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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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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挤垮”

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马克思

马克思的思想风格,与他是犹太人有很大的关系。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犹太人是被排除在欧洲政治领域之外的,是被整个主流社会所排斥和反对的,同时,马克思又出身于世代犹太拉比的家庭,出身于犹太“先知”世家的卡尔·马克思承袭了犹太拉比的智慧,即自信自己在思想和智慧方面有着欧洲布尔乔亚社会中人所不及的能力。

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竟然出身于一个安逸的资产阶级家庭,这只是历史戏剧性的一面,更为奇妙的却是马克思家族堪称辉煌的宗教背景:马克思的爷爷迈尔·列维·马克思和伯父萨缪尔·马克思都是犹太拉比,马克思的奶奶叶娃的父亲则是欧洲最著名的犹太拉比莫斯泽·里沃夫;马克思奶奶的家族做拉比的历史可以上溯100年,这也就是说,从卡尔·马克思诞生以前上溯八代,马克思家族世世代代都是拉比,直到卡尔·马克思为止。

“事实上,16世纪以来的几乎所有的特利尔拉比都是马克思的先辈”——马克思本人究竟是不是个“先知”可以讨论,但是,他出身于一个犹太“先知”世家这件事,却是完全毋庸置疑的。

我们还知道:在康德进入哥尼斯堡大学学习的时候,即18世纪中期的普鲁士,犹太人还是不能进入大学深造的,当时只有效忠国家的纯正基督教徒才能够进入大学深造,因此,只要后退几十年,马克思一定会被这种严格的“政审”挡在大学校门之外。

1835年,马克思上了波恩大学,随后,他以《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之差异》为题写了极具创造性的博士论文,并在耶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我们注意到,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差异”和剩余问题,这决定了马克思后来思考剩余价值问题那种独特方式。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时只有22岁,实际上,卡尔·马克思这个名字首先是作为“普鲁士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而载入了官方档案的。

马克思积极申请博士学位,自然是为了遵循父命,即希望能够在大学谋得一份教职,但是,这个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人们往往将此归因为:当时的马克思积极参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活动,特别是受到了布鲁诺·鲍威尔那个反宗教的激进小团体的牵连所致。而实际情况则要远为复杂。由于不能成为大学教师、知识分子,马克思才不得不去办报纸谋生,从此他成了“知识民工”、学者中的无产阶级,一生颠沛流离。

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过程中,深刻地研究了欧洲史,特别是犹太人的历史命运。由于犹太人一直受到现实政治的压迫,于是他们只能退回到观念的世界,犹太人最擅长的那些抽象的工作,就包括数学、语言学和逻辑学,犹太人是“天生的形而上学者”,这并不是偶然的。同样地,那些指斥犹太人是无耻的放债者、是道德堕落的高利贷者的人似乎忘记了:资产阶级道德的实质,恰恰就体现为犹太人的道德。马克思这样指出:宗教的美德是“虔信”,而资产阶级道德的基础则是“信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心脏就是“信贷”,“国民经济学”之所以是一种道德学说,斯密《国富论》的基础之所以是《道德情操论》,就是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把康德“内心的道德法则”改造成为“信用的法则”,并落实为金融信贷机制。

在阅读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笔记时,马克思指出:犹太人和资本家真正触及了康德所谓“内心的道德法则”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在信贷活动中,起着决定作用的不同货币财富,而是一个人的道德和声誉,于是,在信贷活动中,一方面道德成为“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另一方面人的道德则成为可以抵押和买卖的物品:

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但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构成货币灵魂的物质、躯体的,是我自己的个人存在、我的肉体和血液、我的社会美德和声誉,而不是货币、纸币。

可见,在欧洲宗教里面寻找“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这种思路其实是由马克思开创的,韦伯只是部分地沿袭了马克思的思考方式,尽管韦伯总被说成是“独自开创”了一种与马克思“截然对立”的思考资本主义的方式。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以极其特异的方式谈到了无产阶级,并第一次给无产阶级下了一个拗口的定义。马克思这样说:无产阶级是“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

马克思这句拗口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说:当年的犹太人可以凭借勤奋、凭借发财致富,最终被欧洲主流社会所勉强接纳,即可以由一个“犹太人”变成一个“基督徒”(马克思的父亲就是这样由犹太人转变为基督徒),并且把自己的道德法则——买卖和投资原则扩展为欧洲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却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因为:

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因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虽然不言而喻,自然形成的贫民和基督教日耳曼的农奴也正在逐渐跨入无产阶级的行列。

马克思指出:一方面,无产阶级代表着现实的生产和交换领域,代表着社会最真实和具有决定性的方面——在这一点上,它是“市民阶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的人数过于庞大,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随着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日益增加——如此庞大的人口,如此庞大的生产能力,历史地决定了无产阶级完全不可能像原有的市民阶级诸如历史上的犹太人那样“挤进”主流社会,并以经济上的“成功”弥补政治压迫造成的“亏空”。于是,在这一点上,它又绝不可能成为“市民阶级”。

马克思自己其实也是如此。就马克思本人而言,他既不可能像祖辈那样去做拉比,也不能像父辈那样通过“改宗”而当上一个成功的律师。作为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家族”成员,无论多么勤劳、聪明、能干,他的命运只能是“失业”,即做一个在欧洲各地流亡的、没有“绿卡”的“知识民工”。

既有的资本主义体系不能容纳如此巨大的生产力,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洞悉了自己的命运,也洞悉了历史。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体制最明显的缺陷就在于:它把生产力发展的规模限定在资本收益最大化的束缚中,而这就是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的根源。于是,刻意造成大量过剩人口和大规模失业,这既是资本家的利益使然,更表明了资本主义体制的狭窄性与落后性,因此,只有通过实现充分就业,消灭被资本家刻意制造出来的“过剩人口”,才能发展和扩大生产力,而只有消灭现存资本主义体制,才能最终消灭“过剩人口”和失业人口。

如果犹太人政治上“无权的焦虑”可以为其经济上的成功所抚平,那么,资产阶级却把自己经济上的成功建立在无产阶级的失业、经济贫困和政治上全面被压迫的前提之上,无产阶级与生俱来的政治本能不可能被追求金钱与物质生活的冲动所转移和替代,而现存资本主义秩序过于狭小,也不能为他们提供饭碗。而正是由于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的存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政治和经济焦虑才是无法被抚平的,社会的危机和经济的危机状态才是日常性的。在马克思看来,如果现有的资本主义秩序不改变,人口数量如此庞大而且随着生产力发展数量日益增加的无产阶级,就绝不可能“挤进”欧洲主流社会,无产阶级更不可能用“市民社会的经济原则”去改造欧洲主流社会,恰恰相反——人数日益庞大的无产阶级只会“挤垮”既有的资产阶级社会秩序。正如马克思后来预言的:生产和交换的日益扩大,会“挤垮”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母体”。

马克思最为惊世骇俗的发现,看起来其实是最顺理成章的——这个发现、这个学说,可以简单地称为人类社会运动的“挤垮”理论:

……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够笑对那些摇笔杆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谩骂,笑对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论家的训诫……

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

马克思曾痛心疾首地批判犹太人,这是因为犹太人的政治解放意识完全被形而上学和金钱——“犹太教禁欲主义”抑制住了,所以,马克思寄希望于“不是犹太人的犹太人”、“非市民社会的市民阶级”——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要么是现存秩序消灭“过剩劳动力”——无产阶级,要么是无产阶级消灭现存秩序,这二者必居其一。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国民经济学”的道德化倾向,指出资产阶级道德的基础就是康德的“内在道德法则”。但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肯定、援助却都不是道德性的,他毕生反对把历史和现实的革命斗争道德化,他反复提醒我们说,那种把无产阶级看做“救世主”和道德力量的说法,乃是十分有害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指出:

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

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就是为争取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欲望而斗争的学说,即“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学说;一切“哲学”既然号称尊重人,它们就不能把无产阶级视为“过剩的人”;同样,无产阶级不把自己当作“有价值的人”并在劳动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就没有把自己的斗争提高到“人类解放”的程度: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

与马克思相对立,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必须得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引导和教诲。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引导下、规划下对社会进行的科学改造,而这种社会改造的最终目标,就是把无产阶级培养、改造为有道德、守规矩的“市民阶级”。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前,欧洲所流行的就是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在早期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2)这篇文章中,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圣西门便把人类分为三个阶级,其中第一个阶级“由学者、艺术家和一切有自由思想的人所构成”,它“高举着人类理性进步的旗帜前进”;第二个阶级是反对任何改革的财产私有者;第三个阶级则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联合起来的人们,它包括人类的其余一切成员”,主要是穷人和无产阶级。可以看出,这三个阶级中,第一阶级掌握着知识,第二阶级掌握着权力,而第三阶级却既无知识又无权力。如果过去的人类历史就是第二阶级统治第三阶级的历史,那么圣西门的想法是:现在,这个现状可以通过让后两个阶级都上升到第一阶级的方式得到解决。

发布时间:2012年09月13日 16:25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编辑:张青津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