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尽管在那个时期，工匠们的发明还停留在行会内部，还是一种“特权”，即还没有被大规模地运用于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中，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战争、财富竞争还是海外贸易，都已经离不开技术发明，而技术发明则来自下层工匠、技师们的生产劳动实践。

卢梭恰好就生活在工匠的地位不断上升的时期，作为工匠之子，他的傲慢与自尊，他的特立独行和愤世嫉俗，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上升时期的工匠阶级精神的表现——它传达的正是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骄傲。

真正大规模的变革是在1850年前后发生的。一方面是在“外部”：1850年前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全世界建立殖民地，所谓的“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另一方面，巨大的市场和经济竞争要求适应新的经济情势的、更快运用的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要求技术与更大规模的生产活动相结合。同时，欧洲国家之间的频繁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活动，亦要求军事技术的现代革新。于是，在大学与行会、人文学者与工匠师傅的结合中产生的科学，就是这样开始被运用于大规模的工业化大生产中的。于是，行会扩大为现代大工厂，工匠师傅转化为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的无产阶级。

发表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历史性地概括了从行会劳动到工业化生产的转变：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加州史学派的戈德斯通认为，欧洲的18世纪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完成了一个大转变，即“从发动机驱动实验科学到发动机驱动工业”［美］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182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而这里的关键是，当年的工匠阶级把生产技术带进了大学，并在那里与学院的知识相结合而诞生了科学，而新兴的无产阶级则把科学运用于大规模的生产，从而推动了工业革命：

（在18世纪——引者注）手艺工人、商人、仪表技师和上流人士（甚至神职人员）都开展了自己的实验工作并且小心、有条理地进行观测，以期能够获得自己的新发现和有用的先进知识，这种协作与关于工业生产各个方面的探索是成功的关键。因此，尽管罗伯特·波义耳的助手、曾任皇家学会仪器馆长的丹尼斯·帕潘最早进行了活塞式蒸汽机的设计，但他未能成功制造出一个可操作的样本（不过他发明了另一种实用的产品——高压锅）。倒是一个手艺工人汤玛斯·纽科门制造出了实用的部件，并发明了一套复杂的蒸汽进出的阀门系统，这才使得可以实际操作的蒸汽机成为可能。

毫无疑问，纽科门从皇家学会的出版物和全国各地的公开讲演中，获悉了大气压力发动机的改进问题并了解了大气压力和压缩蒸汽产生真空的基本原理。但更重要的是他的采矿业经历和作为手艺工人的技术才使得他有可能制造出可以实际操作的蒸汽机来。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数十年以后，仪器制造工人詹姆斯·瓦特借鉴了约瑟夫·布莱克和其他人关于潜热的科学思想和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能量效率思想，并以这些科学思想为指导制造出了改良的蒸汽机。瓦特可以自由地从手工艺匠人、仪器制造者和煤矿工程师（他们需要并按照他的设计制造了原尺寸的蒸汽机）的世界，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和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们的世界，以及像约翰·罗巴克和马修·博尔顿（他生产和销售蒸汽机的合伙人）这样的企业家们的世界之中。这里所提到的瓦特可以进出的“三个世界”，其实就是技术发明家、科学家和资本家的“三个世界”，它们是1850年以后产学研一体化体制的初步模型。正是各阶层人士的混合和流动，把有天才想法的、有机械技巧和了解市场的人们聚拢到了一起——他们都热切地追随实验探索的过程以寻求创造出新产品和新工艺——从而使得蒸汽机的发明和后来的工业革命得以实现。

工业革命，完全是科学技术被大规模地运用到生产中去的结果，而促使科学技术得以发展的，一开始却无非就是无产阶级力图克服和解决生产活动中遭遇的难题与困境的智慧性努力，这些难题与困境包括：如何节约劳动时间；如何减轻劳动强度；如何巧妙地利用自然力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不过，推动工业革命并使其发生转变的还有另外一支力量，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欧洲的资产阶级最初是作为国债的筹措者、作为欧洲国家间战争的投资者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但是，当资产阶级发现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能够创造出巨大财富的时候，他们立即就转而去投资工业；当他们发现科学技术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就能够产生出巨大的力量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以资本投资的方式，想方设法把科学技术垄断在自己手里。

恩格斯认为，卢梭是启蒙时代最为特殊的人物之一。卢梭的社会契约缔造了理性的王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不过，恩格斯却没有指出，卢梭的故乡瑞士是与意大利、荷兰并肩的欧洲私人银行摇篮，瑞士对于现代世界的贡献不仅仅是《社会契约论》，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今天支配世界金融秩序的“巴塞尔协议”——这一体现当代资本主义最高秩序的金融法则，也是在卢梭的故乡诞生的。

作为工匠的儿子，卢梭一贯看不起人文学者，这甚至也波及启蒙学者，卢梭甚至说，启蒙运动不过是以百科全书代替了圣经、不过是以学者来冒充教士罢了，因此，启蒙运动本身也需要启蒙。而那个时候，卢梭之所以还没有抨击银行家，乃是因为银行家的势力还没有压倒作威作福的贵族和夸夸其谈的人文学者。

后来的马克思则这样说，资本家只不过是以银行代替了教会，以股票和债券代替了教会发售的赎罪券，以股票这个最抽象的神代替了一切宗教的偶像：“犹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据是犹太人的现实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票据。”这是因为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资本家和金钱的力量，认识到“钱能通神”这句话在历史上是有部分的正确性的。只要掌握了金钱，资产阶级就可以买到权力；只要掌握了金融，资本家就能控制生产；而只要有钱，同样也可以买到并垄断科学技术。

金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有力的武器，对资本的运作使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中的最大霸权。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推进，天主教教会的财产流入绅士阶层和商人手中，而国王的资金便主要依赖由地主和商人控制的众议院。在经济方面，英国于1694年成立了英格兰银行，1696年大规模重铸货币，这促进了现代财政体系和公债市场的形成。而在科学知识方面，则是于1660年成立了英国皇家学会（全称是“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该学会尽管是“独立”社团（实际上是由财团出资），不对政府负责，但与政府的关系相当密切，英国政府也为其提供科研资金，学会初期有会员100多名，牛顿就是其中之一。

皇家学会的前身是格雷欣学院，它是由当时的银行家和皇家的财政代理托马斯·格雷欣在1579年资助成立的，即皇家学会的真正股东是大金融资本家，这个组织“以每天讲授不同专题的形式向外界公开提供高等教育。该学院特别成功的学科是应用数学和航海工具及造船的实用研究。在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时，它已经成为实验科学新成果的研讨中心”。

毫无疑问，皇家学会在成立的初期，确实促进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因为皇家学会的会员既可以是有名望的科学家，也可以是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普通人，它没有规定一个入会的门槛。

而在欧洲大陆，科研机构的成立更是国家和大金融资本家主导的自觉行为。法国政府于1699年成立了科学院，并在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成立了专门培养工程师的学校“中央公共工程学院”，这就是后来成为法国工程师的摇篮而被哈耶克认定是“唯科学主义”发源地之一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随后，德国、美国在18—19世纪也成立了类似的科研机构和大学。

由银行家和国家资助的专业化的科学研究机构形成了，它迅速取代了在劳动实践中产生的、从事技术发明与创造的工人自发组织，于是，一个独立于生产者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阶级便由此产生，并迅速地代替了技术工人从事发明工作。前者因为在充沛的资金支持的条件下进行发明，从而有着后者不能比拟的竞争优势，这样一来，工人阶级进行技术创新的道路便被堵死了。更为关键的是，对于科学技术的资助和垄断，以使得科学技术与无产阶级的劳动相脱离，这从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剥夺工人的有意识的手段，是资产阶级的“战略”，因为一旦掌握了科学技术的所有权，资产阶级就可以迫使工人接受更为不合理的劳动条件，使得无产阶级在劳资谈判中处于彻底被动的地位。一项发明可以代替许多工人的劳动，而被资本家垄断的技术发明不再帮助工人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负担并给技术工人带来好处和收益，恰恰相反，现在作为一种特殊职业的发明与工人对立起来了，新兴的、被资本家雇佣的工程师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起来了，工人被迫与新发明竞争，这样一来，包括先进机器、仪器在内的新技术的发明，就不再是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负担、有效利用自然力以创造更多财富的手段，而是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劳动者负担、制造社会贫困的手段。

马克思极其准确地描述了这一过程：

……现在，科学，人类理论的进步，得到了利用。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的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艺的秘密。）手和脑还没有相互分离。

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

马克思同时还指出，资本家垄断科学技术的目的，完全就是为了抵制工人的罢工及提高工资的要求，因为只要有了新机器和新发明作为工人劳动的替代，就可以抵消工人罢工的力量，因此，所有那些机器和技术创新“都是为了镇压罢工而发明的”——“自1825年起，一切新发明几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计地力求贬低工人特长的企业主发生冲突的结果。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而资本家对新技术和新发明的要求，必然使其求助于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并加大对他们的资助力度，使科学成为致富的手段并促使搞科学的人互相竞争，这便使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也成为资本的同伙，而同工人和劳动相对立。

资产阶级的胜利，在于它成功地分化了社会各阶级、社会的各领域。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

马克思极为深刻地指出，资本家不仅仅是占有和吞并了无产阶级的劳动果实，而且还占有和吞并了“无产阶级的科学”，资本不创造科学，但却利用科学、占有科学。正是通过“占有科学”，资本家使得工人被异化为机器，使他们的劳动与知识彻底分离，从而变得在真正意义上“一无所有”：

科学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资本象吞并别人的劳动一样，吞并“别人的”科学。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是无产阶级所发明的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被资产阶级国家与资本家占有、吞并和盗取的关键时刻，从长时段的欧洲历史看去，这就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传统走向分裂解体的时代，同时，这也是劳动被“异化”和片面化的时代，是马克思所谓“物质生产的领域”与“社会再生产领域”开始走向对立的时代。

从那个时代开始，资产阶级逐步垄断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而无产阶级则两手空空，被驱逐进黯哑的物质生产领域。从那个时代开始，现代科学技术与劳动和劳动者分离了，包括蒸汽机在内的无产阶级曾经拥有的一切辉煌的发明都反过来成为剥夺和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了。从那个时代开始，欧洲的能工巧匠消失了，“有文化的劳动者”在历史上消失了，无产阶级成为纯粹的劳动工具，而以唯物主义为标志的新文明传统——思辨体现为行动、头脑被手的试验所证实这个创造性劳动的伟大传统——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宝贵遗产，已经开始失落了。

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这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自然哲学战胜神学与经院哲学的时代，但马克思写作的时代的基本情况则是：资产阶级以其形而上学战胜了朴素的唯物论。

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挫折，乃是与无产阶级在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作为创造性的劳动者的失败，是与他们的科学文化创造成果被盗取密切联系着的，是与资产阶级全面占领社会再生产领域，并以那个领域来支配物质生产领域密切联系着的，是与物质生产领域与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分裂和对立联系着的。它势必表现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抗、生产者与社会法则制定者的对抗，而这就是现代人类不平等的根源。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重建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领域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雄心壮志是再造一个代表着人类先进文化的无产阶级，即有知识的无产阶级、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听任无产阶级沦为物质劳动的工具。

“马克思的事业”就是从这里起步的。马克思这个空前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这样，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