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特务们被两个老太太糊弄了
几经辗转，谭忠余和周惠年于1932年初才到达上海。可谭忠余在上海还是难于展开活动，中央遂派遣他到苏联学习。此时，周惠年的第一个孩子刚刚降生不足半月，组织遂决定她和“革命母亲”夏娘娘在一起，住守中共中央的一个机关。
当时的中共地下党人，大概谁也说不清夏娘娘究竟叫什么名字，只是因为她的女儿夏之栩管她叫“娘娘”，大家遂跟着这么叫，从最早发展夏之栩参加革命的陈潭秋、刘子通，到夏之栩的丈夫赵世炎，到中共在上海的领导人周恩来等，无一例外。
从1922年夏之栩加入中共开始，中共在武汉的秘密机关就设在了夏娘娘家。自此以后，夏娘娘便总是以一家之长的身份，住守着中共的某一个领导机关，并照顾着机关部分人员的食宿。1926年底，赵世炎调到上海，后任中共江浙区党委第二书记，夏娘娘等又从汉口搬到上海，她住的北四川路的一幢小楼，就是中共江浙区委机关。
刚返回上海不久的周惠年和夏娘娘住到一起时，夏娘娘也是才从杭州回来。原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到周恩来的寓所时，周恩来刚巧离开，邓颖超怕他得不到通知而返回，就让也住在这里的夏娘娘和邓颖超的母亲留守，等着周恩来。当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已经来不及转移两位老人了。半夜特务们从后门入屋，曾经两度被捕、经验已十分丰富的夏娘娘，跟特务们装了半天糊涂，使他们以为这是两个毫不知情的老人。待特务走后，中共料定敌人还会返回捉人，迅速将两位老人送往杭州西湖边的一座小尼姑庵躲避。
周惠年与夏娘娘以婆媳相称。此时的夏娘已是年过六旬的人了，她的女婿在五年前牺牲了；她的女儿数月前在从莫斯科回国途经满洲里时被捕，生死未卜。可老人却异常地坚强，没有流露一丝悲伤。和这样的革命老人在一起工作，周惠年感到十分欣慰。
不久，夏娘娘的女儿获释，也调到上海工作。几个月后，恰巧和夏娘娘分在同一个机关，偶尔能到家中，母女团聚。这样，周惠年得以和虽也年轻却已具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夏大姐相识。
然而，相聚的日子没过多久，夏之栩在外出时又遭特务绑架。当同志们把这一不幸消息告诉夏娘娘时，她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并没有多问什么，仍像以往一样，没有流泪，没有叹息，只是更加勤奋地工作。
从那天以后，周惠年发现夏娘娘晚上睡得更迟了。本来夏娘娘就有个习惯，只要住机关的同志有一个还没有回来，她就会一面为同志们缝缝补补，一面为未归的同志等门。而这些天，夏娘娘却常常戴上老花镜，在灯光下阅读吟诵诗词。看到这种情景，周惠年心中不免屡屡生出对这位“革命母亲”的由衷钦敬。
当时周惠年和夏娘娘住守的这个机关的负责人是赵容（即康生），他每天都回来得比较晚，有时也不一定回机关住宿。除了住守机关外，周惠年有时要完成由康生布置的机要交通任务。
康生有个习惯，晚上回来再晚，也要把上海的晚报和外埠的报纸浏览一遍。当他看罢这些报纸后，夏娘娘就把报纸上她认为有用的文章剪下来，贴在一个小本子上。她主要剪贴的是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小故事、中医药方和偏方。小故事是为了等周惠年的孩子再大一点时讲给她听的；药方和偏方，是为机关的同志医治小毛小病的。康生看到这个小本子后，曾在与夏娘娘闲聊时说：等革命成功后，建议夏娘娘到图书馆或中医研究会工作。
自谭忠余赴苏联后，周惠年就与他失去了联系，在那种危险四伏的年代，一断了联系就可能永远再也联系不上了。果然，一年以后，谭忠余从苏联返回时，因为他带了一部电台，怕被国民党截获，就没有乘火车而是徒步偷越国境线，在与国民党边防部队遭遇的枪战中壮烈牺牲了。
由于一年多没有谭忠余的消息，有人就介绍周惠年和她曾经相识的李得钊结为夫妻。此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刚刚撤往江西中央苏区，新组建了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李竹声为书记，李得钊任秘书长。
李得钊是浙江永嘉人，1924年入团，第二年春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初，他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委派，担任翻译，随同第三国际代表回国。一年后，他到上海，先是从事宣传工作，后调到周恩来负责的中央军委。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军委改为军事部，周恩来任部长，李为军事部秘书。当时各根据地的交通或情报人员来上海汇报军事斗争情况，有些是李得钊首先接待，听取汇报，再向周恩来转述；李有钊还协助周恩来处理军事方面的问题，提出参考意见，深得周恩来器重。
四年前，周惠年到吴德峰领导的交通局后，便和李得钊打过交道。他们结婚后，一度一起住在法租界内法国公园附近。临时中央撤离后，上海的环境更明显地趋于恶化，每天李得钊离家前往在马立斯新村的上海中央机关，很难说晚上是否还能再回到家里。所以，他们从刚住在一起，就相互约定了敲门的暗号、被捕后的假供词。
身为秘书长的李得钊，工作十分繁忙，既要接待从各地白区来中央请示汇报的同志，又要同共产国际保持密切的联系，还要安排护送部分在白区工作的人员前往各红色根据地。李得钊时常一大早就离开家，很晚才能归来。
按秘密工作纪律，各人的工作情况是不能相互交谈的，即便是夫妻也不例外。李得钊严守着工作纪律，从不吐露自己负责的各项事务。当临时中央赴江西中央苏区时，中央秘书处档案库留在了上海，有关工作直接由秘书长李得钊领导。这个档案库是1931年根据周恩来批示的《文件处置办法》建立的，周恩来提出要搜集和保存文件，“备交将来之党史委员会”。档案库至此已存有档案文献16箱，共1.6万余件。李得钊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有关档案库的事情。档案库的管理人员也像他们的领导者一样，虽几经交接，都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护卫着这批珍贵文献，直到上海解放，将其完整地送交中央。
较长时期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斗争，李得钊已成为异常老练机警的革命者。一次他外出，正在行走间，街道突然被租界巡捕封锁，对行人搜身盘查。而李得钊随身带着一本书，书中夹有党的机密文件。紧急中他毫不慌乱，不露声色地把书卷起来，握在手中，同其他行人一样高举双手，任巡捕们搜遍全身，却根本没在意他手中的书。结果，在他身上什么也没搜到，就放他走了。
每每在惊心动魄的历险之后，每每在疲惫的奔波操劳之余，新婚的小家庭更给人以可贵的温馨。李得钊性格坚毅，待人温和，博学多识，稍得闲暇，总爱读书撰文。在险象环生的白色恐怖下，能同心爱的人一起分享如此充实的人生，周惠年感到十分幸福，更欣悦而无畏地投入她愿为之献身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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