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走进中南海的长征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其弥天大勇从何而来？访苏期间，毛泽东为何称陈伯达看舞剧《红罂粟》是自取其辱；毛泽东生出不当国家主席的意念，是不是因为“大跃进”的失误？毛泽东为何对会议录音如此反感？
1953年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份文件，内容是关于中共中央主席秘书的任命。当时被任命为主席秘书的有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时称“五大秘书”。40年后，五大秘书中有四人相继谢世，唯独叶子龙，硕果仅存。
有一次，他于内蒙古寻访时突患重疾，还是曾主持过军委工作的老上级杨尚昆急调军用直升机，把他从交通不便的赤峰接回北京抢救，否则他这仅存的硕果也将凋零。大病愈后的叶子龙，头脑依然清晰，依然能够连续三四个小时，滔滔不绝地讲述那些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故事：关于他自己，关于他眼中的毛泽东。毕竟从1935年至1962年，他跟随毛泽东四分之一个世纪强。
一. 任红一方面军机要股股长，来到毛泽东的身边
保卫局红军工作部湖南省的浏阳，自近代以来人杰辈出。如为变法维新抛洒满腔热血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为推翻那拉氏统治策动起义的自立军领袖唐才常；再往后，又有一首涉及浏阳的歌曲，唱遍了中国，唱的是距离浏阳不远的地方的又一位更为不朽的革命伟人。就是这一方孕育了近代富于革新精神的人杰的山水，也滋养了本文的主人翁。
在浏阳东乡平安洲，丘陵叠耸，浏阳河逶迤而过，可谓山清水秀。长久以来，这里的人们多数以自给自足的农耕谋生，而叶子龙家却没有土地，养家度日，靠父辈经营日用杂品的买卖。
出生于1916年的叶子龙，原名叶良和。温良恭俭、和气生财，是本分商贩的信条，当然这并不意味“良”“和”二字的全部涵义及父亲的冀望。
1926年夏季，北伐军进入湖南，“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热潮随之波及到了浏阳，10岁的叶良和同其他年龄相仿的孩子们，都被动员起来参加了革命宣传。他们走街串巷，呼口号，撒传单。同伴们相继为自己起了新的名字，他们也提议叶良和改个新名：“你叫子龙吧。”“那怎么成，赵子龙可是大英雄。”可同伴们还是“子龙”“子龙”地叫开了。
1930年6月，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错误估计形势，认为革命的高潮已经来临，命令各路红军脱离原根据地，向武汉迫近，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为此，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于8月23日在长沙以东的浏阳会合，组建红一方面军。
“在毛泽东‘补充整理军实’的号召下，许多浏阳男儿应征入伍，就在那时，13岁的我，当了个‘娃娃兵’。我加入的是红六军，就是毛泽东诗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提到的那个偏师，总指挥是黄公略。不久，红六军改为红三军。”
“时隔多年了，您还记得那么清？”“嗯，浏阳出了本县志，前不久我看过，其中有关于我的记载。”
“参军后第一次正规作战的情形您还记得吗？”“第一次直接参战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那是第一次反围剿歼灭国民党第十八师的战斗。当时我刚参军四个月，在机关枪连，我们红三军承担的是正面阻击的任务。那一仗打得非常艰苦，但最后我们胜利了，打掉了敌人一个师部两个旅，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毛泽东对这胜利兴奋不已，写下《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其中有‘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一语。”
“红军中的报务工作，好像就是那次战役以后才有的吧？”“是的，1932年，我在学习了一段文化后，调到红一军团司令部从事译电工作。但在长征前夕，我又到了邓发领导的中央保卫局红军工作部。”
“说到长征，我印象中您到毛泽东身边就是长征期间的事吧？”叶子龙思索了片刻说：“那还得从1935年年初的遵义会议谈起。在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领导权，直到遵义会议才当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三人指挥小组，负责军事。从此，扭转了刚刚撤出中央苏区时颓败险恶、老打败仗的局面。”
遵义会议刚结束，红军就取得了娄山关大捷，经过四渡赤水，巧袭金沙江，摆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达维桥，和红四方面军会合。本来两支队伍会师，红军的力量更壮大了。可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见自己人多势众，政治野心急剧膨胀，觊觎中共最高领导职位，同时反对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主张向川、康、藏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逃跑。
张国焘的主张遭到中共领导层大多数人的反对，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继续北进。8月底，毛泽东及中央机关率领的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的右路军，抵达四川巴西班佑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张国焘拒不向右路军靠拢，还暗中谋划分裂中央甚至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
当中央得悉张国焘的这一意图后，毛泽东随即与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紧急磋商，决定中央机关和原红一方面军人马连夜北行，脱离危险区域，避免红军内部冲突局面。那一段日子里，叶子龙正打摆子、发高烧，连夜开拔时别人把他扶上了马背，可在漆黑的夜间匆忙行走中，他晕晕乎乎地从马上摔了下来，掉在沟里，弄得满身泥水，爬起来后又跌跌撞撞地跟着走，十分狼狈。“经这么一折腾，我久病不愈的疟疾，竟奇迹般地消失了。”后来写党史的时候，有人认为叶剑英送电报是杜撰的情节，叶子龙感觉应是确有其事，他说：“否则我们怎么会连夜匆忙行动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新组红一方面军，叶子龙又回到了机要工作岗位，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机要股股长。那时毛泽东直接指挥着红一方面军，并一直随红一方面军行动，叶子龙也就到了他身边。当时毛泽东的参谋是黄有凤，实际从事的就是机要秘书的工作。
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决定向山西发展后，整个红一方面军随毛泽东东渡黄河，叶子龙自然也跟随而行。在山西作战3个月，歼灭国民党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红军扩军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并使进入陕西威胁陕北根据地的部分阎锡山军撤回山西。
也就是在山西作战期间，毛泽东感到机要股已经不适应战事和形势发展的需要了。因为股长的地位太低，不能直接和军事领导人接触，机要电文的发送还要转经几道，容易贻误战机或出现差错，所以他建议红一方面军机要股升格为机要科。于是叶子龙由机要股长升为机要科科长。
“那时我们的报务通讯用的是一种叫作‘豪密’的密码。这套密码的编制者，就是周恩来。他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时用的化名叫‘伍豪’，‘豪密’便因此而得名。”
机要股刚改机要科，叶子龙即收到一封急电，他还按老习惯，把电文交给毛泽东的参谋长黄有凤。可这次黄有凤没有接，而是笑着说：“你现在是机要科长了，应该自己把电报送给毛主席。”
叶子龙听黄有凤这么说，就自己把电报给毛泽东送去。他走到毛泽东的住房前喊了一声报告，就听见里面答应让他进去。他进门后，看到房间里只有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人。初次和毛泽东面对面在一起，而且毛泽东看了他半天不说话，使他更感到局促，把电报交出后，就准备马上退出去。
这时，毛泽东开口了。也许由于听出了叶子龙的湖南口音，所以问他是哪里人，叶子龙回答说是湖南浏阳人，毛泽东听后笑了，说：“我们还是老乡嘛。”就又和他拉了几句家常。那时叶子龙不认识贺子珍，毛泽东又给他们俩互做了介绍。从那以后，再发送电文，就无须过别人手，都由叶子龙亲送毛泽东了。
本来，毛泽东拥师东渡的意图，是在山西谋求发展，威胁北平。但取得一系列战果后，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匪”总司令，调集数路国民党军合击红军。此时河西的军事压力已经减轻，中央遂决定返回陕北拓展。
回撤时形势紧急，天上有飞机，地上有追兵。然而在红军集结渡河的三天三夜里，一直是云遮雾罩，飞机根本无法侦察红军的行踪，实施阻碍红军的行动。但红军一过黄河，顿时云开雾散。叶子龙回顾当时的情景说：“大家议论纷纷，都说是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保佑着红军。”
一进陕西的延川，红一方面军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几次到会讲话，批评红一方面军存在山头主义，说红一方面军的干部调不动。会上还决定成立红军大学，红一方面军的许多干部都调出来了，林彪出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就在这次会后，黄有凤调往红一方面军当机要科科长；而叶子龙调到中央军委担任机要科科长，从此正式来到毛泽东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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