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毛泽东的革命智慧
一、只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四个字：阶级斗争
毛泽东告诉斯诺：他在1918年秋天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时，思想上还处于迷茫状态，“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到1919年年底他第二次到北京时才找到另一种感觉：“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很多有关俄国情况的报道，并热心地搜寻当时为数不多的有关共产主义的中文文献。有三本书对我的影响尤其深刻，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旦接受了它，把它视为对历史的正确阐释，我就再也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作的《社会主义史》。到1920年夏天，我在理论上和一定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这时起，我就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认为世界观的转变具有脱胎换骨的性质。因此他在1920年所经历的思想转变，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所以1941年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再次谈到他的这一思想经历：“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这两段自述说明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是学会了“阶级斗争”的思想方法。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解读方式：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阶级斗争”四个字。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这种选择性理解，与当时世界革命发展的特殊形势和中国革命道路的痛苦选择是分不开的。所谓阶级斗争方式在当时就是指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1920年9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提出三个著名公式，即：俄国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回信表示他“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三个公式中，“目的”和“出发点”是比较虚的东西，当时迫在眉睫的主要是“方法”的选择。毛泽东的选择是经过反复权衡的。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和萧子升等人的信中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釆，单要釆这个恐怖的方法”。一个月后，在新民学会长沙集会上，毛泽东再次说道：“俄式（方法）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可见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内容极其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选取了阶级斗争这一理论。毛泽东直到晚年还认为“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曾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叫民主革命；另一件叫社会主义革命。又说：“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按照这种说法，又可以说毛泽东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毛泽东的一生，深得阶级斗争之精髓。他是从阶级斗争起步的，也是靠阶级斗争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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