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尼采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罪恶感和个人责任感起源于最古老、最原始的人际关系中，起源于买主和卖主的关系、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第一次产生了人反对人的现象，第一次出现了人和人较量的现象……从这里培育出了最古老的关于精确性的意识，同样，人类最早的骄傲，人对于其它动物的优越感也由此而产生。或许我们对于“人”（manus）的称呼也是出于这种自我感觉的表达。人把自己看成是衡量价值的，是有价值、会衡量的生物，看成是“本身会估价的动物”。买和卖……恰恰是那些关于交换、契约、罪孽、权利、义务、协调等等的萌芽意识首先转化出最粗放、最原始的公共群体（和其它类似的群体比较而言），与此同时还形成了比较、计量和估价权力的习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价格”，“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清偿的”：这是正义的最古老和最天真的道德戒律，是地球上一切“善行”、“公允”、“好意”、以及“客观性”的开端。

尼采说，离开了市民社会，康德所谈论的抽象法则便不会得到具体的和历史的理解，比如说，康德所谓的“自律”和为“自己立法”，无非就是把人看做“自身会估价的动物”；所谓的“内心的道德法则”，无非是指“爱你的邻人”；而所谓“爱你的邻人”，其实就是在你的邻人需要钱的时候借给他高利贷。于是，马克思方才这样说，“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道德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康德所谓的“内心的道德戒律”其实也就表现为一纸借据，而所谓上帝的爱、所谓上帝因为爱而植入人们头脑中的“先天法则”、所谓“爱你的邻人”，其实也就是指：“每一项急需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摆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走向自己的邻人并且对他说：亲爱的朋友，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但是你知道，有先决条件；你知道，你应当用什么样的墨水给我写字据；既然我给你提供了享受，我也要敲诈你一下”。

马克思幽默地说：“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银行家把一切社会财富都转化为资本投资，而他们总是会在自己的“邻人”们最需要钱的关键时刻，作为投资者——也就是放债者出现，热情洋溢地为后者提供各种“服务”，并四处兜售这种“服务”；通过把金钱变成资本投资，他们用资本的逻辑掌握人们的“需求”，通过这样做，他们就能够把货币和财产转变为资本投资，并把资本转变为支配他人的权力，以此奴役人、剥夺他人的自由和政治权力——因此，这种“爱”就是枷锁，而这种法则就是契约，就是惩罚的根据。

当然，这种道德戒律在债务—投资关系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甲借款给乙，表面上是满足他的需求，但通过这样做，甲也就可以通过催债这种行为，使乙廉价处理自己的所有来偿还债务。实际上，无论是作为资本家机构的IMF，还是个别的资产阶级私人，无论是银行业还是保险业，他们无一例外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自己的“邻人”当作资本利息和利润榨取的对象，而他们这种“爱自己的邻人”的方式，当然就是恶，也就是用资本的法则束缚“邻人”，并在“邻人”破产的时候“合法地惩罚他们”。

马克思描述了这种“对于自己邻人需求的掌握和利用”怎样导致了资本家支配权的扩张，导致了“作为消费者的人”的日益贫困和依附状态，同时也导致了货币的法则和尺度就是货币的“无节制”与“无度”发行，导致了消费发展的速度总是赶不上产品开发的速度，生产发展的速度总是赶不上资本投资扩张的速度。

当然，马克思在这里描述的，其实就是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事实：

（在资本社会里——引者注）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人作为人更加贫穷，他为了夺取敌对的存在物，更加需要货币，而他的货币的力量恰恰同产品数量成反比，就是说，他的需求程度随着货币的力量的增加而日益增长……无度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

今天，正是对层出不穷的高档商品消费的依赖，导致了债务的扩张，从而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统统陷入债务的圈套。美国的“两房”债券操作，就是典型地利用了广大下层消费者对于房产的需求，先以“零首付”的方式诱导消费者购房，再以“贷款乘数按揭”这个银行家的法宝将滚雪球一般的债务压到购房者头上，从而把他们深深地推入债务陷阱，最终将其剥夺得一无所有。

今天，所有的“房奴”、“车奴”们，都像陷入了破产的希腊这个国家一样，在焦虑地承受着种种日常性的惩罚。而尼采则这样指出，所谓“爱你的邻人，他打你的左脸，就把右脸给他”，这句基督教箴言的真实意思就是：如果你的债务人还不起债，那么就继续借债给他，直到他完全成为你的奴隶、为你彻底控制和支配为止。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法则”的实质其实就是资本投资的法则，这一法则的最一般的形式表现为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债务契约，通俗地说就是“高利贷”借据，它在资产阶级投资和金融制度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个法则更在当今金融寡头支配的兼并和重组、拍卖和“结构调整”的“惩戒”中得到完美的体现。

而马克思下面的话，可以说是与尼采的说法一模一样：

没有一个宦官不是厚颜无耻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力图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麻木不仁的享受能力，以骗取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厚颜无耻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按照基督教教义说来本应去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每一项急需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摆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走向自己的邻人并且对他说：亲爱的朋友，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但是你知道，有先决条件；你知道，你应当用什么样的墨水给我写字据；既然我给你提供了享受，我也要敲诈你一下）……

康德自信为人类行动制定了普遍法则，他更自豪地把自己的工作比作“哥白尼式的革命”，但实际上，康德只不过是开启了人类思想的“哥白尼革命”。因为在康德之后，那些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们几乎无不对康德制定的“法则”穷追猛打，并把他制定的法则视为对人类的束缚，从而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和知识造反运动。

在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家那里，甚至康德所谓的“先天综合判断”也被深刻地理解为内在的自我束缚——所谓“先天综合判断”无非意味着，人总是戴着数学、逻辑和语言的“有色眼镜”看待世界，总是“从自我出发”理解世界，因此，人总是把世界理解为“我的世界”、“我占有的”世界，而这就是因为，康德所说的抽象的“人”，不过是市民社会里的“私人”，是自私自利的人。

其中最为“刻薄”的批判是这样的：康德的法则的出发点是“自我中心的”，它在伦理上说是自私自利的市民道德。这种对于“自律法则”的刻薄批判，同样也可以追溯到卢梭。卢梭说，比起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比较自私自利、总是比较胆小怕事，就是因为他们总是按照“自己头脑中的法则”行事，这不仅表现为一种疾病——一种普遍的疑神疑鬼的“疑病症”，而且表现为，每当做一事之前，他们总是先在头脑中把代价—收益、得失利弊盘算得清清楚楚。

被康德视为“心中的道德法则”的东西，恰恰是卢梭所批判的知识分子的通病——自私自利和胆小怕事：

是理性使人产生自尊心，思维又使之增强，是理性使人多考虑自我，也是理性使人远离烦扰折磨他的一切。哲学思维把人孤立起来。正是由于哲学思维，人才会在见到别人在受难时，暗自在心里说：“去死吧，如果你愿意的话，反正我是安全的。”只有那些危及整个社会的危险，才能搅得哲学家不能安睡。有人在他的窗子底下杀死他的同类却逍遥法外，他只是捂住自己的耳朵，稍微为自己辩解一下，就阻止了自己的本性背叛他自己，阻止了自己的本性同情这个不幸的死者。野蛮人就没有这种令人钦佩的才能，而且由于他缺乏智慧和理性，总是愚蠢地听凭这种原始情感的支配。例如，在骚乱中，在街头殴斗中，贱民啸聚一起，而谨慎的人则站得远远的，但最后往往还是群氓，是卖菜的妇女，挺身而出隔开打架的双方，阻止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自相残杀。

黑格尔则进一步发展了卢梭关于哲学“起源于自私自利”的论断，他的说法虽说并不刻薄，却更为深刻（自然也更为晦涩）。他这样说：哲学就是“我思”，这意味着思考不可能脱离“自我”这个陷阱，或者说，也意味着超出“自我”的思考是不可能的。

于是，像康德一样晦涩（如果不是更加晦涩的话）的海德格尔方才说，欧洲智慧的最大难题就是：它难以走出“自我”的封闭体系——按黑格尔的说法，也就是难以走出“我思”——简而言之，也就是无法“走出康德”，即无法走出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无法走出康德为之设置的法则——市民社会的法则。

什么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呢？如果最简单地说，就是：我“所思”的，就是我“所欲”的；我想这个东西，就是我要占有它；我认识和思考某物，那一定是按照我的方式、从我的角度去思考它，我一定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认识对象。这种先天综合判断，当然也正是一种先天的综合局限，或者说是“先天综合征”。

在黑格尔看来，法则就是意指，而所谓“意指”（meinen），就是“意见”（meinung），也就是“我的”(mein)，而在德语中，“意指”、“所意指者”和“我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个词。欧洲的语言和思想“先天地”陷入了一个死胡同，它基本的思维方式可以简单地表述为“我思故我在”，认识活动无非是把“世界”变成“我的世界”。

海德格尔说，形而上学便是这样把认识活动转化为“占有活动”：

我们所有的表象和直观都是这样：我们在其中意指某物，意指存在者。但在每一种意指中，我都同时而且不可避免地使所意指者变成了我的东西。一切意指，一切看起来仅仅与对象本身相关的一切意指，其实都变成了一种占有和接纳，即把所意指者纳入人的自我之中。意指本身同时就是：把某物表象出来，并且把被表象者变成我的东西。但甚至当具体的“自我”（Ich）并没有进行意指时，当某个个别的人的思想的决定性作用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时，主体性的危险也只是在表面上得到克服。在这里，对存在者整体的人化并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不仅在规模上变得更大了，而且主要是在方式上变得更大了，因为没有人哪怕仅仅猜测到这种人化。由此就产生了一种起初不可消除的假象，仿佛在这里并没有人化在起作用。但是，如果说世界解释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人化，那么，任何想把这种人化非人化的努力，就都是毫无希望的。因为这种非人化的努力本身又只不过是人的一种努力，从而说到底还是一种潜在的人化。

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便是形而上学——一种关于“占有”和“私有”的学说，而这就是市民社会的思考方式；因此，要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必须先批判形而上学。那么，为什么不能将法国大革命期间颁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简化为“人权宣言”？马克思说，这是因为“人”与“公民”不同，这里的“人”特指“市民社会的成员”，“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就是说，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最后，不是身为citoyen（公民）的人，而是身为bourgeois（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被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

西方世界至今也没有打破这种形而上学的束缚，因为西方所标榜的“人权”的实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自利的权利，它所能理解的人也就是“自我”。

当下弥漫全球的“中国威胁论”其实就是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产物。今天西方所理解的中国，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自我“意指”；中国作为“意指”，对西方而言就是“我的东西”。一切看起来仅仅与对象本身相关的意指其实都变成了一种占有和接纳，即把意指者纳入人的自我之中。西方思考中国，西方谈论中国，就意味着占有中国。而按照“西方的方式”理解中国、谈论中国，很自然的，就会产生如下“我思”：如果中国发展起来，它就会威胁别人——这是因为西方自己一直就是这么做的；中国如果有一艘航母，那它就一定会打别人——这同样是因为西方自己从来便是这么做的。

除了“我占有的世界”、“我接纳的世界”、“我的世界”之外，形而上学思维中根本就不存在另外的世界；因为走不出自己、走不出自私自利，所以它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

自从康德哲学诞生以来，西方智慧便很难走出康德所设置的法则——所谓的“心中的道德法则”。而至于这个“道德法则”实质上究竟是什么，究竟是否是“道德的”，尼采和马克思早已经极其透彻地阐释过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道德法则。

西方形而上学根本就未包容过这样的经验：与另外的世界平等相处。因为按照康德的法则，离开“我思”的“另一个世界”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