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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八讲》

第二讲 上下求索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国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亲手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宣告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占人类总人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不只是新旧政权的更替,而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以此为开端,中国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对此,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一番艰辛的探索。

一、革命与建设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王朝封闭已久的大门,把中国一步一步逼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无数仁人志士在困惑和迷茫中前赴后继、上下求索,为寻找救国的真理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

19世纪中叶,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使清政府逐渐觉醒,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以维护清廷统治。然而,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人们开始意识到,只靠经济上的“洋务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面貌。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发动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变法维新运动。他们试图按照英、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但是,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103天就以失败告终。

1905年8月20日,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立。他在为《民报》撰写的《发刊词》中第一次把他的革命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并且特别强调此“三大主义皆基于民”。孙中山满怀信心地说:只要实行这三大主义,就可以“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清宣统三年即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但是,在推翻一个皇帝以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皇帝”,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开始了军阀混战。这说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根深蒂固。故孙中山在弥留之际承认“革命尚未成功”,要求“同志仍需努力”。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思想学说变为现实制度,这给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正在黑暗中摸索徘徊的中国人民提供了方向的启迪。毛泽东后来总结中国近百年革命的历史经验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召开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巴黎和会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这激起国内青年学生发动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920年以后,上海、北京、广州、长沙等地先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23日晚,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共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集中到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在成立后的第二年,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破天荒”的举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还没有哪一个阶级或政党能明确提出这一主张。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刚刚一年,就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也对孙中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4年1月20—30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国民党之主义”为核心内容,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宣言》主张通过国家立法防止“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凡具有独占性质的或规模过大的企业“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这个具有崭新内涵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共同致力于振兴中华的思想基础。

然而,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汪精卫开始背叛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破坏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了反对共产党的四一二政变。在政变后的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4月28日,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在北京从容就义。

在深刻总结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农民占据绝大多数的国情,1927年毛泽东带领中国工农红军走上井冈山,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中国共产党人把革命的中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创造性地开辟了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1934年,在遭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转战到陕北。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激起全民族奋起抗战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契机,与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中国近代史上,一般将1840年至1949年统称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其中,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因由资产阶级领导而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它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历史任务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它的前途是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1945年,经历了八年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人民沉浸在无法言语的欢庆中,全国上下对和平建国抱着殷切的期待。4月24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联合政府》,提出“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这样的国家制度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但是,蒋介石并不理会这一代表人民心声的国家制度,而是调集兵力、积极备战。1946年6月26日,国共两党的军队在中原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由此拉开序幕。蒋介石妄图倚仗自己的军事优势以及美国的大量援助,在三到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但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国民党政权因丧失了民心而垮台,残余势力逃往台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为迎接革命胜利的到来,实现从局部执政到领导新中国,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

在开幕式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新中国的诞生为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了基础。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宣传部1953年12月制发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提纲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由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这个任务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最后修订的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委托加工、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劳动群众个体所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亿万农民和大多数其他个体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在一个拥有五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成功地实现了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没有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这个事实说明,这条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适应了中国国情,并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高度发达的社会化生产力。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脱胎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甚至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的农业国。因此,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取得国家政权以后,都面临着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3年元旦,党和政府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向全国人民宣布,我国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依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起步。虽然日后遭到过严重挫折,但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7年的49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这期间建设起来的一些基础设施、基础项目和大中型企业,至今仍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四大运动”

“土地改革”——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年冬起,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也分给地主应得的一份,让他们自己耕种,自食其力,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抗美援朝”——1950年6月25日,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开始大举北犯,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于10月19日赴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敌军从鸭绿江边逐回三八线附近。1951年6月30日,美国政府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镇压反革命”——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历时两年多,范围涉及全国几乎所有地区,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残留的反革命势力,并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曾经猖獗一时的匪祸,也基本扑灭,使我国的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改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

“三反”、“五反”——从1951年至1952年,中国共产党在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军队、党派中进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三反”运动),以及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五反”运动)。在运动中,各地揭露了一批严重的贪污盗窃案件,并先后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或公审大会,对于严重犯罪分子依法严惩。典型的例子是依法判处大贪污犯、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死刑。

二、成就与挫折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头7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史上首次出现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比重上升的时期。如果将这一时期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情况作一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情况明显好于印度。从增长率看,这一时期中国为7.8%,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的4.8%,也明显高于印度的3.2%。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由4.5%提高到5.5%,而印度则由4.2%下降到3.7%。社会主义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初步确立起来。

有西方分析家认为,1949年至1957年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是:党的团结是取得这些成就的基础,领导层对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广泛共识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产;革命胜利使党和军队干部以及其他社会精英广泛分享了政权和职权,并直接获得利益;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广泛的一致性促进了精英分子的凝聚力;在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与知识准备的条件下,苏联提供了现成的经验和模式,人们对此有广泛的认同。同时不能不提到,毛泽东在维护党内团结与形成政治共识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不仅十分优秀,而且善于学习。毛泽东在进城之前就充分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他意识到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他明确地向全党提出,面对十分紧迫的学习任务,要老老实实地学,恭恭敬敬地学。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刘少奇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56年)、周恩来的《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1954年)、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和陈云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1956年)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起步阶段的重要文献,集中反映了党为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作的努力。党的十八大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是那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1954年宪法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该宪法除序言外,分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旗、国徽、首都,共4章106条。在1954年宪法起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特别是最高领袖非常关注,并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就宪法草案作了报告,报告中不仅对宪法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宪法的制定作了说明,更对宪法通过以后应当如何实施作了要求。1954年在讨论宪法草案时,有人提议参照1936年苏联宪法(被誉为“斯大林宪法”),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定名为“毛泽东宪法”。毛泽东坚决拒绝,坚持删掉宪法草案中他本人的名字。他认为,那样写不恰当、不合理、不科学。

中国人口多、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制约着发展战略的选择,也影响和决定着党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没有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经验,加上其他复杂的原因,照搬了苏联模式。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和党内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暴露出来。毛泽东觉察到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发现苏联的一些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5年底,他在党内率先提出了如何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在面对如何对待斯大林、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上,毛泽东阐发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必须要注意本国的具体情况,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最重要的教益是独立思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他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鉴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他提出: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把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要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延续了《论十大关系》的正确思想,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国内形势,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八大还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并取得了良好的开局。

1957年,尽管经受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干扰,但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效果最好的一年。如果沿着这个势头继续发展和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历史不能假设。实际情况是,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党的指导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干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从“大鸣大放”到反右扩大化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同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又称“双百方针”)。一个月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1956年,匈牙利政府领导人提出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这让毛泽东意识到中共必须接受教训,尽可能减少执政的错误,尽可能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此,毛泽东认为,必须开展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全面检查党的思想、政策和作风。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被称为“大鸣大放”。

整风以后,党外人士对党政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意见,同时也深刻揭露了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但有的人借“大鸣大放”之机掀起了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这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警觉。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至党内高级干部。从5月中旬到6月上旬,中共中央连续多次发出党内指示,说明反击右派的策略。其中心意思就是让右派任意鸣放,充分暴露,党员和左派暂不发言,准备后发制人。党内整风由此变成了反击右派斗争。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到1958年秋,整个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了。从1959年至1963年,虽然累计有30万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历史遗留问题一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到彻底纠正。

物极必反。反右过了头,就走向了盲目赶超的极左。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骄人的成绩,使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思想情绪,以为搞经济建设不比打仗难,强调建设速度还要进一步加快。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模式被移植到经济建设进程中,致使社会主义事业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批评“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明确指出“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即所谓的“超英赶美”。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中央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为实现“大跃进”的意愿,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但是,由于技术不合格,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而且炼钢需要铁矿石、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石不足,全民都上山采矿,造成粮食产量大减;另外,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光,这也是引发日后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生产力的“大跃进”与生产关系的“穷过渡”同步展开。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人民公社”的名字。8月,毛泽东到山东农村视察。当听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到1958年年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后期出现了过急过猛的问题,人们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还刮起了“共产风”。当时由上层推动的共产主义实验与基层群众的平均主义诉求相契合,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吃“大锅饭”热潮,无论是对基本生活需求的“包”分配,还是“敞开肚皮吃饭”的公共食堂,无不展示着“无处不均匀”的平均主义的思想。一些地方为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实行大规模的并村、集体用餐甚至男女分开居住,限制了社员的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生产关系,束缚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后果是,浪费了大量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民劳动积极性受到了伤害,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从1959年至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导致了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我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

三、经验与教训

就在全国上下狂热地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程中,不乏一些头脑清醒的睿智之士。中共一大代表、著名哲学家、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在读到《人民日报》刊登《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和口号时感到很不安,于是向到武汉视察的老朋友毛泽东当面发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毛泽东回答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并举例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克服有时候看起来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人想飞上天,于是有了飞机,人想行千里,于是发明了火车。李达听了,表示很不认同,他指出:“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能无限大的。现在人们的胆子太大。”当时,毛泽东根本听不进去这“忠言逆耳”的劝诫,两位老相识不欢而散。

从思想理论的根源上看,人民公社化运动其实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与急于求成思想情绪的混合物。“公社”这个词来源于中世纪的欧洲,指当时西欧实行公民自治的城镇组织。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党人曾主张在法国恢复公社制度。1824年,英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变卖自己的工厂、家产筹集了一笔巨款,带着自己的学生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创办了“新和谐公社”,实行生产资料公共占有、权利平等、民主管理等原则。按照欧文的理论,公社成员的活动目的只要满足本社成员的需要就可以了,所以导致公社产品缺少,生产少,消费多,产生矛盾。因成员觉悟水平不一,导致脑力劳动者日趋增多,而体力劳动者日渐减少,以至于技术工和一般工人匮乏,工厂、作坊经常停产关门,甚至连当时最先进的机器也不得不闲置起来,比如公社的一家染坊能与当时美国最完善的染坊相抗衡,但都无活可干,一个纺织厂每天能生产400磅棉纱、一个面粉厂每天能生产60桶面粉,都不得不时时停工。还有一块大到3600英亩的麦田因缺少足够的劳动力耕种而收入微薄。这种情况,使欧文自己再也没有钱来补贴公社的逐日亏损了。4年后,“新和谐公社”终于宣告破产。

《关于几年来宣传口号的初步检查报告》

1962年宣传部门提出的《关于几年来宣传口号的初步检查报告》,重点检查了1958、1959两年中的错误口号,包括“违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以及混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界限的错误口号”,“违犯客观规律,助长了主观主义发展的错误口号”,“违犯党的政策,助长了刮‘共产风’的错误口号”,“高指标、高任务,助长了‘浮夸风’的错误口号”等。例如:

——“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

——“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

——“掀起一二五十(即日产一万吨铁、二万吨焦、五万吨矿石、十万吨煤)运动”

——“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

——“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主观能动性无限,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

——“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队”

——“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公共食堂万岁”

——“倾家荡产大搞钢铁”

……

正像恩格斯所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遭遇挫折之后,痛定思痛,逐渐地从理想回归现实,开始深入探寻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一般规律。

1958年秋冬,毛泽东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问题,开始着手调研、调整和纠偏。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为了解决公社化后所产生的生产、分配、福利、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纠正在办社过程中所发生的偏差,在郑州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领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作了多次讲话。虽然仍未摆脱对经济发展形势不切实际的估计,但还是澄清了两个主要的理论问题。

一是明确提出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针对普遍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和读书谈话中,在肯定人民公社是实行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的同时,反对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明确指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不能混淆。他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目前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他说,将来达到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也不等于就是实行共产主义。毛泽东指出,有些人总想三五年搞成共产主义,认为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右倾。这是错误的。两个过渡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两个过渡只能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不可能在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立即完成这个过程。这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一样,也只能逐步完成上述两个过渡。

二是批驳了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实行商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毛泽东指出,现在,在有些人看来,人民公社经济主要是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如果进行商品生产,就是不名誉。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他指出,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力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自足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毛泽东针对陈伯达等人要求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实行商品调拨的错误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而必须使用它们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的问题。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必须发展商品交换。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步骤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及时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又逐步完整地表述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同时,在战略步骤上,明确提出要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即:第一步,在1980年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在1964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和1975年初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两次把这一战略步骤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此后,全国普遍开展了整顿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但是,由于“共产风”并没有煞住,再加上向农民征购了过头粮、整社过程中又对生产队干部的“瞒产私分”作了不恰当的处理,致使党同农民的关系日益紧张。为研究进一步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和方法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在讨论中形成了《郑州会议记录》,规定了14句话作为当时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第二次郑州会议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对公社、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职权范围作了具体划分。规模相当于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区和生产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它有权按照公社的计划和有关规定,统一安排本单位的农业生产、收益分配、兴办和管理小型工厂,以及文化教育卫生和公共福利事业,搞好劳动管理。《郑州会议记录》对于克服人民公社内部的“共产风”起了积极作用,表明党在纠正错误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7月14日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信中首先肯定了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接着指出“大跃进”的问题:“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1959年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7月16日,毛泽东突然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随后,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在小组会上,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发言认为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彭德怀信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从此,会议转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庐山会议本来是为了纠“左”,但会议后期却转向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这不仅使经济工作中的纠“左”努力再度中断,更重要的是,它使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原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但是严峻的形势毕竟使最高领导层头脑清醒了许多。1961年1月14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一方针,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八字方针的提出,标志着党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大跃进”的方针实际上已经停止,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这对后来大规模的经济调整工作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此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年。这一年,从中央到地方组织了大批调查组,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所以,1961年就成为中央发布条例最多的一年。这些条例包括:“农业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科学十四条”,还有“高教六十条”和“工业七十条”。虽然国民经济起死回生,但总体情况并未出现太大好转。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资料:1961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077亿元,比上年下降了128%;国家财政总收入3561亿元,总支出367亿元,赤字19亿元。而且,更为严峻的是,在城市和工矿区的粮食供应存在不能保底的危险,一些城市还出现了请愿等群体性事件。

为了推动粮食征购,中央决定发扬民主,开一个上上下下的“出气会”,以强调集中统一和反对地方的分散主义。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史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他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外,“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报告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并认为:“一九六二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这次大会,虽然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上,以及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等问题上,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分歧并未解决,但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问题上,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到7月之间还发生了一些事情:中印边境上印度军队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彭德怀于6月16日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请求党全面审查他的历史,称为“八万言书”,被当作党内阶级斗争的一个明显的动向。这都影响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大势的判断。7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拉开帷幕。毛泽东在几次讲话中强调阶级还存在,有阶级就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要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除了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等文件外,毛泽东借这次中央全会再一次批判了所谓的“三风”,即“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毛泽东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对于阶级斗争的问题,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全党对阶级斗争的警觉性明显升高,阶级斗争之弦开始越绷越紧,又被提高到“为纲”的地位。沿着这个思想逻辑,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即北戴河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的问题。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泽东首先说明,这次工作会议,是“为中央全会准备文件”。

为了便于讨论,参加会议的成员分为六个大组和若干小组。会议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核心小组成员有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再加上各大区第一书记、中央各口负责同志,共22人。8月6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

一是阶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用?……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二是形势。毛泽东说,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工作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建设等等……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三是矛盾。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残余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我想甚至是几百年……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内乱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政法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两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了一部分权力,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自20世纪70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同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挫折中得到了启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这些历史经验教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推荐阅读材料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彭明主编:《从空想到科学——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发布时间:2013年10月09日 10:52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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