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版
1 1 1

共产党员网 服务 读书频道

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八讲》

第三讲 历史转机

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挫折、经验与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悟出了一个道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没有一套固定不变的模式,还有更宽广的大道等待人们去探索和开拓。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机。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为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内涵和中国元素。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一切又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环境的变化紧密相连。

一、时代新主题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国际形势峰回路转,新的格局呈现雏形。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与任何大国或集团结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逐渐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尽管中国尚处于“革命运动”的迷顿状态,但这毕竟是自己的事。经过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了巩固,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获得很大改善,这些都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其著作中表示:尽管1949—1978年之间中国推进工业化还远不完善,但一些成就还是非常惊人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是坚定的反共政治家,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也不得不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社会开始出现了一种要求改变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的思潮。1959年2月,设在旧金山的思想库——康仑有限公司接受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委托,承担了“美国对南亚政策”和“美国对远东和东南亚政策”两个项目。报告于9月完成,发表时合二为一,题为《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该报告指出:“共产党中国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最复杂和最严重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复杂性和严重性可能有增无减的问题”,“对我们将来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来说,没有再比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更起决定性的作用了”。1960年4月间,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民主党政策委员会主席切斯特·鲍尔斯的长篇文章《重新考虑中国问题》。鲍尔斯在文章中提出,美国应根据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利益制定对华政策。目前的中国政权已经“稳固”,而且实力日增。美国在处理有关地区的事务(如东南亚问题)和全球性事务(如裁军问题)时,如没有中国参与,其成效是值得怀疑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深陷越南的丛林战争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付出了无法接受的人员伤亡。而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逐步使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美国领导者几乎无一不信奉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并将这种理论同对中国的敌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不断扩张之势,约翰逊从上任伊始,便声称他“将不丧失越南”,不做“目睹东南亚重蹈中国覆辙”的美国总统。然而,当美国日益陷入越南战争的困境中,便不得不开始酝酿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

1967年秋,毛泽东注意到,正准备竞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尼克松写道:“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这是一种令人宽慰的态度。中美关系一旦“解冻”,无论从美国人民的利益来说,还是从中国人民的利益以及从世界人民的利益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在全球化兴起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发展不能离开世界,同样,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坚持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更要积极融入联系日益紧密的国际社会。

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就是通过这颗小球带动起来的。1971年4月,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率先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毛泽东作出形象的比喻,是“小球转动了大球”,乒乓外交推动了世界形势的发展。2011年12月8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国家体育总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美“乒乓外交”40周年纪念活动,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乒乓外交”不仅拉近了中美两国人民间的距离,而且拉开了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历史序幕。40年来,在两国几代领导人和各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历经风雨取得历史性发展。1971年7月8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登上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秘密飞抵北京。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为中美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篇章。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访问,由此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1974年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飞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也获得了新的活力和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这些外交活动所依据的事实,就是和平与发展渐渐成为时代主题。

时代主题论

对所处时代的准确把握是一个执政政党、一个国家制定基本路线、基本政策、基本发展战略的根本依据。执政党只有正确认识所处的时代及其特点、基本矛盾、主题和发展方向等问题,才能选择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前进方向和发展战略。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深刻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根据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对时代主题作出了正确判断,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并形成了“东西、南北”的重要战略思想。他认为,当时世界的矛盾不只是东西方之间的矛盾,还有南北方之间的矛盾;东西方之间的总态势是和平,南北方之间的问题是发展,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就为准确地判断国际形势,确立新时期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提供了科学依据。党的十三大把邓小平这一思想正式表述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内涵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矛盾、最根本的变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主要潮流,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要求,是当今世界有待解决的两大课题,是需要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两大任务和两大目标。

按照西方历史学家的观点,16世纪是资本主义的开端,从那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萌芽并取代封建社会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从18世纪中叶英国产业革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几乎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第三个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又称为“帝国主义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也有人将其称为“当代资本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到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正值资本主义从第三个阶段进入第四个阶段的重要时期。

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兴起了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航天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这场新科技革命发源于美国,尔后迅速扩展到西欧、日本、大洋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涉及科学技术各个重要领域和国民经济的一切重要部门。从70年代初开始,又出现了以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型材料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从此,人类社会进入了“一日千里”、“日新月异”的知识经济时代。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下的世界科学技术情报系统(UNISIST)统计,科学知识每年的增长率,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95%增长到106%,80年代每年增长率已达125%。另据美国《电子科学》杂志介绍,1981年10月至1982年9月,世界上就在电子技术领域产生了39项重大成果,以年工作日为300天计算,即平均每77天就有一项电子技术发明。如果我们把其他科学技术领域的理论与技术的发现和创造计算在内,我们面临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速度,即不可能用年、月、日来计算,而将以时、分、秒来计算了。由于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各国的经济、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具有开放性,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在经济、科学、技术、教育等方面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制约性、依赖性显著增强。横向开拓,对外开放已成为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共同趋势。

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及其成果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此外,西方国家为了缓和国内的各种矛盾,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也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了一定限度的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使阶级关系、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劳资双方的关系呈现出协商合作的发展态势。资本主义世界自我调整的成果就是经济增长、失业率降低和物价稳定。日本的成就是最显著的例证。日本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并大力鼓励出口贸易。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公司把研究和开发经费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用于购买外国技术。20世纪50年代末,索尼在美国市场推销收音机,丰田推销汽车,本田推销摩托车。日本公司在西方消费者中声名鹊起,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制造商已是世界贸易中的生力军了。就这样,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中经济增长了8倍。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快速恢复和增长,世界贸易在1950年后也迅猛增长。在1914年以前的辉煌岁月里,世界贸易量每20年到25年翻一番;而二战后第一个25年里,世界贸易量则是每10年就翻一番。一个又一个国家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出口热。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工业化和新科技革命让西方世界沿着中间道路航行,频繁的贸易往来把市场与社会结合起来,把繁荣和社会稳定及政治民主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世界现代史上速度最快的经济增长和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稳定。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却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已经瓦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进一步加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基本上停留在这个“失真”的水平上。“世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就是中国曾经对国际环境的基本判断。这既有时代主题还不明朗的原因,也是“战争与革命”旧的思维模式在作祟,更是长期封闭的结果。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抓住了发展机遇,而中国大陆则与难得的历史机遇擦肩而过。

亚洲“四小龙”

亚洲“四小龙”在英文里的翻译是Newly Industrial Economics,意即“新兴工业经济体”,在学术期刊和书籍中一般都译为NIEs。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最发达富裕的地区,这种所谓“东亚模式”开始引起全世界关注。由此,这四个国家和地区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四小龙”都属于幅员不大、矿产资源很少,但地理位置优越且同西方发达国家有特殊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它们的经济发展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1)增长速度快。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都接近或超过10%。(2)出口扩张迅速。台湾地区197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9倍,1980年为1970年的13倍;韩国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534倍;新加坡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5年的20多倍。(3)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韩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1961年的47.4%降为1985年的15%,工矿业从16.5%上升为33.4%;台湾地区农业比重从1952年的35.7%降为1978年的12.1%,工业比重从17.9%上升为40.3%。中国香港与新加坡也从转口港变为工业城市。(4)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5)失业人数减少,收入分配相对平均。80年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失业率都降到4%以下,收入分配与美、日等国相比较为平均。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国际社会,对当今时代主题和全球化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的矛盾和状态,进行了正确的分析,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这使中国共产党的主观认识跟上了历史环境变迁的步伐。1978年10月26日下午,正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从东京乘新干线“光-81号”超特快列车前往日本的文化古城京都访问。他在火车上应日本记者之请谈对新干线的观感时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纽约与上海、东京与北京、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强烈对比和反差,不能不使邓小平的内心深感震撼,不能不产生强烈的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同时也不能不对时代主题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正是时代观的根本变革,打破了小农经济的思维方式,使人们逐渐树立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意识,认识到了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最高水平在哪里,中国还与此有多大的距离,要缩小这个差距,应该从各国的发展进程中汲取哪些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实现跨越式发展。所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继承以往一切社会创造的优秀文化,在本国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的条件下,更要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正像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当然,西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分化、西化图谋从未停止。冷战结束后,美国强化了“民主输出战略”,利用大众传媒广泛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与价值理念,并通过文化交流进行渗透,借助对外援助打开传播渠道,支持“颜色革命”以扩大制度保障。近年来,美国还特别强调开展公共外交,整合美国政府和社会力量,推广“自由民主”,谋求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性质。作为一个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可能完全对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置之不理。但是,这种斗争主要是国家利益之争或综合国力的竞争,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压倒了阶级利益与意识形态差异,后者服从于前者而不是相反。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日益改善、综合国力得到增强,才能在这种竞争的格局中使这种关系保持平衡,维护世界和平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1989年10月,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说:“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

二、让思想冲破牢笼

相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迅猛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人深深地感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确实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能否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发展机遇、奋起直追的关键一步。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党和人民面前。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这些都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赞同和支持。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由于几十年对毛泽东权威的不断强化以及思维的惯性,普通群众对“两个凡是”并不反感,甚至觉得合理。所以,“两个凡是”一经公开,恰恰可以给人们一个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感觉。然而,从深层次看,“两个凡是”把毛泽东晚年的路线方针固定化,捆住了人们的手脚,中国很难向前迈进一步。由此,“两个凡是”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虑。当时,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说:“两个凡是”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邓小平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1977年4月10日给党中央的信中,他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年7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再次重申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他的观点得到了叶剑英、陈云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响应。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开始出现一些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拨乱反正的好文章,促进了理论界的思想解放。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了此文,当天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予以转载。这篇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以无比巨大的感召力冲破了党在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从根本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本来面目,使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供了思想基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845年,马克思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一论述清楚地告诉人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他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成了公认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三、在希望的田野上

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本原因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中事先有了一个新的观念,而是在于亿万人民的伟大智慧和首创精神,以及他们在希望的田野上的伟大创举。克服苏联模式弊端的手段并不是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中发明出来,而是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发现出来。新民主主义革命大业成就于农民,社会主义改革也必定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使然。邓小平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说:“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7亿亩的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的农民以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回报了党、国家和社会。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具有自己的特色。不能说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一点问题都没有,至少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搞得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至于遗留了一些长期性问题。对于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但不论如何,比起苏联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还是温和得多。但事情远未完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在“趁热打铁”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体制给日后的农业生产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3亿,非农业人口增加4000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量都有了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10000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粮食产量从1956年到1978年的22年间增长了60%,每年仅递增2.4%。1978年,国家征购1000亿斤粮食,与1952—1955年的平均数差不多。到1979年,全国有1.4亿人的全年口粮不足280斤,实际处于半饥饿状态,农业劳动生产率也相当低下。4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但粮食副食品的供应仍然紧张,需要通过进口以补不足。1977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才生产粮食1917斤;而1975年的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平均产粮136535斤,高出中国71倍。中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只能供养2.1人,需要4.8个农业人口供养一个城市人口。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必然要挺身而出甚至必然要铤而走险,向旧体制开刀,否则就没有盼头,没有活路。包产到户这种形式成为农民的首选。

浙江永嘉包产到户的探索和实践

1956年5月,中共永嘉县委在雄溪乡燎原社进行农业生产产量责任制的试验,由此在中国首创包产到户。在浙江快速实现农业初级合作化以后,急剧扩大的生产规模使相当多的合作社在经营管理上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为此,永嘉县委把如何搞好生产管理当作中心工作来抓,指导区、乡开展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县委书记李桂茂派农工部干事戴洁天率工作队到燎原社进行队以下产量责任制试验,确定了“三包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的责任制,其做法就是“队向社包工包产,户向队负责专管田上分摊的包产量”,包产量核算到每丘田,合起来就是队包产指标。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将这种管理方法命名为“包产到户”。这一办法实行后,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永嘉县委非常重视燎原社包产到户的方法和经验,布置全县开展多点试验包产到户的工作。11月19日,《浙南大众报》发表文章,认为包产到户是“倒退的做法”,并向《人民日报》直接投诉,通过媒介转给中央高层领导,对永嘉包产到户的实验形成很大压力,浙江省委、温州地委、永嘉县委被迫下令停止实验包产到户。李桂茂、李云河、戴洁天都受到处分,全县因参与包产到户而被判刑劳改的达20多人。直到1983年8月,李桂茂、李云河、戴洁天等人的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

1977年6月,中央任命万里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此后3年左右的时间,安徽开始领起中国改革风气之先。此时,安徽确实是个“老大难”。全省287238个生产队中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全省25%的人年收入在40元以下。“我们是靠农村起家的,农民是我们的父母,进了城就忘了娘了”,万里到安徽后目睹了普遍的贫穷与饥饿,他深感内疚与不安。实际上,安徽只不过是一个缩影,那时中国大多数农民仍然处于难吃饱肚子的“危难时刻”,万里再次被委以“救火队长”的重任。他别无选择,只能去探求一条重振农村与农业的新路子。著名的安徽“省委六条”,是万里入皖不到半年后推出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新政。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规定》共有6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要给生产队与农民(当时的称呼是“社员”)减负,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农产品可以到集市出售,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这些规定极具争议性与冲击力,特别是在当时仍在号召“农业学大寨”的政治气候之下。邓小平对万里这位老部下的新政赏识有加,他在出访巴基斯坦途中经过四川省时,特地向四川省主要负责人推荐了安徽省委的“六条”新政,后来四川省仿效安徽也拟订了农村改革的“十二条”。安徽与四川两个农业大省的东西呼应,掀起了冲击旧体制“铁幕”的第一波浪潮。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严宏昌等18户农民勇于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冒着坐牢的危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在大包干协议书上,明确写明:收下粮食后,首先交给国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如果队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而蹲班房,他家的农活由全队社员包下来,还要把小孩养到18岁。尽管选择分田到户的理由显得有些不值一提,但正是这些理由让农民作出了最贴近他们的现实、最能激发他们的活力与热情、也最能解决问题的道路。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为小岗18户农民的行动作出辩护说:“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莫过于多收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坚守”多年的“一大二公”的理想与制度设计,在这些琐碎的现实面前显得无力而脆弱。变革显然已经势不可挡:在18位小岗人按下手印时,肥西县的山南公社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并且已经传到了安徽省委高层的耳朵里。万里为此专门召集了省委常委会,他以这样一段讲话表达了他对农民自主选择的尊重与支持:“包产到户的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批对了,有的也可能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却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解放。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邓小平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农业的发展使农村的积累和农民收入都有了大幅度提高,整个农村市场迅速扩大,为工业建设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原料,因而也带动了工业的迅速发展。1979年到1984年,农业总产值增长79.6%,平均每年递增15.9%。在农业内部,除1980年种植业下降0.5%以外,每个行业每年都是正增长。与此同时,主要农产品产量全面提高。全国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0477万吨增加到1984年的40731万吨,平均每年增加1709万吨,增长率达4.95%,比前26年2.41%的增长率高1倍多,仅用短短6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粮食增产1亿吨。同期全国棉花总产量由216.7万吨增加到625.8万吨,增长1.8倍;油料产量由521.8万吨增加到1191万吨,增长1.3倍;猪牛羊肉产量由856.3万吨增加到1540.6万吨,增长80%。农村改革取得的成功,也产生了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并为此提供了经验和思路。

不仅如此,改革还极大促进了农村社会分工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从事商品生产的“专业户”和“个体户”,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对外开放后,诞生了一大批按市场机制运行的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中外合作的“三资”企业。虽然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过两种经济体制并行的“双轨制”阶段,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形成统一的、开放的全国市场,新旧体制两个“板块”不能长期并存;市场机制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所显示的巨大优越性,促使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与市场经济接轨。更为重要的是,农民有权自己支配自己的剩余产品了,他们要按照市场法则和价值规律去交换工业品和服务。这为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新的动力。

邓小平曾把改革开放比作一场新的革命,就是因为它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并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杠杆。

推荐阅读材料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发布时间:2013年10月09日 10:52 打印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 网站地图 调查问卷

共产党员网 版权所有 京ICP备12024993号

860010-160403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