下发了正式的文件。”

　　“是不是1953年秋季，毛泽东从北戴河避暑回来之后，当时任命的有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笔者又问。“是这样排列的，但任命写得很清楚，我们是中共中央主席秘书，而不是毛泽东的秘书。人们还不知任命过程中的细节。最初，毛泽东提名的只有四个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我。周恩来接着提议加进江青，中央同意了，所以文件下发时就成了五个。”

　　“那么，其他也被称为毛泽东秘书的人呢？”“他们是中共中央主席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人们也称他们为秘书。”“是不是徐亚夫、罗光禄、高智、林克等人？”“是的。”“您的意思是人们习惯把你们都称为毛泽东的秘书，这也没什么不可，但严格地讲不够规范？”“是的。”

　　说到这些人，笔者想起了一件与他们相关的事。在前两年行销一时的由张聂尔写的《中国第一人毛泽东》一书中，写到高智曾告诉作者，1958年11月，毛泽东突然对他说不想当国家主席了，高智听后十分吃惊。张聂尔接着列出毛泽东生出不当国家主席念头的种种说法，两次提及“大跃进”出了乱子，最后的点睛之笔是毛泽东的意念“发生在大跃进之后，不可说只是偶然的巧合吧”？

　　毛泽东究竟何时生出不当国家主席的意念，是不是因为“大跃进”的失误，他才想到要辞去国家主席，这是事关毛泽东生平的一个重要片段。而据笔者看到的材料，早在这年春，中共已经向苏联、东欧就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之事打招呼了；刚刚入夏，又向西欧吹风。毛泽东此念的形成，无疑要更早些，而那时“大跃进”刚刚提出，其间的失误尚未被实践证明。笔者因此专门询问了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年、侧重于国际政治问题的秘书林克。他告诉笔者据他的记忆，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就提出了。林克说当时听了感到十分突然，摸不透毛泽东内心究竟是怎么考虑的。因为当时共产党国家的元首都是由党的最高领袖担当的，而且没有人在生前主动退出。他曾就此与田家英交谈过，田家英也说不清毛泽东为何提出这一动议。

　　当笔者把上述情况对叶子龙讲后，他未加丝毫迟疑地说：“他们讲的都晚得多了，我听到毛泽东说不想当国家主席，是在1953年。这一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几天后，毛泽东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在返回的路上，车子行到长安街府右街口时，毛泽东突然说他不想再任国家主席了，想尽早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

　　“他当时就这个话题还说了什么没有？”“没有。因为向来是毛泽东给我们指示，我们就照着去做，我们从不打听什么，问什么。毛泽东当时虽然那么说了两句，但我感到他并没有要和我谈论此事的意思，我就没答腔。后来较长时间里，他也没再提此事。”此外，薄一波曾回忆说，他于1956年也听到毛泽东亲口说不当国家主席。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毛泽东不想当国家主席的念头，他提出此议时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恐怕我们只能做多方推测了。但诸种推测中关于因为“大跃进”搞糟了，所以毛泽东决定退下来之说，则无疑应被排除在外。

　　1955年，叶子龙在离家20年后，第一次重返故里。也是在这一年，中共党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揭露批判了高岗、饶漱石。

　　早在1953年夏秋之际，高岗串通饶漱石积极活动，企图拱倒刘少奇，使自己成为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的唯一助手。当时不知是经过何人授权，安子文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人选名单。饶漱石拿到名单后，四处散布，说是刘少奇授意的，刘有个组织“圈圈”。叶子龙也看到了那份名单。

　　高岗、饶漱石的不正常活动引起中共许多负责同志的警觉，并向中央反映，毛泽东也有所察觉。他在那年12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对高、饶提出了警告。然而高、饶执迷不悟。毛泽东遂建议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批判高、饶。

　　笔者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是高岗夫人说当年高岗事件中间有些误会，便向叶子龙打听有关情况。叶子龙说：“我记得很清楚，毛泽东当时跟我讲过：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要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可在开会期间，高岗开枪自杀。一开枪，矛盾性质就变了，毛泽东不理他了。结果，他在8月，又服安眠药自杀。”

　　195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就在这之后，叶子龙随毛泽东去了广东。从广东返回时，叶子龙回了一趟湖南浏阳老家。

　　毛泽东从他的稿费中拿出300元钱，给叶子龙做探亲补贴。桑梓的乡亲见到久别的故人，分外热情。他们向叶子龙介绍了家乡的变化，诉说了眼下稼穑和生活的情形，使叶子龙对农村的变迁生出良多感触。

　　回到北京后，叶子龙把在家乡的所见所闻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看出，毛泽东对他讲的内容很感兴趣。从那以后，毛泽东身边的人再回家探亲，毛泽东便嘱咐他们要兼搞调查研究，渐渐地形成了制度。康一民、李银桥、孙勇等回家，毛泽东都要他们去做调查，而且每次毛泽东都要从他的稿费里拿出一部分钱，给搞调查的人。

　　重视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在他青年时期，在井冈山时期，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年都要到各地走一走。后来，中央从保证领袖的安全出发，制定了一些保安规章，使得他接近群众不像当年那么方便了，但他还是千方百计设法听取到来自最基层、来自最普通的群众的声音。让身边的人利用回家探亲时，兼搞调查研究并向他汇报，就是一个新渠道。

　　1960年毛泽东67岁寿辰前夕，他把身边工作的九位同志召到一起，共进午餐。他随兴致所至，追溯起早期从事革命的历历往事，道出了他之所以注重调查研究最深厚的根由。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基于多年的与社会底层的接触和调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因而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依靠力量，有了清晰的认识；并目睹了因不了解中国国情、缺乏清晰认识导致的右倾路线给中共带来的血的教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同样是基于调查研究，毛泽东形成了正确的中国革命方式、道路、战略观；并再次感受到因对中国革命环境和现状隔膜而几度出现的“左倾”路线，使中共蒙受的惨重损失。

　　然而毛泽东的正确认识，却受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人的打击和压制，被撤了职，“两三年一个鬼都不上门”，还被戴上许多帽子。他们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城市里才能出马列主义。而毛泽东认为他恰恰是因为从城市走进了山沟、乡村，多了一番调查研究，才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之途。听了毛泽东的回顾，叶子龙更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把调查研究看得那么重，以至提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论点。

　　那顿饭吃了两个小时，主要是听毛泽东抚今追昔。饭吃完了，可毛泽东的心情却没有平静。当晚，毛泽东又给参加吃饭的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全都下到基层去，说是锻炼，但同时要他们每周写文字汇报，3个月后回京当面汇报，反映情况。这也就等于了解民情，调查研究。

　　“那么您下去了吗？”“当然下去了。我去的是许昌地区，虽说还不是最艰苦、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但生活依然相当艰苦。吃的是棒子面、红薯叶子掺和在一起的窝头或饼子，就这还吃不饱，刚3个月，我的皮带就缩进去五5个眼，差不多有5寸。”

　　每天与社员同劳动，种庄稼、施肥，自己砍柴、做饭。这样的生活，使叶子龙常常回忆起转战陕北，和毛泽东一起吃黑豆，甚至吃马料的艰苦岁月。这种锻炼、这种了解民情的方式，对党和政府那些日常坐机关的干部来说，实在是十分有益的。

　　八.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不让录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在全国各地巡视，每年在京、在外的时间几乎各占一半。最初，为了保证新生政权最高领袖的绝对安全，毛泽东每次出行都由有关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陪同。

　　如果是乘火车的话，铁道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如果是乘飞机的话，空军司令、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如果是乘军舰的话，海军司令、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然而毛泽东每次出行的时间不等，有时时间较长。有些部门、军种的第一把手，不可能长时间脱离工作岗位，后来就逐渐降格了，由副部长、副司令员陪同。再往后，有时连副的也不一定陪了。

　　叶子龙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陪毛泽东出行多一些，后来也不是每次必陪了，但逢有重大会议或比较重要的外出，叶子龙还是要一同前往的。很多时候，毛泽东想上什么地方去，会亲自指示让叶子龙先去看一看，或布置一番，在外地定下活动日程，也由叶子龙同各方面联系、安排。

　　例如，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那是1957年底，隆冬时节，北方天寒地冻。毛泽东要我先到南方转一转，说是看看各处的房子，以便安排开会。我就到浙江的杭州、云南的昆明、广西的南宁等地转了一圈。在南宁，发现也有可用于开会的房子，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决定在南方开会，南宁也是一个开会地点。”

　　这样，叶子龙又为在南宁开会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当时南宁没有暖气，可若逢阴雨天，室内还挺冷，叶子龙就同上海方面联系，从那里弄来了电水暖器。

　　笔者从一些材料和书籍中了解到，那次南宁会议气氛比较紧张。从1957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就对1956年中共部分领导人提出的反对经济冒进的意见展开批评。12月在杭州、上海等地开会时，指名道姓批评了周恩来等人。到南宁后，更把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

　　在南宁会议上，印发了22份参考文件。其中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报告中反冒进的部分言论，《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的社论，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都是作为供批评反冒进的材料用的。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几次讲话，在听汇报时几次插话，都是批评反冒进的，且言词激烈。

　　据有关记载，毛泽东对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非常欣赏，视为反冒进的鲜明对照。甚至拿着该文质问周恩来，能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周恩来回答写不出来后，毛泽东进一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种情况自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内，似乎还是第一次。

　　叶子龙回忆说：“由于毛泽东批评了好几位领导人，而且话说得很不客气，南宁会议的气氛的确显得紧张。以往开会期间，为了松弛、调节一下，时常安排一些活动，跳跳舞。可这次大家会上会下都不怎么说话，舞厅也没有人去了。”

　　笔者听说也是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对会议录音发了一通火，不许录音，就问叶子龙是否确有其事。“是有那么回事，本来录音的工作都布置好了，线也拉好了。毛泽东生气后，赶快全撤了。”

　　说到录音的事，笔者想起“文革”期间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有几位所谓“黑帮”的罪名之一就是对毛泽东搞“窃听”。“文革”后是非得到澄清，所谓窃听，实际上就是正常的录音，但没有事先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文革”期间，很多人以“窃听”的罪名挨了整。经笔者向部分知情人询问，得知之所以有人能利用此事做文章，是毛泽东确实因录音而发过火。那是1961年，毛泽东出巡南方，在湖南时，他发现自己这一行人中有机要室负责会议录音的人员，就面露不悦。

　　当他问汪东兴是谁让带录音人员时，汪东兴未向毛泽东说明录音人员是他打招呼带的，他没做周详的解释，结果毛泽东勃然说道：查一查人是谁派的，谁派的就开除他的党籍。电话打到北京中央书记处，是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接的。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经书记处讨论决定：今后开会不再进行录音，并将以往的录音全部销毁，只留下极少部分内容涉及党内一些未做定论问题的录音材料。很多了解内情的老人，都觉得这样处理非常可惜，损失了我党许多珍贵资料。“文革”期间不少人还因这被演绎成的“窃听”事件，蒙受迫害。

　　如果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人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因录音而发火了。毛泽东很长时间一直对录音和做记录不太习惯。不光是毛泽东，还有许多中央或地方高级领导都对此不习惯。有时开会发言，搞录音的同志把麦克风放到他们面前，他们就毫不客气地将麦克风推到一边去。

　　叶子龙说：“我是1956年在山东，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对录音流露不满的。1958年南宁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出不扩音、不录音。1959年在杭州开会，毛泽东一上来就讲：这次谈苏联问题，不做记录。柯庆施布置后告诉毛泽东，没有安排记录人员到会。毛泽东顺嘴说了一句：不光有用笔记的，还有用电记的呢。”

　　那么，中央开会做记录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初这样做时，毛泽东是如何表态的呢？叶子龙说他也搞不清楚，虽说这些事情后来都归他领导的机要室管，但在延安、在解放战争后期，却并非由他负责。自从陈伯达、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后，中央开会，毛泽东的讲话有时就由他们做记录；有时江青也做记录。显然那时还没有固定的、专职的记录班子。

　　据一些机要室的长辈们回忆，他们从事会议记录工作大约是在西柏坡时期，采用速记的方式记录，这项工作属中央秘书处管，当时的处长是曾三，副处长有裴桐、王仲山、王凯。用器材记录，则是在进北京之后了，许多人回忆是始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器材录音最初是由广播事业局负责的，后来才归机要室。那时如果开会需要录音，有关负责人就会通知广播事业局派人到会录音。录好后，将磁带交给中央办公厅。

　　笔者问叶子龙：“对做记录一事，中央是否作过明确的决定，或者要求？”叶子龙说：“我对毛泽东是否专门就此作过什么指示没有印象。尽管毛泽东对记录、录音有时流露不满，但除了个别场合提议不记录、录音外，并未正式决定取消录音和记录。所以，负责记录和录音工作的人员，每当接到开会的通知，就前往会场录音、记录。直到湖南那次会议，毛泽东对录音之事发火了，书记处作出正式决定，才停止了录音。”

　　九. 毛泽东发火：“叶子龙，当心你的党票子！”

　　“您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年头最长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想来也是对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导人、中央政府和各地高层负责人接触场面目睹最多的人之一，您能谈谈他们过往的一些情景吗？”

　　“他们的过往主要是工作性质的，而当他们谈论工作时，我多数不在他们身边逗留。毛泽东的活动、与人交往，几乎没有能同公务截然分离的。例如　1960年他生日前夕的聚餐，本应是轻轻松松地吃饭，结果他滔滔不绝还是谈与工作相关的问题。”

　　“我想问一句，您是否看到过这样的场面，当毛泽东谈了自己的主张后，有些领导人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认真听他们充分陈述己见，最后放弃自己主张的情况？”“我刚才说过，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共商政事的时候，我很少在场。你说的这种情形也许发生过，但我没有见到过。我见到的情况不多，但一般都是，毛泽东说了自己的主张后，基本上就定下来了，没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是不是有时对自己的观点、主张、看法很执拗，不会轻易改变？”“这很难做定论，毛泽东有时很能采纳别人的合理建议，但确实也有很固执的时候。我记得大约是在　50年代后半期吧，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表扬了外交部，而对当时军队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军队‘黑了半边天’。此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又开常委会，毛泽东决定不邀聂荣臻列席。我想聂荣臻从50年代初就代表军队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不同意他列席只是暂时的，后来几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我仍然把聂荣臻列入通知到会的名单中，可毛泽东却几次把聂荣臻的名字从名单上勾掉了。”

　　因游泳之事跟罗瑞卿怄气，很能说明问题。那是1956年初夏，毛泽东突然生出要游长江的念头。当时，罗瑞卿、王首道、汪东兴都坚决反对，认为游长江水流急，有旋涡，太危险，特别是罗瑞卿反复申明不能冒这个风险。

　　游泳的好兴致遭到阻止，毛泽东烦躁地对罗瑞卿说：“你不让我游泳，无非就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罗瑞卿不安地解释说：“保证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所以我不能让您冒一点风险。”但毛泽东坚持要游，罗瑞卿没招了，说：“那这事得向中央请示汇报后，才能决定！”毛泽东也来脾气了，说：“你向谁请示汇报？中央主席就是我！”

　　由于毛泽东坚持，只好派人先去探探水的情况，最后确认没有危险，才让毛泽东游了长江。泳游了，可毛泽东的气却没全消，他对罗瑞卿说：“有什么危险？是你不懂水性！所以不敢游！泳都不会游的人，还能指挥军队？”毛泽东这一激，罗瑞卿后来还真把游泳给学会了。

　　可此后好长时间，毛泽东看到罗瑞卿都不同他打招呼。又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又说了罗瑞卿。因此后来叶子龙几次邀罗瑞卿一起去见毛泽东，罗瑞卿总说怕毛泽东生气推脱了。

　　约摸过了半年多，叶子龙对毛泽东说：“罗部长经常通过我问候您的生活情况，他一直很关心您。”毛泽东听了说：“那让他来见见面吧。”于是，叶子龙就请来了罗瑞卿。他们见了面，一起吃了顿面条，这场不愉快也烟消云散。

　　“请恕我冒昧，我想问一下，毛泽东是否也跟您发过火呢？”

　　“在毛泽东身边二十余年，毛泽东跟我发火印象深的有那么几次。一次是前面讲过的关于东北来电的事；还有刚到北平在颐和园发火，当然那次在场的人较多，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毛泽东有时很严厉，但并不一定发火，可这种严厉比发火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例如，毛泽东有一次对我说：‘叶子龙，你要当心你的党票子！’”

　　“毛泽东怎么会突然对您这么说呢？您能否详细讲一讲？”

　　“那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庐山会议前夕，我的身体不太好，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因此在南行前，毛泽东对我说：你的身体不好，庐山开会就不要去了。”

　　正由于此，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叶子龙留在了北京，没有上山。当时的许多人都没有料到，庐山会议会自反“左”始，而以批右终。从庐山回北京后，罗瑞卿告诉叶子龙，要将彭德怀的警卫班调开，怕出事情。但过了一段时间，又调回来了。

　　接着，就是中央机关和军队开会，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要叶子龙去听会，听完向他汇报。可听了两次，毛泽东并没向他询问。而叶子龙因为没有参加庐山会议，对当时的情况不了解，见毛泽东没询问，就不太重视此事了，后来的会议就没去听。

　　偏偏在几次后，毛泽东突然向叶子龙问起听会的情况，叶子龙讲不出，只好如实说没去。毛泽东质问他为什么不去，叶子龙自然说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毛泽东随即说：“叶子龙，你要当心你的党票子！”使叶子龙感到问题很严重。

　　“据您所知，中央各部门或地方的领导人，同时也包括您自己，有时在受到毛泽东很重的批评时，是否会感到委屈，想不通，或者有些抵触情绪？”

　　“没有，我觉得当时我们大家都是习惯于从自己这方面找原因。”

　　“这就是说大家对毛泽东的批评，都很服气？”

　　“谁会不服气呢？毛泽东的威信太高了，大家对他太尊重了。因为我们这些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都看到了这样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每当毛泽东处于受排斥的地位，军事斗争就受挫败，武装力量就被削弱，党和军队的生存就岌岌可危；而反之则相反，就会转危为安，就会由弱变强，就会充满信心地感到岌岌可危的是我们的敌人。从大革命，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战，到解放战争，这一点，被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谁会怀疑毛泽东会领错路呢？”

　　毛泽东确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伟人，是这一时代中华民族精神、意志、情感和文化的化身，他的历史功绩是不会因时间的推移和某些思潮的冲刷而消逝，也不会因他曾有缺点甚至巨大的政治失误而褪色，这就是人们至今仍然缅怀和纪念他的深层原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因此放弃对他的过失的深刻反省。

第九章 五进中南海的医疗保健总管

　　十一. 胡耀邦对王敏清说：我不是心脏病，我是胃部疼痛

　　1989年，实在是个不寻常的多事之秋，而且几件事都出乎意料。班禅副委员长辞世没过多久，又一位精力充沛身体一直很好的中央领导人骤发病变，他就是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而王敏清则又一次成为现场抢救的组织指挥者。

　　“快叫医生！”周围的同志们说。

　　怀仁堂的多部电话机同时拨通，三部警卫车同时开动，以最快的速度去接医生。

　　这时，胡耀邦双眼紧闭，已经不能说话。大家万分着急，慌乱中有人问了一句：“谁带了保险盒？”恰好江泽民随身带了，就给胡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后来，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

　　不到10分钟，中南海保健处的医护人员赶到。又过了5分钟，北京医院的医生带着全套急救设备赶来，临时抬来一张床，就地开始了对胡耀邦的抢救工作。

　　根据医生的意见，胡耀邦的身体不允许移动。因此，政治局会议挪到其他会议室开，温家宝和中办副主任杨德中留在怀仁堂现场照料。怀仁堂成了抢救胡耀邦的临时病房。

　　为了抢救胡耀邦，北京医院的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专家们经过会诊，确定胡耀邦患的是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源性休克及心率失常、阵发性心房扑动、房室传导障碍。经他们全力抢救，胡耀邦的病情稍有稳定。

　　下午4点20分，专家们认为胡耀邦病情初步稳定下来，可以上救护车。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

　　据王敏清回忆，4月8日中午大约12点15分左右，他正在卫生部保健局办公室吃中饭，突然接到电话，说胡耀邦在怀仁堂开会时病倒，要他立即赶到现场。电话究竟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打的还是中南海保健处打的，因当时很匆忙，他也没有注意这一细节。按正常情况，如果保健局局长在北京，当胡耀邦出现危急病状，应该在第一时间通知中央保健局长，由保健局局长亲自部署抢救，不可能在抢救了几个小时之后，才得到通报。

　　他放下电话，立即丢下碗筷，叫来中央保健局的车就直奔中南海。当时中央保健局有一部最高级的轿车，装有车载电话，就是供这种紧急情况时使用的。王敏清在车上给北京医院打电话，要他们派医生紧急赶往中南海怀仁堂。北京医院方面告诉王敏清，救护车和医生已经从医院出发。

　　当王敏清下车走进怀仁堂时，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原来也曾在中南海里当过保健大夫的钱贻简，已经在他到达之前赶到这里。此刻在怀仁堂后面的一个小厅，胡耀邦躺在担架床上，一面输着液，一面做心电图等检查。

　　当时情况紧急，胡耀邦面色苍白，闭着眼睛，显得非常痛苦。钱贻简见到王敏清过来，指着心电图的显示悄声对王敏清说，胡耀邦的心脏有问题。按照通常的惯例，当患者患的是相当严重的病症或绝症时，例如心肌梗塞、癌症等，不能把病情直接告诉病人，只能悄悄地告知患者的家属。因为考虑到他和王敏清说话胡耀邦可能听到，所以他才指着心电图含混地说胡耀邦“心脏有问题”。

　　谁知胡耀邦听到了钱贻简的话，马上睁开眼睛说：“不对，我不是心脏病，我的胃部疼痛，是胃病。”显然，胡耀邦此刻处于清醒的状态，他说这话时，流露出对医生判断的不信服，情绪也有些躁动。

　　此刻王敏清通过观看心电图，已经注意到分明地显示着心肌梗塞的线象。他用很严肃、很郑重的口吻地对胡耀邦说：“您确实是心脏病，是心肌梗塞，而且很重，需要住院治疗。”王敏清说他和胡耀邦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父亲和胡耀邦在延安时期就相识，自己在担任中央保健局局长后以及在自己父亲的平反问题上与胡耀邦有多次接触，相互间已经很熟悉。他知道胡耀邦的脾气跟自己父亲差不多，耿直爽快、忘我奉公。同时也了解胡耀邦一向自以为身体不错，平时不太注意休息，也不太在意医生的劝告，经常违背医嘱连续紧张工作。正是鉴于对胡耀邦性格习性的了解，王敏清感到倘若不把问题的严重性向他挑明，就不可能引起他的重视，遵照医嘱配合治疗。因此，王敏清一变通常不向患者透露病情严重信息的做法，一反常态地向胡耀邦挑明了实情。

　　胡耀邦坚信自己是胃病，连医生的话都怀疑，自以为是胃病，他怎么可能像“最后”一文中写的那样，吃下江泽民随身带的硝酸甘油片，并嗅亚硝酸异戊脂？而且在中央领导人开会的场合，这些领导人们会在不待医生出现、诊断就自己掏药给患者吃的情景，是不可能发生的，吃出了问题谁负责？这样描写实在是一种主观臆想。“最后”一文还写道：“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王敏清说他在现场组织抢救，根本就没人提到曾经给胡耀邦吃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一事，那位做出“起了很好的作用”结论的医生不知究竟是哪一位，又究竟据何得出如是结论？

　　听王敏清出语很重，又见他神态严峻，胡耀邦大概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遂安静了下来，轻声问道：“住哪个医院？”

　　王敏清想：北京医院一直是负责中央党政领导人医疗诊治的医院；且今来现场急救的也是北京医院的专家钱贻简，他已经在进行检查和治疗工作了，不宜再换医院、换人，否则，辗转交接，再检查介绍病情将会延误治疗，就说道：“要住院就住北京医院。”

　　胡耀邦听罢，又闭上眼睛，未再做声，显然是认可了。王敏清又对他说：“您现在需要安静，待到血压好转后，再送您去医院。”就这样一边诊治，一边观察，直到下午4点左右，血压好转，病情稍显稳定，才将胡耀邦抬上车，送往北京医院。

　　对“最后”一文中有关“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的文字，王敏清说：“急症抢救现场，完全由医生根据病情做决断，哪有跟家属商量的？医疗救治的事医生和家属商量，这医生是干什么吃的？而且当时胡耀邦的家属根本不在现场，他的孩子们更不在北京，跟哪位家属商量？”

　　另外，王敏清说：“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在抢救现场的医生，只有北京医院的、中南海保健处的和我这个中央保健局的，再没有别的单位的。我可以负责地说，‘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的说法是根本就没有的事。对此，除了我之外，当时在场的钱贻简大夫也可以作证。”

　　王敏清跟着胡耀邦乘的救护车一起到了北京医院。他亲自把胡耀邦送进了病房，并和医院方面共同做了安顿医护的部署。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他又在胡耀邦的病房逗留到临近晚上7点，才离开医院。

　　在此后的4月9日、10日，王敏清都到北京医院去看望胡耀邦，了解病情。他说通常的情况下，病人在医院安顿好了，是不需要中央保健局长一而再地到病房去看的，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不同一般，况且胡耀邦的孩子当时不在北京，所以他一定要亲自到病房看望。

　　心肌梗塞抢救过来后，连续3天病情处于稳定，按说短期内就没什么危险了。3天后，王敏清因有公务离开了北京前往广东、海南出差。然而就在4月16日晚，正在海南的王敏清从广播中收听到胡耀邦于15日不幸逝世的噩耗。

　　听着广播，王敏清感到非常的震惊和突然。在他的印象里，胡耀邦是那样的精力充沛、富有活力。在此次抢救之前，王敏清就从未听说他住院治疗过什么病症。特别是在王敏清离京时，他病情似乎已经稳定，不存在什么危险了，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

　　王敏清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立刻购买机票，赶回了北京。到京后，他随即去北京医院了解胡耀邦逝世的情况，医生们告诉他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没能绝对地卧床静养。这和胡耀邦的性情习惯有关，他不容易静下来。心肌梗塞患者，下床走动，大便用力，甚至在床上翻身用力，都可能发生意外。所以，医生们要求他大、小便不要下床。但胡耀邦总想下床，特别是他对在床上由别人帮助解手极度不习惯，非要上卫生间大、小便，结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4月21日，王敏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研究胡耀邦治丧活动问题的会议。在那些日子里，王敏清的心情十分沉重：对自己熟悉和敬重的父执胡耀邦，本应替代他不在北京的孩子们更多地在他身边守候，可自己偏偏因事外出了。王敏清后悔得无以复加。

　　当胡耀邦遗体化妆完毕，进行火化之前，王敏清专门来到北京医院的太平间，久久伫立在胡耀邦遗体旁，阵阵哀思涌过心头。在他的家中，笔者看到那张他和化妆师俯身在胡耀邦身边致哀的照片。

　　1990年春，61岁的王敏清从保健局长位置上离休。回溯走过的历程，胸襟恬静而坦然。他一字一板地对笔者说：“我很明白，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并不是我有多么了不起。我仅仅是个内科大夫，能力有限。做保健工作数十年，主要靠组织上的支持与信任，靠专家、教授以及同事们的帮助与配合。而我自己则是始终堂堂正正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无论顺境、逆境之途，荣辱、压力加身，我从不做愧疚之事。所以我做事让人放心，自己也甚感欣慰。”

　　几十年过去了，经历了坎坷、经历了动荡、经历了荣誉，他的心境依旧平静如水，无怨无悔。“这是不是好人一生平安？”王敏清如是说。

　　一些熟悉王敏清的人对他说：“你从25岁开始，就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医疗保健工作，这一辈子尽为大官们服务了。现在下来了，也该为老百姓服务服务吧！”于是，人们经常可以在有益于社会保健事业的各项活动中，看见王敏清那依然充满活力的身影。

　　第十章　国共两党高层的座上客——与著名美籍华裔学者赵浩生前辈的对话

　　大凡在20世纪70年代看《参考消息》的中国人，大概都会记得这个名字“赵浩生”。

　　我就是从《参考消息》上连载的《海外归来答客难》系列鸿篇认识他的，这篇被称为海外华人认同祖国、回归大陆历史进程中筚路蓝缕的开拓之作，其闳中肆外挥洒间亲情、人情与爱国情的水乳交融，与彼时国内充斥“假大空”新八股文风的乏味恰成鲜明对比，让人过目难忘。

　　当我写了一两篇文章，记述了作为新闻前辈的赵浩生与国、共几代领导人的过往故事后，陆续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他们也多是在70年代从《参考消息》上得识赵先生的，也曾被那力透纸背的真情感动得热泪潸然。他们告诉我很长时间没读到赵先生的文章了，很希望更多地了解他的过去和现在。

　　打那以后，我每与赵先生见面闲聊，总设法把话题引到赵先生的身世，一点一点地将他人生精彩的片断缀联成篇。

　　一. 赵浩生所上的开封中学里，颇出了几位在中国大大有名的人物

　　赵浩生出生在河南省息县。息县，位于和鄂、皖两省相邻的豫东南一角，这个县很小，县城就更小，用赵先生的话说是：“在东城门摔个跟头，摔掉的帽子就滚到了西城门。”

　　“提起往日的河南省，有人说可用三个字形容，即‘古、土、苦’，我们息县，可算是‘古、土、苦’的典型。”在赵先生几次向我这样介绍他的家乡后，我做了一番钩稽，感到赵先生的话果然不虚，皆有出处。

　　息县并未因其小且偏僻而史上无闻，它以周王赐给息侯的封地而得名。息侯的夫人息妫美艳绝伦，以致楚文王在得闻此情后，竟为占有这位美丽佳人发动了一场灭亡息国的战争，就像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为占有盖世美女海伦而劫掠了希腊。

　　但息妫不是心旌摇荡的海伦，被掳后的她趁楚文王出游之际偷偷见了息侯，告诉他：“妾无须臾而忘君也，终不身更二醮，生离于地上，岂如死归于地下哉！”随即赋诗一首“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视于皎日”。吟毕自尽，息侯亦同日而亡。

　　这感天动地的贞节故事被载入了十三经中的《诗经》《左氏春秋》，还上了西汉经史大家刘向著的《烈女传》。然而在此后近2700年间，息县再未于文史经典上露脸。

　　说到息县的“土、苦”，我是在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中得到印证的。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干校最初开办在息县，杨先生说：凡是到过息县的人，都是对那里的蔽塞、贫困留下极深的印象。以致学部的干校竟无法在那坚持下去，没多久便因饮食饱暖问题而他迁了。

　　赵浩生的诞辰是1920年11月29日，他的幼年被大革命的喧嚣包围了。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不能从战败国德国的手中取回被占的领土，热血的士子学生们被激怒了，以他们做主角在天安门前演出的旷古未见的悲壮一幕，被史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页从此揭开。

　　继而，以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为近期目标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继而，革命经年的国民党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携手北伐，以完成辛亥革命尚未完成的使命。也就是赵浩生初入学堂的时候吧，“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歌声飘拂到了鄂豫皖相交地的上空。

　　也许赵浩生还是晚生了几年，他没能像我曾写过的另外一些出生在鄂豫皖边界地域的人物那样，从此投身革命的洪流，成为那个时代重大革命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

　　潮涨潮落本是自然律动的节奏，可人类历史的行进亦不与之悖反。没过多久，大革命的高潮即因蒋介石、汪精卫的清党反共而急剧跌落。曾经飘拂过的革命歌声中包涵的理想，不可能在历史的瞬间就置换掉广大中州民众意识中被浸淫了数千年的封建理念。当毗邻息县的潢川县中国共产党人谋划的暴动被国民党推入血泊之中后，蔽塞的息县民众的娱乐竟是到衙门口去观看杀人。

　　彼时惨遭屠戮的，大概多为共产党人吧，当听着赵先生陈述他以孩提的眼光看到的那一幕历史片断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鲁迅作品《药》中描述的场景，华老栓拿着馒头去蘸革命者的鲜血，以医治自己儿子的痼疾。

　　20世纪20年代末，赵浩生没能感受到那场革命大潮的激越；潢川县共产党人喋血的惨烈，与正读着小学的赵浩生距离似乎也远了些；但革命落潮后的黑暗和压抑，却并没有因他身心尚幼而无知无觉。

　　当蒋介石得知，中共仅剩数百人的武装遁入方圆不过500里的罗霄山余脉，便把主要精力用于降服拥兵一方的军阀，以成就蒋氏一统天下的大业。继蒋介石与桂系军阀的大战之后，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战又开始了，这次搏杀的主战场就在赵浩生的家乡河南。

　　而在那蜩螗沸羹的岁月，赵浩生家中偏偏没了顶门立户的汉子。受过些新思潮濡染的赵浩生父亲，是因拗不过父母之命才与没文化的母亲合卺的，故而婚后不久便出走不归。

　　于是每在兵荒马乱的深更，弱妇雏儿只有紧紧地抱在一起，怀着任人宰割的恐惧熬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乃至一个甲子过去了，赵浩生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那提心吊胆的情境。

　　赵浩生还记得，为了躲避军队拉夫，舅舅们不得不藏在家中，由年迈的姥姥去买冬季喂驴的稻草。看到裹着小脚的姥姥被沉重的担子压得东摇西摆，乱蓬蓬的白发被冷风吹得和稻草飞卷在一起，如注的汗珠顺着她脸上纵横的皱纹流淌，赵浩生便泪眼模糊。

　　也是那段岁月，赵浩生的姥爷、大舅死于“痰塞”，也就是如今所说的肺结核。他看到姥姥涕泪滂沱地对着姥爷的遗体嘶喊：“我哩天哪！我哩人哪！可怜你苦了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你今后不再受罪了，啥也不管了，你叫我们咋着活下去呵？！”声声哀号，给赵浩生幼小的心灵留下死了比活着好的深深印象。

　　世道太黑暗了，生活太贫困了，而心灵则备受压抑，这大概就是革命产生的温床吧？此时的赵浩生，固然还不知革命为何物，但拨开黑暗、趋向光明的意念已在心中萌芽。他听在外闯荡的父亲说，有一种叫手电筒的器物，即便是在风雨如磐的昏黑夜晚，它也能将脚下的路照得雪亮。于是能拥有一支手电筒，竟成为赵浩生儿时最大的奢望。

　　“……手持银色的电筒，一道闪光划破黑暗，照亮了泥淖不平的小路，可以从垫起的砖头上走过去，电光闪闪，威风凛凛，真一世之雄也。”他曾这样写道。正是因为童年有过这样的奢望，以致30年后他在香港采访已经功成名就的塑料大王丁熊照，得知就是他当年在上海生产出压倒了美国“永备牌”的“大无畏牌”电筒和电池时，当即流露出难掩的兴奋，并从此与丁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父亲突然回家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儿子已经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他开始关心儿子的学业。“知识就是力量”“教育救国”的口号，在那个时期远比如今更能撼动国人的心，何况赵父是个受过新风气吹拂的人；当然我也不排除其间中国父亲固有的“望子成龙”的成分。他把儿子带到开封，寄栖在曾留过洋、受过高等教育的同乡友人家中，让儿子认友人的妻子余芳馨作干娘，随后送入更新、更具现代意味的学校。他根本不考虑乡村学堂与城市新学校的差距，硬逼着赵浩生升入四年级就读。

　　同当年他弃家不顾、给予赵浩生的是饱尝孤儿寡母的凄楚一样，他眼下的关心又使赵浩生平添沉重的心理负担。从进开封的学校第一天起，赵浩生就开始为缩短与同学间的数学差距而疲于奔命，并在尔后几乎每一个假期，都为准备补考的沮丧和疲劳的阴霾所笼罩。

　　数学蹭蹬人后的心灵挫伤，也许并不全是坏事。因为赵浩生生性好强，数学有所短，就在文学方面争强。多年有母无父的遭际自然而然濡染上多愁善感，寄人篱下的生涯培植了对周围事物的敏感，这些恰恰是吸纳和蕴育文学必要的铺垫，故而他对古往今来文学作品的悟解，明显地超过了同龄人。

　　小学毕业后，赵浩生进了开封中学。这所中学当年真是汇集了中州的精英，数十年后，颇出了几位在中国甚至世界大大有名的人物：有曾任北京市市长的焦若愚……

　　从事教育工作的余芳馨，对息县籍有出息的子弟充满爱抚之心。认她作干娘的，并非赵浩生一个，于是赵浩生有了一些干兄弟。其中有一个干哥哥叫周新吾，在北平读大学，他在假期回来时，会携带一些思想清新的书刊，会讲许多新鲜的事物。

　　受周新吾的影响，赵浩生开始苦苦思索，为什么广大农村的民众在生不如死的水火中挣扎？为什么世间存在那么多黑暗与不平？他更如饥似渴地浏览，在书籍中寻找答案，求索冲破黑暗、消除不平的理想之途。

　　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中华民族面临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的严峻现实。这对一个民族看似是极不幸的，然中国至圣先贤有句名言：“无敌国外患者国衡亡。”没有存亡危局，就不可能唤醒大批热血儿女投身捍卫社稷国祚的伟业。

　　经周新吾的介绍，赵浩生加入了进步群众的抗日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在一起阅读进步书籍，一起从事救亡宣传的过程中，赵浩生结识了不少志趣相投的朋友。

　　救国—抗日，强国—革命，这一思维逻辑很快征服了年轻而对积贫积弱、专制腐败国家现状不满的心。当纯真的友情中注入了政治的因素，最终会导向一个极自然的目标——前往延安，参加革命。

　　在周新吾的帮助下，息县许多爱国且追求光明的青年奔赴延安，包括赵浩生的舅舅、姨妈、表兄，他也怦然心动，想加入这一行列。

　　父亲看穿了赵浩生的心思，可他不认为这是自己孩子该走的理想之途。他以家长的口吻强迫赵浩生到大后方四川继续读书，并亲自押送赵浩生由河南而汉口，转托一位朋友继续监护自己的儿子入川。

　　赵氏父子还没有分手，日军飞机开始了对武汉的空袭。炸弹落处，楼坍砾崩，血肉横飞。赵父一位朋友的妻子分娩后尚未离开武昌医院中，就在轰炸中与婴儿双双罹难，现场惨不忍睹。

　　他们协助朋友料理完丧事，乘渡轮返回汉口时，已是夜幕笼罩，四周死一般沉寂，唯有长江流水汩汩呜咽。面对周匝弥漫的死寂，赵浩生骤然生出一重惶悚：硝烟血光之后，死者被黄土掩埋，一切渐渐会恢复如常，仇恨也可能随逝波而淡漠，那死者的血岂不要白流了吗

　　入夜，赵浩生辗转反侧，他感到有责任将自己目睹的一切告知广大的国民，用亡灵的遗恨播下复仇的火种。虽然他刚刚踏入高中的门槛，虽然他从未领教过新闻技法，他只将一腔喷薄的激愤倾注笔端……

　　几天后，《武汉日报》刊载了长篇通讯《是种子，不是死尸》，撰稿署名赵浩生。通讯的文字或许难脱稚嫩，但如泣如诉的写实，以及字里行间澎湃着的狂潮般义愤和振聋发聩的呐喊，不仅感动了编辑，感动了读者，也感动了他自己。

　　赵浩生原不曾想到，一篇文章竟能产生如此效果，自己的所知所感能引起社会的共鸣，自己的名字一下嵌进成千上万读者的脑海，其成功感让人陶醉。做一个报人，也就是以记者为职业，对年轻的赵浩生骤然生出不可抗拒的诱惑。

　　然而，此时的赵浩生并没有忘记他的革命向往，当他被父亲委托的监护人送到重庆后，他偷偷地跑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提出赴延安的请求。结果此事让监护人得知了，他极力阻挠，投奔延安之梦再次幻灭。

　　延安去不成了，但赵浩生依然热情奔涌地参与抗日的宣传活动。这时，有文坛神童美誉的吴祖光创作出中国第一部抗日题材的多幕话剧《凤凰城》，讴歌东北抗日英雄苗可秀。赵浩生随即与他的宣传伙伴们排演了这部话剧，他扮演剧中人、把许多青年导向爱国之途的东北大学校长王卓然。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赵浩生先生和我在吴祖光先生家相聚畅谈时，很自然地就忆起了这段往事。赵先生背了几段台词后，仍觉不过瘾，又唱起了《凤凰城》话剧的主题歌：“黑龙江上，长白山头，江山如锦绣；战鼓惊天，烽烟匝地，沦落我神州？？”吴祖光先生听着，连连说道：“一字不差，一字不差。”

　　二. 旧政协会议上，周恩来发言要求释放张学良

　　也是在那一年，赵先生深怀感慨地对我说：“抗战八年是我记忆中最珍视的一段，这不仅是因为通过艰苦的抗争，我们民族第一次取得了反对外来侵略的胜利，还在于那正是我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正处在恋爱的年纪。”

　　在抗战八年中，赵浩生既读书，又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流动于西南数省，他还因肺炎到西北治疗休养，可以说足迹纵贯非沦陷区的南北。在此期间，他接触到许多美丽而富有才华的女性；而他也已长成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与赵浩生先生的数年过往中，他在跟我闲谈时会偶尔提起一个女性的名字，追溯一段“凤楼人远箫如梦”的故事，这些故事几乎都发生在抗战期间。但最后他都叮嘱再三：“不能写。”也许，他觉得那“满身香雾簇朝霞”的良辰美景，那“无端隔水抛莲子”的玄妙，是置身局外的人无法体验和完美地记叙的，且让我们等待他自己的回忆吧。

　　自从于《是种子，不是死尸》体尝到成功感和萌发当记者的夙愿后，赵浩生便不辍笔耕，时常向报社投稿，即便是在西北治病期间，也不间断。他为了给报纸写好戏剧评论，翻阅了大量文艺理论的书籍。所以在他真正谋求记者的职业时，颇能拿出几篇反映自身实力的旧作来。

　　当日本惨败、中国惨胜初见分晓的时候，赵浩生选了几篇旧作剪贴起来，向数家报馆发出了求职信。不久，几家报馆均表示有意录用，而最先录用他的竟是彼时最高级别的官报《中央日报》。

　　赵浩生记忆尤深的是《中央日报》的“面试”：他按通知于深夜11点晋见社长，走进社长办公室，社长胡健中只抬头看了他一眼，就又埋头专注案前的稿子了。对赵浩生的话，他心不在焉地“啊，啊”了两声，未等赵浩生坐热板凳，就说：“明天到采访部上班。”

　　胡不加深究就让赵浩生来上班，莫非他仅一瞥，就认定了赵浩生是块当记者的好料？更何况《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党报，可胡连他是否国民党员都没问一声，这实在出乎意料。后来，赵浩生了解到，当时《中央日报》的大牌记者们都被派到沦陷区去接收敌伪报馆，当社长、总编辑去了，《中央日报》内部唱起了“空城计”，所以他轻而易举地跨进了新闻记者的高门槛。

　　在《中央日报》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罗保吾主持的编辑会议上，赵浩生被指派采访政治新闻。可赵浩生在此之前，尚未受过一天新闻记者的专职训练，且在雾都政治的茫茫人海中，两眼一抹黑，政治采访从何着手？

　　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当时恰逢政治新闻接踵芸集的热闹时刻：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停火，旧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与召开，按葫芦起瓢的战后复员……这对一个政治新闻记者来说，是极富刺激又能煽起情绪的机遇。

　　“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赵浩生回忆说，“否则这些重大政治新闻不会轮到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头上，然而，当时心里承受的巨大压力也是可以想象的。”

　　在没有人指教的情况下，赵浩生只好“摸着石头过河”。钻研、采访、写作，战战兢兢、勤勤恳恳，赵浩生以其热情、机敏、全身心的投入，弥补了经验及政坛生疏等不足；以其独特视角、笔触和感受，反映了现代中国历史上最热闹、也最复杂的纷繁场景。

　　究竟从哪一日开始，赵浩生也记不清了，几乎每天的报纸上都有他采写的重头报道，几乎每天都能从报纸上看到“赵浩生”三个字，且渐渐从《中央日报》扩展到其他十数种报纸。他终于在人才济济的重庆新闻界脱颖而出，以致同时受12家报章之聘，领取12份薪水。

　　赵浩生回忆那段日子最得意的事，就是每天下午坐在重庆都邮街最幽雅的咖啡馆，等待从上海空运来的《申报》。那时重庆的报纸纸质又糙又黑，而《申报》则又细又白，在这又细又白的报纸上，总能看到赵浩生的名字。他一面呷着咖啡，一面翻阅着刊有自己文章的报纸，想到通过自己的手笔传播着世人渴望了解的事件和消息，内心盈溢着超乎寻常的满足。

　　1946年1月10日，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会议——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礼堂开幕。赵浩生作为唯一的官方记者得以列席这一历史性的会议，目睹了当时政坛风云人物和颜悦色地进行政治角力的精彩场面。

　　赵浩生逐日报道了会议的进程。然而在同我谈及那次采访时，他却讲了这样一段故事。在会议的一天下午接近黄昏时，突然传来一阵军号声，原来是降旗的时间到了，代表们自觉地起而肃立，直到号声停息，也就是降旗完毕才又坐下。

　　这时，周恩来突然发言：在刚才的霎那间，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没有他，就不可能促成我们民族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也就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情景。这个人就是张汉卿先生，可这位于民族有功的人，至今仍然被禁羁着没有自由，这是不合情理的，因此我吁请蒋主席尽早释放汉卿先生。

　　周恩来的一番话出人预料、语惊四座，会场一阵沉默。当时在座的有国民党代表8人，其中孙科、王世杰、张群、陈布雷等均是政治讲坛纵横捭阖的好手。赵浩生说他很想听听这些国民党的砥柱以何说辞为他们的领袖辩解，可他们却都瞠目语塞。

　　过了好一会儿，还是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将此话题敷衍了过去：“张汉卿与蒋主席，不是领袖与僚属的关系，也不是统帅与部将的关系，而是如同父子般的关系。”他不直说是迟早抑或当否恢复张学良自由的理由，而绕着弯提出关系论，言下之意即蒋介石对张学良是囚是放，属父子间的家务事，外人置喙也无用。

　　我在有关的史料中，只看到在1月14日的会议上，周恩来曾发言说：“蒋主席在本会宣布的四项主张（其中第四项是释放政治犯），我们非常拥护，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全部实现。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可以立即做。”随即提议释放西安事变的策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却不知此外还有一段围绕放人显睿见智的轶事。

　　三. 一篇短评，惹恼了对号入座的国大代表们

　　随着知名度的提高，赵浩生在新闻关注的场合更显活跃。他一再置身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显赫、最引人瞩目的人物之侧，蒋介石、宋美龄、毛泽东、周恩来、沈钧儒……以致周恩来、邓颖超都能叫出他的绰号“小胖子”。

　　他时常出没在各种聚会或文化名流的沙龙，交游日广。在育才校庆的舞会上，他目睹身穿褪色军装的叶剑英，同自己的舞伴谈论英国诗人雪莱；一次演出后，演员白杨请郭沫若题词，郭沫若大笔一挥写下“我爱白杨”，惹得观者哄堂大笑。他还常常搭主管文化宣传的国民党中委张道藩的车，去沙平坝学校区去采访，他知道，张道藩到那儿去，是与早已和徐悲鸿分钗断镜的蒋碧薇幽会。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作撒在文章大菜中的小佐料。

　　虽说赵浩生是国民党中央党报的记者，可在新闻采访过程中，他还是以他的聪敏、敬业、真诚、友善，与持各种立场的报纸的记者们，甚至和中共《新华日报》的记者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在山城重庆采访，出门爬高下低、翻丘越岭，是很辛苦劳累的。赵浩生时常让接送他采访的吉普车从《新华日报》社门前绕一下，捎带《新华日报》的记者一起去参加新闻发布会。有时，有些新闻发布会《新华日报》的记者参加不了，他便应人之约，用两种口吻叙述同一条消息，发表在两家针锋相对的报纸。

　　“这种事干了许多回，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赵先生接着说：“一次，我参加了由国民党政府主持的工商贸易行业的座谈会，《新华日报》也希望加以报道。于是我就写了两篇报道，发在《中央日报》上的，是政府方面在会上介绍的如何扶持工商业、促进出口贸易的情况；给《新华日报》的稿子，则反映工商行业人士在会上对政府经济政策、行为不满所发泄的牢骚。两者都是座谈会上的真实情况。”

　　1946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宋美龄随即赴孙中山陵前奉行还都典礼，国民党军政大员齐往参加，全南京城内也是普天同庆、万众喧腾。赵浩生从头至尾随行，对整个过程进行报道。

　　那天，赵浩生站在中山陵最高讲坛一侧，耳听讲演，眼观典礼，手则奋笔疾书。那是一份特殊待遇的报道，为了抢发这一重大新闻，他每写完一页，马上就有人将这一页传下高高的台阶。台阶下，早有邮递专车在等候，接稿即疾驰上海，发到印厂赶排。就这样，一页一页写，一页一页传递，一页一页赶排。第二天，《申报》第一版几乎整版都是赵浩生的这篇通讯，题为《唱啊，南京！》。

　　这篇通讯采用移步换景、多视角、多层次的写法，笔走龙蛇，洋洋洒洒，南京城内外数十里军民欢腾雀跃的情景一览无余，通篇吞吐着海立云垂的浩然气势。

　　赵浩生说：“这是我写得最过瘾的一篇报道。39年后，当孙中山先生冥寿60年纪念之际，我再次造访南京，又瞻仰了中山陵，并应邀演讲。故景新情，《唱啊，南京！》旧日文章又浮现脑海，于是我依然援用它作为此次演讲的标题。”

　　到南京后不久，社长胡健中离开了《中央日报》，回到他自己创办的《东南日报》。出乎赵浩生意料的是，胡先生竟邀他进入《东南日报》，并聘他为驻南京的特派员。

　　回忆起胡先生的“师傅领进门”的往事，赵浩生良多感慨。最初见面，他不过“啊，啊”两声，并不曾醍醐灌顶点化迷津，使赵浩生深识“修行在个人”寓意。后来，他才明白，胡先生的风格就是让新人在新闻实践中自我修炼。胡先生的用人之道是颇值得借鉴的：给一方天地，而不置任何羁束，是鸿鹄必飞得最高，是骐骥定奔得最远。许多年之后，赵浩生更闻知，胡健中先生曾于不动声色中荫庇过自己。

　　初为《东南日报》驻南京记者，当时最大的政治新闻热点是周恩来率团来宁谈判、马歇尔继续调处使命、毁众誉寡的国民大会？？事事牵涉国共关系、中美关系、国民党的统治，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报章行文置喙，动辄得咎。

　　在国民大会召开期间，赵浩生有感于一些代表行止恶劣类同地痞流氓，便写了篇《国大中的一股逆流》的短评，予以斥责。文章惹恼了对号入座的代表们，他们聚众向也在国大会上的胡健中抗议，说赵侮辱国民大会，应撤职查办。但胡既没撤赵的职，且连这些人找他麻烦的事也未对赵浩生透露。

　　1946年夏季，赵浩生随蒋介石到被称为“夏都”的避暑胜地庐山采访。其时国共和谈已濒于决裂，赵浩生以为在最高决策人榻侧，或能捕捉到些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新消息。

　　孰料，中共代表周恩来为表示对蒋介石欲将局部内战引向全面内战阴谋的反对，对国民党特务在云南相继暗杀著名民主人士李公仆、闻一多的义愤，留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拒绝上山。作为调解人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因此也留在了南京，仅在周末到庐山与其夫人聚首。

　　这样一来，踌躇满志尾随上山的记者们，无新闻可写，赋起闲来。文人禀性的赵浩生倒没觉寂寥，“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平湖青黛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诗仙词圣们的赞叹勾起了他欲识庐山真面目的兴致。

　　赵浩生昼间徜徉，傍晚为文，险峰飞瀑，古刹花径，无不涉笔成趣。每天总有5000字左右匡庐风光云雾的文章，通过电报局发往的报社。终于有一天，赵浩生接到了总编辑杜绍文的来电：“大作可读，但电费可观！再这样打下去，要把报社打垮了！”赵浩生只好“忍痛收笔”。

　　并非所有的人都似赵浩生这般有叙景抒情的闲情逸致，无聊乏味之间，部分记者提议，与总统的侍卫们进行一场篮球比赛。

　　记者们遴选出最精壮的汉子，组成老爷队，与孔武有力的侍卫们一决雌雄。蒋主席总是公务缠身，无暇捧场；蒋夫人却有意与民同乐。她亲临球场，为比赛开球。

　　秀才遇上兵，其结果不难想象，主席也会礼让三分的无冕之王，被身手矫健的侍卫们打得一败涂地。三十余年后，赵浩生获得一次单独拜谒宋美龄的机会，刚见面他就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请宋美龄过目。照片正是当年球赛结束后的合影，记性颇佳的宋美龄随即说道：“那次你们可输得好惨哪！”和谈因蒋介石一意孤行打内战而破裂，中共代表团在撤离南京时，身兼公务私情的赵浩生随着送行的人们也到了机场。那天天气闷热，赵浩生等都穿着短袖衬衫，可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梅益却捂着一件长衫。

　　望着梅益与天气不太和谐的衣着，大家几次好心地劝他把长衫脱掉，可梅益支吾着就是不脱。四十多年后，赵浩生在北京再次与梅益重逢，言谈间又说起在南京机场分手的情景。梅益笑着对赵浩生说：“其实我理解你的好意，但当时我不能脱长衫，也不能向你解释为什么。不过，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当时我的衣服里藏着许多金条，那是我们的经费，一脱就该露馅儿了。”

　　国共再度枪炮相向后，作为曾有过投奔延安念想的赵浩生，每每在写报道和时评时陷入两难。连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将领都认为抗战惨胜之后，应该有段休养生息的和平，内战显然是有违民意的。

　　放眼寰宇，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波澜壮阔，革命被视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可赤县之内，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似乎与时代潮流相悖。沦陷区民心本为“想中央，盼中央”来接收，孰料，盼来的却是“中央来了更遭殃”的“劫收”。

　　作家张恨水先生曾写了一部以接收为题材的话剧，名为《五子登科》，活灵活现地勾勒出国民党接收大员在沦陷区“霸房子、占车子、搂金子、吃馆子、玩女子”的种种丑态。丧尽天良的日本鬼子被赶出境了，但美国兵又被国民党政府邀请了来。没多久，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美国水兵在上海滩殴毙黄包车夫臧大咬子一类的事件，就相继见诸报端，中国人依然没有摆脱被列强奴役、欺辱的命运。

　　又过了些时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兴起，刚刚脱下学生装不久的赵浩生，眼看着国民党政府的军警将棍棒和高压水龙，撒向还穿着学生装的热血青年们。

　　也许，当时的赵浩生对中国共产党人所说的“中国正面临两种前途和命运的决战”还不太理解，但国民党政府正在失去民心，走向颓败，是显而易见的。他已褪去了挥洒《唱啊，南京！》时的豪情，不忍睹与渴望日益拉大距离的现实，更不愿与这浮华颓靡的世界一起沉沦。他开始拼命地补习外语，并最终以《东南日报》驻日本特派员的身份离开了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