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于是，了解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活动之秘密的关键，就在于认识：“资本”对于社会的支配是如何采取了形而上学法则支配社会这种“虚幻的形式”。

马克思说，在宗教的时代，人们在自己头脑中造出一个上帝的形象，让它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经济学家们却造出一个抽象的市场，让它用“看不见的手”来支配生产和交换，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现实世界是由“资本”投资法则支配的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马克思说：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一种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

资本主义社会崇拜的是“资本”，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却说它崇拜的是“劳动产品”，是“物”，是劳动产品的堆积处——商品市场，这是多么荒谬的学说啊。

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形而上学（逻辑和数学）的地位代替了资本的支配地位。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法则之“客观公正性”，也就是建立在数学法则的“客观公正性”的基础上的。正因为资本法则被置换成了数学和逻辑的法则，所以，人们就很难怀疑它，甚至很难发现：资本社会其实是用数学的法则来代替了资本的逻辑，从而，正是数学法则的客观透明性掩盖了劳资关系的对抗性。

如果马克思不是一个批判的哲学家，如果马克思的知识不是如此之广博、深邃，如果他对于包括康德哲学在内的形而上学传统没有如此精深的了解、洞察，那么，仅仅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写出《资本论》，他或许能写出的只是《市场论》而已——而那样一本著作，或许反而会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奉为“葵花宝典”。但是，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首先采用数学的方式，将不同的人在“劳动力”的意义上等同起来，然后，又把不同的人类劳动在“一般劳动”的意义上等同起来，这正如从不同的树木中抽象出“树”这个范畴意义，其采用的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方式，是想象和幻想的方式，因此，这种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就是想象和幻想。

卢梭认为：人生来平等。但马克思指出：人生来平等，这却绝不能理解为“人生来是相同的”，因为人生来平等，这是一个政治命题，而人生来相等或相同却是个数学命题。

所谓“人生来平等”，并不等于“人生来都是相同的”，因而是“相等”的。这首先是因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完全相同，这种事情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在现实中其实找不出两个本质上完全相同的人。卢梭自己也承认自然差异性，即人在生理、心理和智力上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

因此，马克思认为，人只有被还原于数字，才能等同。正如每个人只有在逻辑上被还原为“抽象的人”，才能“等同”一样。而这种还原，首先就取消了人，即取消了具体的、社会的、政治的、性别的人，而那种观念的、数字意义上的、抽象的人，实际上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

马克思说，“人类平等”，这个法则的确立其实是商品社会的需要，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意味着“人作为抽象的劳动力”是相同的、是可以等同的，它也意味着应该根据“一般劳动时间”的标准，无差别地支付工资，因此，这种“平等”，不过是将不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为“一般人类劳动”，不过是把人视为“无差别的劳动力”，并在“劳动力”的意义上抽象地等同起来罢了，而这就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

要把不同的人在“劳动力”的意义上等同起来，从而把不同的人类劳动在“一般人类劳动”的意义上等同起来，这就需要一个“公约数”，即马克思所谓“一般等价物”，而这个“一般等价物”就是货币。

那么，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说，是亚里士多德最早揭示了货币的起源。亚里士多德说：“五床等于一屋”，但是他马上就补充说：这绝不是说“床就是屋子”，而是说五张床等于若干货币，而这些货币又可以换一间屋子。亚里士多德知道，床与屋子是本质上不同的东西，是不同劳动的产物，之所以要假定在床和屋子之间存在等一性，这是因为：如果没有等一性，也就不能交换，没有可公约性，就没有相等，因此，也就没有形式上的公平交换。这就是说，货币作为数的公约性，或者作为一般等价物，不过是应付实际需要的手段，而这种需要就是交换的需要。

但是，亚里士多德却能够了解那个简单的事实：“床不是屋子”，本质上不同的劳动产品是不能等同的。这是因为：希腊人建立价值尺度的基础不是抽象的逻辑，更不是数学，而是政治学，而在政治学的视野里，人是划分为不同阶层的，因而是从事着不同职业、不同劳动的人，他们之间是不“平等”的，更是不能“等同”的。

在古希腊，货币还不是支配社会的“唯一的神”，劳动力还不是商品，故而，亚里士多德就不可能产生“不同的事物在抽象的数和量上是等同的”这样奇怪的想法。

但是，商品社会里的人却不能了解这样简单的道理，这是因为：在这样的商品社会里，作为劳动力的人成为了商品，而把人还原为“等量劳动力”的依据归根到底就是数学；作为劳动力的人因此变成可以计量的，即在数的意义上是可以等同的，而且资产阶级经济学还以为数学是客观的、明晰的、透明的。

数理逻辑是资本社会中占支配性地位的社会再生产逻辑，而资本法则的最抽象的合法性表述就来自数学，来自数学法则对于现实中实际上占支配地位的“劳—资法则”的取代，来自形而上学对于现实的政治关系的取消。经济史学家黄仁宇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再生产特征，归根到底一句话——“数目字管理的社会”。他采用这个概括，一举抓住了资本社会的要害：以无矛盾的描述来掩盖劳资矛盾的对抗性，以数学取消了政治学，这便是把阶级统治转变为“数目字管理”。

数学作为解释世界的方法，其要害并不是揭示了现实对抗，而是神秘地掩盖了现实社会关系的对抗性——特别是资本支配劳动这种现实政治性。它掩盖了这样的事实：从事不同劳动的不同的人，他们之间是不能“等同”的，而作为阶级和阶层，他们之间也是不平等的。

与“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这种明显的剥削不同，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只要臆造出“一般劳动”这个形而上学范畴，只要抹平了工厂里工人的创造性劳动与“抽象的一般劳动”之间的差异，剩余价值就产生了，因为一切“工人工资”其实都是按照“一般劳动”的标准支付的，而“一般劳动”作为价格尺度，只是资本家在劳动力市场上购买劳动力的“平均价格”，根本就不是对工人实际劳动创造的评价。

《资本论》第一卷从“产业资本”入手，作出了这样的分析。马克思揭示出产业资本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两个差异的体系：（1）工厂里的工人“集体劳动”与工人单个的劳动的相加是不同的；（2）劳动之前谈好的工资与劳动结束后给付的工资也是不同的。前者是“空间的差异”，后者是“时间的差异”，而剩余价值就是从这两种差异中产生的。尽管上述两种差异是很难被看到的，但是，如果看不到这种差异，也就看不到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

马克思分析说：一方面，资本家占有的是工人在工厂里“集体劳动”的成果，但却按照“每个工人个别的劳动”分别给付工资。马克思这样说：劳动者是在劳动场所进行集体协作劳动的，而“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资本家获得的，就是这种集体协作产生的生产力，但是，劳动者的工资，却是按照个人的分散的劳动力的平均数来计算并给付的，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科学技术的发展、机器的采用都是协作劳动的产物，它无一例外地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使这种“时间的压缩”产生剩余价值，但是，这些剩余价值却被“一般社会劳动”和“一般劳动时间”这两个形而上学的抽象范畴掩盖、抹平了。

真正的“集体协作劳动”产生的生产力，与每个工人个别劳动力的简单相加（一般劳动）这二者之间存在差异——或者不平衡，如果看不到这个差异和不平衡，也就看不到真正的剥削和产业资本发展的动力。实际上，这确实是很难被发现的。故而，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根本就不必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这种蹩脚的作弊来达成，他只要“老老实实”按照“一般劳动时间”分别给付个别的劳动力工资就可以了。“一般劳动”作为一个极其抽象的标准，它的决定权、计量方式完全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因此，资本家总是能够理直气壮地说：我给付的工资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它是按照“一般劳动”和“一般劳动时间”这个标准给付的。

另一方面则是从“时间”上来说的。劳动开始前谈好的工资，与劳动结束后实际给付的工资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而给付时间上的差异同样产生剩余价值。这是因为：“工资”作为对劳动力的投资，一开始并不表现为货币工资，而仅表现为劳资双方确立起来的信用，体现为一纸由资方主导的契约（有时连一纸契约合同也不存在）。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给劳动力支付报酬，是在劳动力按购买契约所规定的时间发挥作用以后，例如是在每周的周末。因此，到处都是工人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预付给资本家；工人在得到买者支付他的劳动力价格以前，就让买者消费他的劳动力，因此，到处都是工人给资本家以信贷。这种信贷不是什么空虚的幻想，这不仅为贷方碰到资本家破产时失掉工资所证明，而且也为一系列远为持久的影响所证明。”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之所以是资本家有意无意的“帮凶”，首先就是因为它所制造出的“一般劳动”这个极其抽象的概念，这个尺度严重低估了现代工业生产力所创造出的社会财富。资本家可以这样辩解说：“一般劳动”作为评价标准，并不是自己制定的，而是由劳动力市场制定的，但是，一旦把“一般劳动”的价格让劳动力市场去决定，那么，劳动力的价格就势必会被进一步低估，无产阶级创造的财富量也会进一步被低估，而这些被低估的劳动力和财富当然是统统被资本家所占有了。

同样地，“一般劳动时间”这个极其抽象的概念掩盖了商品生产的目的，乃是为了给资本家积累剩余价值，而不是为工人提供劳动机会——所谓“一般劳动”和“一般劳动时间”，其实就是卢梭所谓“树”的概念和尼采所指出的“圆”与“三角形”那种东西。马克思说：“用一个简单的几何学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为了确定和比较各种直线形的面积，就把它们分成三角形，再把三角形化成与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表现——底乘高的一半。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同样要化成一种共同东西，各自代表这种共同东西的多量或少量”

于是，马克思感慨万千地写道：

可见，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做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因此，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把使用物品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在于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形式才具有的这种特点，对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来说，无论在上述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永远不变的，正像空气形态在科学把空气分解为各种元素之后，仍然作为一种物理的物态继续存在一样。

我们这里之所以要用“感慨万千”这种说法，当然是因为：马克思当年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评，即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只是用数学、形而上学的方式观察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它只是用形而上学臆造的“市场”这个范畴，用建立在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这个道德法则上的契约，掩盖了“资本”对于社会的支配地位。而马克思的这种批评，对于今天流行的经济学而言，是完全有效的。

在马克思的时代，数学、语言学和逻辑学这三门学问构成了一个共同的学科——形而上学，马克思的贡献是将经济学也加入其中，故马克思方才说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必须从揭示古典经济学掩盖了什么入手。

而正是为了揭示古典经济学掩盖了什么，马克思方才开始创作伟大的《资本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