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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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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产阶级与现代迷信

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马克思

在很多人看来,资产阶级——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是最有文化的阶级,资产阶级文化就是“先进文化”,而无产阶级则是“只会生孩子的阶级”。

持这种看法的人,要么是已经被资产阶级的社会再生产领域彻底洗脑,要么就是对真实的欧洲历史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他们不会明白:为什么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杰出知识分子,会把资产阶级看做最没文化的阶级,会把资产阶级文化视为落后文化,视为基督教神学的变种,视为一种现代迷信。

正像占有和盗取无产阶级的劳动成果一样,资产阶级只是占有和盗取了“别人的科学”。如果说资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文化,那么,它继承和发扬的就是欧洲腐朽的宗教迷信和神学文化,即使那些最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只是把神学和迷信换成了“形而上学”这种貌似新颖的表述而已,但在本质上,神学与形而上学并没有什么不同。

正如上帝居于基督教世界的核心那样,资本居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资本家只是把宗教的“虔信”转变为“信用”,而这就是信贷制度——投资放债制度的基础。资本也并不是财富,恰恰相反,资本要消灭一切现实世界里的财富,为的就是将其转变为投资——“想象的财富”和“对财富的想象”,资本把一切有形的财富转化为投资即“对财富的许诺”,转化为“有待实现的财富”,就此而言,资本从根本上说是虚拟的。而对于投资或者投机失败,对于“想象的财富”和“对财富的许诺”会在现实中落空这个残酷的问题,资本投资家的回答倒是极其简单、天真而有趣的,那就是:相信你的想象,相信你的判断,相信你的投机——“相信上帝与你同在”。而这又使得“信用”再次回到了“虔信”。

马克斯·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的文化基础是“新教”,马克思则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这其实都是说,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可以脱离现实生产活动自行增殖这个简单的神话的基础上。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活动建立在资本无限积累和增殖这个想象的基础上,所以,“虚拟经济”支配“实体经济”就只是一种表现而已。而所谓“一切经济危机都是信心的危机”这句十分简单的话,却深刻地说到了问题要害: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现代迷信。而这里的“信心”,就是对资本永恒积累的信心。

我们这个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活动,其实是建立在“信用”这个“想象的沙滩”之上,而并非建立在真实世界里的生产和交换的基础上,并非建立在对现实的经济活动和生产劳动的清醒评估的基础上。于是,现代知识的使命也就是把信仰归于想象,而把观察和试验归于科学——最早提出这一历史任务的,是英国一位由于被控贪污受贿而赋闲在家的大法官,他就是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这位大法官于王阳明(1472—1529年)去世31年后出生,于明朝灭亡(1644年)之前18年去世——他65岁的时候因在严寒中做实验患上感冒而死。培根的一生,恰好经历了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中西方实力走势的大转变——中国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

培根指出,世上有两种知识,一种知识依赖“想象力”,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知识就是如此。实际上,一切概念和范畴都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这样一种知识活动无非是人们头脑中概念与范畴的推演。

另外一种知识依赖“理解力”。所谓理解力,就来自对于现实事物的观察、试验和归纳,它不能依赖头脑的“冒测”,不能依赖“信心”,而是依赖现实中手的劳作、眼睛的观察,只有当头脑被手的劳作所证实,当事实纠正了“人心的冒测”时,真正的知识才能形成。这种真正的知识,就是科学。

培根指出,神学和经院哲学长于语言论辩,这是因为:语言乃是建立在抽象的逻辑和范畴之上的结构,而抽象的逻辑和范畴之间的联系与转变,依赖的只能是想象力,比如说,我们在现实中面对的是千姿百态、各式各样的树,但是“树”这个概念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要理解“树”这个概念,我们只能依赖想象力。而培根指出:妄图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去解释现实,这本身就是虚妄。

因此,培根对于经院哲学的批判不是与之辩论,而是指出“想象力”与“理解力”是不同的,即人们在头脑中“想象”一个事物,与在现实中通过试验和观察“理解”一个事物是完全不同的。培根把经院哲学的思维方式称为“人心的冒测”,简单地说就是“独断论”;他把自己确立的新的认识方式称为“对自然的解释”。培根认为,前者仅仅是在辩论中征服论敌而已,并不是在行动中征服自然。培根表示,对于“真理”,应该求助于“自然和经验的光亮”,必须誓绝那些无谓的“党争”,而经院哲学和神学一样,无非是靠动员人的联想和想象去制造一个幻想的世界,因此,它必然是幻觉的、浮夸的和半诗意的:

迷信以及神学之糅入哲学,这对哲学的败坏作用则远更广泛,而且有着最大的危害,不论对于整个体系或者对于体系的各个部分都是一样。因为人类理解力之易为想象的势力所侵袭正不亚于其易为普通概念的势力所侵袭。那类好争的、诡辩的哲学是用陷阱来困缚理解力;而这类哲学,由于它是幻想的、浮夸的和半诗意的,则是多以谄媚来把理解力引入迷途。

在培根看来,文艺复兴也是从基督教中脱胎出来的,“人文学者”身上还带着教士的影子,他们争来争去,争的无非还是些抽象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自从基督教取得信仰,力量强大以来,绝大多数的才智之辈都投身于神学去了;最高的报酬都施于这个事业,各种各样的帮助也都极其丰富地提供给这个事业;这种对于神学的专注主要地占据了属于我们西欧人士的那历史的第三阶段或时期培根把西方的“学术革命”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古希腊时期、古罗马时期和他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这里说的“第三阶段或时期”指当时的文艺复兴时期。;而就在此时文献亦正开始兴盛,宗教的争论也正开始兴起,这就又加强了这种情况。

为什么神学和经院哲学有碍于人类理解力的发展?这就是因为它们把知识活动束缚在人的头脑之中,它们依赖的工具是不可靠的想象、联想和幻想,它们限制着人类的观察能力,而对经验的鄙视则阻碍了对自然的探索和了解:

人们认为,若与那种局于感官、限于物质的一些实验和特殊的东西保持长久而密切的接触,就有损于人心的尊严;特别是因为那些东西要搜求是费力的,要沉思是不值的,要讲述是粗俗讨厌的,要实践是不够旷放的,而其数目又是无限,其精微处又是过于纤细。这样,对于经验,且不说是予以放弃或处理不善,乃竟是以鄙视的态度而加以排斥;因而最后就走到了这样一种地步:真正的道路不只是被放弃了,而竟是被锁断和堵绝了。

因此,培根要求将“想象力”与“理解力”分开,将头脑与手的实践、眼睛的观察分开,同时将神学和经院哲学诉诸的“信仰”与解释自然的科学知识分开:

因为要尊奉错误为神明,那是最大不过的祸患;而虚妄之易成为崇敬的对象,却正是理解力的感疫性的一个弱点。而且现代一些人们正以极度的轻浮而深溺于这种虚妄,竟至企图从《创世记》第一章上,从《约伯记》上,以及从圣书的其他部分上建立一个自然哲学的体系,这乃是“在活人中找死人”。正是这一点也使得对于这种体系的禁止和压制成为更加重要,因为从这种不健康的人神糅合中,不仅会产生荒诞的哲学,而且还要产生邪门的宗教。因此,我们要平心静气,仅把那属于信仰的东西交给信仰,那才是很恰当的。

所谓“把那属于信仰的东西交给信仰”,其言外之意,当然就是“把那属于科学的东西交给科学”。培根强调:不能用基督教信仰的思维方式研究或干涉自然科学,因为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领域。实际上,培根先于康德涉及了信仰和科学的二元性问题,虽然他这里的“信仰”还是传统基督教的神启宗教,而不是康德意义上的“道德法则”。

在培根之后,进一步论述了“想象力”与“理解力”之间的根本区别的就是卢梭。培根以神学和经院哲学为批判对象,卢梭则以人文学者和启蒙主义为批判对象,卢梭尖锐地揭示出启蒙思想中的幻想和神学因素,当然,也就是因为这种深刻而犀利的批判,卢梭把同时代的启蒙者全都得罪遍了。

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这篇文章中指出,欧洲和法国流行的科学与艺术,无非是建立在想象和幻想基础上的观念与语言的游戏,它与观察和试验相脱离,也与现实的生产活动相对立,这种科学与艺术越繁荣,文明也就越堕落。在欧洲,虽说上帝的权威被动摇了,但这不过是以无形的法则和观念代替了有形的神,不过是将神学的统治转变为形而上学的统治,而迷信依旧。

下面,我们就通过介绍这篇文章,来阐述卢梭的观点。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卢梭10岁的时候,钟表匠老爹也因为斗殴伤人而“跑路”了,他从此便成了真正的孤儿。没有饭吃,怎么办?只好去学手艺,日内瓦城里的各种手艺他几乎尝试了一遍,而工匠师傅们对他的评价则基本相同:这个孩子蠢得活像一头驴。

卢梭其实一点也不蠢,像一切天才那样,他这株奇葩只不过是开花比较晚而已,他少年时代所学的那些手艺,后来几乎都派上了用场,特别是抄乐谱。卢梭一辈子全靠抄乐谱为生,他甚至是一个相当杰出的音乐家。当卢梭成了整个欧洲的思想明星之后,还是靠抄乐谱混饭吃,多少达官贵人、名媛淑女,就是为了一睹大思想家卢梭的风采,特意跑去请他抄乐谱。卢梭秉承了工匠世家的职业伦理,保质保量,一丝不苟。到了晚年,卢梭抄乐谱的手工费非常高,当然,他抄的乐谱也极其精美。卢梭一生都是靠手艺吃饭的劳动者。

但是,当伟大天才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时候,大家对他却完全失去了耐心,而卢梭本人更是对学手艺这件事完全丧失了信心,于是,他被逼无奈,给自己想了一个招儿——他听人家说,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给钱管饭的,那就是天主教“圣灵收容院”。卢梭是一个异教徒(加尔文教徒),如果想重新归化天主教,就有一个“灵魂培训班”等着他,去上这个“思想学习班”,到那儿反省,就会得到钱。这样,他为了吃饭,就这样背叛了自己的宗教,不得不把“灵魂”给出卖了。

卢梭这个苦儿于是流浪到了南欧,进了撒丁王国的都灵圣灵收容院,出卖自己的灵魂,改奉天主教。卢梭在那里洗心革面了三个月,但却大失所望地出来了,因为反省班出来之后还是没有工作;从“天国”里出来,还是没饭吃。出了“天国”的门,卢梭只好又回到了“人间”,于是,他就不得不去法国一个专门“改造灵魂”的人那儿当助手,他原本以为这个人是个老太太,但是去了一看,却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竟然是一个美少妇,这个美少妇就是华伦夫人。

那个时候,卢梭16岁,华伦夫人28岁,对无家可归的卢梭来说,华伦夫人的家就成了他的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卢梭和华伦夫人一起住在法国的乡间;在那里,他成为大自然的观察者、研究者(在大自然中旅行并收集标本,这是卢梭一生的最爱);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法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城乡的急遽分化,从而开始深入思考“人类不平等”的问题;在那里,他远离了欧洲城市知识分子的夸夸其谈和无聊论辩,远离了那些“无用的知识”,从而坚定了这样的信念:与劳动和手艺相比,一切以“人类灵魂”为说辞的营生都近乎欺骗。

奇葩总是很晚开花,卢梭成名其实也很晚。卢梭的出名,是由于他的一篇征文习作。1749年夏天,年近40岁的卢梭依然在法国城乡间游荡,默默无闻,而一个偶然的机遇,他看到了第戎科学院(属于当时欧洲最富裕、文化最发达的勃艮第公国)的1749年度征文:《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这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所谓机遇出自偶然,卢梭有个好朋友叫狄德罗(马克思在《自白》中曾经说,他毕生最喜爱的散文家就是狄德罗,而当时的狄德罗正在编一本百科全书,他拉卢梭入伙,不过只是请他写关于音乐的词条。百科全书的全名是《科学与艺术百科全书》,这与第戎科学院征文的题目类似。

1749年,狄德罗因为编写《供明眼人参考的谈盲人的信》触怒了教会,被判短期坐牢,编启蒙百科全书的事也只能停了下来。而狄德罗倒霉后,卢梭坚持每天都去探监。那时的卢梭特别穷,没钱坐车,每次都是走着去的。这天,卢梭手里拿着《法兰西信使报》边走边看,一下子就看到这个征文题目。据说看到征文题目的时候,卢梭就像触了电一样,感到天旋地转,7岁时候读过的那些罗马经典:塔西陀、西塞罗……这些人的教诲一下子都浮现在眼前。他一路上念念有词,文章就如同乐章一样从心中流出,首先便把他自己感动了。卢梭就这样一路流着泪去了狄德罗那里,而铁窗里的狄德罗听了他的阐述后也被深深地感动了,哥俩隔着铁窗彼此讨论,于是,一篇震撼欧洲思想界的伟大文献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卢梭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

卢梭的这篇成名作中究竟发现了什么真理呢?

卢梭发现了人类社会走向分裂、人类文明走向堕落的根源:科学和艺术日益与生产劳动的实践相分离。没有观察和实践能力的学者、缺乏对现实的理解能力的统治者们,只是依靠幻想和想象(用今天的话就是靠“拍脑袋”)来支配现实,这样一来,生产者和生产的领域非但不被重视,而且还要受幻想性的“社会再生产领域”支配,于是,人类文明就在“独断”与“幻觉”中迷失了方向,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这篇文章充分显示了卢梭作品的一贯风格,那就是如同交响乐章一般的结构。卢梭是个音乐家,他的写作风格是音乐式的、宣言式的,而这种宣言式文体,这种波澜壮阔的交响乐风格,在马克思那里最终达到了高峰,《共产党宣言》便是如此——“宣言”从一个“幽灵”的出场开始,随之转向辽阔恢弘的世界场景:新大陆的发现、运河的开拓、火车的奔驰;然后再伴着隆隆的机车轮声,转回到欧洲大工业时代的工厂:通红的火炉、轰鸣的机器、挥汗如雨的工人、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

卢梭的文章也正是有这种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大开大阖、由许多小和弦反复推向主题和高潮的结构。

全文分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卢梭便以史诗般的风格分别考察了历史上三个伟大文明的兴盛与衰落: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中华文明(当时的中华帝国还处于繁盛期,故卢梭只是预言了中华文明的衰落);同时指出了造成伟大文明衰落的共同原因:对于虚幻之物的追求,毁坏了伟大文明建立在劳动基础之上的艰苦奋斗精神。

也正是有鉴于此,卢梭对于希腊文明的评价是很低的,希腊人善于言辞辩论,但是,正是这些无聊的辩论,瓦解了希腊人的团结,使这些言辞上的巨人和行动上的矮子在外敌攻击下沦为奴隶:

希腊的学术虽愈来愈昌明,人民虽那么的快乐,但他们始终是奴隶。闹了几次革命,但闹来闹去,只不过是换了主人。德谟斯梯尼的辩才从来就没有使任何一个被奢侈和艺术弄得精神委靡的希腊人重新振作起来。

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卢梭对文艺复兴的评价则更差,卢梭认为:与其说文艺复兴是罗马文明的“复兴”,还不如说是伊斯兰文明对于欧洲文明的核心——公民政治道德、劳动工作伦理的无情摧毁,文艺复兴以一种可疑的“文艺生活”代替了公民的“政治生活”和劳动生活,以一帮“文艺小青年”代替了刚健尚武的罗马武士和勤劳勇敢的劳动者,它与其说标志着欧洲的新生,不如说标志着欧洲文明的堕落。

发布时间:2012年09月13日 16:25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编辑:张青津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