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上海滩谍战风云——中共特科成员周惠年讲述的潜伏故事
一．投身革命，周惠年惹恼了未来婆家
我的朋友张浩青，来电话约我写写她“哥哥”的母亲，说：“是位老革命，曾经与革命母亲夏娘娘佯称婆媳，掩护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你写她最合适不过了。”
“你先说慢点，我有点糊涂了。你哥哥的母亲难道不是你的母亲吗？”“不是，抗战初期，他母亲在武汉工作，既繁忙又不安定，就将他托付给了我的父亲，我父亲便把他带到四川老家，给我奶奶当孙子，于是我有了这么一位哥哥。不过那时还没有我呢。”
“原来如此。写老革命我很有兴趣，请告诉我她的名字。”“周惠年。周恩来的周，贤惠的惠，年纪的年。”“有人要你写周惠年？”坐在一边的父亲显然听到了电话的内容。“是呀，您也认识她？”“当然认识。1950年我刚到中央政治秘书室的时候，她是室里的行政秘书，许多事归她负责，常打交道。不过也就一两年，她就调到中央编译局去了。”
接着，父亲告诉我：那时每月有一两个周末，他们几个初进中南海的单身汉就由周惠年带着到苏联驻华使馆参加娱乐活动。而当他们到达时，苏联大使罗申通常都到使馆门口来迎接，对周很尊重。因此父亲那时就知道，周是位资格很老的同志。
然而在父亲的印象里，周惠年有些过于严肃古板。当时政治秘书室的单身汉，工作食宿都在中南海里，节假日出中南海必须书面请假，说明出去的原因、会见何人、该人的情况，然后交周惠年同意后拿到盖章的出门条。周惠年依据有关纪律，对出门条控制得比较严，想出去的人不一定每次都出得去，于是不免有些怨言。
还未与被访者见面，我已经对她有一点了解了。
通电话后，浩青就催我尽快去见周惠年阿姨，因为84岁高龄的周阿姨被诊断为肝癌晚期，严重肝腹水，已经住院两星期，“再晚就见不着了。”
我随浩青走进病房，只见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静卧床上，床边吊着输液的瓶子。见到我们，她神情没有显出什么变化，但她分明认出了浩青，断断续续地说：“前天，铁映来看我了。在这之前，许云也来了。”
她说的铁映是李维汉之子。20年代末30年代初周惠年到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时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同周及周的丈夫时有过往。而后面提到的许云，则是原湖北省委书记、中顾委委员郭述申的妻子。
1927年国共分裂后，河南柳林红枪会叛乱，驱杀共产党人。在此从事北伐宣传的周惠年与党失去了联系。后几经辗转才找到党，适逢作为中央巡视员的郭述申到河南。当时周不过十六七岁，又刚刚经历找党的险恶和周折，就向郭述申表示，希望能跟党的机关在一起，怕再次与党失散。于是，她被分配到中共信阳县委，因工作同郭述申时有来往。
说到郭述申，仿佛引起病榻上的周惠年对那风雨如磐峥嵘岁月的无穷追溯，话多了起来，尽管依旧断断续续并显得有气无力。“去年，听说郭述申同志去世的消息，我很难过。他是看着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领导人。我和郭述申从1928年就在一起工作，他给过我很多帮助，因此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那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间的生死之情。可能现在的许多人难以体验和理解这种情感了。这种同志战友的情谊，不比那种男女私情，是特殊环境和特殊体验后才可能感觉和产生的。有一年，我们乘飞机赴罗马尼亚访问。在飞机上，郭述申叫我坐在他旁边，老战友在一起叙叙旧，多难得呀，可我却没有过去跟他谈谈。现在他去世了，了解我们那一段革命历史的人又少了一个……”
烈士暮年，犹歌夕阳，曾经令我钦敬不已。而今我面对的这位老人，已经是耄耋之龄，已经被诊断为肝癌晚期，死神正向她一步步逼近，可她思维中竟不曾飘过一缕老死将至的愁绪，却还在回忆着老战友，娓娓诉说着人生青春时期最恒久、最富有魅力的战友情谊。
这是我第一次见周惠年，我没对她说一句话，可我的心已被深深地震撼：这就是一个早期参加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员。
湖北、河南交界的信阳境内，有座远近闻名的鸡公山，山边有个叫潭家河的村镇，周惠年就出生在这里。周家在当地尚属殷实之家，有几亩耕地，一片竹林，衣食有着，便希望子女能知书达理。
不料，周惠年生下没几年，父亲就撒手人寰，家道急剧中落。可当女儿们到了启蒙的年纪，母亲还是节衣缩食，送她们到学校念书。幼年的周惠年无疑是比较伶俐聪慧的，读了三年书竟跳了两级，继而转入信阳女师附小，更为酷爱读书。然而，就在这时，家中再也无力供她上学了，因而她对中途辍学的痛苦刻骨铭心。
在和母亲一起劳作持家的日子里，周惠年幼小的心灵中不断生出种种疑问：为什么有人披星戴月、整日劳碌，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为什么有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吃穿无虑，坐享荣华？为什么勤学苦读、成绩优良的学生却无力就学？为什么无心钻研的纨绔子弟却能在学堂混日子……继而感到世道的不公，并因找不到答案和无力改变现实十分苦闷。
1926年，北伐军打到河南信阳，为了动员更多的人支持和参与北伐，信阳潭家河镇办起一所补习学校。补习学校不收费，不仅使周惠年得到再次上学的机会，还使她接触到中共地下党员的学校教员周新宇、李正中等人，又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共产主义ABC，俄国十月革命……
他们解答了周惠年心中久久的疑惑，并告诉她世道是可以改变的，可以使勤劳的贫苦人得到温饱，使聪颖的学子能够读书，而这正是周惠年渴望的。他们告诉她有两个致力于此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而眼下北伐战争的目的也在于此。于是，她就参加了组织，投入配合北伐的工作，一切看来是那样简单。
她贴标语，组织集会，甚至登台演讲……她的这些举动，惹恼了未婚的婆家，说“未过门的媳妇，整天在外抛头露面，太不成体统了”，还责怪她的母亲没管教好女儿。可母亲却被周惠年的道理说服，毫不阻挠她的行动。于是，未婚婆家又逼迫她母亲立即嫁女，并策划抢亲。
由于党、团组织的出面，周惠年终于摆脱了她早就不情愿的“娃娃亲”的纠缠。此后，组织上调她到中共信阳县委所在地柳林，一面上学，一面搞北伐宣传。柳林紧靠铁路，时有北伐军乘坐的火车经过，车上常下来一群群女兵搞宣传。看着这些剪了短发、英姿勃发的女兵演讲、撒传单、表演节目，周惠年年轻的心激荡不已，她也剪了短发，更积极地投身于北伐的宣传工作。
然而，革命并没有如周惠年最初的想象那样，随着北伐的推进，在漫卷的红旗和翻飞的传单中，成功“顷刻就来临”。如若真是那样，共产党的历史也就不会像今天这般可歌可泣了；那些视死如归、百折不回的共产党人，也就不会像今天这般令人肃然起敬了。
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清共”，屠杀共产党人。6月19日，信阳红枪会叛乱，中共信阳县委书记周叙伦遇难，信阳中共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杀绝共产共妻的共产党”，“杀绝放足、剪短发的共产婆”的嚣声四起。
周惠年同党失去了联系，东躲西藏地寻找组织。但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她深知她会给收留她的人家带来杀身之祸，便逃往鸡公山，却碰到红枪会的人上山搜捕，又赶忙逃下山。刚到山脚铁道边，就遇到接近革命的铁路工人周其恒。周说：“这种危险的时候，你怎么还敢到处乱跑？一伙红枪会的人刚才还在这里抓人！”
正说着，恰有一辆火车开来，周其恒说：“你快上火车离开吧。”他举起信号灯，示意火车减速。周惠年想：反正柳林是待不下去了，到别的地方去寻找组织吧。便在周其恒的帮助下，跳上火车。
几经辗转，周惠年来到武汉，找到了介绍她参加革命的李正中。这时，汪精卫“清共”在即，武汉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李正中对周惠年说：“革命正处于危急关头，你怕不怕？你是想回家，还是想继续干？”周惠年表示既然宣誓参加了组织，就绝不中途退缩，就是有再大的风险也跟着党走。
不久，宁汉合流，汪精卫以更血腥的政策捕杀共产党人。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还决定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彼时重要任务。李正中找到周惠年，并偕她返回河南信阳，筹措和准备那里的农民暴动。
1928年初，当中共豫东南特委组织策动农民暴动之际，周惠年调到了设在潢川县的特委。然而，在时机并不成熟情况下强行发动的“潢川暴动”以失败告终，特委书记汪厚之、委员龚逸情及包括豫东南各县县委书记在内的18位负责人壮烈牺牲。
周惠年随新组建的特委转移到潢川城北的一个大财主的院落，四周驻着国民党豫军任应歧的部队。一天，因特委的两个人说话声音过大，被驻军听见，引来稽查处的人盘问。
住在特委的特委秘书连理、周惠年等感觉事情不妙，迅速转移和销毁了文件。正待人员撤离时，任应歧部的宪兵连已包围了院子，连理、周惠年、顾正菊三人被捕。虽然没有拿到任何证据，连理还是在被严刑拷问后投入监狱；周惠年、顾正菊因是女性，过了几次堂，没问出所以然，遂被软禁在宪兵连。
宪兵连连长田池生是黄埔一期学员，思想比较进步，没有太难为她们，让她们同他的老保姆住在一起。不久，顾被其在任应歧部当副官的亲戚保出。三个月后，任应歧部调防，允许轻犯保释。恰逢在当地颇有声望的中共地下党员邱相顺到田池生处，见到周惠年，便利用他的绅士身份将她保出。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段历史成了一些人攻击她的口实，一口咬定“不叛变，田池生怎么会放过你”？说来也巧，专案组到潢川调查时，田池生刚刚去世不久，作为解放后潢川地区的统战对象，他临辞世前留下了一部自传，其中谈到他当宪兵连长时，曾解救过两名女共产党员。
第一次被捕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周惠年经过这番非常的历炼，斗争经验也更丰富了。脱离了牢笼的周惠年又回到中共信阳中心县委。不久，她被派往信阳平民工厂，搞工人运动。
在平民工厂她发展了几名积极分子入党，并举行了一次成功的旨在改善工人待遇的罢工。然而，当1929年“十月革命节”的夜晚，周惠年和几位工人党员贴标语、撒传单时，被发现并暴露了身份。
信阳又待不下去了，她正准备转到其他县，中共中央与河南交通线的负责人严丙宏找到了她，说是组织上要调她到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因为有了一段搞工运的经历，周提出希望继续从事工运工作。严丙宏说上海工厂很多，去后由组织分配。于是周惠年由严丙宏通过地下交通线护送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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