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异质生产关系一体化的阶级分析方法
毛泽东依据贫富程度把中国社会划分为五大阶级。从各阶级的构成要素来看，每个阶级中都含有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农业经济和工商业经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的双重社会经济和生产关系。
例如“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原文中称“大资产阶级”，并列举出五种成分：“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反动派知识阶层”。正式出版时删繁就简，概括为两大阶级：“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这两大阶级就分属于乡村和城市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农业和工商业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
又如“中产阶级”，选集解释“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原文列举出三个要素：“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许多高等知识分子”。其中“工商阶级”和“小地主”亦分属于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工商业和农业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
再如“无产阶级”，从叙述内容中可以看出包括“工业无产阶级”、“都市苦力工人”、“农村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四个组成部分，也是分属于乡村和城市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农业和工商业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
只有在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中，这种分属于不同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情况才不太明显，从而可以忽略不计。
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毛泽东在划分中国社会各阶级时，对城市和乡村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工商业和农业这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做了一元化的统一处理。这种处理方式的特点是：只考虑各阶级在财产状况和生活境遇上的差别，而不考虑它们在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上的差别。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和马克思在阶级观上的差异。马克思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因此，在马克思那里，阶级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阶级从属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地位或进步与否，要看它代表什么样的生产力，以及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什么地位。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观，在划分社会各阶级时，不仅要考虑各阶级的财产状况和生活水准，而且要考虑各阶级所处的经济结构和所在的生产方式。例如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从生产关系和财产状况来说，它们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但是它们又同属于乡村社会，同属于农业经济体系，同属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因此这两大阶级，虽然是对立的，但又有同一性，同属一体，相互依存。所以它们在历史上的运动，不是采取一个消灭另一个的方式，只能采取双方同归于尽的方式，即同时被一种更高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所代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也是如此，只不过它们属于另一个矛盾统一体，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不同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罢了。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虽然都是贫苦阶级、被剥削阶级，但是因为它们从属于不同的生产方式，所以不能相提并论，应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关系也是如此，虽然它们都是富有阶级、剥削阶级，但是由于它们从属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不同生产方式，不能归为一类或画上等号。它们虽然同属于剥削阶级，但却是两个彼此对立的阶级，因为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在社会生产和历史运动中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资产阶级先进于地主阶级，地主阶级落后于资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这是一个消灭另一个的关系，因此两者不能画上等号，归入同一类别、同一阶级。
看来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差异。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最大的特点是要注意到社会各阶级与它们所从属的经济结构、所代表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关联性和统一性。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最大的特点恰恰就是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的非单一性。从这种社会性质的命名“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就可以看出，其中至少有这样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社会结构：一半是封建主义的，另一半是资本主义的。可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差异，那就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统一的划分、归类和排队。这个难题曾经困扰了许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常常是顾了这一半就顾不了那一半，最后弄出一幅支离破碎的阶级画卷来，不知其中到底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毛泽东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将分别处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中的各阶级做统一处理，对这两个系统中的阶级在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忽略不计。毛泽东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将分别处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中的各阶级做统一处理，对这两个系统中的阶级在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忽略不计。所以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中，毛泽东有这样的说法：“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点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然后毛泽东就拿这个模式去覆盖工农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和城乡两种不同社会结构：“拿农村说：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是半无产阶级，雇农是无产阶级。拿都市说：大银行家、大商业家、大工业家是大资产阶级，钱庄主、中等商人、小工厂主是中产阶级，小商人、手工业主是小资产阶级，店员、小贩、手工业工人是半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是无产阶级。”
因此毛泽东就有这样的做法：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合为同一个“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不仅指民族资产阶级，在原文中还包括农村中的小地主。属于封建农业生产方式的农民阶级依照贫富等级划归另外三大阶级，即自耕农和小商人等同属于“小资产阶级”，贫农和店员等同属于“半无产阶级”，城市产业工人和农村中的贫雇农同属于“无产阶级”。毛泽东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将城市中工商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各阶级，与农村中封建农业生产方式中的各阶级，作出统一的处理，以同一个标准，纳入一个统一的系列：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大类型。在这幅阶级图画中，各大阶级在生产方式和社会性质方面的差异隐而不显，各阶级在财产状况和贫富程度上的差异则得到了充分凸显。
差异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怎么评价。如果像某些西方评论家那样，根据上述差异就判定毛泽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搞教条主义，而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那么我们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鉴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无法应用到中国，因此就不要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不要在中国搞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个选择是，像毛泽东那样，根据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相应变通，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相应的革命策略。要么是毛泽东的做法，要么就不要在中国搞马克思主义。因此只要在中国搞马克思主义，就必须采取毛泽东的做法。毛泽东的做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只要在中国搞马克思主义，就必须采取毛泽东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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