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希望的田野上

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本原因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中事先有了一个新的观念，而是在于亿万人民的伟大智慧和首创精神，以及他们在希望的田野上的伟大创举。克服苏联模式弊端的手段并不是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中发明出来，而是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发现出来。新民主主义革命大业成就于农民，社会主义改革也必定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使然。邓小平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说：“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7亿亩的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的农民以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回报了党、国家和社会。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具有自己的特色。不能说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一点问题都没有，至少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搞得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至于遗留了一些长期性问题。对于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但不论如何，比起苏联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还是温和得多。但事情远未完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在“趁热打铁”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体制给日后的农业生产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3亿，非农业人口增加4000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量都有了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10000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粮食产量从1956年到1978年的22年间增长了60%，每年仅递增2.4%。1978年，国家征购1000亿斤粮食，与1952—1955年的平均数差不多。到1979年，全国有1.4亿人的全年口粮不足280斤，实际处于半饥饿状态，农业劳动生产率也相当低下。4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但粮食副食品的供应仍然紧张，需要通过进口以补不足。1977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才生产粮食1917斤；而1975年的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平均产粮136535斤，高出中国71倍。中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只能供养2.1人，需要4.8个农业人口供养一个城市人口。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必然要挺身而出甚至必然要铤而走险，向旧体制开刀，否则就没有盼头，没有活路。包产到户这种形式成为农民的首选。

浙江永嘉包产到户的探索和实践

1956年5月，中共永嘉县委在雄溪乡燎原社进行农业生产产量责任制的试验，由此在中国首创包产到户。在浙江快速实现农业初级合作化以后，急剧扩大的生产规模使相当多的合作社在经营管理上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为此，永嘉县委把如何搞好生产管理当作中心工作来抓，指导区、乡开展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县委书记李桂茂派农工部干事戴洁天率工作队到燎原社进行队以下产量责任制试验，确定了“三包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的责任制，其做法就是“队向社包工包产，户向队负责专管田上分摊的包产量”，包产量核算到每丘田，合起来就是队包产指标。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将这种管理方法命名为“包产到户”。这一办法实行后，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永嘉县委非常重视燎原社包产到户的方法和经验，布置全县开展多点试验包产到户的工作。11月19日，《浙南大众报》发表文章，认为包产到户是“倒退的做法”，并向《人民日报》直接投诉，通过媒介转给中央高层领导，对永嘉包产到户的实验形成很大压力，浙江省委、温州地委、永嘉县委被迫下令停止实验包产到户。李桂茂、李云河、戴洁天都受到处分，全县因参与包产到户而被判刑劳改的达20多人。直到1983年8月，李桂茂、李云河、戴洁天等人的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

1977年6月，中央任命万里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此后3年左右的时间，安徽开始领起中国改革风气之先。此时，安徽确实是个“老大难”。全省287238个生产队中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全省25%的人年收入在40元以下。“我们是靠农村起家的，农民是我们的父母，进了城就忘了娘了”，万里到安徽后目睹了普遍的贫穷与饥饿，他深感内疚与不安。实际上，安徽只不过是一个缩影，那时中国大多数农民仍然处于难吃饱肚子的“危难时刻”，万里再次被委以“救火队长”的重任。他别无选择，只能去探求一条重振农村与农业的新路子。著名的安徽“省委六条”，是万里入皖不到半年后推出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新政。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规定》共有6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要给生产队与农民（当时的称呼是“社员”）减负，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农产品可以到集市出售，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这些规定极具争议性与冲击力，特别是在当时仍在号召“农业学大寨”的政治气候之下。邓小平对万里这位老部下的新政赏识有加，他在出访巴基斯坦途中经过四川省时，特地向四川省主要负责人推荐了安徽省委的“六条”新政，后来四川省仿效安徽也拟订了农村改革的“十二条”。安徽与四川两个农业大省的东西呼应，掀起了冲击旧体制“铁幕”的第一波浪潮。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严宏昌等18户农民勇于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冒着坐牢的危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在大包干协议书上，明确写明：收下粮食后，首先交给国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如果队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而蹲班房，他家的农活由全队社员包下来，还要把小孩养到18岁。尽管选择分田到户的理由显得有些不值一提，但正是这些理由让农民作出了最贴近他们的现实、最能激发他们的活力与热情、也最能解决问题的道路。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为小岗18户农民的行动作出辩护说：“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莫过于多收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坚守”多年的“一大二公”的理想与制度设计，在这些琐碎的现实面前显得无力而脆弱。变革显然已经势不可挡：在18位小岗人按下手印时，肥西县的山南公社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并且已经传到了安徽省委高层的耳朵里。万里为此专门召集了省委常委会，他以这样一段讲话表达了他对农民自主选择的尊重与支持：“包产到户的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批对了，有的也可能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却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解放。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邓小平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农业的发展使农村的积累和农民收入都有了大幅度提高，整个农村市场迅速扩大，为工业建设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原料，因而也带动了工业的迅速发展。1979年到1984年，农业总产值增长79.6%，平均每年递增15.9%。在农业内部，除1980年种植业下降0.5%以外，每个行业每年都是正增长。与此同时，主要农产品产量全面提高。全国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0477万吨增加到1984年的40731万吨，平均每年增加1709万吨，增长率达4.95%，比前26年2.41%的增长率高1倍多，仅用短短6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粮食增产1亿吨。同期全国棉花总产量由216.7万吨增加到625.8万吨，增长1.8倍；油料产量由521.8万吨增加到1191万吨，增长1.3倍；猪牛羊肉产量由856.3万吨增加到1540.6万吨，增长80%。农村改革取得的成功，也产生了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并为此提供了经验和思路。

不仅如此，改革还极大促进了农村社会分工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从事商品生产的“专业户”和“个体户”，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对外开放后，诞生了一大批按市场机制运行的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中外合作的“三资”企业。虽然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过两种经济体制并行的“双轨制”阶段，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形成统一的、开放的全国市场，新旧体制两个“板块”不能长期并存；市场机制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所显示的巨大优越性，促使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与市场经济接轨。更为重要的是，农民有权自己支配自己的剩余产品了，他们要按照市场法则和价值规律去交换工业品和服务。这为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新的动力。

邓小平曾把改革开放比作一场新的革命，就是因为它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并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杠杆。

推荐阅读材料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