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共围绕“重庆”号策反，展开多头活动，但互不相知
几天来，毕重远就如何实施起义陷入深深的思考。根据“重庆”号巡洋舰的分布特点，如果每个重要部位需有一人的话，至少要有近30名最可靠的人组成起义基本力量，成功才有把握。目前最紧要的，是将这批人聚集在自己周围。
就在此刻，一度不知去向的水兵于家欣回到了军舰上。原来，他听同学说苏北泰州、兴化一带有共产党的军队，悄悄买了身便衣，投奔而去。刚到江北，就看见一支穿灰军装的队伍，他以为是自己要投奔的队伍，便将自己的想法和对国民党的不满和盘托出，并写下数纸材料。当他被带到一个小镇时，才发现自己错投了国民党军，可后悔已经晚了。
关押数日后，于家欣被带去见镇上守军的军官。他对于挺客气，于遂请他帮忙脱身。军官说：“你的事上面已经知道了，我不敢放人。但我可只将你转押上级，而把你的材料扣下销毁，或许有救。”在押送泰州途中，押送军官悄声告诉于家欣：“你写的东西已被销毁，没有把柄落在别人手里。”于家欣十分感激这两位素不相识的军官，否则他难逃一死。同时他也感到：时下没有多少人死心塌地为“党国”效忠了。
当于家欣又被送往南京国民党海军司令部看守所时，他第一次见到了已被查明身份的共产党人。这位名叫肖家富的中共党员，在一家旅馆被特务跟踪，旅馆的女招待把他藏了起来。特务们恼羞成怒，声称不交出“共党”，就枪毙所有女招待，肖家富遂挺身而出，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在铁窗内，肖家富向于家欣讲述了中国目前的形势和美好的未来。当他被押往死牢时，他把自己的半筒牙膏送给了于家欣，叮嘱于要治好身上的疥疮。死亡在即，却仍然关怀着他人的冷暖，坚守自己的信念，使于家欣对共产党人顿生景仰之情。
由于于家欣一口咬定自己是想回山东老家，当局又没有他投奔共产党的证据，只得让他被具保领出。他的虎口历险，反而赢得“重庆”号上好友们的钦佩。不久，眭世达找到他，相约再次以“探亲”为名，投奔解放区。于家欣因有开小差前科，未被允准，眭世达只好孤身上路。
眭世达本欲过长江，先到安庆，可由于解放军已控制长江北岸，江面被蒋军封锁，民航交通中断，他在芜湖受阻。后他通过同学帮忙，登上“安东”号军舰，试图随舰赴安庆，但“安东”号到大通便原地待命。眭世达几经辗转，也抱着逃亡失败的遗憾回到“重庆”号，他随即也被严加看管，不得离舰。
几次逃亡未遂，使于家欣、眭世达等像困在笼中的狮子，显得有些焦躁。这都被毕重远看在眼里，他悄悄接近眭世达，把话题引到开小差之事。不料一谈及此，眭世达竟劝毕重远赶快开小差，说：“我被看死，难以脱身了，你还不快回南京，那里马上就要解放了。”毕重远闻言灵机一动，接过话茬说：“一个人走，太便宜国民党蒋介石了，要走就连军舰一起开走！”
听到这句话，眭世达怦然心动，他不由自主地握住了毕重远的手。而毕重远也从这一握手中，感到他又增加了一个可靠的起义同志。眭世达认为夺取军舰并非易事，担忧能否找到更多愿为反对国民党抛颅洒血的勇士。毕重远告诉他，已经有一些同志了，还需发展一些人。眭世达马上推荐于家欣，说他是个“敢上刀山的人”。
毕重远同意由眭世达去发展于家欣，并交代了单线联系的方式。随后，他把眭世达带到舰上的邮政室，告知这是秘密集合的地点。这个邮政室，是他的同学好友、军乐队队员程伯敏管理的，所以毕重远在这里活动非常方便。一个多月前，他就在此首先同陈鸿源一起酝酿了起义的事情。
那是个寒冷的夜晚，他们在邮政室议论形势，毕重远故意以发牢骚的方式，将蒋氏政权暴虐腐朽的种种迹象数落了一遍，见陈鸿源亦有同感，随即问他有什么打算。他叹息说：“唉，我要有门路，也早开小差了，谁愿为国民党打内战！”毕重远乘机进言：“惹急了，咱们就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出乎意料，陈鸿源竟随声附和说：“对，惹急了，咱们就把军舰开过去！”
临近熄灯时分，他俩谈兴犹浓，便躲到高射炮座隐蔽处，继续交谈。毕重远将起义的初步设想和盘托出，陈鸿源激动地表示坚决跟着干。起义的话题像一团火，使他们忘却了江上凛冽的寒风。
此后的数日里，毕重远、陈鸿源又在邮政室就起义进行谋划，各自提出可发展的对象。毕重远开出了王颐桢、王元方等人名单，陈鸿源觉得王颐桢是个“书呆子”，怕他胆子小，不会加入起义行列。但毕重远认为：书生模样的王颐桢渴望进步，善于思考问题，曾热情洋溢地向自己描述过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暴风雨中所诞生的》中工人罢工的情节，有一定的思想基础。他们还商定发展军舰上司令走廊值更兵吴绍京，他不仅有进步倾向，还有一只左轮手枪，这种轻武器在起义中是很用得着的。
一天，毕重远在岸上遇到王颐桢，上前搭话道：“听说军舰近期要开往台湾，你有何打算？”王悄声说：“我准备找几个人一起开小差，离开军舰。” 毕重远对他说：“要走也不能弃舰而去，要把军舰一起开走，不然太便宜国民党了。”王颐桢先是一惊，继而约毕重远详谈。毕重远将起义设想告诉他后，他立刻同意参与行动。
就这样，毕重远、陈鸿源、王颐桢三人分头活动，又发展了六七个人。考虑到起义必须掌握武器，便又通过争取活动，把十来个受过军事训练、会使用武器的人吸收进来。就这样，秘密聚集到邮政室活动的人员，很快有近20人了。
当毕重远感到起义的时机成熟，并聚集了一定的力量后，决定立即赴南京，向中共地下党汇报起义的准备情况，请求进一步明确指示。他以回家过年为由，请了五天假。
当时沪宁铁路一片混乱，火车站拥挤不堪，根本买不到车票。毕重远心急火燎，因为如此重大的起义有党的部署和指示，就更有把握成功。他在同伴的帮助下，硬是从窗户爬进车厢。
好不容易颠簸到了南京，可地下党的新联络人胡玉民当时正忙于迎接南京的解放，很长时间没去毕重远姐姐家这个联络点了。毕重远又去找原先的联络人李恭亮，而他却已前往北平清华大学就读。
奔波数日，却无法与组织接上关系，眼看假期结束，毕重远心中万分焦虑。继续在南京苦找吧，一方面局势非常紧张，沪宁路随时有中断的可能；另一方面超假后，或许很难重返“重庆”号，这都会导致酝酿中的“重庆”号起义计划落空。想到“重庆”号是国民党最大、战斗力最强、装备最现代化的军舰，其起义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他就怦然心动。既然组织上过去有过相机起义的指示，那就绝不能贻误战机。于是，他匆匆赶回上海，如期到“重庆”号销假。
此后不久，眭世达发展了于家欣，他是负责掌管航海雷达的，能为航行提供各种数据，并可监视整个航行情况，这样一个关键部位有起义人员，对行动是十分有利的。特别是由他掌管的218雷达室，处在一个较偏僻的位置，四周有很厚的装甲钢板，工作间里面还有两间居室，外面的大铁门一锁，室内的声音根本传不出去，于是毕重远决定将起义策划和指挥的中枢，从邮政室迁至此。
从军舰上各个关键部位均需有人，以保障起义成功出发，毕重远认为轮机部门很重要，而且应有较多人参与。在王元方、刘懋忠两人同意参加起义后，他觉得还应设法将轮机兵张启钰吸收进来。他比毕重远等人年长十来岁，人称张大哥，颇有人缘，时常公开发泄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不满情绪。毕重远主动接近他，先是以“我的老家在天津，已经为中共解放”试探，继而透露有人要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问他敢不敢参与。当张启钰表示不怕牺牲，愿意参加起义后，毕重远告诉他自己正在筹划起义，参与者要严守纪律，不可再公开发牢骚。
张启钰利用“大哥”威信，又发展了一些水兵。这样一来，轮机、枪帆、通讯、雷达、航海等主要部门，均有人员参与起义。毕重远将这些人召集起来，组成27人的“士兵解放委员会”，形成起义骨干力量。
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义中的毕重远，并不知道在此同时，中共地下党亦通过其他渠道围绕“重庆”号策反，使之不能为国民党进行内战所用，展开了种种活动。
在“重庆”号上，有一位轮机技工，名叫张兴昌，他是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派，于1948年夏季打入“重庆”号的。这年底，“重庆”号在东北参与内战返回上海后，张兴昌将舰上水兵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情绪，向中共有关方面做了汇报。他得到的指示是：“深入了解，做好群众工作。”但身为普通技工，在策反舰上官兵方面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只能利用工作之便，启发能够接触到的水兵的觉悟。
“重庆”号雷达少尉莫传香、枪炮少尉曾福祥、轮机少尉蒋树德等，亦对国民党政权的内政经济举措失当心生愤懑，试图寻找新的出路。他们在与同时赴英的军官王淇闲聊发牢骚时，流露了投奔中共、夺取军舰的想法，恰巧被王淇的弟弟、中共党员王毅刚听到，随即向中共南京市委进行汇报。
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根据解放战争的进展，指示下属各级组织配合南京、上海的解放，积极开展统战和在蒋军中策反起义活动。中共南京市委认为可以利用“重庆”号下层军官的反蒋情绪，策动起义。书记陈修良亲赴上海，与王淇等人接触摸底。
王淇等人提出要中共提供经费，购买房子和武器，以便集合议事和武装起义。陈修良认为如此容易暴露，未曾同意。后为了便于联络，中共南京市委将此线移交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策反委员会副主任王锡珍与王淇等人接触时，莫传香、曾福祥已调离“重庆”号，只剩王继挺、蒋树德等人。他们强调“起义条件非常成熟，要中共派几个干部上舰领导，提供手枪10支，美金1万余元”。
几经过往，王锡珍感到王淇等人“生活浪漫，政治上无什么认识，他们的动机是对国民党腐败的统治不满，待遇太低生活苦，投向共产党带有浓厚的投机性”。她对王淇等人指出，他们的要求中共是难于满足的，但仍可保持联系。王淇同王锡珍商定了再次接头的时间，然而王锡珍如约接头时，王淇却爽约未到，结果这条线断了。
中共地下党还了解到，“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为人正直，有民族气节，并与国民党海军当局有一定的矛盾，遂通过某些渠道，设法和他搭上话，小心翼翼地试探有无脱离蒋介石集团的可能。
由此可见，包括毕重远在内，为使“重庆”号脱离国民党，起码使之不能用于内战，中共起码有四路人员在暗中运作。但因为这四路人员分属不同地方、不同系统的中共地下组织，又均是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所以他们互不相知，处于各自为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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