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3．卢梭与中国

劳动成为“雇佣工人”的生存形式，而教养的“占有”则成为“有教养者”的特权。

精神哲学根据其神学起源对自然科学和由自然科学促成的工业一无所知，也没有认识到，人在工业劳动中物化了自己，却没有积极地表现自己。

——卡尔·洛维特

当《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风靡欧洲的时候，清王朝正处于“康乾盛世”的顶峰，拥有“十大武功”的乾隆皇帝足以成功击退来自廓尔喀和回疆的挑战，更雄视海上的荷兰、英国势力如同海盗、倭寇。乾隆时代，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325％，即使是今天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也不能与康乾时代的清帝国比肩。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帝国，在卢梭看来已经日益腐化，而且即将走向衰落和崩溃。

卢梭预言清王朝必将垮台的理由主要有两个：第一，中国竟然按照一个人是否能写得一手好文章来选拔官吏；第二，中国普通百姓缺乏读写能力，在中国，文化是一种特权并与劳动和劳动者相对立，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国家，文化的传播和普及程度都落后于欧洲，换言之，一个由少数人垄断着文化知识的国度绝非战无不胜。

卢梭这样说：

我们为什么要到远古的时代去寻找事实的证据呢？其实，可靠的证据就在我们眼前。在亚洲有一个领土广袤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只要文章写得好，就可以当高官。如果科学可以使风俗日趋纯朴，如果科学能教导人们为祖国流血牺牲，能鼓舞人的勇气，中国人民早就成为贤明的、自由的和不可战胜的人民了。如果他们不是满身恶习，如果罪恶之事在他们中间不是司空见惯，如果大臣们都有见识、法律都很严明，如果这个庞大帝国的众多居民能保证自己不受愚昧和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国家的那些饱学之士对它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满身的荣誉能给它带来什么好处？让它处处都是奴隶和坏人吗？

清王朝固然在经济上是首屈一指的，固然在文化和艺术上也是领先于世界各民族的，但是，这种令人骄傲的文化却与现实的生产活动无关，中国士大夫文化鄙视劳动者，因此，它就不能发展出欧洲那种立足生产实践又推动生产发展的科学。

自汉董仲舒主张“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即以周之“文饰”教育选拔社会精英，魏晋尚清谈文辞，至南朝梁武帝，则开创了以“诗文取士”的先河。隋朝立国，即看到这“重文”之弊，《资治通鉴》说：

魏之三祖，崇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以傲诞为清虚…缘情为勋绩……构无用以为用也。  

李谔的这番话非常著名，只是他虽看到了问题，却不能纠正，而唐开“文辞进士科”，则进一步助长了虚文作风，可见风气既成，如江河日下，非有大力，实难以变革。

在这个意义上，卢梭的观察同样是敏锐的，中国人引以为豪的那种士大夫文明，从本质上说，如果不是脱离现实的，便是把人民培养成奴隶和乡愿的工具。

李谔所谓“未窥六甲，先制五言”，是指孩子还没有学会数数，便先学作诗，而这也便是卢梭这样沉痛地说道的：

你们的孩子不会说他们自己的语言，但却能说在任何地方都用不着的语言，会作一些几乎连他们自己也看不懂的诗。孩子们不仅没有学到区别真理与谬误的本领，反而学会了一套善于诡辩的技能，把真理与谬误搞混，使人分不清真伪。什么叫崇高，什么叫正直，什么叫谦和，什么叫人道，什么叫勇敢，他们全然不明白。“祖国”这个亲爱的名词，他们充耳不闻。

卢梭问：欧洲的科学进步了、艺术繁荣了，可这又怎么样呢？没饭吃的人越来越多了，关心现实中劳动者处境的人反而更少了，因为有本事的人都去追求学术和艺术去了：

为了学者们的利益而设立那么多机构，反而模糊了科学研究的目的，使学者们为搞科学研究而搞科学研究。从人们采取的办法看，似乎是担心农夫太多而哲学家太少。我不想在这里贸然把农业和哲学加以比较，人们是不喜欢做这种比较的。我只想问一问：什么叫哲学？最著名的哲学家的著作里讲了些什么？

大哲学家们啊，我们是从你们手中学到许多深奥的知识的，现在，请你们告诉我：如果你们不教给我们这么多东西，我们是不是因此就会人口减少？是不是就不会治理得这么好？是不是就不这么为人所畏惧了？是不是就不这么繁荣或者更加邪恶了？现在，回过头来谈你们的业绩。请你们想一想:连你们学者当中最有知识的学者和公民当中最好的公民所完成的那些业绩对我们的用处都如此的微乎其微，那么，对于那一群空耗国家钱财的不入流的作家与游手好闲的文人，我们应当怎样评说呢？

清代的郭嵩焘是驻英大使，这个人算是严复的入门师傅。作为一代改革家，郭嵩焘深刻地批判士大夫的作风与文风，他说：唐代重视艺术和文辞，宋代重视致知穷理，这统统都是对知识的败坏，而从那之后，中国文明就走了歪路，因为士大夫与老百姓心里隔着一座大山，他们思考、研究的问题统统与老百姓的生活、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这样的知识越多，知识者便越反动。而郭嵩焘的看法其实也与卢梭相同，即认为与现实生产实践无关的“艺术和学术败坏了人类”，“文士”和理学家们更把政治、经济、司法和军事当成“贱业”而加以鄙视，而这样的“文士”和欧洲的形而上学家一样，实则乃是游手好闲的“闲民”，统统是些无用之物，是文明发展的绊脚石：

古无有以“士”名者。自公卿大夫之子，下及庶人，皆入学。其能为士者，与其耕者工者，各以所能自养。其有禄于朝，则有上士、中士、下士之等，其次则任为府史。……至汉犹然……或历仕公卿，或怀道守节，隐见不同，而皆不辞贱役，所资以为养然也。唐世尚文，人争以文自异而士重。宋儒讲性理之学，托名愈高而士愈重。人亦相与异视之，为之名曰“重士”。不知所谓士，正《周官》所谓闲民也。士愈多，人才愈乏，风俗愈偷。故夫士者国之蠹也。然且不能自养，而资人以养，于国家奚赖焉？然自士之名立，遂有峨冠博带，从容雅步，终其身为士者，而士之实乃终隐矣。

这就是说，战国时代卿与将是不分的，此即所谓“出则为将，入则为卿”，文与武也是不分的，“士”并没有脱离现实事务，更未将此视为“贱业”。大规模崇尚虚文的作风是唐宋之后才形成的，郭嵩焘指出：这种作风不能被视为中国文明的进步，毋宁说是文明的退化。

李约瑟曾经认为，中古时代的中国社会非常适合发展前文艺复兴时期水平上的自然科学，而且有适合这种科学水平的“无为”观念，但是，这种“无为”的观念却像“高水平均衡陷阱”一样，又不能使中国产生近代式的自然科学，因此，非有现实运动的干涉，否则立足于抽象思辨的无为哲学便很难产生近代科学突破。李约瑟把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归因于中国的“官僚科举制度”阻碍了近代欧洲那样的商业行会的出现：

在中国文明中，决不可能出现一个商业占优势的社会秩序，因为官吏体制的基本观念不仅与贵族封建制度的世袭原则相对立，而且也与富商的价值体系相对立。在中国社会里确实可能有资本的积累，但要将其运用于长期生产性的工业部门，则总是受到学者型官僚的压制，其他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的至高无上地位的社会活动无疑也遭此同样命运。因此，中国的商业行会从未获得过接近欧洲文明中的城邦商业行会那样的地位和权力。

但是，现代中国杰出的科学家竺可桢则驳斥了科举制度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观点。与钱学森一样，竺可桢彰显了生产活动，特别是知识与生产结合，在近代科学兴起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至于时文八股的束缚人的思想自由，消磨人的光阴，的确与中国科学的不能发达有相当影响。但从两宋到明清凡是有识见的人，从朱晦庵、文文山，到顾景范、袁子才没有不痛恨科举，鄙弃时文的。有许多学者最初作时文为了要功名，等到有地位以后，就可钻研他们所喜欢的学问去了。所以清朝虽以八股取士，仍旧无碍于当时汉学的发扬了，从此也就可以晓得科举制度，并非科学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了。

据我个人的见解，近代科学即实验科学所以在中国不发达，是由于两种原因。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实验科学的最重要工具，是人们的两只手。不用手无论什么实验也难得做的。希腊的科学家对于几何学、天文学贡献极大，但是希腊不能产生实验科学，也是因为希腊人鄙视劳动的缘故。希腊以后，罗马时代对于科学可以说没有什么贡献，不久就到了中世纪黑暗时代。等到16世纪中叶，才产生了近代科学的开山祖师伽利略。

竺可桢认为，鄙视劳动是我国古代圣贤传统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造成知识与劳动的分离以及空谈心性、崇尚虚文的士大夫文化，中国和希腊都发展了前文艺复兴时期水平的科学，但都未发展出近代科学，这里的关键就在中国和希腊知识文明都鄙视劳动。因此他建议当时的国民政府，应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劳动观念，只有让知识与劳动相结合，才能发达科学、实现富强：

今日学校里边的学生还是和从前士大夫阶级一样，仍是嫌恶用手，嫌恶劳动。希望教育当局能够在小学里边，就改移学生这种观念，这种态度，使个个小学生得到相当用手的训练。成人以后，以能自食其力为荣，不以劳动为可耻，则将来不但可以增进生产，减少消耗，而且可以发达科学。

中国要讲富强，要发达实业，要追上欧美的物质文明，必须要发达实验科学。要发达实验科学，决不是仅仅买几座无线电、几架飞机所能了事，必得人人肯用他们的手来做实验，来做工作。

竺可桢认为，并不能一般地说作为“选贤机制”的科举制是坏的，但是，如果“选贤”依据的标准是脱离实际的“虚文”，如果这种“选贤机制”造成知识者与现实、民众与生产的隔绝，那么它就是坏的，而这也正是近代科学不产生于中国的原因：“归根讲起来，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此种机构，到如今还大部分遗留着。人民一受教育，就以士大夫阶级自居，不肯再动手。在学校所习科目，只问其出路之好，待遇之丰，更不校量科目之基本训练如何，个人兴趣如何。把利害之价值放在是非之价值上。”

钱基博先生（钱锺书的父亲）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指出，中国之所以落到近代以来这样一个被动挨打的悲惨境地，并不是因为中国一般地缺乏艺术和学术，更不是因为读书人不“价值中立”，而恰恰就是因为中国的读书人一向就是个超越现实的特殊阶层，这个阶层就叫“士大夫”，他们的学术与艺术从根本上脱离生产活动和社会实践，不关乎产业经营，甚至无须动手，这些人实际上也没有宏济艰难的真本领，即所谓“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这就仿佛今天的中国托庇学术与艺术之振兴，以为只要有一批专家好好做学问，中国的科学就不再落伍，但这是十足的梦话。因为鄙视劳动、鄙视动手、鄙视试验和实践的士大夫传统依然存在，所以今天的受教育者往往是一进入大学便思“考公务员”，凡属吃苦、动手、跑路的专业亦因为“出路不好”而令人望而止步：

道丧而文敝，得贤者起而振之，岂曰小补。然此特士君子不得志于时之所为耳。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托文采以庇身，而政纲不问；藉诗酒以娱日，而吏事不修。陋习相承，已非一日。……匡主济时之略，先忧后乐之怀，执事雅量及此，庶能任天下之重者。……若规永叔、子赡之节概以自多，采退之、鲁直之词华以自豪，此承平无事之世，所为优游以养大臣之望者，而非当今之所急，以无救于治乱之数也。

钱基博先生的这些话，恰恰使得我们再次回到了那个曾经令卢梭泪流满面的问题：知识活动与生产实践的关系问题。而这也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社会再生产与生产活动的关系问题。

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外圣贤们的心思其实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