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在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毛泽东联系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人家的教训，说道：“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
“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确实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最基本的经验。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领导这“三大法宝”，其中没有提到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其实这是两个更基本的东西，两个更重要的法宝。
1920年9月，旅法搞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从蒙达尔尼向毛泽东寄来了三个重要的等式：“俄国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对唯物史观，毛泽东承认“我固无研究”。“阶级战争”则不同，因为他此前已读过三本马列主义的入门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上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但我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不久，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集会，讨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对当时流行的五种方案，一一排除，独选了“阶级专政”这一法。
有一个人极力反对在中国搞阶级斗争，那就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梁漱溟。他们曾在延安进行过争论。梁漱溟说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上下流转流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与西方社会比较，中国社会中的所谓穷人和富人的差别不过是“赤贫”与“次贫”的差别。所以要社会稳定发展，必须从“伦理本位”、“职业分殊”出发，进行乡村建设。毛泽东说这只是一种改良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毛泽东对梁漱溟留下这样的话：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做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语中夹带着毋庸置疑和走着瞧的自信。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无产者和有产者水平线都低并不是中国不能革命的原因，相反有更大的革命潜力可挖。问题在于要把“赤贫”和“次贫”的界限划开，使世世代代安于现状的赤贫群众明白：他们的贫穷和不幸不是由于别的，而是由于那些富有者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这样，穷人们便有了阶级觉悟，有了翻身解放、改变现状的渴望，因而产生出强烈的革命要求，希望通过革命，迎来一个与他们目前的现状完全相反的美好社会。这个社会由于是在革命后的未来，人们无法将其与现实对照，不容易被证伪，而现实的反差使人们更加相信未来的美好，更加向往美好的未来。因此只要有人点燃革命之火，就不愁没有响应。
毛泽东明白群众是分成阶级的，发动群众的关键是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这样一来，便可以从“职业分殊”中看到“阶级分野”，使界限不明的群众发生明朗的分化：组成革命和反革命两大阵营。而一旦一部分人（革命阶级）对另一部分人（反革命阶级）革起命来，整个社会就会在阶级仇恨和阶级报复的循环中走向革命高潮。反动阶级越是不准许人民起来革命，越是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就越能教育革命人民，使他们的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眼睛进一步擦亮，明白只有革命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只有消灭他们的阶级对头才有他们美好的明天。
这样的“阶级斗争”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消灭剥削阶级，改造旧社会；另一方面教育革命人民自己。革命人民并不都是天生的革命者，他们需要教育，而教育人民的最好办法是把他们推向阶级斗争的战场，让阶级斗争的血和火来教育人民，使广大受压迫的人民群众在两大势力的生死搏斗中紧紧团结在一起。
毛泽东深知“阶级斗争”与“发动群众”是紧密相关的两个环节。阶级斗争要依靠群众去进行，群众又要通过阶级斗争去发动。他作为一个革命的点火者，只起一个发动机引擎的作用。先发动一部分积极分子，把他们组成领导核心，然后再通过这个核心去发动、组织、教育更多的群众，带领广大群众向着阶级敌人冲锋陷阵。他作为一个革命的点火者，只起一个发动机引擎的作用。先发动一部分积极分子，把他们组成领导核心，然后再通过这个核心去发动、组织、教育更多的群众，带领广大群众向着阶级敌人冲锋陷阵。毛泽东本人在做了第一次发动以后，主要的工作就是制定革命的方略，为满载着革命人民的航船领航掌舵，使之能够越过险滩暗礁，驶到胜利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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