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步骤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及时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又逐步完整地表述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同时，在战略步骤上，明确提出要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即：第一步，在1980年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在1964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和1975年初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两次把这一战略步骤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此后，全国普遍开展了整顿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但是，由于“共产风”并没有煞住，再加上向农民征购了过头粮、整社过程中又对生产队干部的“瞒产私分”作了不恰当的处理，致使党同农民的关系日益紧张。为研究进一步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和方法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在讨论中形成了《郑州会议记录》，规定了14句话作为当时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第二次郑州会议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对公社、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职权范围作了具体划分。规模相当于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区和生产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它有权按照公社的计划和有关规定，统一安排本单位的农业生产、收益分配、兴办和管理小型工厂，以及文化教育卫生和公共福利事业，搞好劳动管理。《郑州会议记录》对于克服人民公社内部的“共产风”起了积极作用，表明党在纠正错误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7月14日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信中首先肯定了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接着指出“大跃进”的问题：“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1959年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7月16日，毛泽东突然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随后，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在小组会上，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发言认为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彭德怀信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从此，会议转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庐山会议本来是为了纠“左”，但会议后期却转向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这不仅使经济工作中的纠“左”努力再度中断，更重要的是，它使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原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但是严峻的形势毕竟使最高领导层头脑清醒了许多。1961年1月14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一方针，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八字方针的提出，标志着党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大跃进”的方针实际上已经停止，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这对后来大规模的经济调整工作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此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年。这一年，从中央到地方组织了大批调查组，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所以，1961年就成为中央发布条例最多的一年。这些条例包括：“农业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科学十四条”，还有“高教六十条”和“工业七十条”。虽然国民经济起死回生，但总体情况并未出现太大好转。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资料：1961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077亿元，比上年下降了128%；国家财政总收入3561亿元，总支出367亿元，赤字19亿元。而且，更为严峻的是，在城市和工矿区的粮食供应存在不能保底的危险，一些城市还出现了请愿等群体性事件。

为了推动粮食征购，中央决定发扬民主，开一个上上下下的“出气会”，以强调集中统一和反对地方的分散主义。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史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他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外，“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报告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并认为：“一九六二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这次大会，虽然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上，以及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等问题上，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分歧并未解决，但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问题上，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到7月之间还发生了一些事情：中印边境上印度军队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彭德怀于6月16日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请求党全面审查他的历史，称为“八万言书”，被当作党内阶级斗争的一个明显的动向。这都影响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大势的判断。7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拉开帷幕。毛泽东在几次讲话中强调阶级还存在，有阶级就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要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除了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等文件外，毛泽东借这次中央全会再一次批判了所谓的“三风”，即“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毛泽东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对于阶级斗争的问题，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全党对阶级斗争的警觉性明显升高，阶级斗争之弦开始越绷越紧，又被提高到“为纲”的地位。沿着这个思想逻辑，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