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验与教训

就在全国上下狂热地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程中，不乏一些头脑清醒的睿智之士。中共一大代表、著名哲学家、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在读到《人民日报》刊登《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和口号时感到很不安，于是向到武汉视察的老朋友毛泽东当面发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毛泽东回答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并举例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克服有时候看起来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人想飞上天，于是有了飞机，人想行千里，于是发明了火车。李达听了，表示很不认同，他指出：“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能无限大的。现在人们的胆子太大。”当时，毛泽东根本听不进去这“忠言逆耳”的劝诫，两位老相识不欢而散。

从思想理论的根源上看，人民公社化运动其实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与急于求成思想情绪的混合物。“公社”这个词来源于中世纪的欧洲，指当时西欧实行公民自治的城镇组织。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党人曾主张在法国恢复公社制度。1824年，英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变卖自己的工厂、家产筹集了一笔巨款，带着自己的学生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创办了“新和谐公社”，实行生产资料公共占有、权利平等、民主管理等原则。按照欧文的理论，公社成员的活动目的只要满足本社成员的需要就可以了，所以导致公社产品缺少，生产少，消费多，产生矛盾。因成员觉悟水平不一，导致脑力劳动者日趋增多，而体力劳动者日渐减少，以至于技术工和一般工人匮乏，工厂、作坊经常停产关门，甚至连当时最先进的机器也不得不闲置起来，比如公社的一家染坊能与当时美国最完善的染坊相抗衡，但都无活可干，一个纺织厂每天能生产400磅棉纱、一个面粉厂每天能生产60桶面粉，都不得不时时停工。还有一块大到3600英亩的麦田因缺少足够的劳动力耕种而收入微薄。这种情况，使欧文自己再也没有钱来补贴公社的逐日亏损了。4年后，“新和谐公社”终于宣告破产。

《关于几年来宣传口号的初步检查报告》

1962年宣传部门提出的《关于几年来宣传口号的初步检查报告》，重点检查了1958、1959两年中的错误口号，包括“违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以及混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界限的错误口号”，“违犯客观规律，助长了主观主义发展的错误口号”，“违犯党的政策，助长了刮‘共产风’的错误口号”，“高指标、高任务，助长了‘浮夸风’的错误口号”等。例如：

——“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

——“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

——“掀起一二五十（即日产一万吨铁、二万吨焦、五万吨矿石、十万吨煤）运动”

——“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

——“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主观能动性无限，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

——“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队”

——“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公共食堂万岁”

——“倾家荡产大搞钢铁”

……

正像恩格斯所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遭遇挫折之后，痛定思痛，逐渐地从理想回归现实，开始深入探寻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一般规律。

1958年秋冬，毛泽东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问题，开始着手调研、调整和纠偏。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为了解决公社化后所产生的生产、分配、福利、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纠正在办社过程中所发生的偏差，在郑州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领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作了多次讲话。虽然仍未摆脱对经济发展形势不切实际的估计，但还是澄清了两个主要的理论问题。

一是明确提出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针对普遍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和读书谈话中，在肯定人民公社是实行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的同时，反对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明确指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不能混淆。他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目前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他说，将来达到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也不等于就是实行共产主义。毛泽东指出，有些人总想三五年搞成共产主义，认为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右倾。这是错误的。两个过渡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两个过渡只能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不可能在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立即完成这个过程。这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一样，也只能逐步完成上述两个过渡。

二是批驳了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实行商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毛泽东指出，现在，在有些人看来，人民公社经济主要是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如果进行商品生产，就是不名誉。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他指出，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力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自足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毛泽东针对陈伯达等人要求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实行商品调拨的错误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而必须使用它们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的问题。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必须发展商品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