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惠年加入由周恩来亲自掌握的中共“特科”
中共从诞生之日起，中央机关多数时间设在上海。1926年夏，北伐军攻克武汉。张国焘在中央紧急会议上，提议中央机关应迁往革命的前沿和中心武汉，不要总在上海的亭子间对各地的革命和战争遥作书面指导。
鉴于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中共对湖北和武汉的工作更趋重视，调项英、林育南、罗章龙、聂荣臻等充实湖北区委；李立三、毛泽东、刘少奇、恽代英、张太雷等也陆续前往武汉；瞿秋白亦随后到达。但整个机关向武汉的迁移，却直到蒋介石在上海“清共”、陈独秀离沪才完成。
可不久，宁汉合流，汪精卫提出“宁可枉杀千百，不使一人漏网”，对中共实施更残酷的捕杀，中共机关在武汉难以立足。9月19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由于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彭湃、王荷波，候补委员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毛泽东、邓中夏等均在外地，与会者只有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六委员。会议决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月底，迁移的计划开始实施。
当时上海正处在血裹腥弥之中，中央机关为何偏要迁往这风声鹤唳之地呢？这主要是因为上海城市人口众多，成分复杂，流动性大，不查户口，租房方便，工厂店铺林立，水陆交通发达，加之中央机关在沪经年，有众多关系，特别是上海租界连片，华洋杂处，政出多门，军警分属不同系统的格局，都有利于党中央机关隐蔽活动。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当时多数中共领袖心目中，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甚深，他们企盼着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而这种胜利是以筹策暴动夺取中心城市为标志的，他们的着眼点从未离开过城市。
中央机关有一套庞杂的班子，有负责会务的、有负责文秘的、有负责保卫的、有负责与各地组织交通联络的，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上海形势超乎寻常的险恶，军警如林，暗探密布，稍有不慎，便会遭遇不测。一些意志薄弱的人颓唐甚至变节，而变节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中共领导人的被捕和某些机关工作班子被破坏。
1928年4月，何家兴、贺稚华夫妇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被捕；1928年8月，戴冰石叛变，设在平凉中路西口的中共中央秘密联络点被破坏，十余人被捕；1929年8月，白鑫叛变，中央政治局委员、农委书记彭湃，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邢士贞，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被捕，设在新闸路的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被破坏……
每当中共机关遭破坏，有关人员被捕，就需再调些人员进行补充，周惠年就是因上海的中央机关遭破坏后，从内地调往上海的。由于中央机关屡遭破坏，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周恩来提出秘密机关社会化的思路，设立的机关要以工厂、商店、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形式做掩护，机关工作人员装扮成不同类型的家庭，利用各种合情合理的保护伞。
周惠年初到上海，就住在中共负责地下交通工作的吴德峰家中。当时吴德峰、戚元德夫妇住在一起，表面上是一户阔绰人家，周惠年遂扮演老妈子的角色。
因为她初来乍到，需要有个熟悉环境的过程，并未承担多少在上海跑交通的工作。同时一家就是一个工作站，有许多杂务要处理，而且假戏必须真做，所以整天收拾房间、接待客人、买菜烧饭、洗洗涮涮，和真的老妈子也没太大的区别。
习惯于轰轰烈烈搞宣传鼓动、从事工运的周惠年，对此很不适应，何况在来之前她就提出过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的要求。于是，她向吴德峰当面请求调换工作，要到工厂去。不料，遭到吴德峰的严厉批评：“都到工厂去搞工运，机关工作谁来做？！革命工作每一项都很重要，都是必需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组织安排。”
虽然吴德峰的口气比较生硬，但周惠年感到他说的在理，便逐渐安下心来。不久她担负了接待河南到中央的交通人员的工作。
在时下一些电影里，中共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多是西装革履、锦衣金饰，经常出入灯红酒绿的舞厅、酒店，气派潇洒。可周惠年对我讲的情形，与之简直异如天壤。当时组织上给周惠年的生活费，每天只有四个铜板，一月仅一块多大洋。
四个铜板，在上海也就够一副大饼油条钱吧，可她要维持一天的生计，以至入冬了，她还靠几件单衣御寒。她默默地忍耐着，直到一天她冷颤瑟缩地与吴德峰、戚元德会面，组织上才了解她的窘境，给她十块大洋，用来购买夹衣、棉衣。
对艰苦的条件，周惠年时常考虑通过自己的劳作来改善，也可减轻组织的负担。闻知住守的机关附近，有一爿丝袜厂正在招工，周惠年去联系了一下，老板对她很满意，说妥每月30块大洋。她高兴得不得了，一来可为组织解决一点经费；另外自己有在工厂发动群众的经验，可借机开展工作。
她兴冲冲地向组织汇报请求批准，可吴德峰不同意。他说组织上交给她的工作是看机关，如果她上工了，来机关联系的人员就可能吃闭门羹，容易耽误大事。为了革命的需要，她放弃了这份很有诱惑力的工作，继续她一个月一块多大洋的生活。
数月后，吴德峰调到中共中央军委，主管交通总站的工作。周惠年也随之到军委，在军委招待所，负责接待从苏区来中央的团以上干部。
1930年秋，历时半年、涂炭中原大地的蒋、冯、阎大战结束，蒋介石立即腾出手来，向中共武装割据的地区进行围剿。10月，蒋介石调集十万之众，由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指挥，对毛泽东、朱德为首的湘赣边界根据地发起第一次“围剿”。
为了加强中共中央对各武装割据地区的领导，及时了解各地反“围剿”军事斗争的情况，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交通局，把军委交通总站和中央外交科归并交通局，直辖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余泽鸿、吴德峰组成领导委员会，吴德峰为局长。其任务是打通与各根据地的交通线，布置起严密的同全国联络的交通网。
通过这些交通线和交通网，把各地的情况尽快通报中央，把中央的指示和新精神送往各地；运送各根据地给中央的经费；护送各地赴中央的人员和中央派往各地的干部，是交通局的主要职责。周惠年一度在苏区向中央送经费的联络点，把从根据地送来的钱转交吴德峰，再由吴上缴中央。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周惠年在工作中显示了她的忠诚和勇敢，因而她又被调到更具风险的中央特科工作。特科的前身是中央军委直属的特务工作科，科长是顾顺章，下分特务股、情报股、保卫股、打击土匪的土匪股。中共中央机关重返上海后，特科改由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周恩来直接指挥，顾顺章是实际负责人。
此时的特科下分四个科。
一科是总务科，负责总务，例如租住房、选择会议地点、掌管财务等。
二科是情报科。它成立于1928年4月，第一任科长是功勋卓著的名将陈赓。他除了任二科科长外，还是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的副手。二科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各种情报，及时掌握敌情，并对敌方的侦探机构进行反间谍工作。经陈赓的筹划安排，一批忠诚勇敢的共产党人打入国民党的情报机构。钱壮飞成为国民党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李克农成为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情报机构的实际负责人；胡底成为国民党华北情报网的实际负责人；宋再生成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员。也是通过陈赓的工作，国民党中央驻上海特务机构的特派员杨登瀛，成为特科的内线。当时陈赓化名王庸，人称“王先生”。周惠年回忆说：“那时我们常听说王先生、王先生的，后来得知他被捕了，可始终不知道他就是陈赓。因为很多人都用代号称呼，例如夏采曦老戴个眼镜，就被称为‘眼镜’。”
三科是行动科。科长由顾顺章亲自担任。三科的主要构成是令国民党特务和出卖组织的叛徒闻之胆寒的“红队”，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及其领导人的安全，例如在会议期间进行保卫；劫持、营救被捕的中共领导人；镇压出卖组织的叛徒和对中共构成威胁的奸细、特务。
四科是交通科。科长是李强。主要任务是保障上海及全国各地的秘密交通线网的正常运行，同时负责中共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报务。李强还是第一任台长。此外，每当中央有重要会议召开，四科还要承担与会人员的护送和会议文件的传递工作。
周惠年到特科后，归属三科领导。她的具体工作是住看机关，保存武器，有时为红队执行任务运送枪支弹药，有时传递有关行动的命令和情报。这些都是异常危险的，因为当时隐藏和携带枪支弹药，在租界内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可判极刑；若落在国民党特务手里，后果更不必说了。
周惠年回忆说：“那时我们去执行任务，必须慎之又慎。先乘有轨电车，然后进公园兜几个圈，再坐黄包车左绕右绕，确定后面没有‘尾巴’，才走向接头地点或执行任务的地点。”据说有些女同志最初执行这类任务，腿都有点哆嗦，可周惠年却从未犹疑过。用她儿子的话说：“从记事到现在，我们始终没有搞清楚我妈妈怕什么。在她思维的词汇库里，仿佛就没有‘畏惧’这个词儿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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