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成就与挫折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头7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史上首次出现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比重上升的时期。如果将这一时期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情况作一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情况明显好于印度。从增长率看，这一时期中国为7.8%，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的4.8%，也明显高于印度的3.2%。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由4.5%提高到5.5%，而印度则由4.2%下降到3.7%。社会主义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初步确立起来。

有西方分析家认为，1949年至1957年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是：党的团结是取得这些成就的基础，领导层对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广泛共识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产；革命胜利使党和军队干部以及其他社会精英广泛分享了政权和职权，并直接获得利益；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广泛的一致性促进了精英分子的凝聚力；在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与知识准备的条件下，苏联提供了现成的经验和模式，人们对此有广泛的认同。同时不能不提到，毛泽东在维护党内团结与形成政治共识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不仅十分优秀，而且善于学习。毛泽东在进城之前就充分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他意识到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他明确地向全党提出，面对十分紧迫的学习任务，要老老实实地学，恭恭敬敬地学。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刘少奇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56年）、周恩来的《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1954年）、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和陈云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1956年）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起步阶段的重要文献，集中反映了党为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作的努力。党的十八大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是那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1954年宪法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该宪法除序言外，分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旗、国徽、首都，共4章106条。在1954年宪法起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特别是最高领袖非常关注，并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就宪法草案作了报告，报告中不仅对宪法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宪法的制定作了说明，更对宪法通过以后应当如何实施作了要求。1954年在讨论宪法草案时，有人提议参照1936年苏联宪法（被誉为“斯大林宪法”），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定名为“毛泽东宪法”。毛泽东坚决拒绝，坚持删掉宪法草案中他本人的名字。他认为，那样写不恰当、不合理、不科学。

中国人口多、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制约着发展战略的选择，也影响和决定着党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没有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经验，加上其他复杂的原因，照搬了苏联模式。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和党内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暴露出来。毛泽东觉察到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发现苏联的一些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5年底，他在党内率先提出了如何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在面对如何对待斯大林、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上，毛泽东阐发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必须要注意本国的具体情况，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最重要的教益是独立思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他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鉴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他提出：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把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要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延续了《论十大关系》的正确思想，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国内形势，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八大还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并取得了良好的开局。

1957年，尽管经受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干扰，但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效果最好的一年。如果沿着这个势头继续发展和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历史不能假设。实际情况是，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党的指导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干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