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萧诗美 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0月
【内容简介】
本书从谋略智慧的角度对毛泽东进行了全面而系统解读，并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形式对其博大精深和运用之妙进行了传神的刻画。所谓“谋略”系“谋划”与“方略”之简称。此谋略属于人类特有的一种实践智慧。谋略智慧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都可以从谋略角度予以解读，包括人生谋略智慧、政治谋略智慧、统战谋略智慧、领导谋略智慧、军事谋略智慧、外交谋略智慧、经济谋略智慧、宣传谋略智慧、建党谋略智慧、治国谋略智慧。毛泽东既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谋略家。他的谋略智慧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中华民族一份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好好继承和发展。全书史论结合，夹叙夹议，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很好地做到了让伟人的思想和智慧以贴近现代生活的方式走进现代人的生活世界。
【目录】
绪论
毛泽东的成功之道与陈独秀、王明等学者式领袖人物相比，毛泽东更长于实际经验和操作技术。可是与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相比，毛泽东显然又具有理论上的巨大优势。甚至像周恩来、刘少奇这样杰出的领袖人物，也比不上毛泽东。毛泽东比他们更具有胆识和魄力，更长于考虑战略和策略问题。
第一章 毛泽东的人生智慧
帝王说到底还是“办事之人”，只有功业，没有主义。圣贤属于“传教之人”，张载所谓“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传教之人的理想事业。当然还有第三类人：办事兼传教。这是毛泽东最为理想的事业。只办事不传教，其事难以持久；只传教不办事，其教难以广远。
一、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二、丈夫要为天下奇
三、自知、自胜、自强
四、人生的两大支点：贵我和通今
五、人生目的：自尽其性，自完其心
六、人者尚动，养乎吾生，乐乎吾心
七、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八、高尚其理想，淡泊其物欲
九、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十、生死任自然，无往而不乐
十一、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
十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十三、君师合一的人格理想
第二章 毛泽东的革命智慧
权威是强者的象征。受剥削受压迫的群众都是社会生活的弱者。一般人总是希望自己站在强者一边，而不愿站在弱者一边。因为站在弱者一边，自己会受到拖累，不但强不起来，反而自己也会沦为弱者。毛泽东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一贯站在弱者一边，反而成为最有力量的强者。
一、只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四个字：阶级斗争
二、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区分敌、我、友
三、区分敌、友、我的标准：生活状况和政治态度
四、异质生产关系一体化的阶级分析方法
五、中国革命的逻辑：多层次伸展自如的两极三分法
六、做广大被压迫民众的旗手
七、问题在于能否联合大众
八、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九、在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
十、谁赢得农民就能赢得中国
十一、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十二、军事运动与民众运动并举
十三、做有主义有政策的“山大王”
十四、打土豪，分田地
十五、所谓“富农路线”
十六、变非法斗争为合法斗争
十七、将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
十八、蒋介石只认得拳头
第三章 毛泽东的政治智慧
毛泽东没有祖宗的荫庇，没有得力的靠山，没有雄厚的资产，没有过人的体力。但是他精通政治上各种各样的三角关系，并知道怎样去启动它们，怎样使它们向着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对手的方向转动。通过这套办法，他从零开始，但最终以弱胜强，从几条破枪变成三军统帅，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变成震动世界的东方巨人。
一、政治上两点间最短的距离往往不是直线
二、建立在动态三角关系上的政治智慧
三、促使“左、中、右”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运动
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五、在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六、敌人要一个一个地消灭
七、以国民党的名义做农民工作更有利
八、以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
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十、赶毛驴上山，逼老蒋抗日
十一、暂时搁下我们的目标
十二、既统一又独立的统战策略
十三、既联合又斗争的两手政策
十四、三个“三分之一”
十五、有理、有利、有节
第四章 毛泽东的领导智慧
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即使当上领袖也是如此。有一次罗瑞卿陪他周游各地，从他的安全出发，限制他随意出入人群。他却不领情，叫道：罗长子，你不要搞神秘主义，妨碍我接近群众。还有一次，他在武汉听一个居委会主任汇报，听着听着，他竟说了这样的话：我非常羡慕你的工作，每天跟群众打交道最有意思。
一、“我们也会感动上帝”
二、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三、两头小中间大，抓两头带中间
四、典型引导胜过一般号召
五、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
六、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
七、从正面鼓励知道自己错了的人
八、消灭“山头主义”的四个步骤
九、从“总书记”到“主席”的过渡
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十一、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第五章 毛泽东的军事智慧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后撤，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副对联集中概括了毛泽东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其精髓在“灵活机动”四个字。
一、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
二、隐真示假，声东击西
三、诱敌深入，关门打狗
四、攻其不备，调动敌人
五、以退为进，以迂为直
六、攻城打援，伏兵阻击
七、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八、深入敌后，釜底抽薪
九、坚壁清野，陷敌于绝境
十、以谈对谈，以打对打
十一、慎重初战，掌握主动
十二、先打弱敌，后打强敌
十三、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十四、围三缺一，虚留生路
十五、围而不打，隔而不围
十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十七、攻破一点，全盘皆活
十八、攻心为上，瓦解敌军
十九、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二十、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第六章 毛泽东的外交智慧
毛泽东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不过是他惯于使用的“左、中、右”三分法在国际范围内的一种应用。他的整个外交智慧都是以此作为基本框架的。在这个框架内，毛泽东的外交智慧先后迈出了三大步：20世纪50年代靠在苏联一边反对美国；60年代谁也不靠独当一面；70年代与美国缓和反对苏联。
一、向共产国际争独立自主
二、“一边倒”的新中国外交政策
三、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四、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
五、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要有个头儿
六、让蒋介石待在我们够得着的地方
七、中苏论争：道不同不与相谋
八、主动打开通向美国的大门
九、三个世界理论和世界大三角
第七章 毛泽东的经济智慧
毛泽东曾以打麻将为例来说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他说，任何事物都是变化的，打麻将也一样，就是最坏的“点数”，只要统筹调配，安排使用得当，就会以劣汰优，以弱胜强。相反，胸无全局，调配失利，再好的“点数”拿在手里，也会转胜为败。
一、先合作化，后机械化
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
四、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五、“独立王国论”
六、“半独立王国”
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第八章 毛泽东的舆论智慧
宣传舆论阵地，虽然看不见战场上的硝烟烽火，但仍然充满着战略和策略。因为这是一场争夺合法性、争取主动性的战斗，选择能够征服民心、左右舆论的口号，至关重要。
一、不要称“毛泽东主义”
二、接过敌人的口号
三、战略口号和策略口号
四、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口号
五、通过投诚的敌人向敌人做宣传
六、劝蒋介石修改其政治学字典
七、新民主主义革命口号上的策略
第九章 毛泽东的建党智慧
一位外国人观察过延安整风运动后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人经常地进行着自我批评的整风工作，他们总是用一面放大镜在那里检验着他们自己的过失。他们痛击自己的胸膛以保证自我的改进，他们为自己的失错而悲哀和后悔。”
一、中国革命的第一大法宝
二、“党指挥枪”的原则
三、支部建在连上
四、组织上入党和思想上入党
五、使农民成分的党员无产阶级化
六、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
七、只谈军事不谈政治
八、说破英雄惊煞人
九、党内斗争的火候和分寸
十、确保组织上正派和思想上正确
十一、批评和自我批评
十二、团结——批评——团结
第十章 毛泽东的治国智慧
毛泽东从“进京赶考”的那一日起，就开始警惕官僚主义。因为他忘不了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对他讲的关于历史周期率那番话。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一、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
二、天下初定，不要四面出击
三、团结、利用、改造民族资产阶级
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六、有领导的反官僚主义
主要参考文献
【章节选读】
第一章 毛泽东的人生智慧
一、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1966年，已步入晚年的毛泽东，面对党内的政治风云，在一个叫滴水洞的地方，回顾自己的人生：“我少年时曾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这是毛泽东对自己人格个性的一次难得总结。运用两分法，讲得很辩证。主题是自我评价、自我定位：自己算老几？毛泽东表白自己的心迹：“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这是在他自己完全能够主宰中国命运的情况下说的。
回顾整个人生经历，毛泽东说他少年时代很自信，后来长经世故有时就不是太自信，老有一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感觉。其实在年轻时，毛泽东就已经有这种既自信又不是太自信的两点论，宣称“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毛泽东应用“虎气”和“猴气”来表示自己人格个性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虎气是他强大、自信的一面。猴气，则是因为不太自信，需要借助灵敏和智慧。这样，毛泽东就把老虎的威严和猴子的敏捷有机地统一在自己身上了。
其实在毛泽东的个性结构中，不只是某一对矛盾的统一体，而是许多种矛盾的统一体。
《毛泽东传》的作者、美国人A.特里尔注意到：毛泽东生命中的平衡，来自一种对立面的冲突。在他身上，交替地表现出冷酷无情的一面和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者的一面。
尼克松似乎不同意这种平衡说，他觉得毛泽东不像周恩来那样，毛泽东没有把他个性的各条经纬编织成一个整体，却让每条线索把他拉向不同的方向。如果毛泽东身上的猴气被某种幻想所占有，那么他身上的虎气就要在实现这种幻想时震撼中国。?
美籍华人韩素音对毛泽东的个性结构有更细致的观察：他既是一个通晓古今的学者，又像农民一样平易近人；他讲究卫生，却又经常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十分幽默，可又非常严肃认真；既坦率，又精明；既老实朴素，又绝不会上当受骗；既单纯，又复杂；细致周到，明察秋毫，可又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他具有成就大业的耐性，而一旦需要当机立断时，他绝不坐失一分一秒！
这些相互对立的个性线索，并不像尼克松所说的那样，仅仅伸向不同的方向。它们在不同的方向上拉向极端以后，又被毛泽东收了拢来，编织成一个比周恩来更严密的整体。不过，这个整体的内涵远比一般人博大；博大到可以同时容纳好几种不同的人格类型。就像周恩来所说的，在毛泽东的个性结构中，同时包含着中华民族的谦虚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这些不同的个性特征很难同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就在于他同时具有这些极不相同的个性特征。缺少其中的哪一种，都不是现实中的毛泽东。
中国文化中有一个“神—人—鬼”的三分结构，颇像但丁《神曲》中的“天堂—炼狱—地狱”。神在人之上，鬼在人之下，人则处在神与鬼之间。因此好人会变成神，坏人会变成鬼。人格高于常人的人常被神化，人格低于常人的人常被鬼化。中国文化中有一个“神—人—鬼”的三分结构，颇像但丁《神曲》中的“天堂—炼狱—地狱”。神在人之上，鬼在人之下，人则处在神与鬼之间。因此好人会变成神，坏人会变成鬼。人格高于常人的人常被神化，人格低于常人的人常被鬼化。毛泽东和刘少奇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分别遭受过这两种不同的命运。在现代造神运动和造鬼运动结束以后，陈云站出来说过一句话：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四人帮”是鬼不是人。至此，毛泽东的神话算是被破除了。但是他仍然给人留下一个难解的谜：他是人，但他为什么这样奇伟，能够成就一个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奇勋伟业？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毛泽东早年主体人生自我修养的方法，特别是在他业师杨昌济先生门下研习的两门课程——修身课和伦理课，可以帮助我们探得他成为伟人、成就伟业的人格之源。
二、丈夫要为天下奇
毛泽东素怀奇志。十六七岁时，父亲毛顺生为他安排的人生道路是做米店伙计，学做生意赚钱。但毛泽东的理想是经营天下，而不是经营一个小店。他差点儿要对他父亲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于是他愤然离乡，来到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学堂继续求学。当他第一次迈出韶山冲的狭小天地时，他的心里不知有多么惬意。他以诗言志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刚好东山高小入学考试的作文也是《言志》。毛泽东借题发挥，把自己的少年壮志抒发了一番。可是，由于他块头太大，缺少典雅，加之来自乡下，旧衣旧衫，他在东山高小颇受一些富家子弟的小视。毛泽东没有因此而自惭自卑，反而更激发了他的雄心壮志。由于他块头太大，缺少典雅，加之来自乡下，旧衣旧衫，他在东山高小颇受一些富家子弟的小视。毛泽东没有因此而自惭自卑，反而更激发了他的雄心壮志。他把这种壮志表达在一首《咏蛙》的小诗里：“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到了1916年，毛泽东已经鹤立鸡群了。是年秋天，湖南第一师范开展全校性的“人物互选”（类似于今天的“评优”）活动。互选条目颇全，在德、智、体三大项下各编若干小项，每一小项又各分若干细目。要在所有这些项目中都获优，可真不容易。结果，在四百多名参选者中，毛泽东位居榜首。毛泽东得到同学们一致推崇，大家给他送了一个雅号：“毛伟人”。
一师同学彭道艮曾向罗章龙介绍毛，称毛“品学兼优，且具独立独行之性格。他常语人‘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做个奇男子。合而观之，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为毛奇”。罗章龙初闻不信，又去问同乡陈赞周，陈亦说：“润之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之奇士，但择友甚严，居恒骛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俯视之慨。观其所为诗文戛戛独造，言为心声，非修养有素不克臻此！”
但是，“理想之本体亦有深浅”。毛泽东并不满足于同学们的赞誉。直到一师快毕业时，他仍然在为立身立志问题而苦恼。1917年，他致信黎锦熙表白心曲，称他“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他评点时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或曰某君有志，教子弟应立志，等等，均是“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并非真正有志。在他看来，作为“心之所”的志，乃是一种宇宙真理。人生在世，“十年来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所以他说：“真欲立志，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鹊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为此，他决心“下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探讨，探讨既得，既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
毛泽东要立的志，显然不同寻常。用他的话说：“发达个性。至不同即至同，至不统一即至统一”。老子曾谓处世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和俭毛泽东不反对，唯第三宝，毛泽东一贯反其道而行之。他的最大特点就是敢为天下先。老子曾谓处世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和俭毛泽东不反对，唯第三宝，毛泽东一贯反其道而行之。他的最大特点就是敢为天下先。他显然赞同这样的观点：寻常人“有雷同心，无独立心。有独立心，是谓豪杰”。《讲堂录》还记述了侯方域《谢安论》中的一句话：“古之有为天下者，必有以脱除天下之习，而立乎其外。”意即君子应超凡脱俗，用苏轼的话说：“群居不倚，独立不惧。”所谓独立不惧，就是“狂澜滔滔，一柱屹立”，“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猛虎踯于后而魂不惊”。
毛泽东这种“群居不倚”、“特立独行”的性格，几乎没有哪一个上级喜欢。1930年6月9日，李立三点名批评毛泽东，说毛泽东“有整个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斯大林肯定也有同感，因为毛泽东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唯一未去莫斯科朝圣的重要共产党领袖”（斯诺语）。
三、自知、自胜、自强
为人要强大自我，必须做到自知之明，并能克己自胜。自知、自胜、自强，是主体自我修养不可或缺的三个环节。为人要强大自我，必须做到自知之明，并能克己自胜。
中国人历来把自知之明看做君子的品质，认为善知人者必先自知。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认识到自知的重要性。他在评论五四前夕各项社会改革的流弊时说道：“今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面言，……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本领，而妄谈变革社会，那当然是十分可笑的。中共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屡屡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其可笑之处也在于缺少自知之明。
然而一个人要做到自知之明并不容易。《贞观政要》中就记有所谓“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的古训。自知比知人更难，难就难在它不仅需要理智，而且需要勇气，即敢于以挑剔的眼光面对自身的不足。这常常是与自尊心和自信心相冲突的。毛泽东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他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他经常谈起明代杨椒山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有一次他对秘书梅白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这几十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虚怀”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尽管“虚怀”、“自知”有些两难，毛泽东还是做到了一个伟人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他曾反复告诫他的同事和干部：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有一次他还特地在后面加上一句：“包括我自己”。对于他自己，他历来是有自知之明的。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轻易地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定性成右倾机会主义，可是后来的事实使他渐渐意识到，自己未必是正确的。结果，他终于对彭德怀说出了这样的话：“也许真理在你手上。”也许是有感于此吧，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曾叹着气对卫士张仙明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即使在林彪大搞个人崇拜的时期，他也是清醒的。他“历来不相信”，他的“那几本小书”（即林彪所吹嘘的“老三篇”）“有那样大的神通”。
知道自己不足，还得有勇气改变自己。古人称此为“自制”或“自新”。这是一项更难的修养工夫。自知者，又能自胜，才是真正的强者。古人深明此理，并留下了许多有益的格言。如“自知者英，自胜者雄”，“欲胜人者先自胜”，“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毛泽东也懂得这个胜人与自胜的关系。青年时代，他经常以梁启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的口号来刻苦自勉。他还提出要以“明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来不断更新自我。
自胜意味着在理智的指导下，对自我的某些本性进行有意识的克制。毛泽东承认自己是“个性不好束缚”的人。他的个性就像他的书法风格一样——他曾自嘲地对萧子升说：“你一个小格子里能写两个字，而我写两个字得占三个格子”。但是在需要约束自己的时候，毛泽东的自制力同样大得惊人。他本来嗜烟如命，总是手执一缕，绵绵不绝，从不听医生劝告而有所节制。可是在重庆谈判期间，他先后十次与蒋介石面谈，竟能做到一支不吸。蒋介石就此事对陈布雷大发感慨：“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据说他每天要抽一听（50支）烟，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竟一支不吸。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蒋介石当然也知道能自胜者必胜人的道理。苏轼曾说：“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毛泽东的“忍劲”足以使他的对手叹服。为了成就大业，他有时可以忍耐和等待许多年，直到最后达到目的。
嵇康曾把喜怒看做养生五难之一。曾国藩《教子言》讲修身养性必须“惩忿窒欲”。毛泽东青年时代一度“独服曾文正”，《讲堂录》还记下了所谓“曾文正八本”，其中之一便是“养生以少恼怒为本”。恼怒不仅有害身心，而且不利事业。毛泽东知道自己有好动感情、好发脾气的弱点，因此从当上领袖以后就很注意这方面的修养克制。师哲在毛身边先后待了18年，据他说，他从未看到毛泽东发过大脾气。有一次他问毛泽东：“主席，我很佩服你的沉着冷静，有涵养，不发大脾气。”毛说：“我不是不生气，有时几乎气炸了肺。但我知道应该尽量克制容忍，勿现于辞色。”能使快气炸了肺的怒气不溢于言表，绝非一般的修养工夫。
自知和自胜，都是为了达到自强，强大自己的生命力和意志力，以便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在人生的搏击中，能够独立自恃而不倚仗于人。毛泽东继承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他在《讲堂录》中写下了这样的话：“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要成就大业，必须“养其力”而“不为浮誉所惑”，“制其气”而“不与流俗相竞”。
为了强大自己、充实自我，毛泽东不仅注意心性修养，而且从小就注意锻炼自己的体魄和意志。他的锻炼方法五花八门，但总的特点不外乎搏击风浪、强固自我。据说在长沙读书时，有一天夜里，风雨雷电交加，毛泽东一人从岳麓山顶跑下来，全身湿透，来到蔡和森家。蔡家人不知其故，毛却说他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那句话，以锻炼自己的胆魄。毛泽东不只是青年时代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气魄，贯穿他全部人生的信条也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奋发图强”。
四、人生的两大支点：贵我和通今
宇宙是造化甩给人类的一个大谜。它无边无际，无始无终，令人不可捉摸。人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故名之曰无限，名之曰永恒，名之曰绝对。
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宇宙更广大。因为它把一切都统摄了去，使一切都成为有限。人也不例外。而这正是人之为人的苦恼和不幸。
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在回首自己故乡的那一瞬间，顿时便感觉到人的渺小：有几十亿人口在上面生存争斗的地球，原来不过是宇宙空间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有多少人曾为百岁人生而自豪，为千年王朝而奋斗。然而，即使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同宇宙的漫长进化相比，也只是短暂的一瞬。
宇宙的庞大衬托出个人的渺小。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每一个人，就他自己来说，在宇宙这个无边无际的时空系统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位置？或者说，他活在世上，究竟应该以什么作为他自己人生的支点或起点？
一个有限的人生，要想活得明明白白，就必须有一个始终由那里出发的起点。否则，他会觉得“不知今夕是何年”，或不知吾身在何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活着？
生活在20世纪初，栖息在地球上一个叫做湖南韶山的角落里的毛泽东，为自己找到了这样两个人生支点：一曰“贵我”。二曰“通今”。
为了找到这两个支点，他费了好几年思索，还借鉴了前人，参照了西人，经历过业师杨昌济的点化。在研读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毛泽东用现代语言把“贵我”和“通今”概括成伦理学上的两个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曰现实主义。
人生为什么需要“贵我”？原因在于：“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
由“我”出发来观万物，毛泽东发现：“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
最后涉及一个问题：“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那么“我”以外的“神”该不该服从？毛泽东回答：“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
所谓“我是极高之人”就是这样得来的。
只服从自我，那么他人放在什么位置？毛泽东对这一人际关系上的难题有独特的解决方式：利他同样以我为起点，例如“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需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页。。结论是：“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
这种以我立说、由我出发的人生哲学，绝不可等同于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极端利己主义。毛泽东由我出发，所张扬的是一种积极有为、乐观奋进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生存面世，就能做到不为外物所累，不为他人所烦。毛泽东由我出发，所张扬的是一种积极有为、乐观奋进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生存面世，就能做到不为外物所累，不为他人所烦。相反，可以在利他人、利天下的过程中，“自尽其性，自完其心”，充分发展自己的身心能力，实现自己的理想愿望。
人生为什么需要“通今”？原因在于：“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
从“目前”出发来看人生，毛泽东发现：“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
有人说，人活着建功立业是为了死后留名青史。毛不以为然，他说：我死之后成为历史，后人见我确实有所成就，“自加吾以芳名，然而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历史前之事亦然。吾取历史以其足以资吾发展现实之具足生活也。”
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人生慧见。一方面，人生活在前古后今之中，只有目前这一段现实生活是属于自己的。“以时间论，止见过去、未来，本不见有现在。”因为现在即来即去，有如白驹过隙。另一方面，“时间之有去来，今人强分之耳，实则一片也”。吾人生活在此连成一片的时间内，岂不是“处处皆现实”？
不仅目前是现实的，而且我所经历的过去和未来对我来说也都是现实的。所以毛泽东感慨：“以往之事追悔无益，未来之事预测也无益，求其可据，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
把握了目前，也就把握了过去和未来。如果放弃目前，蹉跎岁月，必将一事无成。
毛泽东注重“目前”，与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庸人哲学不可同日而语。他以“目前”为中心来贯通过去和未来，所强调的是一种只争朝夕、无往而不乐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面世，则“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的价值”，过去的事用不着过多地追悔，未来的事用不着过多地幻想，脚踏实地地抓住目前——这就够了。
“贵我”是毛泽东从空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通今”则是他从时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这两个支点又是统一的。两者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此时此地的我”。努力抓住“此时”，积极从“我”开始——这就是毛泽东安身立命的最初出发点。“贵我”是毛泽东从空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通今”则是他从时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这两个支点又是统一的。两者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此时此地的我”。努力抓住“此时”，积极从“我”开始——这就是毛泽东安身立命的最初出发点。
五、人生目的：自尽其性，自完其心
人生在世，免不了有许多义务、责任。一般人常常为此所烦恼：他人之事，不管不理，于心不忍；管起来，又觉自己吃了亏，于己不利。
毛泽东痛快淋漓地解决了这一烦恼：人生目的在于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由我出发，去利他人，实则人己两利：在利他人的同时也利自己的精神。
依据这一人生原则，毛泽东认为“义务”不是对他人的，而是对自己的。“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
对他人的义务由客体发生，是他人认为应该如此所以我才如此；对自己的义务则由主体发生，是我自己认为应该如此所以我才如此。如果我认为应该如此而我又没有如此，那就未能“自尽其性，自完其心”，未能充分发达自己身心之能力，就于我的“具足生活有缺”。
“自尽其性，自完其心”是一种“自利”原则。但此种“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毛泽东举了许多例子，“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快，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通常认为互助是一种人己两利之道。毛泽东却认为“互助之底所以成己也”，因为这里的同情乃是由我而起也。如果说“互助”中有“利他”的一面，那么此种利他也是由我而发的，是我以利他而达到“遂其生活之目的”。我觉得应该这样做（利他），于是我去做了。这种做在客观上是利了他，但却遂了我的心愿，实现了我的意志，因而在主观上利了我的精神。所以说“互助”也是为了“自尽其性，自完其心”。为了说明这一点，毛泽东还做了一个假设：“即使世界上只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此等处非以为人也，乃以为己也。”
“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的理想生活，在历史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圣贤豪杰精神。圣贤豪杰是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典型。毛泽东之所以成其为圣贤豪杰，就是因为他的精神和身体的能力发达到了最高的程度，而“此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以为期向者也”。这就是说，任何人，不论他本之于天的身心能力是大是小，只要他按照“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的原则去生活，都可以成为圣贤豪杰。毛泽东反对只有圣贤豪杰可为舍身拯人之事、而普通人可以不为的说法。毛泽东认为，只有圣贤豪杰的身心能力能够发达到最高，而普通人不能够发达到最高的说法是于理不通的。
圣贤豪杰有责任有义务拯时济世，教化小人，使之共跻圣域。但是如果小人们不理会圣贤这一套怎么办？毛泽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圣贤们应恪守“圣人之道”，“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不仅“不怕人毁”，而且“毁之也愈益甚，则其守之也愈益笃”，“与乎无愧于己”。这就是说，当圣贤豪杰受到孤立时，反而更有利于他“自尽其性，自完其心”。圣贤豪杰利他人、利社会、利天下的行为，本来就是“自尽其性，自完其心”，“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如果客观上他不能这样做，只是有点儿遗憾，而对他的心性修炼完善不会有任何妨碍。
“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的生活态度，于自我的发展有一大优点，即能把利他人、利社会、利天下、利万世看做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不为其所烦所累，就和人之要吃饭和娱乐一样。这样，便能把内在的心性完善和外在的事业成功统一起来，把自我的价值与社会的价值统一起来。
六、人者尚动，养乎吾生，乐乎吾心
世界有动有静，而毛泽东认为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这一以动为本的观点，早在他成为伟人前就已确立了。1917年他在《体育之研究》中写道：“愚拙之见，盖天地惟有动而已。”
天地惟动，那么人呢？“人者，动物也，则尚动矣。”天地乃自然“死”物，尚且恒动，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就更不用说了。天道与人道同一个道：惟动。人只有在动中才能达到物我合一的全真境界。
从这种宇宙“惟动”，人更“尚动”的观点出发，毛泽东主动不主静。他终生致力于“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的问题。他的革命生涯是由一连串的“运动”组成的。只要把对立面置于运动之中，他准赢。他指挥战争最大的特点是动中取胜。在他有条件坐镇中央号令天下时，他还不时要到全国各处走动走动。朱莉·尼克松的印象：“他是一个在离群独处的时候也静不下来的人”。
动有什么意义呢？一般人或曰“动以营生”，或曰“动以卫国”。在毛泽东看来，这些“皆非本义”。本义是什么？“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原来，动既是人生理上的需要，又是人精神上的需要。毛泽东具体分析了运动的作用：一可强健筋骨，二可增进知识，三可调适感情，四可强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可见，运动于人有一举数功、身心并完之妙用。
事业上的各种运动是毛泽东人生的组成部分，他一刻也离不了。除此以外，他最推崇的体育运动项目要数游泳。在他看来；搏击于风浪，不仅有强身健体之效，还有怡情和砺意之妙。请看他的名作《水调歌头·游泳》：“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宽余”和“信步”都来自“风吹浪打”。他置身于风浪之中，千里楚天，百世沧桑，尽收眼底。据说他还有躺在水上吸烟的雅兴，多么怡然自得。他喜欢大风大浪，而且越大越好。1954年夏天，北戴河海面上波涛汹涌，毛泽东不顾身边人员的反对，走向大海，并丢下这样的话：风浪越大越好，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凡事不冒险，就不能成功。人们至今还记得他1966年畅游长江的情景。其时他年届七十有三，以如此高龄作出横渡万里长江的壮举，绝不仅仅为了体验一下大自然的情趣。他要考验一下自己是否还有青年时代那种“浪遏飞舟”的勇气和力量。果然，当他的力量和勇气在大自然的风浪中得到证实后，他立即回北京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小将挥动军帽，几下子就“搅得周天寒彻”。
毛泽东崇尚的“动”，并不是与己无关的身外之“动”，而是自我即在其中的“动”。自我成了运动中的一个能动要素。因此，运动即意味着主体对身外环境的抵抗、斗争。毛泽东的哲学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但有几个东西除外，那就是运动、变化、矛盾、斗争。在他看来，抵抗斗争也是主体自我修炼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夫。
毛泽东既尚动，又喜斗。他在早年的日记中写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说过：“自古以来，平和与战伐相寻，有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他把生灭成毁看做宇宙的自然进化，“吾人其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到了晚年，在他离见马克思只有几个月的时候，他还对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说：“除了斗争是肯定的外，其他都是不肯定的。”说着，他还使劲地用两手的食指相戳来强调这种斗争。朱莉·尼克松感到，这位经过82年艰苦斗争的主席尽管已经衰老，但是他的头脑却比中国的年轻一代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他反复向年轻一代提醒斗争的必要性，并预计党内的斗争、阶级间的斗争可能还要进行二三百年。
在毛泽东看来，整个人类历史都是由一连串对立的斗争组成的。从他开始的中国现代史更是一个接一个的“革命战争”的历史。他对战争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战争对他来说就像一首诗，他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正是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1955年毛泽东对法国前总理孚尔说：“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时我回想那些日子，还觉得留恋。”当斯诺问毛泽东，在比较安定的“国家元首”生活和战斗的“流浪生活”两者之间，他更喜欢哪一种生活时，他毫不犹豫地说：“我更喜欢战斗生活。”
同敌人面对面的战斗，这种生活对毛泽东来说，不仅其乐无穷，而且能像湖南辣椒那样，舒适他的肠胃，健全他的生理功能。他患有慢性便秘，但只要一打仗，他的大便就正常了。他对斯诺说，他在长沙战役期间肠胃消化再好不过了。跟随毛泽东的师哲记得：1945年，他患了重病，有时他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夜不成眠，医护人员也不知如何是好。可是到次年6月国民党30万大军分四路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时，毛的病马上就好了。1945年，他患了重病，有时他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夜不成眠，医护人员也不知如何是好。可是到次年6月国民党30万大军分四路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时，毛的病马上就好了。
运动之效仅仅在养生乐心，完善自我。与天、地、人斗，不仅有强固自我之妙，还能改变身外的生存环境，从而建功立业，实现自我价值于社会历史之中。这种身心并完、人己两利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一般人常为人间争斗所累，因此取消极逃避的态度。结果是越逃越累，终致大浪淘沙，使自我消失在历史的旋涡中。毛泽东不为其累，反以此为乐，乐此不疲。这样他便能以积极主动进取的精神去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并依靠他的智慧在斗争中从容取胜。
七、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昔日湖南第一师范礼堂门口赫然立着四个大字：德、智、军、美。这是民国初年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方针。德、智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宗旨，所谓传道、授业、解惑是也。军育是鉴于近代中国兵疲国弱受人欺辱而从自己的敌人——德国和日本学来的。蔡元培的独创是美育，他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设想。
就在美育和军育哪一个重要的问题上，毛泽东曾与萧子升发生过一场争论。萧很欣赏美育，毛则认为“军育更为重要”。毛说：如果国家软弱，谈论美学有什么用途？首要的事情是打败侵略我们的敌人！这和美学又有什么关系呢？萧申辩：美育能促进德性的完美。毛反驳：完美德性又有什么用？最重要的事情是强盛起来。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战胜敌人才能显示德性。
这场争论发生在那个国力羸弱的年代并不奇怪。当时的人曾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毛泽东很赞赏这个口号，不过他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独特的理解。他的见解是：“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则文明之精神随之。”“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则文明之精神随之。”那时的精神文明包括两项：学问和道德。在毛泽东看来，学问和道德诚然重要，但两者都必须以健全的体魄为基础。“体育，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因此“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位置”。
为了达到强健体魄的目的，毛泽东无所不用其极，而且体现“蛮拙”二字。在长沙读书时，他曾融合八段锦、体操、拳击各种运动之长，创造了一种“六段运动”，包括手、足、躯干、头部的活动，还有打击和跳跃的动作。他坚持一日数练，长年不辍。此外，还有冷水浴、风浴、雨浴，甚至雪浴。人们常看到他赤着上身在风雨之中跑、跳、蹬、跃。爬山、野游和露宿更是他乐于实行的锻炼方法。毛泽东最喜欢的健身运动是游泳，从少年时代“中流击水”于湘江，到晚年以七十多岁高龄“闲庭信步”于长江，终生不改其乐。
古人称赞周文王“外文明而内柔顺”，毛泽东认为这只是对古贤君子风度的形容，而不是对运动而言的。“运动宜蛮拙”，如“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之礼，喑鸣颓山岳，叱咤变风云”，绝不是什么纤巧之事，“其道盖存乎蛮拙”。“蛮则气力雄，筋骨劲。”
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对“力量”的注重。他知道“道”与“力”两者缺一不可。人类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实力的较量。只有能文又能武，用“道”来为“力”张目，以“力”作为“道”的后盾，才能无往而不胜。人类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实力的较量。只有能文又能武，用“道”来为“力”张目，以“力”作为“道”的后盾，才能无往而不胜。他曾对张昆弟说：“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但心力与体力比较起来，还是体力更重要。“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
八、高尚其理想，淡泊其物欲
中国人历来主张“修身以寡欲为要”。朱子有所谓“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的说法。孔子的说法则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重义轻利、重理想轻物欲的价值观，对毛泽东的人生修养影响甚深。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具有“骛高远而卑流俗”的气概，用一师同学的话说，他是真有“咬菜根”的精神，不讲吃，不讲穿，心里想的，口里谈的，都是怎样改造国家社会这样的大事。有一次他与张昆弟畅谈人生，不觉感慨而道：“西人物质文明极甚，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衣、食、住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但人生不能仅仅满足于此三点，而应有更高的追求。所以毛泽东主张：“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决经济问题，而后追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
毛泽东承认乐利乃是人之共性。但不同的人格有不同的乐利追求。“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精神之乐利有两种，其中一种是所谓“颜回之乐”。颜回居陋巷，箪食瓢饮，曲肱而枕，仍不改其乐，人赞其“恶饮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颐神而保年”。但这只是一种“自得其乐”。毛泽东更为欣赏的是那种有利于他人、有功于社会的乐。如他说：“表同情于人，为他人谋幸福”，乃至爱国、爱世界、爱主义，“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为此吾情始快，吾意始畅”。
毛泽东之所以在理想和物欲之间作出这样的选择，乃是因为他认为过分地追求感官享受，必然冲淡革命理想，丧失革命气节。因此，要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举大义、成大业的人，就必须安贫乐道，以苦为乐，并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吃苦精神。吃苦耐劳乃是成大业的先决条件。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毛泽东很懂得这个“天将与之，必先苦之”的道理。《讲堂录》记下了许多这样的警句，如：“淫为万恶首”，“懒惰为万罪之渊薮”，“惟安贫者能成事”，“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立身行事，始终须以“艰苦”二字为先。他所创立的新民学会和中国共产党都具有一种斯巴达式的精神。在组织新民学会时，他特意把不懒惰、不赌博、不浪费、不狎妓等戒条写入会章。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他议定的五条入党条件，其中有三条与勤苦有关，即：“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
《淮南子》曰：“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宁静毛做不到，淡泊却是他极力奉行，毕生不改的。他一生俭朴过人，他身上的衣着常缀有补丁，脚上穿的皮鞋比普通工作人员的皮鞋还旧。他的饭食只要有辣椒就算是美餐；当用脑过度时，他最高的奢望也不过是吃上一碗红烧猪肉。他的手从不摸钱，在延安不摸钱，转战陕北不摸钱，进城后更不摸钱。他的人生格言可以概括成八个字：艰苦朴素，艰苦奋斗。他所经历的战争生活，其艰苦程度毫不亚于颜回箪食瓢饮的陋巷生活，但是他最优秀的诗篇恰恰产生于这样的时期。即使在进城以后，他仍然对战争年代那种马背上的生活留恋不舍。他反复告诫党的干部要始终保持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子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国家建设时期，他甚至主张高级干部带头住茅棚。他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在毛泽东看来，穷和苦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好就好在它可以激发人的斗志，砥砺人的品行。他甚赞泡尔生的幸福观：“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阻碍则无幸福”，认为这是“至真之说，至彻之言”。当泡尔生说：“最高尚之道德非际遇至大之艰苦始未有能完成者”，他批道：“振聋发聩之言”。他特别欣赏司马迁的那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在他看来，逆境磨难，正是成才建业的先决条件。
九、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孟子对人中之杰“大丈夫”做了如下勾画：“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大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近世中国这样的大丈夫可以举出很多，但哪一个也比不上毛泽东。
毛泽东曾告诉斯诺，他父亲的严厉是造成他自幼就具有反抗倾向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把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和同情心归结于受了慷慨慈祥的母亲信奉佛教的影响。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家分成两个‘党派’。一个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和兄弟组成，有时甚至包括雇工。”“我家里这场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毛泽东从斗争中“懂得了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一公开反抗，我父亲就缓和下来，而我越一味软弱顺从，他就越训斥我，打我”。
毛泽东对压迫个性的强权深恶痛绝。五四时期他喊出：“以奋斗反抗强权”的口号，把当时的各种改革归结为一句话：“反强权得自由”。主张反对一切强权，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越是强权，他越要蔑视反对。比如反对孔子，他说，莫说还有许多别的理由，单就他独霸中国，使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乎做了两千年儒家的奴隶这一点，也是不能不反的。
毛可谓真正的“红辣椒”，当年湖南的“太上皇”赵恒惕深深尝到过他的辣头。赵曾说，这个姓毛的很厉害，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脚了。不仅反赵恒惕，蒋介石、斯大林、杜勒斯，这些更大的权威，也都先后尝了毛泽东的辣头。赫鲁晓夫也不例外，他回忆道：“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的同志，他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要是斯大林多活几年，我们和中国的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
在蔑视、反抗强权的另一面，是对弱者的深切同情和怜悯。就像他的慈母一样，毛泽东对受苦人有一副菩萨心肠。少年时代他曾多方周济贫穷和受苦的乡邻。1913年，湖南发生大饥荒，饿死了不少人。20年后，他向斯诺讲起在那场饥荒中死去的人时，眼睛里还是湿润的。中国历代士人都把社会分成“君子”和“小人”两种人，但做这种区分的君子们总是对小人抱鄙夷的态度。毛泽东也曾使用过这种分法，但是他认为“小人”大都可怜悯，力主君子对小人“宜为一援手”，“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
毛泽东一生不知向多少权威、大人物发起过挑战，可在普通小百姓面前，他却十分和蔼可亲。罗章龙亲眼见过这样的事：有一次他和毛一起从长沙回韶山，在路上毛泽东见到一位老农在茅屋里打草鞋，便走上去和他一起拉家常。边谈边帮老人槌草、搓绳、编织，织好后又帮他把鞋槌平。
毛泽东最有名的口号之一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始终相信小人物胜过大人物。他非常喜欢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方面，他要求广大干部和党员像鲁迅那样，做人民大众的牛；另一方面，他从不向“大人物”屈服，几乎没有哪一个“大人物”喜欢他。
十、生死任自然，无往而不乐
死亡是人生的极限。人生观的终极关注是对身后之事即死亡的态度。怎样看待人生，归根结底取决于怎样看待死亡。
毛泽东以一种超越自我的博大胸怀来看待生死问题。他认为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成于此者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同样，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人的生死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自然变化。“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以自然现象成毁之法则解释之，则“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生亦是未生，团聚而已矣”。
毛泽东把生死成毁理解为变化之后，又进一步将生死与成毁做了区分。他认为：“生死问题乃时间问题，成毁问题乃空间问题。”而时间观念的发生，在他看来，“乃存在于客观世界一种物理机械之转变，即地球绕日而成昼夜是也。说但有白昼或但有长夜，即可不生时间之观念。”因而他得出结论：“世上有成毁无生死，有空间无时间。”毛泽东由此义而引申，得出一个别开生面之世界，即“吾人试设想除去时间但有空间，觉一片浩渺无边、广博宏伟之大域，置身其中，既无现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他认为在这种别开生面的世界中，“身体和精神两俱不灭之说”乃可成立。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人的生死进行了一番形而上学的体验。他认为死并不一定是件痛苦的事情。人们不可能有死的经验，当他感受到死，他就已经死了，怎么知道死的痛苦呢？生与死为两大界，由生界到死界是一个至渐至微的过程。老人安然寿终，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其事必当如此，有何痛苦？他推测，人之所以畏死，不是畏痛苦，而是因为变化太剧烈。人由生界忽入死界，并且不知道这巨变之后的归宿即身后之事将会怎样，觉得宇宙浩茫，无所凭据，所以极易动人生之悲哀。然而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人生而有好奇之心，死是人有生以来未曾经验的奇事，痛苦本身就是一大奇境，死后的不可知世界更是奇中之奇。由生忽而入死，这么奇特的巨变是人在生的世界中无法际遇到的，能以一死而遇之岂不是很有价值的吗？如果人长生不死，长住于一个老旧世界，永远经验同一种生活，那才没有多大意思呢！毛泽东以诗人特有的气质正视死亡：“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以为壮乎？”既然死不足畏，那么生还有什么可悲可叹的呢？因此，毛泽东主张生死任自然，无往而不乐：“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可也，即死亦可也。”“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以为壮乎？”既然死不足畏，那么生还有什么可悲可叹的呢？因此，毛泽东主张生死任自然，无往而不乐：“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可也，即死亦可也。”
中国人有“红白喜事”的说法，认为生和死都是可贺之事。这种超然态度很合毛泽东的胃口，因此他称赞中国人懂得生与死的辩证法。有了这种辩证法，毛泽东从不讳言“死”字。到了晚年甚至在接见外宾时，他也经常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请柬”之类的话。他还对江青说过：“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物质不灭，不可粉碎罢了。”在他看来，人活在世上，有能力、有办法改变许多事情，但人之死亡，是任何人都不能违抗的自然规律。看到了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泰然处之。
不过，人之死亡包括自然之死和人为之死。自然之死，乃人力无法改变，故只有泰然处之。人为之死，有自杀而死，有被杀而死，两者的价值有高下之分。人本来是以求生为目的的，不应反其意而求死。但当求生不得时，就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奋斗被杀而死；二是自杀而死。在这两者之间，毛泽东主张与其自杀而死，不如奋斗被杀而死。奋斗的目的，在于争取有人格的得生，若争取不到，最后玉碎而亡，其价值仍然要比自杀的意义大。因为自杀只是对于不得而生的环境的一种消极反抗，而没有积极的奋争，这样的死，顶多只在人格保全的意义上才有相对的价值。
毛泽东曾将生死的价值归纳为四个档次，其中有人格得生第一，奋斗被杀第二，自杀而亡第三，屈服而生第四。这一价值顺序既表明了他的生存观，又表明了他的死亡观。人都有一生，但价值各不相同。人生最有价值的是积极奋斗，最无价值的是苟且偷生。苟且偷生，生不如死。
同样，死亦有两种价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为人民的利益而死，那么这样的死，对自己来说是死而无憾，对他人来说是虽死犹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赞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
总之，要壮丽地生，壮烈地死。生要生得有价值；死要死得有意义。无论对生还是对死都要泰然处之。
十一、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
人心有三大要素：知、情、意。学问知识乃心性修养、自我完善的一大要件。孔子曾提出“学、思、行”为“修德三法”，主张“博学而笃想，切问而近思”，还指出不为学有“愚、荡、贼、狡、乱、狂”六大弊害。
毛泽东对学识的推崇不亚于先师。他认为知识对人心的运动有重大影响：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循新得之知识而动作者半。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就更少不得知识学问。要成事，特别是成人事，就必须拿得定，见得透。“惟明而后可断，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为了探得“天下应以何道而动之”的“外观之识”，毛泽东活到老，学到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甚至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
但是，对于学什么、怎样学，毛泽东却是有一番不同于先哲的看法。他认为人的才学知识不单来自于书本，“才有从学问一方得者，有从阅历一方得者”。“闭门求学，其学无用。”应该“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从这里不难看出毛泽东为什么提出“调查研究”、“实践出真知”、“开门办学”、“以社会为课堂”等主张。
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除了投身于改造社会的实践，另一个重要途径是“游历”。
毛泽东很欣赏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做法。他说：“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常与同学出游。据罗章龙回忆：每次出发前，毛泽东都要和大家讨论游历的目的，首先是求书本以外的知识，到社会大学读书。其次是社会调查，了解农村各种情况。还可以访朋友，发现有志青年。对毛泽东来说，“漫游四宇”是养心益气、丰富才学的重要途径。
青年毛泽东游遍了湖南的名胜古迹，如：远古时代大禹拖过船的禹王碑，南宋词人辛弃疾练过兵的飞虎营，太平天国名将萧朝贵打过仗的妙高峰，岳麓山上杜甫流浪过的崇德寺，祝融峰下韩愈题过诗的南岳庙，还有贾谊祠、屈原故居、王夫之家乡，等等。
1917年，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两个学生旅游全国并到了西康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毛对斯诺说，“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我想我应当先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果然，那年暑假，毛邀约萧子升，不带一个铜板，徒步游学湖南五县。他们跋山涉水，走村串户，结识各色人等，体察风土人情，了解历史掌故，真把社会当做一部大书来读。他们在密印寺与老方丈讨论佛经，在安化县与夏默庵交换诗文，在梅城游览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还到东华山观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
从青年时代的山川游趣，到井冈山时期的“绿林”游击，从万里长征到转战陕北，毛泽东一生离不开一个“游”字。他那双穿着草鞋、布鞋踏遍名山大川的大脚，沉重地敲击着中华民族的自然、历史和文化。他游历的所有地方，最终都成为历史的坐标，构成一条布满弹洞和惊叹号的鲜红鲜红的路线，从韶山那座不太起眼的农舍伸向北京城红墙里的菊香书屋。
广义地说，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还包括了解这些事物的历史。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和浓缩。如果毛泽东对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不是那样的了如指掌，他对当时中国的万事万物就不可能那样的洞明透彻。他漫游四宇，同时也在漫游千秋；他览物睹景，同时也在与古人对话。在他的胸怀中，历史感和空间感是融为一体的。
毛泽东承认知识一方面得自实践，另一方面得自书本。而他所理解的书本知识主要是前人经历的积累。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知识，足以使专门家自叹弗如。他成天生活在书的海洋里，而构成他的书海的主要是线装书。一部《二十四史》他批点得密密麻麻。经、史、子、集，甚至野史、传记、游记、民间传说，他无所不读，无一不通，以史为镜，能见兴衰。毛泽东从历史的大海里吸收智慧养料，用于治国安邦，平定天下。
斯诺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现状的认识和关于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是毛泽东能够战胜所有对手的一张重要王牌。
十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讲堂录》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汉光武帝刘秀登基后，邀请昔日的同窗好友严光一道临朝执政。但严光不爱仕途，讨厌功名，竟然拒绝了光武帝的美意。宋人敬仰严光不为浮誉所动的高风亮节，立祠以志纪念，并请当朝宰相范仲淹题写了一篇碑文。范在文中亦盛赞严光的气节，谓严不爱权力和俗名，殊为难得。据说毛的修身课老师杨昌济曾要求学生就此事展开评论，看严光到底该不该出任宰相。大多数认为不该。毛泽东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刘秀登基后，严光应该当宰相，就像比他早200年的前人张良辅佐汉高祖刘邦那样。
不巧，毛泽东本人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昔日的友人梁漱溟应邀来到北京。毛向梁发出邀请：“梁先生这一次来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然而梁却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梁的答复出乎毛的意外，毛当即显出不悦的神色。这两件事说明同一个问题：毛泽东不喜欢逃避社会责任的清高遁世态度。
毛泽东认为“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应凭借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人类之结合”。因此他强调“已有高尚之德智”的君子，不能“但顾自己”、“离群索居”，而应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圣域”。这就是说，君子固然应有高尚之道德，但洁身自好并不是真正的君子所为。要做一名真君子，必须“尽力于斯世”，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义，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
从这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出发，青年毛泽东曾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青年毛泽东曾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还在橘子洲头“问苍茫大地”，到底该由“谁主沉浮”。及至晚年，他仍以同样的价值标准激励青年一代：“世界是你们的”，“你们应该关心国家大事”……
毛泽东理想的人生是将个人价值实现于社会责任之中。那么，如果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发生冲突，不能两全，又该怎么办？《讲堂录》用“壮士断腕，以全其身”的古喻做了回答：“毒蛇螯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毛泽东显然很赞同这种断腕全身、以大局为重的精神，显然很欣赏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境界。
十三、君师合一的人格理想
在毛泽东看来，昔日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要么略输文采、要么稍逊风骚、要么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对“古人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的做法嗤之以鼻。甚至像拿破仑那样的盖世英豪，他也不以为然。他所崇拜、所理想的人物，不是那种虽有大功大名但却欠于品德的豪杰或帝王，而是德业俱全、万世师表的圣贤。《讲堂录》用王船山和杨昌济的两句话表达了毛泽东的价值取向。王船山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杨昌济说得更明白：“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帝王的能耐无论怎么强大，也只能建功立业于当代，死后难保江山易主。圣贤则可以依靠其精神主宰千秋百世，死后自然是万世师表。
帝王说到底还是“办事之人”，只有功业，没有主义。圣贤属于“传教之人”，张载所谓“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传教之人的理想事业。当然还有第三类人：办事兼传教。这是毛泽东最为理想的事业。只办事不传教，其事难以持久；只传教不办事，其教难以广远。
宋代人将韩琦（北宋大臣）与范仲淹并称，清代人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并称。但在毛泽东看来，韩、左不过是办事之人，范、曾则是办事兼传教之人。他与黎锦熙议论时人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曾国藩等名流，得出的结论是：“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为什么呢？因为曾国藩既会办事，又善传教，达到了所谓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境界。
这种君师合一、德业俱全的人生理想，支配着毛泽东的一生。早年，他针对中国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的积弊，提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霾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后来，他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便有了一切，没有政权，纵有大气量、好主义，仍然推广不开。于是他开始领兵打仗，一步步夺取全国政权，并在夺取政权的实践中创造了一套中国式马克思主义。这样，他就成为既有大气量的圣贤，又有大功业的豪杰了。
在毛泽东看来，当把阻碍他的主张实现的旧政权推翻以后，剩下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从哲学、伦理学改造中获得的新主张加以推广、实行，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一过程同样不顺利。直到晚年，他不得不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便重新塑造人的灵魂，全面推行他的思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后世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曾在毛泽东的名字前加上四个定语，但毛泽东对此不感兴趣，只有“伟大的导师”除外。确实，“导师”一词最恰当地表达了他的身份角色。他从教师开始其革命生涯，又以“导师”终结其历史使命。“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曾在毛泽东的名字前加上四个定语，但毛泽东对此不感兴趣，只有“伟大的导师”除外。确实，“导师”一词最恰当地表达了他的身份角色。他从教师开始其革命生涯，又以“导师”终结其历史使命。
第二章毛泽东的革命智慧
一、只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四个字：阶级斗争
毛泽东告诉斯诺：他在1918年秋天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时，思想上还处于迷茫状态，“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到1919年年底他第二次到北京时才找到另一种感觉：“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很多有关俄国情况的报道，并热心地搜寻当时为数不多的有关共产主义的中文文献。有三本书对我的影响尤其深刻，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旦接受了它，把它视为对历史的正确阐释，我就再也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作的《社会主义史》。到1920年夏天，我在理论上和一定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这时起，我就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认为世界观的转变具有脱胎换骨的性质。因此他在1920年所经历的思想转变，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所以1941年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再次谈到他的这一思想经历：“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这两段自述说明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是学会了“阶级斗争”的思想方法。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解读方式：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阶级斗争”四个字。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这种选择性理解，与当时世界革命发展的特殊形势和中国革命道路的痛苦选择是分不开的。所谓阶级斗争方式在当时就是指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1920年9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提出三个著名公式，即：俄国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回信表示他“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三个公式中，“目的”和“出发点”是比较虚的东西，当时迫在眉睫的主要是“方法”的选择。毛泽东的选择是经过反复权衡的。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和萧子升等人的信中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釆，单要釆这个恐怖的方法”。一个月后，在新民学会长沙集会上，毛泽东再次说道：“俄式（方法）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可见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内容极其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选取了阶级斗争这一理论。毛泽东直到晚年还认为“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曾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叫民主革命；另一件叫社会主义革命。又说：“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按照这种说法，又可以说毛泽东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毛泽东的一生，深得阶级斗争之精髓。他是从阶级斗争起步的，也是靠阶级斗争成功的。
二、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区分敌、我、友
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中取得“阶级斗争”四字真经以后，就“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925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这样描述他的个人简历：“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学业”一栏中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毛泽东在另一个地方总结说：“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
基于他1925年上半年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毛泽东写出《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于1926年1月1日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上发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经过由点到面、由特殊到普遍的提升工作，毛泽东于1926年2月1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这是毛泽东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毛泽东是为了进行阶级斗争才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因为阶级斗争的前提是阶级分析，只有先把人群分成不同的阶级，然后才能发动这一部分人去同那一部分人进行斗争。所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就开宗明义地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为什么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因为分不清哪是敌人、哪是朋友，有时认敌为友，错把敌人当朋友来团结，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时认友为敌，错把朋友当敌人来攻击，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认为这不是目的上的错误，而完全是策略上的错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中强调：“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可见，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革命策略问题，明确革命的对象和动力，领导者和同盟军。这一目的清楚地表现在全文的结论中。这个著名的结论指明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可以依赖的朋友，谁是应当提防的朋友。这就为中国革命一举解决了团结谁、依靠谁、打击谁的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画出了草图。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为了从政治上区分敌、我、友。因此在他这里，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政治上敌、我、友的区分是同一个概念。对他来说，所谓区分敌、我、友，就是把人群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把人群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就是区分敌、我、友。
三、区分敌、友、我的标准：生活状况和政治态度
把人群划分成不同的阶级，如同对事物进行分类，需要有一定的标准。毛泽东使用的标准是“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对这两个标准间的关系，毛泽东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认为经济地位决定革命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是很重视划分阶级的经济标准的。问题是他所说的经济标准或经济地位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毛泽东所说的“经济地位”与列宁的阶级定义所说的“在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有所不同。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中完全没有涉及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的内容。人们现在从该文中看到的有关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的描述，例如地主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多多少少都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等等，这些表述都是后来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添加上去的，在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中并没有这些内容。
毛泽东所说的经济地位，如果不是指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那么它是指什么呢？确切地说，它是指财产状况和生活水准。财产状况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毛泽东也讲了一些，如土地、工具、资金的占有情况。但是毛泽东讲得更多的是生活资料和生存状态，例如，他说：小资产阶级的右冀“是有余钱剩米的”；中派“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但须起早散晚方能维持生活；其左冀“原来是所谓殷实人家”，“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半自耕农的“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青黄不接时要高利向人借贷，比自耕农“境遇要苦”；一部分贫农“生活苦于半自耕农”，每年劳动自己只得一半，须种杂粮、捞鱼虾、饲猪鸡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另一部分贫农更苦，“送租之外，所得无几”，“债务丛集，如牛负重”；小手工业者“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和失业的恐慌”；店员“以微薄的薪金，供家庭的费用”，常常“叫苦不迭”；小贩“本小利微，吃着不够”；雇农“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等等。
这些描述所讲的都是持有财产的多少，吃穿待遇的好坏，总之是生活状况，即日子好不好过的问题，而不是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毛泽东不拘泥于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而着重从贫富差异和生存状况上来区分不同的阶级，这种做法显然是因为他进行阶级分析的目的，不是对社会各阶级做科学的、客观的、中性的考察，而是为了寻找革命力量，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不拘泥于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而着重从贫富差异和生存状况上来区分不同的阶级，这种做法显然是因为他进行阶级分析的目的，不是对社会各阶级做科学的、客观的、中性的考察，而是为了寻找革命力量，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从寻找革命力量这一目标出发，毛泽东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生活状况可以直接决定人们对于现状是否满意，从而决定人们对于变革现状的革命运动持什么态度。
但是由此也决定了毛泽东笔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带有很强的中国特色：他的“资产阶级”相当于一个“富人”的集合，“无产阶级”相当于一个“穷人”的集合。为什么产业工人、都市苦力、农村雇农、游民阶层都称之为无产阶级？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为什么知识分子无论大小都划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范畴，而不归入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范畴？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状况一般来说都不会太差，较之劳苦大众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坏。
毛泽东就是根据贫富程度和生活境况依次论定五大阶级：最穷的是无产阶级，次穷的是半无产阶级；反之，最富的是大资产阶级，次富的是中产阶级；中间状态，不富也不穷的，就叫小资产阶级。直到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还持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的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从这种观点中极易得出越穷越革命、越富越不革命的结论，构成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一大特色。
在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两项指标中，毛泽东更注重革命态度这一项。文中几乎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阶层都谈到了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如说大地主买办阶级“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中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小资产阶级中的右翼“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态度”，中派对革命“取了中立的态度，不肯贸然参加，但是绝不反对革命”，左翼“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革命的力量”；半无产阶级中的“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店员“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也和贫农一样“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等等。
原文后面附有一张表，作为全部分析工作的总结，却只列出“各阶级的人数”和“对于革命的态度”这两项。这足以说明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所关注的重心是各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力量和动向以及可能起的作用，而不是各阶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决定毛泽东的阶级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政治范畴，而不是经济学、社会学范畴。而这正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主题思想即区分敌、我、友相吻合。敌、我、友是政治概念，因此区分敌、我、友，首先要看政治态度，也就是对待革命的态度：是赞成、反对，还是观望？
强调革命态度在阶级分析中的作用，使得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具有两个明显的优点。其一是对中间阶级两重性的准确把握。例如，毛泽东看到：“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小资产阶级中的三个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中国革命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如“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小资产阶级是可靠的同盟军”，都是就其革命态度而言的。
其二是毛泽东对阶级关系动态性的及时把握。例如，毛泽东看到：“小资产阶级的三个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看到中间阶级的两重性和阶级关系的变动性，是毛泽东根据革命形势变化及时调整革命策略，从而能动地驾驭革命形势的重要保证。
强调生活状况甚于生产关系，革命态度甚于经济地位，使得一些特殊阶层在革命中的地位和历史上的作用悄然发生变化。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游民无产者和知识分子这两个角色。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毛泽东从生存状态和对革命的作用方面来看问题，对这部分人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他们乃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但有破坏性”几个字还是正式出版选集时加上去的。正式出版选集时把“流氓无产阶级”改为“游民无产者”并且单独作为一个自然段。实际上在原文中，“游民无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都市苦力工人”、“农村无产阶级”是放在同一个自然段，作为“无产阶级”的四个实际构成部分来看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在大、中、小三个资产阶级中都标明了相应的知识阶层，分别为“反动派知识阶级”、“高等知识分子”和“小知识阶级”。在“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类别中则没有与之相应的知识阶层。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在中国无论大小都只能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而不能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知识分子只能“姓资”不能“姓无”，这也是由上述阶级分析标准造成的。知识分子的大部分虽然不拥有物质生产资料，但是他们的生活消费资料多少还是有保障的，所以他们可以按生活档次的高低依次归入大、中、小三个资产阶级，而不能像“生活最不安定”的游民无产者那样归入无产阶级，甚至连半无产阶级也不够格。知识分子虽然没有什么物质财产，但是他们却拥有一种精神财富即知识，这就决定了他们的革命态度很难像工人、农民那样坚决果断。据此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毛泽东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总带有一个“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尾巴。直到毛泽东时代结束，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才脱掉“资产阶级”的帽子而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四、异质生产关系一体化的阶级分析方法
毛泽东依据贫富程度把中国社会划分为五大阶级。从各阶级的构成要素来看，每个阶级中都含有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农业经济和工商业经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的双重社会经济和生产关系。
例如“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原文中称“大资产阶级”，并列举出五种成分：“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反动派知识阶层”。正式出版时删繁就简，概括为两大阶级：“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这两大阶级就分属于乡村和城市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农业和工商业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
又如“中产阶级”，选集解释“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原文列举出三个要素：“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许多高等知识分子”。其中“工商阶级”和“小地主”亦分属于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工商业和农业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
再如“无产阶级”，从叙述内容中可以看出包括“工业无产阶级”、“都市苦力工人”、“农村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四个组成部分，也是分属于乡村和城市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农业和工商业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
只有在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中，这种分属于不同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情况才不太明显，从而可以忽略不计。
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毛泽东在划分中国社会各阶级时，对城市和乡村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工商业和农业这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做了一元化的统一处理。这种处理方式的特点是：只考虑各阶级在财产状况和生活境遇上的差别，而不考虑它们在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上的差别。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和马克思在阶级观上的差异。马克思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因此，在马克思那里，阶级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阶级从属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地位或进步与否，要看它代表什么样的生产力，以及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什么地位。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观，在划分社会各阶级时，不仅要考虑各阶级的财产状况和生活水准，而且要考虑各阶级所处的经济结构和所在的生产方式。例如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从生产关系和财产状况来说，它们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但是它们又同属于乡村社会，同属于农业经济体系，同属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因此这两大阶级，虽然是对立的，但又有同一性，同属一体，相互依存。所以它们在历史上的运动，不是采取一个消灭另一个的方式，只能采取双方同归于尽的方式，即同时被一种更高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所代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也是如此，只不过它们属于另一个矛盾统一体，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不同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罢了。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虽然都是贫苦阶级、被剥削阶级，但是因为它们从属于不同的生产方式，所以不能相提并论，应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关系也是如此，虽然它们都是富有阶级、剥削阶级，但是由于它们从属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不同生产方式，不能归为一类或画上等号。它们虽然同属于剥削阶级，但却是两个彼此对立的阶级，因为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在社会生产和历史运动中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资产阶级先进于地主阶级，地主阶级落后于资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这是一个消灭另一个的关系，因此两者不能画上等号，归入同一类别、同一阶级。
看来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差异。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最大的特点是要注意到社会各阶级与它们所从属的经济结构、所代表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关联性和统一性。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最大的特点恰恰就是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的非单一性。从这种社会性质的命名“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就可以看出，其中至少有这样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社会结构：一半是封建主义的，另一半是资本主义的。可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差异，那就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统一的划分、归类和排队。这个难题曾经困扰了许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常常是顾了这一半就顾不了那一半，最后弄出一幅支离破碎的阶级画卷来，不知其中到底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毛泽东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将分别处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中的各阶级做统一处理，对这两个系统中的阶级在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忽略不计。毛泽东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将分别处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中的各阶级做统一处理，对这两个系统中的阶级在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忽略不计。所以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中，毛泽东有这样的说法：“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点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然后毛泽东就拿这个模式去覆盖工农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和城乡两种不同社会结构：“拿农村说：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是半无产阶级，雇农是无产阶级。拿都市说：大银行家、大商业家、大工业家是大资产阶级，钱庄主、中等商人、小工厂主是中产阶级，小商人、手工业主是小资产阶级，店员、小贩、手工业工人是半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是无产阶级。”
因此毛泽东就有这样的做法：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合为同一个“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不仅指民族资产阶级，在原文中还包括农村中的小地主。属于封建农业生产方式的农民阶级依照贫富等级划归另外三大阶级，即自耕农和小商人等同属于“小资产阶级”，贫农和店员等同属于“半无产阶级”，城市产业工人和农村中的贫雇农同属于“无产阶级”。毛泽东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将城市中工商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各阶级，与农村中封建农业生产方式中的各阶级，作出统一的处理，以同一个标准，纳入一个统一的系列：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大类型。在这幅阶级图画中，各大阶级在生产方式和社会性质方面的差异隐而不显，各阶级在财产状况和贫富程度上的差异则得到了充分凸显。
差异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怎么评价。如果像某些西方评论家那样，根据上述差异就判定毛泽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搞教条主义，而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那么我们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鉴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无法应用到中国，因此就不要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不要在中国搞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个选择是，像毛泽东那样，根据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相应变通，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相应的革命策略。要么是毛泽东的做法，要么就不要在中国搞马克思主义。因此只要在中国搞马克思主义，就必须采取毛泽东的做法。毛泽东的做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只要在中国搞马克思主义，就必须采取毛泽东的做法。
五、中国革命的逻辑：多层次伸展
自如的两极三分法在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背后，还有一个更一般的哲学思想方法。这个更一般的哲学思想方法应该同毛泽东给出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总体结构有关。毛泽东给出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总体结构是五大阶级。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五大阶级，而不是四大阶级或六大阶级？也不是通常所说的两大对抗阶级？对此，《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开头第二自然段有一个重要提示：“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点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
这段话说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阶级的“五分法”实基于“三分法”。而这个“三分法”就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因为它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具有恒定性。这里说的“上、中、下”三等人，与毛泽东早年说的“圣、贤、愚”三等人，明显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与毛泽东晚年经常说的“左、中、右”更有相似性。1957年反右时有人提出疑问：“你们把人们划分成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毛泽东理直气壮地回答：“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毛泽东这是在提醒人们注意，他在30年后说的“左、中、右”与他30年前讲的“上、中、下”实为同一思路。毛泽东毕生念念不忘的“敌、我、友”从思想方法上说也是基于这种三分法。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概念框架或方法论原则就是这种“上、中、下”/“左、中、右”/“敌、我、友”的三分法。
为了认识毛泽东这种三分法的哲学性质，我们不妨将其同陈独秀的三分法做一比较。陈独秀曾把中国资产阶级分成这样三部分：其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指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其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即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官僚买办阶级；其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指小工商业者。陈独秀把资产阶级分做官僚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点和毛泽东是相同的。不同者在第三点上。陈独秀说的“非革命的资产阶级”相当于毛泽东说的“小资产阶级”，在毛泽东看来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还要强于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在陈独秀那里却成了非革命的呢？除了社会历史观的差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两人使用的三分法不同。陈独秀的三分法前一半（革命和反革命）是经验方法（“正—反”是经验事实），后一半（革命和非革命）是逻辑方法（“是—非”是逻辑关系）。这两种方法往往是不一致的，在资产阶级关系不发达的中国社会里更是如此。陈独秀却想把这两种方法糅合在一起，结果就使他的第二项（反革命的）和第三项（非革命的）总有一个要落在两分法之外。
毛泽东的三分法实基于两分法。他首先根据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贫穷还是富裕，把所有的人都一分为二，分成不满意现状和满意现状、革命或不革命或反革命两部分。然而这种两分法运用到现实事物中，却会遇到现实事物的连续性的“抗议”：现实事物是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再强的两极性中间也是逐步过渡的。因此很难把一个统一物截然地一分为二。如果一定要这么分，就会遇到许多使你觉得放到这边不妥放到那边也不妥的中间事物。毛泽东处理这一困难的办法是尊重事实，把暂时无法归入两极中任何一方的中间状态单独立为一项，这样就出现“一分为三”的结构。但是这个第三者处在两极的中间，而不是像陈独秀那样落在两极之外。在毛泽东看来，介于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状态也是可以分析的，或者赞成革命，或者反对革命，只是赞成和反对的程度不像两极上的阶级那么坚决彻底。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的非革命者，中间派迟早要发生分化。这一比较让我们知道毛泽东的三分法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逻辑出发，因此他的三分法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毛泽东的三分法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逻辑出发，因此他的三分法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对于从三分法中如何引出五大阶级，毛泽东的说法是：上、中、下三等人，详细点分析则有五等，即五大阶级。要从思维方式上问这个“五”是如何由“三”变来的，可以有两种回答：一是对两极的中间状态再次一分为三，这样原来的“两”再加上这个新的“三”就成了“五”。二是因为在两个“极端”和一个“中间”这三者之间，由于连续性使然又各有两个过渡性的“中间”，按同样的方法把这两个“中间”加以中立化，即单独立为两项，加上原来的三项，合起来也是五项。
按照同样的方法，“五大阶级”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再次“一分为三”。例如，处在无、资两大阶级正中间的“小资产阶级”内部仍然“有三个不同的部分”：有余钱剩米的为其右翼，大体可以自给的是中间派，生活下降年年叹亏的为其左翼。处在“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间的“半无产阶级”本身“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为上层，次贫者为中层，赤贫者为下层。“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归入“中间阶级”，就因为它处在“大、中、小”三个资产阶级的“中间”；而这个“中间阶级”本身又有左翼、右翼和中间的区分。“大资产阶级”都是敌人，没有分左、中、右，但不是不能分，后来毛泽东分了，因此才有“各个击破，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分化瓦解”的对敌方针。“无产阶级”一项未作进一步划分，其实也不是不可分的，毛泽东后来就常将工人阶级内部分成先进、中间、落后三部分。
总之，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哲学思维方法，是一种多层次可伸缩的两极三分法。该方法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中起了决定作用。因此可以说它是中国革命的逻辑——表现在哲学层面的智慧。
六、做广大被压迫民众的旗手
洛厄尔·迪特默说：毛泽东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造权威们的反。他总是站在被剥削的人们一边，做受压迫群众的旗手。
权威是强者的象征。受剥削、受压迫的群众都是社会生活的弱者。一般人总是希望自己站在强者一边，而不愿站在弱者一边。因为站在弱者一边，自己会受到拖累，不但强不起来，反而自己也会沦为弱者。毛泽东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一贯站在弱者一边，反而成为最有力量的强者。这是什么原因？
原因在于中国的弱者占社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毛泽东站在他们一边，为他们说话办事，他们自然就站到毛泽东一边，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这样，毛泽东就成了大多数人的代表，一下子变成了举世无双的强者。相反，原来的强者，因为是少数，加在一起也敌不过毛泽东。
大多数受剥削、受压迫的弱者生活贫困，但只要给他们些许关怀，他们就会把你看做大恩人；他们没有地位，受人欺负，谁要是为他们说几句话，他们就会感激不尽；他们没有文化，被人看不起，但只要平等相待，说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话，他们就会把你引为知心人。
毛泽东之所以敢于蔑视一切权威，敢于向一切强者挑战，并不是因为他本人特别强大，而是因为他身后有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他的群众。这时的毛泽东就不是他一个人了，而是一个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庞大群体。这就是毛泽东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自己十分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在寻找自己的角色定位时，总是把自己放在大多数一边，绝不让自己站到大多数的对立面上去。他认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926年，毛泽东算了一笔账，发觉中国4亿人口，其中工农群众有2.45亿，占61.25％。这当然是他要依靠的力量，但他觉得还不够，还不是绝大多数。他发觉还有1.5亿小资产阶级。他对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从来不抱好感，但是他始终把小资产阶级划在革命动力一边，作为可交的朋友来对待。其原因就是他一再强调的，这是一亿之众，不能让他们跑到敌人那边去。
把小资产阶级也团结到自己身边，这样我们力量就更强大了，占到总人口的98.75%，即3.95亿之众，一个绝对的大多数。于是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我们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我们真正的敌人（指大资产阶级）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敌可友的中间派（指中等资产阶级）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一铺唾沫。”“我们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我们真正的敌人（指大资产阶级）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敌可友的中间派（指中等资产阶级）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一铺唾沫。”
占人口90％以上的大多数，除了数量大，还有三个特点：一是受剥削，极其贫穷；二是受压迫，没有权利；三是无文化，被人看不起。毛泽东既然站在这样一个大多数的立场上，就必然要与另外的三种人作对：一是代表财富的剥削者，二是代表权力的统治者，三是垄断文化的知识分子。这三种人的财富、权力和知识都是力量的体现。所谓毛泽东造权威们的反，就是造这些人的反。因此，凡是拥有财富、拥有权力、拥有知识的人，如果不是他必然的敌人，也是他可能的敌人。
他承认劳动人民身上也有缺点，但他主张这些缺点应记在剥削阶级的账上。他领导一场人民革命，就是要带领广大被剥削群众向剥削阶级讨还这笔账，并把剥削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20世纪60年代，当他发现又有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时，又开始酝酿另一场革命了。
旧社会的有权阶级被他领导的人民革命秋风扫落叶般的扫荡了，新的官僚主义者又成为他的眼中钉。他要求广大干部以普通一员出现，与群众打成一片。对于那些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们，他甚至主张群众起来用过去对付阶级敌人的那种“大民主”方法攻一攻。
他本人，如许多外国评论家所公认的，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综合体。但他对那些看不起劳动人民，自认为有知识的知识分子深恶痛绝。相反，他认为农民脚上尽管有牛屎，也比一天洗一次澡的知识分子干净。因此，知识分子必须经受痛苦艰难的改造过程，以便最终与工人农民画上等号。
七、问题在于能否联合大众
1961年10月7日，日本作家岛田政雄一行来访，毛泽东向客人讲当时国际范围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讲中日两国人民为什么要团结起来，国际统一战线应当怎样发展壮大，等等，最后回到中国革命道路上来，毛用一句话做了概括：“问题在于是否能够联合大众”。1961年10月7日，日本作家岛田政雄一行来访，毛泽东向客人讲当时国际范围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讲中日两国人民为什么要团结起来，国际统一战线应当怎样发展壮大，等等，最后回到中国革命道路上来，毛用一句话做了概括：“问题在于是否能够联合大众”。
其实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这个道理。在一篇叫做《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中，青年毛泽东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民众大联合的胜利。而辛亥革命的失败，则在于它只是“留学生的发纵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的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五四运动再次证明了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陆荣廷的子弹，永世也打不倒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地飞跑”。他联想到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和反抗运动，斗争的双方都有大联合，而斗争的胜负，取决于联合的坚强与否。由此，毛泽东得出一个不同于当时所有革命家的结论：社会改造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怎样实行民众的大联合呢？毛泽东提出的方案是：大联合要由种种小联合构成。小联合以各阶层人民的切身利益为基础，大联合以各革命阶级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在小联合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
中国的民众若无联合，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一麻袋土豆”，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一堆散沙”。要把散沙捏成团，必须有泥浆做黏合剂。中国的民众若无联合，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一麻袋土豆”，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一堆散沙”。要把散沙捏成团，必须有泥浆做黏合剂。毛泽东用来联合民众的“泥浆”，有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团。这些都是小联合，大联合的媒介则是共产党这种组织形式。
无论是搞小联合，还是搞大联合，毛泽东都表现出独特的天赋。1922年他组织长沙泥木工人工会就是一例。那些泥匠、瓦匠、木匠，向来都是个体手艺人，虽有共同的利益和斗争要求，但很难统一集中起来。毛泽东采取的办法是：首先接近党员和积极分子，再通过他们广泛地接触群众，了解工人的疾苦和愿望。在此基础上，由积极分子分头在工人中组织最基层的组织十人团，把分散的泥木工匠捆成十个一团的小集体，有一个积极分子就可以集中十个工人。经过大约三个月，组织起了一百多个这样的十人团，联合了一千多工人。再在这个基础上正式成立长沙泥木工会。毛泽东为工会制定了18条章法，并用最积极的党员和骨干担任领导工作。一堆六千余人的“散沙”很快就被他捏成了团。
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都是这样，由最基层的小联合，再到稍大的联合，一级一级，一层一层，最后由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领导起来，形成一个全国人民的大联合。当共产党还没有执政的时候，蒋介石以为天下是他的。其实他的臣民早已被共产党一部分一部分地联合去了。最后，当军事胜负已定时，共产党成立新中国，就像长沙泥木工会的成立一样水到渠成。当共产党还没有执政的时候，蒋介石以为天下是他的。其实他的臣民早已被共产党一部分一部分地联合去了。最后，当军事胜负已定时，共产党成立新中国，就像长沙泥木工会的成立一样水到渠成。
八、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过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然而他也承认帝国主义是有力量的。那么，帝国主义的这种两面性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毛泽东的答复是这样的：帝国主义的力量只存在于人民没有觉悟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人民的觉悟，不是炸药，也不是油田或原子弹。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唤醒了人民的觉悟。
怎样唤醒呢？毛泽东推荐的办法是：从他们的痛苦和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关键是要知道他们的痛苦和需要是什么，然后告诉他们这些痛苦和不幸是谁造成的，再在这个基础上引导他们向吃人的恶魔作斗争。在这个过程中，“阶级仇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用40年的科学研究去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他用的方法十分简单：普通老百姓的直观感受。在湖南乡下搞农运时，有一次毛泽东带了一些群众冲进一个乡绅家里，让穷人们看看乡绅吃的是什么。穷人连饭都吃不饱，富人的餐桌上却有鱼有肉。这种鲜明强烈的对比，很快就使那些过惯了穷日子的人感觉到社会的不平等，产生翻身闹革命的要求。
这种方法很能激发受苦群众的阶级觉悟。在井冈山初期，有一支工农部队按毛委员的指示也这样做。他们打开一个土豪紧锁的大门，发现在土豪家里有好几口大缸，里面用茶油泡着土豪的年货，有腊肉、腊鱼、腊鸡及各种油炸果子。穷人住着阴暗、潮湿、破烂的房子，除了床上的一条破席子外，啥都没有，富人却把过年的东西都准备好了。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啊！战士们都气鼓鼓的，立即把土豪家搞个天翻地覆，只要能拿的，全都搬了出来。搞到这些浮财后，全部拿去发动群众。
开始，穷人一般都不敢要富人的东西。于是毛委员教导战士们：我们要在晚上把东西秘密地送到穷人家里去；或者把这个地方富人的资财带到另一个地方分给穷人；或者先分给一些可吃的东西，让穷人吃掉，不留下痕迹，这样就不怕富人倒算了。慢慢地，老百姓就会尝到革命的甜头，于是男女老幼成群结队挑着箩筐，扛着扁担，背着口袋，一边走一边招呼路旁的人：走啊！跟工农革命军打土豪去！
群众觉醒了，发动起来了，纷纷投入革命洪流了。当然，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也会发生阶级敌人反攻倒算现象，或者要穷人退还东西，甚或还杀死革命中的积极分子。但是反动派这样做只会加深人民群众对他们的阶级仇恨。他们杀得越多，欠下的血债越多，革命的烈火就会烧得越旺，直到烧尽一切反动派。
有一次，毛泽东向人谈到他一家有六个人遭到了反动派的杀害。他说：虽然如此，他们永远杀不尽共产主义者，他们越杀，共产主义者就会越多。有一次，毛泽东向人谈到他一家有六个人遭到了反动派的杀害。他说：虽然如此，他们永远杀不尽共产主义者，他们越杀，共产主义者就会越多。
从访贫问苦到诉苦运动，都是毛泽东利用阶级仇恨唤醒民众，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措施。所以斯诺曾推想：阶级仇恨对他来说大概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
九、在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毛泽东联系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人家的教训，说道：“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
“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确实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最基本的经验。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领导这“三大法宝”，其中没有提到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其实这是两个更基本的东西，两个更重要的法宝。
1920年9月，旅法搞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从蒙达尔尼向毛泽东寄来了三个重要的等式：“俄国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对唯物史观，毛泽东承认“我固无研究”。“阶级战争”则不同，因为他此前已读过三本马列主义的入门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上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但我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不久，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集会，讨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对当时流行的五种方案，一一排除，独选了“阶级专政”这一法。
有一个人极力反对在中国搞阶级斗争，那就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梁漱溟。他们曾在延安进行过争论。梁漱溟说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上下流转流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与西方社会比较，中国社会中的所谓穷人和富人的差别不过是“赤贫”与“次贫”的差别。所以要社会稳定发展，必须从“伦理本位”、“职业分殊”出发，进行乡村建设。毛泽东说这只是一种改良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毛泽东对梁漱溟留下这样的话：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做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语中夹带着毋庸置疑和走着瞧的自信。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无产者和有产者水平线都低并不是中国不能革命的原因，相反有更大的革命潜力可挖。问题在于要把“赤贫”和“次贫”的界限划开，使世世代代安于现状的赤贫群众明白：他们的贫穷和不幸不是由于别的，而是由于那些富有者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这样，穷人们便有了阶级觉悟，有了翻身解放、改变现状的渴望，因而产生出强烈的革命要求，希望通过革命，迎来一个与他们目前的现状完全相反的美好社会。这个社会由于是在革命后的未来，人们无法将其与现实对照，不容易被证伪，而现实的反差使人们更加相信未来的美好，更加向往美好的未来。因此只要有人点燃革命之火，就不愁没有响应。
毛泽东明白群众是分成阶级的，发动群众的关键是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这样一来，便可以从“职业分殊”中看到“阶级分野”，使界限不明的群众发生明朗的分化：组成革命和反革命两大阵营。而一旦一部分人（革命阶级）对另一部分人（反革命阶级）革起命来，整个社会就会在阶级仇恨和阶级报复的循环中走向革命高潮。反动阶级越是不准许人民起来革命，越是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就越能教育革命人民，使他们的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眼睛进一步擦亮，明白只有革命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只有消灭他们的阶级对头才有他们美好的明天。
这样的“阶级斗争”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消灭剥削阶级，改造旧社会；另一方面教育革命人民自己。革命人民并不都是天生的革命者，他们需要教育，而教育人民的最好办法是把他们推向阶级斗争的战场，让阶级斗争的血和火来教育人民，使广大受压迫的人民群众在两大势力的生死搏斗中紧紧团结在一起。
毛泽东深知“阶级斗争”与“发动群众”是紧密相关的两个环节。阶级斗争要依靠群众去进行，群众又要通过阶级斗争去发动。他作为一个革命的点火者，只起一个发动机引擎的作用。先发动一部分积极分子，把他们组成领导核心，然后再通过这个核心去发动、组织、教育更多的群众，带领广大群众向着阶级敌人冲锋陷阵。他作为一个革命的点火者，只起一个发动机引擎的作用。先发动一部分积极分子，把他们组成领导核心，然后再通过这个核心去发动、组织、教育更多的群众，带领广大群众向着阶级敌人冲锋陷阵。毛泽东本人在做了第一次发动以后，主要的工作就是制定革命的方略，为满载着革命人民的航船领航掌舵，使之能够越过险滩暗礁，驶到胜利的彼岸。
十、谁赢得农民就能赢得中国
毛泽东和另一位广东农民运动领袖彭湃，都曾被瞿秋白称为“农民运动的王”。与彭不同的是，毛不仅是农民运动的实践家，而且是农民运动的理论家。是他，“第一次使农民在社会主义中占中心位置”（谭若思语）。
1956年，毛领导的农民革命不仅胜利了，而且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时，他对一些拉丁美洲的朋友说：“照我看来，封建主义严重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政党要到农村中去找农民”。“一个国家，农村人口多，存在封建势力，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来说，又是好事，使我们有农民这个广泛的同盟军。”“我国是农业国，有五亿多人口住在农村。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
毛泽东把农民看做中国革命的主力，有两个方面的考虑，而这两个考虑都是很实际的。
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工人占总人口不到1%，而农民占了80％以上。这一数量上的悬殊足以使每一个人都懂得，如果不依靠农民而单靠工人阶级去革命，那只能有两种结果：一是弱不敌强，等待革命的只有失败；二是把革命推到未来，等待工人壮大了再去革命。前一种结果很快由李立三的错误路线所证实，后一种结果则是陈独秀后来要谋求的。
除了数量，还有质量问题。毛泽东认为农民虽有他的弱点，但他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其积极性一点儿也不亚于工人阶级，甚至还要超过工人阶级。
农民是地主阶级的死对头。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看出，也可以从大革命时期两湖两广的农民运动中看出。中国农民有一种强烈的平等意识，只要有人领头，他们立即就会起来执行他们数千年来一直坚持的平等纲领，把平日作威作福过好日子的土豪劣绅打翻在地，并踩上一只脚，然后到土豪家里杀猪出谷，把地主的不义之财和田产“共”过来。这样的革命没有哪个农民不欢迎，连阿Q那样的农民也很向往。
农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恐怕也超过工人阶级。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渗透，严重地破坏了农民习惯了数千年的生产方式，导致大多数传统手工业破产，受其害最深的是农民。农民对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本能的拒斥心理，近代义和团反洋教的运动就是有力的证明。
农民要反对的正是中国革命的两个主要对象，再加上它有那么大的数量，所以毛泽东说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角色，不是没有道理的。
“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毛泽东还就历史功绩做了一个对比：“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
因此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谁赢得农民就能赢得中国。”这句话是他于1937年对斯诺讲的。斯诺仔细体味这句话的分量，终于明白了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
“如果中国没有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农民，如果大多数的农民并不是肯定能从土地再分配中得到好处的穷人，而且如果城乡的有产阶级的人数不是那样少，他们的利益不是与中国落后的经济那样息息相关，中国就不会发生这场革命。”“毛泽东和他的政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学会了如何绕过有产阶级，在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和仍然生活在铁器时代的广大农民之间建立了联盟。”
农民一直是毛泽东依靠的对象。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依靠农民武装包围城市、解放城市，包括解放城市里的工人阶级。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依靠农民，先在农村造成社会主义高潮，然后迫使城市的资产阶级交出企业。
十一、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1936年，在保安窑洞，毛泽东曾问过斯诺是否希望美国发生革命，如果发生革命会不会参加。1936年，在保安窑洞，毛泽东曾问过斯诺是否希望美国发生革命，如果发生革命会不会参加。斯诺说：如果美国也像中国那样贫穷落后；如果人民也受到这样寡廉鲜耻的压迫和剥削，遭受那样残酷的杀害；如果美国儿童也被当做奴隶一样地买卖；如果美国一直是个专制国家，现在又由军阀统治而不受人民权力的制约；如果美国人没有参加政权，既不能参加选举，又不能行使弹劾的权利；如果工人没有结社或者进行集体交涉的自由；如果美国的统治者假公济私利用国家银行为私人经营的企业提供资金，而又不公开账目；如果美国最有权势的家族是最富有的投机商；如果外国人霸占我们的港口，并控制我国大部分的经济；如果我们不放一枪就丢掉了整个美国的北部；如果没有合法的途径可循来组织政治上的反对派；如果在美国也像在中国一样存在上述种种情况；如果除了进行武装反抗之外，没有办法可以改变或改善国策，也无法改变或改善生活条件本身，那么，我的确会投身于革命的洪流。
听了斯诺这一番“如果”，毛泽东笑着说：“美国将是最后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
如果马克思有幸活到20世纪并像斯诺那样到中国来看看，毛泽东一定要和他商榷一下关于物质生产水平与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在他看来社会的普遍贫穷和落后并不是革命的障碍，而是革命的源泉。穷则思变嘛！正因为穷，所以才要革命。要是富了，那还革什么命？毛泽东也许还要举出中国历史上大小数百次农民革命作为佐证：哪一次农民革命不是因为民不聊生才起来的？人的生存渴望决定一切。美国人没有衣食之忧，所以革命的雷声迟迟响不起来。斯诺的话确实揭示了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发动中国革命的原因。
在中国，虽然马克思所寄望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主体——工人阶级还不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中国遍地都是饥寒交迫的穷苦人。穷人多就好革命。一则革命渴望强烈，二则容易发动起来。一个人越穷，就越希望改变现状。而且，由于他穷极了，只要革命稍能为他带来一点儿好处，他就会投身革命。韩素音在《早晨的洪流》中记录了一个革命者的话：“我们想的、吃的、喝的、睡的都离不开革命。”
对于一个一穷二白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革命更值得向往的呢？毛泽东看准了这一点，他从人的生存渴望中看到了贫穷与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他有句原话：“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
这的确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当代许多资产阶级政治家也认识到这条真理，所以他们认为要在世界上避免革命的发生，最好的办法是帮助那些想革命的地区摆脱贫困。
不过，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绝不等于马克思曾寄望的“产业大军”。毛的“无产阶级”应当叫做“穷人”，其特点是“无产”，并不在于他是工业生产力的代表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代表，是工人还是农民，或其他什么社会成分。这样，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准无产阶级可就多了，不是百分之零点几，而是占总人口的大多数。毛泽东轻易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动力不足”的难题。这样，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准无产阶级可就多了，不是百分之零点几，而是占总人口的大多数。毛泽东轻易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动力不足”的难题。
占总人口90％以上的革命动力，又有90％以上是农民。而农民，按照越穷越革命的原理，又数贫农最革命。毛泽东统计过，贫农占乡村人口的70％；其中20％是那些“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外出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或为非和歹做盗贼的‘赤贫’”；50％是“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次贫’”。
贫农革起命来，富农和中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毛泽东说：“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毛泽东据此得出结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一切破坏的工作都只有他们做得出。”
国民党右派和绅士们说这些人都是些“痞子”、“惰农”。毛泽东的看法恰好相反：他们是“革命先锋”，是“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按毛泽东的说法，任何一个国内都有上、中、下三等人。中国由于总体生产力水平低，下等人数量必然特别多，而且处境必然特别悲惨。这就为革命的发动者提供了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参加革命的人特别多，二是革命起来以后能量特别大。毛泽东正是看准了这两点，从而发动和领导了一切底层人民的革命。这种革命参加者甚众，能量特大，与陈独秀等人贵族式的革命方式完全不同。
十二、军事运动与民众运动并举
1927年，蒋介石的屠杀政策逼得共产党另起炉灶。毛泽东说：我们不应该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该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1927年，蒋介石的屠杀政策逼得共产党另起炉灶。
重起炉灶，另打旗子，意味着与当局分庭抗礼，意味着谋取政权。毛泽东走到这一步，正如他所说是被“逼上梁山”。
五四时期，毛泽东高呼要打倒一切强权。但他不主张流血革命，而主张用“忠告运动”促使滥用强权者清醒，实行所谓“呼声革命”。因为据他说，若用强权去打倒强权，其结果仍然是强权，毫无意义。
但后来有一件事沉重地教训了他。那是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毛泽东带领一批群众集会游行，喊出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可是没呼几下，荷枪实弹的警察就不让他们再呼下去了。他沉痛地向斯诺回忆这件事：“一些示威者试图在集会上打起红旗，却被警察阻止。示威者提出，依照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权利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但警察不买账。他们回答说他们到这里不是来听宪法课的，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这一件事使我愈加坚信，只有通过群众行动来保障群众的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生气的改革的实现。”
赵恒惕用警棍把毛泽东逼向十月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渐渐认识到，在中国，由于毫无民主可言，人民要想革命，唯一的法子就是拿起枪杆子，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于是他开始唤起民众，做工农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希望以此促成国民革命早日完成。不过，在1927年之前，他还没有想到自己要去亲自抓枪杆子。
1927年，蒋介石把毛泽东一手发动起来的工农革命运动浸泡在血泊中。这一血的教训进一步使毛泽东领悟到“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问题”的真理。他纵观历史，认识到一个铁的事实：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官僚都是靠枪杆子起家的，他们都懂得兵与权的关系，都视兵如命，抓住枪杆子不放。而另外一些不要军队的政党，要么得找个军阀做靠山，要么就根本闹不出什么名堂来。同样，离开了武装斗争，也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在1927年吃了大亏，毛泽东认为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这完全是“书生主观的错误”。现在要汲取教训，“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说干就干。为了“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毛泽东极力反对陈独秀要把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的意见，提出了他那大胆的“上山”主张。
从此以后，毛泽东开始了奇特的军旅生涯，并且一刻也不敢放弃军权。“左”倾路线当权时，逼得毛泽东交出军事指挥权，只让他当个中华苏维埃主席，他马上感到自己“毫无发言权”。从此以后，毛泽东开始了奇特的军旅生涯，并且一刻也不敢放弃军权。“左”倾路线当权时，逼得毛泽东交出军事指挥权，只让他当个中华苏维埃主席，他马上感到自己“毫无发言权”。
发言权也是与军权联系在一起的。1957年，毛泽东批评某些干部的行政命令作风，他毫不隐讳地挑明：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内部矛盾，实际是把一个解放军摆在这边，名为不用武力，实际上如果没有解放军，这个行政命令也就不行了。我们后面有个解放军，还有老百姓，工人农民，是借他们的声势来搞行政命令。
十三、做有主义有政策的“山大王”
一位外国评论家说：为了完成俄国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武装起义是从首都彼得格勒开始的，接着像导火索一样发展到其他地方。当时任何人，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自己，都不可能设想无产阶级革命会有其他的道路。但是出身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国家的毛泽东能够提出一条新的英明的道路，并且得到了推广。由于有了毛泽东的领导，中国革命首先从农村开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一个一个地夺取城市。
毛泽东对农村充满兴趣，充满信心。有人提出秋收暴动直取广东的进军路线，他反对说：“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打游击。瞿秋白建议他去上海党中央工作，他固执地说：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中跟绿林交朋友。那么不去广东，在长沙就近闹一闹可不可以？也不行，因为长沙敌人力量强大，如果首先在长沙起义，“那不是龙王与龙王比宝，而是叫花子与龙王比宝”。
后来，别人没有听他的，还是要去攻打长沙。可事实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义军攻打长沙受挫，损伤严重。于是毛泽东收拾残部，到了文家市。在那里，毛泽东宣布了他的决策：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转移到敌人管不着或者难得管的农村去，即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打游击，在那里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积累、发展革命力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有一位叫余洒渡的师长站出来反对：退到那里不是想当“山大王”吗？毛泽东干脆地答道：当山大王就当山大王。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山大王。不过，他补充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有共产党领导、有主义有政策的山大王。不是过去的那种山大王。
为什么一定要到农村去？毛泽东做了系统的论证：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革命主力军是农民。而农村又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共产党到农村去，等于避实就虚，用自己的长处去攻击敌人的短处。
在农村有没有出路，能不能站得住脚？毛泽东回答：前途是光明的，大可不必悲观。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几个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各派军事势力又混战不休，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敌人的矛盾，在白色政权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壮大，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城市中心论者”用十月革命经验硬套中国实际，他们老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就应该到有无产阶级的地方——城市去闹。毛泽东则灵活得多：广大的农村是海洋，我们是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
毛泽东摈弃了“城市中心论”，但也不放过“流寇主义”。他形象地说：革命没有根据地就像一个人没有屁股一样。一个人没有屁股坐不稳，一支军队没有根据地就没有大本营，一场革命没有根据地就会失去社会依托。毛泽东摈弃了“城市中心论”，但也不放过“流寇主义”。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可歌可泣的农民革命运动，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毛泽东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一旦受挫就没有退路。
于是他精心选择了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区域，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的核心。红军以此作为攻守进退的后盾，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而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时，确保中心区域不受或少受损失，而在统治阶级政权发生破裂时，波浪式地向外推进。强敌狠追时就用打圈子的办法对付，平时分兵发动群众，战时集兵迎击敌人。毛泽东说，这种方法就像打网，随时可以撒开，随时可以收拢，任何敌人都奈何不得。
毛泽东主张通过党去领导军队，又用军队去打土豪、分田地、发动农民建立政权，再把农民武装起来，用一部分武装了的农民去保护和解放另一部分农民……革命就这样滚雪球般地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形成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系统，一句话，形成一种国家模式。这种模式从南方的根据地带到北方的解放区，最后，水到渠成般地发展成全国政权。
十四、打土豪，分田地
李自成“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曾经唤起了千军万马，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研究颇深。出身农民的毛泽东，更加知道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打土豪、分田地”这六个字，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纲领。对这个纲领的解释就是他1937年在延安对斯诺说的那句话：“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
毛泽东做过调查，中国70%的可耕种土地被只占人口总数10％的地主、富农、官吏和高利贷者所占有，另外15%—20%的土地为农民所占有，而占总人口65％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仅占有10%—15%的土地。这种极不合理的占有关系，造成了农村中的贫困落后和动荡不安，同时也为毛泽东发动一场革命准备好了充足的炸药。
毛泽东知道在这样的基础上组织农民的方法。有人称毛泽东为社会主义的工程师，不仅完全懂得农民的疾苦是什么，而且完全懂得这些疾苦怎样能够转化为行动。土地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农民称它为“命根子”。有了土地他们就可以不饿肚皮，没有土地他们就得离乡背井，四处流浪、乞讨，成为“兵匪游民”或者欠下高利贷，沦为债务奴隶，永世难得翻身。谁若能够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他们就会不惜性命地跟着谁走。有了土地他们就可以不饿肚皮，没有土地他们就得离乡背井，四处流浪、乞讨，成为“兵匪游民”或者欠下高利贷，沦为债务奴隶，永世难得翻身。谁若能够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他们就会不惜性命地跟着谁走。
为了尽快发动农民起来革命，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前就拟定了一个土地纲领：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实际是富农）和自耕农的土地在内，然后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耕种。为什么要没收一切土地呢？毛泽东说：“如此方可安民。”因为仅仅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还不足以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但是这样做，又出现了另外的问题：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这就把中农的土地也划在没收之列，等于连中农的命也革了，中农很不满意。此外，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农民只有使用权，并且不允许买卖，中农、贫农都不高兴，出现“不安耕种”现象。
于是毛泽东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以缩小打击面，团结争取中农。同时采取“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的办法限制富农。这些办法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一切革命因素，减少了革命的阻力。毛泽东曾高兴地说：“我看当时只有我这种办法是正确的。”
毛泽东的办法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大问题。农民从共产党手中接过土地，“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以后，就必须投身保卫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以免他们手中的土地得而复失。毛泽东的办法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大问题。农民从共产党手中接过土地，“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以后，就必须投身保卫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以免他们手中的土地得而复失。
十五、所谓“富农路线”
江西根据地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者曾指责毛泽东没有执行“把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者，然后迫使他们革命”的路线，而是执行了一条“富农路线”。1934年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还专门批判了毛泽东的“富农路线”。
富农也是“农”，不过富一点，是富一些的农民而已。毛泽东一贯关注农民问题，但他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时碰到了一个难题：富农属于什么阶级？它不像地主可以归入资产阶级，也不像中农那样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阶级和阶层上都找不到富农的位置。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依次排到了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等八个阶级，依然不见富农。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富农只能处在这两者之间，似乎应为中产阶级，即处在小地主的位置上。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产生“富农”概念之前给富农定的位置。富农，因为前面有个“富”字，所以毛泽东历来对它没有好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富农的“恶劣态度”进行了猛烈谴责。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富农进一步升格，在“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中位居“第二”，是理所当然的专政对象。
毛泽东一贯站在贫农立场上，主张依靠贫下中农，怎么会有一条“富农路线”呢?
所谓“富农路线”原不过是1929年至1930年间土地革命中出现的一种“左”倾政策的对立物。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鼓吹乱杀乱烧，提出“杀尽一切反动派的头颅，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等口号。毛泽东为了纠正这些过“左”的倾向，所以才有了“富农路线”，实际上“富农路线”并不姓“富”。
毛泽东最初规定的土地政策是：没收一切土地，地权属于政府；以乡为单位，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后来发现两个问题：（1）没收一切土地，连中农也伤害了；农民没有地权，不安于耕种，中农、贫农都不满意。（2）抽多补少，平均分配，结果“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贫农和富农之间发生矛盾。
毛泽东通过于都、兴国调查，在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中农的土地不没收，富农的土地只没收其多余部分，小地主不过多打击，地主酌量分与田地，给以生活出路。
第二个问题经过寻邬调查和南阳会议也得到了解决。南阳会议通过《富农问题》决议案，提出在“抽多补少”之后加上“抽肥补瘦”，限制了富农把持肥田。
第一个问题的解决似乎有点儿“右”，但联系第二个问题，可以看出毛的所谓“右”，不过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和“允许富农拥有一份土地”。他的整个土地革命策略是：倾向于贫农，不伤害中农，限制富农，打击地主。贫农是依靠对象，中农是团结对象，地主是打击对象，对富农则融团结和打击为一体，就像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一样。他的整个土地革命策略是：倾向于贫农，不伤害中农，限制富农，打击地主。贫农是依靠对象，中农是团结对象，地主是打击对象，对富农则融团结和打击为一体，就像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一样。
与“左”倾机会主义不同的是，毛泽东主张限制富农，打击地主，但又不主张把他们饿死，而是让他们活下去。理由是不要逼得他们造反，尽量减少对立面。穷人因为活不下去才革命，地主富农如果没法活对革命也不利。关键是要让他们活下去。革命是使穷人活得好一些，富人活得差一些，但总归都要活下去，只有少数罪大恶极者除外。这样革命才能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一部分人热烈欢迎，一部分勉强接受，但不会有人饿极拼命。
直到1941年，毛泽东仍然坚持他的这条“富农路线”。他在《关于农村调查》中说：当时“提出解决富农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得下去。假如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毛泽东曾说过他在井冈山初期所定的土地政策太严厉了，但他从未承认自己犯过什么“富农路线”的错误。他致力于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其目的就是要挖掉蒋氏政权的社会根基。但是在土地政策方面，他的主张甚至比刘少奇还要温和。正是这种温和的社会政策，为他赢得了大多数人，孤立了主要敌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站稳了脚跟，并求得了发展，打败了蒋介石。
十六、变非法斗争为合法斗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没有消除，只是矛盾暂时降级了，斗争的形式也有了改变。
国民党从围剿和屠杀的政策改变到改良和欺骗的政策，从硬的政策改变到软的政策，从军事政策改变到政治政策。共产党怎么办？
毛泽东的对策是：我们也从军事的变到政治的，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从非法的转到合法的。他们不得不暂时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我们也向资产阶级找同盟军。
为了共同抗日，共产党进行了有原则的让步：根据地政府改成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工农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产党和红军都合法了。蒋介石管不管饭是另一回事，但共产党对他的政策必须有所改变。不然就达不到团结抗日的目的。
于是，毛泽东把政治战略做了如下调整：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斗争不是不要，但要停止那些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而保存那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
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毛泽东都相应的做了改变。他提出要用争取和平的口号去反对内战，又用争取民主的口号去巩固和平。和平是目的，民主是手段，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的新战略。
怎样争取民主呢？共产党虽然合法了，但和国民党相比还是一个小党，况且蒋介石灭共之心一直未死，他早对共产党防了一手，怎么会给你民主，让你和他平起平坐呢？
毛泽东当然是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以民主改革为口号，联合其他政治势力和全国民众，迫使国民党进行两个方面的民主革命。
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
二是依据宪法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
革命不宜，改革总可以吧。不过，蒋介石知道这两项改革意味着什么。
“各党派各阶级”当然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这样的“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岂不是要削弱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把国民党的政权让一部分给共产党，让共产党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吗？所以蒋介石不能答应。
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更是冲着当权的国民党而来的。当时的共产党是在野党，站在人民中间。允许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那岂不是允许共产党有发动、组织人民反对国民党的自由吗？所以这一条蒋介石也不能答应。
蒋介石不给人民民主权利，那也好。这样，他就会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人民则站到共产党一边。最后，蒋介石拥有军事优势，毛泽东则拥有广大人民。这些人民又用蒋介石“送”来的枪武装起来，加入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去。
十七、将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被推上了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怎么办?
显然，共产党的军队不宜到正面战场。正面战场要打阵地战，这不是共产党军队的优势。
但老是待在西北一隅也不是办法。那样消灭不了多少日军，共产党的力量也无法发展壮大。毛泽东需要找到一种理想的战场，在那里既能有效地抗日，又能有效地发展自己。
他俯瞰神州大地，很快从千里狼烟中找到了用武之地，那就是民族敌人的后方。
当日本人把国民党从通商口岸和城市赶走后，那里很快就成为政治真空地带。毛泽东把进军的利剑插向这些地方，又是一次战略意义上的避实击虚。
这些地方是日军的侧翼和后方，敌我力量犬牙交错，正是共产党军队发挥其传统战策优势，迂回穿插、侧翼包抄，在运动战、游击战中消灭敌人的理想之地。正面战场有国民党军队，我军在侧翼和后方包抄游击，毛泽东说，这样必将迫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
这些地方还有广大深受外敌奴役、充满抗日怒火的人民群众。共产党来到这些地方，好比十年内战时期来到农村可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
毛泽东深入敌后的战略，可以把抗日和兴共，把目前的民族斗争与将来的阶级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
毛泽东把整个敌后地区分成三种：第一种是被我方游击部队和我方政权掌握着的抗日根据地；第二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掌握着的所谓敌占区；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即所谓游击区。毛泽东说，我们的责任就是极力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极力缩小敌占区。
敌占区只能开展地下斗争。游击区则是共产党发动人民群众，军民同仇敌忾，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地方。随着敌人的被消灭及人民力量的逐步壮大，这样的地区就会由游击区过渡到根据地。
抗日根据地是什么？就是后来的解放区。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远离大、中城市，抗日根据地则来到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许多大、中城市的周围。所以毛泽东的敌后抗日战争，等于是把原来偏远的农村根据地向着它要包围的城市大大逼近了一步。当蒋介石带领人马在西南避敌锐气的时候，毛泽东已把人马布置到后来解放战争的前线了。
十八、蒋介石只认得拳头
尼克松发现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谈话时都喜欢使用一种囊括整个中国、横扫一切的手势。因此，当这样的两个人在历史上相遇时，他们就不会妥协，他们就发生冲突，一个成为战胜者，一个成为被战胜者。
冲突的时候又到了。1944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飞到延安进行国共调停。赫尔利将军捎来重庆方面的话：蒋介石愿意在中国军队的最高管制机构——国民军事委员会中让中共占有一个席位。
毛泽东听后立刻嘲笑道：如果双手给人绑着，一只脚踏进门去是毫无意义的。
最后议出中共的五点建议，建议将国民政府改组为联合国民政府，国民军事委员会亦改组为联合国民军事委员会，等等。
赫尔利不仅完全同意这五点建议，而且还加以扩大，几乎把美国宪法所保障的每项权利都包括了进去。
但是在签字时，在场的巴雷特观察到，毛泽东签名的方式好像美国人签支票，而不是在两份文件上盖印。
毛泽东肯定估计到，这些共产党乐意的条件蒋介石绝对不会同意的。果然，后来蒋介石连字也没有签。
抗战结束后，另一位国际朋友又关心中国的命运。斯大林电告毛泽东：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毛泽东听后极不愉快，他非常生气地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斯大林电告毛泽东：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
毛泽东听后极不愉快，他非常生气地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斯大林建议共产党交出武装力量，改编为国防军，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以换取中共的合法地位。毛泽东的回答是：人民的枪，一支也不交；不但不交，还要发展。
毛泽东早就代表人民说话了，现在更能代表，因为他已经领导了一亿人口的解放区，120万正规军和200万民兵部队。他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把蒋介石这只纸老虎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不过，毛泽东还是去了重庆。他不能不去，因为蒋介石已经三次来电邀他去重庆举行面对面的谈判，以便共商和平建国的大计。
毛泽东非常清楚蒋介石的把戏。蒋的和平邀请，一方面可以为他运兵到内战战场赢得时间；另一方面可以向世界和全国表示他的“和平诚意”。如果毛泽东不去，他就可以把战争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
毛泽东自有他那针锋相对的方针：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争，我们是寸土不让。他要谈，我们就以谈对谈；他要打，我们就以打对打。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毛泽东从来没有在政治主动权上输给蒋介石，这一次也绝不会。蒋希望毛不去，可毛泽东偏偏站在他面前了。
蒋介石不是喊和平吗？于是毛泽东对重庆各界人士说：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以外，其他的打算都是错的！他充满信心地说道：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大原则下，在蒋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我们这次的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
但是毛泽东太了解蒋介石了。他在赴渝前就向刘少奇面授机宜：蒋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我军在前方胜利越大，我去重庆就越安全。毛泽东太了解蒋介石了。他在赴渝前就向刘少奇面授机宜：蒋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我军在前方胜利越大，我去重庆就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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