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2．仰望星空

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

——马克思

然而，无论怎样“两耳不闻窗外事”，康德这个“学院公民”却总还是从工匠阶级的儿子蜕变过来的。作为知识分子，他毕竟是从手工劳动者——马具匠的阵营中脱颖而出的，从任何角度说，他都不可能与他出身的那个阶级完全一刀两断，恰恰相反，他身上永恒地打着他出身的那个阶级的烙印，而他保守的思想中也始终埋藏着革命和激进的种子。

人们往往以为，对康德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人物是休谟，因为康德自己说过，是休谟将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使他懂得了：在试验、观察和动手劳作面前，概念的推演和无休止的语言辩论是何其苍白。但是，休谟对于康德的影响只是阶段性的，而不是毕生的。实际上，即使没有休谟的影响，康德这个“工匠之子”也会明白，在判断力面前，理解力显然更为重要，而要“理解”一个事物，那就必须亲自动手，正如要知道李子的滋味，就必须亲口尝一尝。

相对于休谟来说，卢梭对康德的影响才是毕生的。康德的书桌前一直挂着卢梭的画像，就像鲁迅在自己书桌对面挂着藤野先生的照相一样——也正是钟表匠之子那伟大的面庞，提醒着那位马具匠的儿子说：你努力工作，这是为了使自己比普通劳动者更有用，是立志为他们造福，而不是使自己比他们更没用，甚至成为他们中的叛徒。

康德曾经这样说过卢梭对自己的深刻启示：

我天生是个求知者。我时时感到知识的饥渴，带着不安的欲望一步一步探索，时而因有所斩获而感到满足。长久以来，我相信那是可以为人类带来荣耀的惟一可能。我鄙视一无所知的乌合之众。卢梭在这方面纠正了我的错误，消除了我的盲目偏见，我学会了尊重人。我常常觉得，假如我作为研究者不想在奠定人权上给大家作些贡献，我就会比那些普通的劳动者更没有用处。

尽管康德一辈子没有离开哥尼斯堡，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康德没见过什么世面。哥尼斯堡曾是普鲁士首都，是北海和大西洋的交界处的出海港，这个海港与英国、俄国、欧洲南北的交往均非常密切——形象一点说，此地相当于“普鲁士的上海”，而在康德时代，它依然还是东普鲁士的首都。

因此，康德这样评价哥尼斯堡说：“可以被视为拓展对人的见识与世界视野的好地方，虽不远行亦能知天下事。”

康德的传记作者库恩则如此描述了康德时代的哥尼斯堡：

18世纪的哥尼斯堡常被形容为德意志的没落中的、偏僻的“后院”，或是普鲁士的“边陲城市”。但这两种说法都与事实颇有出入。它位于普鲁士东北角，靠近俄罗斯的边境，地理上离波兰比离西普鲁士更近，所以有一定程度的“岛民”性格。尽管如此，它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城市。哥尼斯堡于1255年由条顿骑士建城，于1340年加入汉撒同盟，直到1701年，还都是全普鲁士的首都。而到了康德出生时，它只是东普鲁士的首府，但依旧是整个王国里三四个主要城市之一，无数的政府机关仍留在海湾，所以也是重要的贸易据点……其贸易对象主要是波兰、立陶宛、英格兰、丹麦、瑞典与俄罗斯……作为港口，其繁忙的程度不下于汉堡或其他汉撒城市，主要的竞争对手则为但泽市。

正如故乡“普鲁士的上海”一样，康德身上开放的一面与保守的一面始终是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为了说明这两面是怎样奇妙而必然地水乳交融的，我们最好是采用弗洛伊德的解释。弗洛伊德说，正因为我们是处在一个在不断分裂中生成的世界，所以方才总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单一的、洞察一切的、知晓万物的神，或包罗万象的理性法则，渴望由它来控制地球上和宇宙中的一切生命，似乎这样才会感到安全。而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对于法则的固执，这是对“婴儿期”的留恋，通俗地说，即在这种不成熟状态下，他才需要一个万能的父亲，因此，他迷信永恒法则、害怕变革、拒绝斗争。

对于康德身上被马克思所痛斥的“德国庸人”的一面，即执著于法则的保守的一面，我们似乎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把康德神化，那么，康德的传记作者所作出的那种分析，即康德是因为怕死，是因为要与先天胸腔塌陷这种疾病对抗，方才坚持有规律的生活，这种说法方才是深刻而独到的。

显然，在康德那里，所谓“内心的道德法则”，一直就是作为一种对抗性的力量存在的，而他对抗的是这样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仿佛根除了我作为一个动物性的造物的重要性，这种造物在它短时间内（人们不知道是怎样）被配备了生命力之后，又不得不把它曾由以生成的物质归还给行星（宇宙中的一个纯然的点）”——在这种存在面前，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法则都被冲破了——而与内心的道德法则相对立的这种存在，也就是“星空”。康德说，最令人惊叹和敬畏的是“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而这短短一句话，一举划分出两个迥然不同的领域：一个是内心的道德法则，另一个则是浩瀚的星空。

在《实践理性批判》“结束语”之开篇，康德指出了这两个领域之间的根本不同：

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前面那个无数世界之集合的景象仿佛根除了我作为一个动物性的造物的重要性，这种造物在它短时间内（人们不知道是怎样）被配备了生命力之后，又不得不把它曾由以生成的物质归还给行星（宇宙中的一个纯然的点）。与此相反，后面这种景象则通过我的人格性无限地提升了我作为一个理智的价值，在这种人格性中，道德法则向我启示了一种不依赖于动物性，甚至不依赖于整个感官世界的生活，至少是从凭借这个法则对我的存在的合目的的规定中可以得出的，这种规定并不局限于此生的条件和界限，而是无限延续的。

一方面，人是自己制定的法则的产物；另一方面，人也是宇宙间生命力的造物，且终将这种生命力归还给宇宙。但是，宇宙不是按照数学、逻辑和语言学的规则发展的，宇宙的存在形式不是道德戒律，而是能量和力，宇宙是能量的扩张，它运行的方式是“力的爆发”，是“在分裂与解体中生成”，这种扩张与爆发是对法则的突破，而不是按照既有社会法则进行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

“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康德用一句话划分出两个世界：一个是按照既有社会法则生产、生成的世界，另一个是在不断的分裂和解体中扩张着的、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世界。康德之所以要坚持“内心的道德法则”，当然就是力图与后一个世界对抗，无论这种对抗是否有效；而康德只是这样执著地说：这至少可以从凭借这个法则对我的存在的合目的性的规定中，克服我对整个感观世界的依赖。

而这个被用“星空”来隐喻的世界，即后来被马克思称为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世界，实际上也就是现代世界。在康德生活的时代，现代世界已经在人类历史的地平线上汹涌喷薄而出，恰恰是康德最早分析并概括性地抓住了这个世界的运动规律，并用一个绝妙的比喻——“星云爆炸”来描述它，尽管康德是用非常抽象的方式、是用隐喻的方式来描述这个世界的发展和运动规律的，但是，康德的隐喻和他的描述方式却深刻地启发并影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比如，康德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说：面对“星空”，面对力量的冲突，数学的办法、逻辑学的办法、一切“形而上学”的方式都是匮乏的，因为这里需要的是物理学所揭示的“力量对抗法则”，需要“化学的离析程序”，以此来分析各个不同的“力”之间的关系。而恩格斯谈到唯物史观时则这样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恩格斯对于唯物史观的介绍，就是建立在“星空”的隐喻的基础上的。

使康德得到硕士学位的毕业论文是《简述几个关于火的思考》，这是康德第一篇研究“能量”和“力”的文章（这是1755年的作品），如果以今天的学科划分标准来看，它就不属于哲学论文、伦理学论文，而是一篇物理学论文，康德的学位论文应属于“理科论文”，“康德硕士”实际上是个物理学硕士。

这篇论文的核心创见，是通过阐述“活力”，以与莱布尼茨和牛顿的“死力”相区别，它以热力学的思想代替了静力学，提出了“矛盾普遍性”的论断。所谓“活力”，也就是说事物发展的内因；所谓“死力”，则是说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事物发展的外因或者外在动力。康德认为：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矛盾性，这种矛盾性之根源，在于“力”有吸引力、排斥力、弹性这三种形态，而并非牛顿所谓的只有“引力”这一种形态，因此，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事物本身内在的矛盾性——“力的吸引和排斥”。物质运动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事物的外部（即事物之间的互相作用和联系），而在事物的内部；内因是第一位的，外因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康德杰出的后继者（尽管他未必深入研究过康德的著作），因为他的《矛盾论》以极其短小精悍的篇幅便一举抓住了康德所开辟的“热力学时代”的精髓。

康德另一篇重要论文，以今日之见，同样属于典型的“理科论文”。它乃是一篇用物理学方法来批评数学方法的文章，题目叫做《将负值概念引入世俗智慧的尝试》，那是康德1763年的作品。这篇文章的创见是提出了“负值”的范畴。康德深刻地指出：如果从数学和逻辑学的角度来看，“矛盾”的观点就根本无法立足，或者说，在数学和逻辑中，“矛盾”根本就不能存在，因为一切“自相矛盾”的命题在数学上均不成立；实际上，“矛盾”的观点完全是物理学的产物，它的基础就是“力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