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资本主义无法摆脱这次大危机，这是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所注定了的。正是因为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世界各国政府都把刺激经济的措施和手段提前用尽了。

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这一次空前的危机，这是由现存世界的基本结构，特别是由前述支持资本扩张的四个决定性因素均已消失所决定的。

首先，像开发美洲新大陆、殖民地扩张、开放社会主义阵营那种推动世界经济大扩张的机会，今天已经基本渺茫了。需要重新开发的世界市场，除了南北两极和非洲之外，余地不大。众所周知，依靠南北两极和非洲的快速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这是极其困难的。

当今世界，除非对美国本土所垄断的资源进行开发和再分配，除非对欧洲进行资源开发和再分配，否则世界经济便没有出路。但是，那就等于挖掉了现存世界秩序的根本。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让少数发达国家承担发展和危机的代价，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其次，靠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余地已经很小，且不可预期。何况正如马克思早已经指出的：新兴产业和新技术的出现，从来具有排斥人类劳动的特点，所谓“淘汰落后产能”，势必影响世界经济规模，进一步导致失业扩大。

再次，世界人口增长已经进入拐点，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大趋势，但社会福利总体水平可能下滑，导致消费水平日益受到制约。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力的提速、超速发展，会导致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它直接反映为生育成本上升，从而造成人口下降，这一“矛盾共生”的自然律并非预言，因为它已经成为现实。

最后，21世纪中叶石油资源行将耗尽，同时世界煤炭资源也将耗尽，即使有新能源开发出来，也难以支撑现有世界工业生产和经济体系的规模扩张。按照热力学定理，墒的增加将与能源的耗散达到均衡，这意味着能量的转化是不可逆的。

中国要带领全世界走出“总危机”，所面临的挑战、所承担的责任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挑战，绝非使得14亿人特别是375亿普通劳动者分享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那么简单的事，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根本性的：一方面是如何通过分配体制改革，解决“产品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如何通过加快推动国际金融和货币体制改革，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两者彼此关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而后一个问题的解决绝非仅靠中国一国就可以完成。

在世界商品生产市场的竞争中失败之后（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中国与西方世界攻守关系的第一次大转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将采用两种方式来挽救资本主义的失败命运：一是金融掠夺，二是帝国主义战争。

货币金融扩张导致流动性过剩，使生产发展的速度总是赶不上资本扩张的速度，这几乎就是资本主义金融体制的本能，是其无法克服的痼疾。马克思说，这个痼疾一开始就埋藏在私人银行制度的机体之中。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说到了这个痼疾：

关于资本在货币借贷上所起的作用，亚·斯密曾说：

“即使在货币借贷上，货币也似乎只是一种凭证，这种凭证使某个所有者不使用的资本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这种资本，同作为资本转移工具的货币额相比，不知可以大多少倍……就像同一些货币能够用做等于其价值3倍以至30倍的借贷的手段一样，它们也能够用做依次进行偿还的手段。”

既然同一货币额根据它的流通速度可以完成多次购买，它也可以完成多次借贷，因为购买使货币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借贷不过是货币不以购买为中介而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

马克思这里讲解的是：私人银行制度为什么总是与“超发贷款”即“流动性过剩”紧密相联。

我们知道：银行的产生，金融业的发展，其根本的起因是将社会闲置资源集中起来，再投入到最需要的方面去，以减少资源浪费，从而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因此，银行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地“依托现有存款”发放贷款。但是，银行从一开始就容易无意或者有意地忽视一个根本性问题：大量的“贷款”会以各种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转化为“存款”。

如果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忽视了这一点，即并没有对应地扣除或者冻结初始存款人的存款，而是把贷款当成了存款，并以这种貌似存款的贷款为据，发放新的贷款，那么就一定会出现马克思所说的同一些货币“可以完成多次借贷”现象，也就是说：同一种货币，在银行手里就会成为“3倍以至30倍的借贷的手段”。这便是所谓的“贷款乘数效应”。

由于把贷款作为存款，并以此发放新的贷款，如此循环往复，银行似乎可以创造无穷的货币投放，从而使得货币总量难以控制，最终便导致了流动性过剩。

“贷款乘数效应”是一切银行都难以克服的痼疾，中国的金融机构也难以避免，但是，关键在于，银行和金融机构是警惕地防止资本过剩，还是处心积虑地制造资本过剩。

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先生曾经这样指出：

中国规定商业银行贷款与存款的比率不得超过75％，但考虑到贷款与存款之间的转换关系，即使一开始贷款控制在存款的75％以内，但由于贷款可以转化为存款，如将其转化的存款再按75％贷放出去，则相当于初始存款的56％。依此类推，则由贷款派生的存款最高可能达到初始存款的290％以上，形成信用的过度投放。

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所作所为，却恰恰就是处心积虑地制造资本过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各大型跨国公司纷纷转变为“非银行性金融机构”，它们将从银行手里获得的低息贷款再次以高利贷的形式贷出，从中赚取高额利息。银行与跨国公司联手放贷，则使得流动性过剩雪上加霜，变得从此再也无法收拾。

当今世界金融体制还有着其特殊的缺陷，那就是：它以美国一国之主权货币作为世界中心货币，这必然导致作为货币发行国的美国为了一国利益而牺牲全世界的利益，丝毫不负责任地超量发行货币。美元超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公害”。

尽管中国的生产能力是巨大的，但是，相较当今世界金融海啸般的流动性过剩而言，中国的生产能力却无异于杯水车薪。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一方面制造着海啸般的公共债务，一方面却依然保留着大量土地、矿产资源不开发，大量高科技产品不肯出售，庞大的军费开支不愿缩减，继续维持着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富可敌国的日子丝毫不肯动摇——指望着在现有的世界货币金融体制、现存国际资本主导下的政治体制的支配下，由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来拉动世界经济，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目前世界证券市场上流动着天文数字般的过剩资本，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中国不是以我为主，积极创新，改革不合理的世界金融体系，而是被动地开放资本市场，那么，中国改革开放所积累起来的财富，甚至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过剩资本吸纳殆尽——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崩溃即是一个例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资本主义世界的对抗关系，就表现为货币与商品生产的对抗、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的对抗、发行信贷的金融领域与生产领域的对抗，最终，它必然表现为掌握货币发行权的国家集团与生产国集团的对抗——而这就是当今世界北方与南方的对抗。

今天，这种对抗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白热化程度。

因此，每一次经济危机都表现为：为了支持虚拟经济，就必须牺牲国民财富以支持股票市场；为了货币，就必须牺牲商品；为了金融和虚拟经济，就必须牺牲实体经济；为了货币发行国，就必须牺牲商品生产国；为了维护“木脑袋”，就必须牺牲活人的生命；为了美国，就必须牺牲中国；为了资本主义，就必须牺牲全人类。

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商品相对立，或者说，交换价值必须在货币上取得独立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一般说来，只要货币有保证，商品价值作为货币价值就有保证。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

今天的人类，已经到了必须在“资本主义”或者“野蛮”之间作出抉择的关头，到了必须在资本与劳动、资本与人类文明之间作出抉择的历史时刻。

民主的实质是“无权利则不纳税”，发达国家要继续消费中国劳动者生产的商品，就必须给中国以相应的权利，就必须承认现存的世界秩序需要改革，就必须承认：在民主扩大到世界的时代，以金融垄断为实质的“西方中心论”必须终结。

而对于中国来说，这首先就意味着：不再把空洞的“美国符号”作为生活的价值、作为精神的家园，不把现实中的美国作为逃避现实的渊薮——最后，方才能够真正做到不把商品以美元定价。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商品生产国是一个著名的穷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负债国却是最富裕的国家，如果说这里面存在欺骗的话，这种欺骗却绝不是“剥削剩余价值”或者“延长一般劳动时间”那种小小的欺骗——这是由于人被自己头脑的造物所欺骗，人为自己头脑中的幻象所欺骗。

马克思说：“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不仅靠别人维持我的生活，而且别人还创造了我的生活，别人还是我的生活的泉源，那么我就完全靠别人的恩典为生；如果我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创造，那么我的生活就必定在我自身之外有这样一个根源。”如果人们还不习惯于独立自主，那就是由于他们已经习惯了“用自己的木脑袋倒立着行走”。如果人们还不习惯民主的扩大，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历史上的无产阶级如此，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

如果马克思在世，他也许会这样教诲我们：今天，西方资产阶级除了在社会再生产领域里拥有的优势之外，已经没有多少优势可言了。无产阶级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制定相应的社会法则，尤其是国际金融法则，以取代资本法则支配世界的历史任务，已经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了，进一步说，这个历史任务已经摆在了具有历史首创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了。

马克思感慨于人们迷信资产阶级制定的社会法则虚幻的正义性，而不是去正视现实世界的分裂和解体。而人类思想之所以坠入这种自我欺骗的现代病症不能自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告别马克思”成为20世纪的下半叶世界知识发展的主流。

马克思无情地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詹姆斯·穆勒这些资产阶级学者踩在脚下，他指出：自从《国富论》诞生以来，欧洲劳动者如果不是变得更穷了，就是变得更加不幸，经济学家们之所以把关于“抽象范畴”的讨论尽其所能地谈得更抽象，就是为了掩盖如果没有劳动者的劳动，如果不榨取劳动者，所谓“资本增殖”就无从谈起这个简单事实。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努力，无非是以理性的手段制造资本的泡沫和假象，再以繁荣的假象来粉饰四处可见的危机。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正义者同盟的口号“四海之内皆兄弟”修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意味着，让被剥夺者遵循剥夺者的“道德法则”，是多么的虚伪和不道德。因此，马克思明确宣布，他不愿成为那些人的兄弟。

让骗局的精心制造者与上当受骗者成为兄弟，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那就是更大的欺骗。而要终结骗局，就先要揭穿骗局，因为正是那些幻象和骗局的制造者们从根本上破坏了人类的团结，破坏了荣辱与共的人类情怀，因此，要实现现实的正义，绝不能靠空谈“四海之内皆兄弟”，而是要为正义而斗争；要实现人类的团结，就必须驱逐不团结者；要实现正义，就要消灭不义的根源；要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口号，就先要承认“四海之内已经不再是兄弟”的现实，承认不再有人类团结的现实。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我们若要夺回劳动果实，就必须首先让思想冲破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