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八讲》
来源：人民出版社
第三讲 历史转机
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挫折、经验与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悟出了一个道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没有一套固定不变的模式，还有更宽广的大道等待人们去探索和开拓。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机。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为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内涵和中国元素。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一切又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环境的变化紧密相连。
一、时代新主题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国际形势峰回路转，新的格局呈现雏形。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与任何大国或集团结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逐渐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尽管中国尚处于“革命运动”的迷顿状态，但这毕竟是自己的事。经过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了巩固，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获得很大改善，这些都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其著作中表示：尽管1949—1978年之间中国推进工业化还远不完善，但一些成就还是非常惊人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是坚定的反共政治家，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也不得不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社会开始出现了一种要求改变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的思潮。1959年2月，设在旧金山的思想库——康仑有限公司接受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委托，承担了“美国对南亚政策”和“美国对远东和东南亚政策”两个项目。报告于9月完成，发表时合二为一，题为《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该报告指出：“共产党中国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最复杂和最严重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复杂性和严重性可能有增无减的问题”，“对我们将来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来说，没有再比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更起决定性的作用了”。1960年4月间，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民主党政策委员会主席切斯特·鲍尔斯的长篇文章《重新考虑中国问题》。鲍尔斯在文章中提出，美国应根据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利益制定对华政策。目前的中国政权已经“稳固”，而且实力日增。美国在处理有关地区的事务（如东南亚问题）和全球性事务（如裁军问题）时，如没有中国参与，其成效是值得怀疑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深陷越南的丛林战争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付出了无法接受的人员伤亡。而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逐步使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美国领导者几乎无一不信奉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并将这种理论同对中国的敌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不断扩张之势，约翰逊从上任伊始，便声称他“将不丧失越南”，不做“目睹东南亚重蹈中国覆辙”的美国总统。然而，当美国日益陷入越南战争的困境中，便不得不开始酝酿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
1967年秋，毛泽东注意到，正准备竞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尼克松写道：“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这是一种令人宽慰的态度。中美关系一旦“解冻”，无论从美国人民的利益来说，还是从中国人民的利益以及从世界人民的利益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在全球化兴起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发展不能离开世界，同样，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坚持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更要积极融入联系日益紧密的国际社会。
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就是通过这颗小球带动起来的。1971年4月，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率先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毛泽东作出形象的比喻，是“小球转动了大球”，乒乓外交推动了世界形势的发展。2011年12月8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国家体育总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美“乒乓外交”40周年纪念活动，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乒乓外交”不仅拉近了中美两国人民间的距离，而且拉开了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历史序幕。40年来，在两国几代领导人和各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历经风雨取得历史性发展。1971年7月8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登上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秘密飞抵北京。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为中美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篇章。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访问，由此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1974年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飞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也获得了新的活力和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这些外交活动所依据的事实，就是和平与发展渐渐成为时代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