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圣西门和一切空前社会主义者当然都没有看到，资本家是如何“利用科学”、“占有科学”的，他们没有看到知识、科学是如何通过资本化的方式成为第三阶级的对立力量，他们更不可能认识到：学者和教授们制定的那些抽象的法则，如何掩盖了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从而一如既往地帮助着第一阶级、坑害着第三阶级。而圣西门天真的想法竟是在牛顿的墓前设立一个募捐会，由捐款人提出三个数学家、三个物理学家、三个化学家、三个生理学家、三个文学家、三个画家和三个音乐家的名字，并把募捐的款项分给得票最多的头三名数学家和头三名物理学家，以此类推；圣西门认为这些“有天才的人”理所当然应该既是统治者也是被统治者的“照明的火炬”，他们的地位应该高于最有权势的人。而第三阶级在他们那里，无非是为了确立学者们的统治地位，搬出来吓唬统治阶级的“纸老虎”。圣西门说：如果第二阶级不资助第一阶级的学者和艺术家，使之得到尊重，那么第一阶级就会和第三阶级联合起来迫使他们这样做。他这样恫吓统治阶级说：你们为了自己的利益，首先要把那些没有财产，但以本身的重大发明证明自己的理智优越的人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这就是知识与权力的结合。当然，这种情况在工业革命中已经得到实现，“科学的资本化”进程已经说明了科学家的发明是如何帮助了资本家，而陷工人阶级于彻底的不利。

不过，“好心”的圣西门紧接着要求：用科学和知识去改造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即让第二阶级通过科学和艺术上升为第一阶级，第三阶级则通过掌握知识和文化的方式上升为第二阶级甚至第一阶级。圣西门认为富人对穷人的优势只是知识上的优势。他竟然天真地劝诫劳动者说：“像你们这样的人，只用少量时间从事学习，也能得到更多的知识，而当你们成了有知识的人以后，就能削弱富人对你们所占的优势。”

在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看来，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不是社会再生产领域与生产领域的分裂和对抗，社会压迫的根源也不是资产阶级及其雇用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垄断，不是他们制定的社会法则对于劳动和劳动者的支配。在他们看来，垄断着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寄生虫们对于社会和劳动的支配是天经地义的，在他们眼里，知识仅仅是知识者的特权，而劳动则是劳动者的宿命：“这就是你们（指无产阶级和穷人——引者注）所说的：我们的人数比有财产的人多十倍、二十倍甚至一百倍，可是他们施于我们的权势要比我们施于他们的权势大得多。……可是……他们的文化却比你们高。为了共同的福利，应当按照文化程度分配权势。”“你们要对给你们作出你们认为是有益事情的人（指有科学发现的科学家等——引者注）表示尊重，即自愿接受他们对你们的一部分统治。你们和一切人所犯的一个共同错误，就是没有十分明确地划清暂时有益的事物和长远有益的事物之间的界限、局部有益的事物和全局有益的事物之间的界限，以及使一部分人损人利己的事物和一部分人提高全人类幸福的事物之间的界限。总之，你们还没有清楚地看到，对全人类来说，只有一种共同利益，那就是科学的进步。”最后，他们终于这样说：为了所谓的“人类共同利益”，那就必须牺牲穷人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此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荒谬性那样，“每一次经济危机，都表现为：为了货币，就必须牺牲商品，为了金融和虚拟经济，就必须牺牲实体经济，为了货币发行国，就必须牺牲商品生产国，为了维护‘木头脑袋’，就必须牺牲活人的生命，为了美国，就必须牺牲中国，为了资本主义，就必须牺牲全人类”。

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秘密的同时，马克思还无情地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虚伪。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分子完全不可能仅凭“道德感”和“同情心”去帮助无产阶级，这些道德的空话，除了显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道德的优越感是一种不道德之外，实际上什么作用也没有。因此，他提醒无产阶级说：不但要“能够笑对那些摇笔杆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谩骂”，还必须“笑对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论家的训诫”。对所谓社会主义就是把工人改造成市民阶级，就是将劳动者上升到社会再生产的领域的说法，马克思批判说，无产阶级不是要成为社会法则的制定者，无产阶级根本不想成为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垄断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重建社会再生产领域和生产领域的历史联系，是为了通过造就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他深刻地指出：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从来就不是从道德的角度，而是从现实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理解无产阶级，这深刻地启发了弗洛伊德，因为弗洛伊德的学说的要害也在于把人们从心灵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看到自己心中奔腾的欲望，然后平静地正视它们的存在。同样，马克思的学说的根本，则在于把无产阶级的生存欲望从社会的鄙视中解放出来，使全社会能从这个角度看到无产阶级的生存斗争的正义性，认识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这种生存欲望，乃是存在于一切人身上的合理的欲望，从而承认这种基本的生存欲望是合理的——而不是“过剩”的。

马克思认为，要满足日益增长着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欲望，如果不摧毁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那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历史任务，“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而对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绝不是去抑制无产阶级的欲望，不是去抑制无产阶级的政治能量，不是去抑制无产阶级“离经叛道”的阶级斗争。他们的当务之急，恰恰是要避免无产阶级的“犹太人化”，即把无产阶级求解放的欲望，引导到对“救世主”的偶像崇拜和对“社会美德”的迷信方面去——引导到一种“禁欲主义”的方面去。

1846年3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一次共产主义者会议上，马克思曾经对裁缝出身的工人慈善家威廉·魏特林大发雷霆。当魏特林滔滔不绝地炫耀他自己在工人群众中“圣徒”般的形象时，马克思这样打断他说：问题不在于如何让受苦者修为“圣徒”，问题甚至也不在于去救助失业工人，而在于满足工人的劳动要求，即给工人以工作，因为只有丧失劳动能力者才需要救济，而资本主义制度的荒谬性在于：它把大规模的劳动者视为“过剩人口”，从而压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而资本家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圣徒和慈善家，使得工人以为正是资本家施舍给自己工作和口粮。而作为“工人领袖”的魏特林现在要扮演的“圣徒”形象，他所采用的宣传手段，其实与资本家制造幻象的伎俩没有什么不同。

马克思说：仅凭空洞的宣传伎俩，只会制造出虚幻的偶像，如果只是唤醒空洞的希望，不但不能解放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反而会徒然给他们带来灾难。

当魏特林炫耀工人是如何把他本人而非任何理论当作“救星”时，马克思干脆指责说：无知完全无济于事！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刻意造成的，如果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人能真正救济如此庞大的失业人口。

马克思这样指出：传播社会主义并不是“行善”，社会主义事业绝不等于社会慈善事业，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基督徒，工人阶级的组织更不是红十字会那样的慈善组织、社会救助组织。恰恰相反，过剩人口、大规模失业的出现，是由于现存体制过于狭窄造成的。于是，问题不是通过慈善和救济去安抚失业者，不是把无产阶级教育成学者和“哲学家”，而是摧毁现存资本主义体制。

在马克思眼里，无产阶级的形象，其实也就是拉伯雷笔下的“庞大固埃”，这是人类本能和欲望的代表者，现代性在拉伯雷的笑声中诞生，带着穷人咕咕叫的肚子的唯物主义。在弗洛伊德看来，压抑人的本能的社会就是一个变态社会，而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正是这样的变态社会，它的社会法则无非是拒绝满足大多数人起码生存欲望的假道学和伪善，刻意造成大量过剩人口和失业，这既是资本家的利益使然，更表明了资本主义体制的狭窄性和落后性。如果一个社会把大多数人的求生本能、劳动的要求看做“恶”，那么，马克思断言：推动历史发展的就是恶而不是善，造成社会变革和革命的，正是这社会“坏的一面”，而绝非“好的一面”。

而在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一种提升劳动者素质的工程，工人阶级要改善自己的处境，就应该通过学习科学知识和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来完成，而不必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努力扩大现存社会“好的一面”，而尽可能消除现存社会“坏的一面”，就是把无产阶级提升为有道德、有知识的市民，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本身也大都是呼吁和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前进的“好人”，而他们的工作便是努力帮助、教育无产阶级改掉恶习，努力“做好人”。

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无论魏特林、巴枯宁、拉萨尔还是蒲鲁东——其实都是这样不同程度上的“好人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与其说是对蒲鲁东的批判，不如说是对同时代的“好人社会主义者”之全体的批判。在蒲鲁东看来，大规模的过剩和失业人口其实可以自行组成非正式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甚至可以是非政治的，甚至也可以是非生产性的，比如合唱团、健身俱乐部等，“这一切完全是施特劳宾人的田园诗”。这样一来，“后现代社会”（用今天时髦的说法）就代替了劳动社会，失业就成为娱乐，它接近于度假。

不过，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饿得奄奄一息的状态，完全不是一种哲学的状态。主张“贫困的哲学”的“好人社会主义者”要剥夺无产阶级的欲望，以便使他们的灵魂升入学术的天国，但是，马克思却要唤醒无产阶级的欲望，使他们在现实阶级斗争的大地上复活。

在马克思眼里，经济史，无非就是围绕着劳动产品而斗争的历史，是人类生存斗争史。离开了“生存斗争”这个主题，经济学就成了布道。当经济学家们用数学、逻辑和科学的语言来美化市场，进而去美化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时，他们就是把经济学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建立在一种神学布道的基础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教授们与封建社会的辩护者——教士们其实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指出，观察那个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能凭借康德那种“内心的道德法则”，当然也不能用数学的法则，因为这个在爆炸中解体和生成着的社会遵循的是星空的法则，它的本质是能量的扩张，是阶级力量的对抗，而这个能量和力量要冲破的正是资产阶级道德的法则：

……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正是从物理学的角度、从浩瀚的星空的视野、从力量和能量的角度看去，无产阶级代表了这个不断分裂和生成的世界的本质。只有消灭过剩人口、实现充分就业才能扩大生产力，只有消灭现存资本主义体制才能消灭失业人口，如果不是这样去观察，而是相反，即认为无产阶级是社会发展中“坏的一面”的表现，是过剩和负担，这样的思考方式其实就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思考方式没有什么不同。比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就认为，无产阶级只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认为这种困难是暂时的、偶然的……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无论是自然界还是工业都要经历这种情况。他们这样说：只要无产阶级肯辛勤劳动，只要他们肯好好学习，那么，他们或早或晚，就可以上升为“市民阶级”——在马克思看来，“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不过就是重复了这个论调而已。

回顾历史，马克思指出：经济学本身就是在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斗争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学说，即它本质上便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阶级斗争这种“恶”的理论恰恰是由资产阶级思想家维科率先提出来的。资产阶级恰恰忘记了，他们自己就曾经是封建社会的破坏性力量，是封建主义“坏的一面”，因为在封建阶级看来，资产阶级及其前身——工匠师傅、贩夫走卒、高利贷者，相对于农夫和地主而言就是“完全多余”的，是封建社会中“人口过剩”的那一部分。而资产阶级自己却并没有通过“好好学习”地主的知识，即通过老老实实地遵从封建社会的社会法则，从而上升为封建社会的统治力量——地主阶级。如果资产阶级听了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教士”们的劝诫，那么，历史的进步就成为不可能的了：

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级。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压倒好的方面。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假如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骑士的德行，看到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看到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看到乡村中家庭工业的繁荣，看到通过各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组织起来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制度、特权、无政府状态，那么结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窒息。经济学家就会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好人社会主义”把劳动者阶级视为慈善救济对象，并力图用资产阶级的道德去感化他们，这些人绝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而是资产阶级的说客，他们以道德家的面目否定面向社会进步的阶级斗争，以宗教和道德来掩盖现实世界的分裂与解体，而这除了涣散无产阶级的斗志之外，绝不会对历史发展起到任何正面的作用。

列宁认为，制造出大量的过剩、失业人口，这不是因为劳动者缺乏知识，更不是由于穷人生来道德堕落，即使他们缺乏知识、“素质低下”，这也不是劳动者自身的罪过，因为这不过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落后性，暴露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甚至不能满足劳动者的“劳动权利”这种最起码的人权，因此，这种制度必须被推翻。
列宁说：

……几乎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朋友，都认为无产阶级只是一个脓疮，他们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这个脓疮如何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扩大。因此，他们都设法阻止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与这种害怕无产阶级发展的普遍心理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上。无产者人数愈多，他们这一革命阶级的力量也就愈大，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愈是接近，愈有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