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卢梭说：

使文艺在我们这一地区复苏的，是那些愚昧的伊斯兰教徒，是那些肆意摧残文艺的暴徒。君士坦丁的宝座的倒塌，给意大利带来了古希腊的遗物，法国也从这一堆珍贵的遗物中得到了许多好处。时隔不久，科学便接踵而来；出现了写作的艺术之后，又出现了思想的艺术。这种一个跟着一个出现的现象，看起来是很奇怪的，但却是很自然的。人们开始感到与缪斯交往的巨大好处：用一些值得人们互相赞赏的作品，促使人们彼此争相取悦，从而使人们变得更加富于社会性。　　　　

在卢梭看来，欧洲从伊斯兰文明中引入的数学、天文学，实际上与从希腊的废墟中复活了的艺术一样，都将在罗马肌体里产生一种致命的“副作用”，即它们固然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好处，但却有一项极大的坏处，就是如果人们一味沉溺于此，它们便会瓦解人民为了国家和共同体不惜牺牲生命的政治意志与埋头苦干的工作伦理——因为对希腊人或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来说，只要能“过好日子”，能够享受生活，当奴隶也无所谓。

而且，卢梭还预言说，浮华腐败的文明日趋瓦解艰苦奋斗的文明，它日渐将共同体的基础由劳动者身上转移到“游手好闲分子”身上，这其实是世界上到处都在发生着的事，是文明演进中的普遍规律——而且，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华文明也正在被腐败文化瓦解，而它的崩溃和垮台只是个时间问题。

如果以今天的“常识”看去，卢梭对于希腊文明、对于文艺复兴进行如此尖锐的批判，似乎是难以理解的，而我们倘把他的意见简单地视为“反对科学和艺术的传播”，那恐怕就大错特错了——卢梭这里所指斥的“科学”，就是指与劳动和生产技术相脱离的、为人文学者和启蒙学者所崇尚的那种夸夸其谈，而所谓“艺术”则是指那种好幻想的、半神学的气质，简而言之，就是凭想象过日子，它威胁着人类的理解力，毁坏着“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从而使人不能真实地了解现实世界。

实际上，卢梭深刻揭示了：如果人的全部精力都被吸引到与政治和生产劳动无关的事业（包括“科学与艺术”）上去，那么，他们就很容易被统治，就很容易沦为奴隶而不自知。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的第二部分，简要地回顾并总结了欧洲各帝国、各王国兴衰的历史，它直指立论的核心，提出了支配人类历史运动的“黄金周期律”：那些奢侈腐败的文明，一定会被艰苦奋斗的文明所击溃，而这就是因为，前者拥有的是金钱，丧失的却是公民们在劳动和战斗中掌握现实世界的能力，金钱不过是想象的财富，而劳动产品才是真实的财富。

卢梭滔滔雄辩地指出：迦太基和罗马这两个共和国，一个特富，一个很穷，结果是后者打败了前者。罗马帝国把世界上的财富搜刮一空，结果却被不知道“财富”二字为何物的“野蛮人”所消灭。法兰克人征服高卢人、撒克逊人征服英格兰人，不是靠别的法宝，而是靠他们的“勇猛与赤贫”。勃艮第王朝乃是欧洲最富裕文明的王朝，但它却被“最大的奢望只不过是想得到几张羊皮”的瑞士人所击溃（想必他提到的这个例子，一定极大地震动了第戎科学院的评委们）。西班牙帝国无比富裕，它还拥有整个美洲，但是西班牙帝国却被“一小撮捕鲱鱼的”荷兰渔夫们打得落花流水——卢梭说，这些事实无不揭示了一个兴亡之辨的真理，那就是：

金钱固然可以买到一切，但却不能培养风尚和公民。

要进一步了解卢梭对科学的态度，就必须将之放到18世纪的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18世纪的法国尽管还不是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资本主义也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法国像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为了战争和汲取国家财政收入的需要，实行所谓的重商主义政策，即把贵金属货币看做唯一的财富源泉，因此格外重视金银的积累，同时集国家的力量发展工商业，积极增加出口、限制进口，因为重商主义者相信，只有贸易的顺差才能完成贵金属的积累。

重商主义的后果是明显的：首先是资产阶级——尤其是第三等级中的中小资产阶级开始要求政治权利，他们在思想上开展了启蒙运动，并最终联合起来发动了法国大革命；其次，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它在促进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也导致了惊人的贫困和道德的堕落；最后，重商主义及农业的资本主义化（所谓“农业革命”）导致了农村的衰败、农民的破产和农业的凋敝，“三农问题”严重破坏了法国这个农民占绝对多数的农业国的“自然状态”和“自然秩序”。

因此，卢梭对科学的批判、否定，首先就联系着他对重商主义发展方式所导致的后果的批判。卢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资本主义和私有制使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一旦资产阶级垄断了科学与艺术，那么科学和艺术就只有一个目的，这便是赚钱。为了赚钱，科学家便可以造假药害人、造武器杀人而毫无愧色；为了赚钱，艺术家也可以鼓动迷信麻醉人民而心安理得。科学与艺术本来面向的是自然和人，但现在“自然秩序”和人全被败坏了，“自然状态”变成了只有金钱利益关系的“人为状态”。当然，这不是科学与艺术的罪过，而是科学与艺术“资本化运用”的必然恶果——卢梭对金钱社会之于科学与艺术的戕害的揭露，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而卢梭对200多年前法国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描述，就如同在描述今日之世界一样，读来令人触目惊心：

如果你仔细地想一想使人们心力交瘁的精神痛苦，使人们精疲力竭的情欲；如果你想一想穷人不堪忍受的过度劳作，富人耽于其中的更为可怕的骄奢淫逸，还有那些使一些人因匮乏而死、另一些人却因过剩而死的东西；如果你想一想各种食物奇怪的掺和，有害健康的作料，腐败发臭的食品，掺假的药品以及贩卖这些药品的江湖骗子，给病人用这些药品的庸医，配制这些药品的有毒的瓶瓶罐罐；如果你注意聚集的人群中由于污浊空气导致的流行病，还有因下列原因导致的疾病：生活方式过于讲究，室内室外进出频繁，增添衣服过于小心，以及所有那些细心照料，由过度地耽于声色转变为必不可少的生活习惯（若疏忽和戒除这些习惯便危机健康或生命）；如果你再把吞噬和颠覆整个城市、造成大量居民伤亡的火灾和地震也算在内……总之，如果你把所有这些原因接二连三地给人类造成的危险汇总起来，就会发现，由于无视大自然给予的教训，人类付出的代价有多么大！

我们要想一想，人人被迫相互亲近，又相互争斗，出于责任而结仇，又由于利益而互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世态！如果有人辩称，社会就是这样构成的，每个人都从帮助他人中得到了利益，我就要反驳他，如果人们不损人而更能利己，那就太好了。合法的利益是决不会大于非法所得的利益的，伤害他人总是比帮助他人更有利可图。因此问题只在于寻求确保自己不受惩罚的手段，正是为此，强者用尽权势，弱者用尽心计。

此处我不想重提关于战争的事情，这在别处已经说过。……显然，暗杀、投毒、拦路抢劫以及对这些罪行的惩罚（……），都应当归咎于私有制的确立，从而都应当归咎于社会。

卢梭这里所说的“社会”，当然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即黑格尔后来所谓的“市民社会”，卢梭说，这种“社会”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人们出于单纯的物质需要，即人们为了“彼此互相利用”而走到了一起，它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因此，假如没有一个好的“契约”去管束，那么，这些“逐利的社会动物”就将互相撕咬，直到文明的解体为止——而这就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论述的观点。马克思无疑继承了这个观点，他说：“这是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

与卢梭一起为《科学与艺术百科全书》撰写词条的，还有法国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魁奈。实际上，卢梭的许多观点是与重农学派、与魁奈完全一致的。卢梭和魁奈都认识到，法国的社会是颠倒的：一群与生产活动完全脱离的统治者和学者们占领了社会再生产领域，并在那里支配着生产活动。由于这种致命的颠倒，劳动者被鄙视，游手好闲者反而四处得好处，如此而指望法国生产的发展、科学的真正进步，那都是不可能的，法国的“风尚”败坏了，而这便是一切伟大文明走向衰落的征兆：

长此下去，人们必将愈来愈偏爱那些讨人喜欢的才能，而不看重有实际用处的才能。自从科学与艺术复兴以来，这种现象愈来愈严重。我们有许多物理学家、几何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音乐家、画家和诗人，但就是没有公民。如果还有的话，他们也是分散在穷乡僻壤，一生贫困，被人轻视。那些向我们提供粮食并向我们的孩子提供牛奶的人的处境，就是如此；我们对他们的感情，就是如此。　　　　　

可见，与其说卢梭批判了科学与艺术，还不如说他批判了伪装成科学与艺术的形而上学“风尚”，批判了金钱社会对于科学与艺术的戕害。卢梭指出，在法国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无非是那种曾经为培根所批判过的神学和经院哲学的变种，它只是统治者们力图在人们头脑中确立的想象的产物，是无法通过观察和试验来证实的，是与现实的生产实践相脱离的。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的变种，学者们宣言的那些观念和词汇实际上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因为这些概念都是形而上学的产物，是在自然中根本就没有原型的，既然如此，他们怎么可以要求老百姓们接受和理解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呢？

你试试画一棵一般的树吧，你就永远画不成它。不管你怎么看，你都必定看到：它要么是棵小树，要么是棵大树；要么枝叶稀疏，要么枝繁叶茂；要么是浅绿色，要么是深绿色。如果你只根据从所有树上看到的共同的东西来画，那么这棵树就不像一棵树了。纯粹抽象的存在都是以这种方式被人认识的，或者只有通过语言才被人理解。仅仅用三角形的定义就可以给你一个关于三角形的真实概念：当你在叛离中想象一个三角形时，它就是这样一个三角形，而不是另一个三角形，而且你不能不赋予它三条实实在在的线，或一个着了颜色的面。因此，我们必须用语句，也就是说必须用语言来形成一般概念。因为想象活动一旦停止，思维活动就只有靠语言帮助进行了。因此，如果说语言创始者只能给他已经拥有的概念命名，那么最早的名词就只能是专有名词。……例如，他们怎么能够想出或理解物质、精神、实体、样态、象征、运动这些词？这些词我们的哲学家虽然已经用了很久，可他们至今理解起来都还很困难哩。况且这些词所表达的概念纯属形而上学的，在自然界找不到任何对应的模型。

马克思对于德国哲学以及经济学之形而上学的批判，完全可以看做对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精练概括与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只不过是建立在一些抽象的概念的基础上，这些抽象的概念与现实是全然对立的，也是在现实的生产、交换和金融活动中找不到原型的。经济学家们离开现实的经济活动越远，反而越以为自己把握住了经济活动的本质，这样的“经济学”之所以是神秘莫测的，无非是因为经济学家们自己也对这些抽象的概念说不清楚、不甚明了，结果，围绕着这些抽象范畴的争论就永远也不会停止：

在最后的抽象（因为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逐步抽掉构成某座房屋个性的一切，抽掉构成这座房屋的材料和这座房屋特有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纯粹的量这个逻辑范畴了，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继续用这种方法抽去每一个主体的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所谓偶性，人或物，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只是一些逻辑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也就有理由说，世界上的事物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他们在进行这些抽象时，自以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以为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宗教正在消亡之中，一切偶像都已经破灭了；但是，马克思却认为：事实上绝非如此。在一切宗教破灭之后产生的宗教是形而上学，在一切偶像崇拜消亡之后产生的偶像是资本。

资本主义经济学，在马克思看来，是极其简单幼稚的东西，它的全部基础就建立在资本永恒积累这个神话的基础上，围绕着这个简单的神话，派生出了一系列抽象的范畴。资本主义经济学之所以看起来高深莫测，无非是以这些高深莫测的范畴来掩盖一个极其简单的事实：如果不剥夺劳动，如果不剥夺自然，如果不剥夺世界特别是“落后地区”，资本积累的神话一天也不能继续。

像黑格尔写作《精神现象学》那样，马克思也是从研究资本主义精神和作为“精神现象”的资本主义起步的。例如，从研究犹太人的精神现象学——犹太教入手，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犹太教的基本特征是“反视觉”的，这是指犹太教是“反偶像崇拜”的（早期的佛教也是如此）。但是，“反视觉”和“反偶像崇拜”并不意味着反对“迷信”；恰恰相反，它们意味着最为深重的迷信——因为犹太教的实质，就在于相信一个“无形的神”的存在，即上帝不存在于“视觉”中，而只存在于“思想”之中，存在于“观念”之中。

马克思因此认为，犹太教是最为根深蒂固的迷信，犹太教是“迷信”深入灵魂最深处的表现。

马克思说，此前的革命所针对的，都是有形的偶像，即奴隶主、封建主、国王、教宗，但是，它所造成的却是对“无形偶像”的崇拜，这就是对于观念——“资本”这最为抽象的偶像的崇拜。

弗洛伊德（他也是犹太人）从“视觉兴奋”这个角度阐释了马克思的见解，他指出，视觉快感是一种强烈的本能，它使人陶醉于表象，从世界和事物的声色光鲜中获得快乐。从这个意义上说，放弃“有形的事物”而去追求“无形的事物”，这对人类来说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因为这是人类对于自己“本能”的一种摒弃。但是，也正是通过这种摒弃，人类方才由“偶像崇拜”走向了“观念崇拜”，由崇拜有形的偶像走向了崇拜自己头脑中的观念。参见[美]马克·埃德蒙森：《弗洛伊德最后的岁月：他晚年的思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在欧洲历史上，这个由“偶像崇拜”走向“观念崇拜”的历程，首先表现为从天主教到基督新教—犹太教的“宗教改革”运动，其次表现为从有形的封建财产向抽象的“资本”的发展。

在《论犹太人问题》的结尾，马克思这样说：“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中获得解放”，而这就意味着：现代社会的解放，是指社会从观念崇拜中、从资本崇拜中解放出来，从而去诚实面对真实的世界，去勇敢面对那个《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的资本主义世界。

正像培根和卢梭所倡导的那样，现代经济学的使命，就是将迷信交给形而上学，而将经济学交给科学。它要求把经济学建立在真实的现实世界的生产与交换活动的基础上，而不是对虚拟的资本的迷信上。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