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生的两大支点：贵我和通今
宇宙是造化甩给人类的一个大谜。它无边无际，无始无终，令人不可捉摸。人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故名之曰无限，名之曰永恒，名之曰绝对。
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宇宙更广大。因为它把一切都统摄了去，使一切都成为有限。人也不例外。而这正是人之为人的苦恼和不幸。
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在回首自己故乡的那一瞬间，顿时便感觉到人的渺小：有几十亿人口在上面生存争斗的地球，原来不过是宇宙空间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有多少人曾为百岁人生而自豪，为千年王朝而奋斗。然而，即使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同宇宙的漫长进化相比，也只是短暂的一瞬。
宇宙的庞大衬托出个人的渺小。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每一个人，就他自己来说，在宇宙这个无边无际的时空系统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位置？或者说，他活在世上，究竟应该以什么作为他自己人生的支点或起点？
一个有限的人生，要想活得明明白白，就必须有一个始终由那里出发的起点。否则，他会觉得“不知今夕是何年”，或不知吾身在何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活着？
生活在20世纪初，栖息在地球上一个叫做湖南韶山的角落里的毛泽东，为自己找到了这样两个人生支点：一曰“贵我”。二曰“通今”。
为了找到这两个支点，他费了好几年思索，还借鉴了前人，参照了西人，经历过业师杨昌济的点化。在研读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毛泽东用现代语言把“贵我”和“通今”概括成伦理学上的两个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曰现实主义。
人生为什么需要“贵我”？原因在于：“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
由“我”出发来观万物，毛泽东发现：“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
最后涉及一个问题：“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那么“我”以外的“神”该不该服从？毛泽东回答：“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
所谓“我是极高之人”就是这样得来的。
只服从自我，那么他人放在什么位置？毛泽东对这一人际关系上的难题有独特的解决方式：利他同样以我为起点，例如“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需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页。。结论是：“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
这种以我立说、由我出发的人生哲学，绝不可等同于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极端利己主义。毛泽东由我出发，所张扬的是一种积极有为、乐观奋进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生存面世，就能做到不为外物所累，不为他人所烦。毛泽东由我出发，所张扬的是一种积极有为、乐观奋进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生存面世，就能做到不为外物所累，不为他人所烦。相反，可以在利他人、利天下的过程中，“自尽其性，自完其心”，充分发展自己的身心能力，实现自己的理想愿望。
人生为什么需要“通今”？原因在于：“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
从“目前”出发来看人生，毛泽东发现：“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
有人说，人活着建功立业是为了死后留名青史。毛不以为然，他说：我死之后成为历史，后人见我确实有所成就，“自加吾以芳名，然而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历史前之事亦然。吾取历史以其足以资吾发展现实之具足生活也。”
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人生慧见。一方面，人生活在前古后今之中，只有目前这一段现实生活是属于自己的。“以时间论，止见过去、未来，本不见有现在。”因为现在即来即去，有如白驹过隙。另一方面，“时间之有去来，今人强分之耳，实则一片也”。吾人生活在此连成一片的时间内，岂不是“处处皆现实”？
不仅目前是现实的，而且我所经历的过去和未来对我来说也都是现实的。所以毛泽东感慨：“以往之事追悔无益，未来之事预测也无益，求其可据，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
把握了目前，也就把握了过去和未来。如果放弃目前，蹉跎岁月，必将一事无成。
毛泽东注重“目前”，与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庸人哲学不可同日而语。他以“目前”为中心来贯通过去和未来，所强调的是一种只争朝夕、无往而不乐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面世，则“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的价值”，过去的事用不着过多地追悔，未来的事用不着过多地幻想，脚踏实地地抓住目前——这就够了。
“贵我”是毛泽东从空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通今”则是他从时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这两个支点又是统一的。两者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此时此地的我”。努力抓住“此时”，积极从“我”开始——这就是毛泽东安身立命的最初出发点。“贵我”是毛泽东从空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通今”则是他从时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这两个支点又是统一的。两者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此时此地的我”。努力抓住“此时”，积极从“我”开始——这就是毛泽东安身立命的最初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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