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区分敌、友、我的标准：生活状况和政治态度
把人群划分成不同的阶级，如同对事物进行分类，需要有一定的标准。毛泽东使用的标准是“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对这两个标准间的关系，毛泽东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认为经济地位决定革命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是很重视划分阶级的经济标准的。问题是他所说的经济标准或经济地位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毛泽东所说的“经济地位”与列宁的阶级定义所说的“在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有所不同。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中完全没有涉及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的内容。人们现在从该文中看到的有关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的描述，例如地主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多多少少都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等等，这些表述都是后来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添加上去的，在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中并没有这些内容。
毛泽东所说的经济地位，如果不是指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那么它是指什么呢？确切地说，它是指财产状况和生活水准。财产状况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毛泽东也讲了一些，如土地、工具、资金的占有情况。但是毛泽东讲得更多的是生活资料和生存状态，例如，他说：小资产阶级的右冀“是有余钱剩米的”；中派“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但须起早散晚方能维持生活；其左冀“原来是所谓殷实人家”，“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半自耕农的“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青黄不接时要高利向人借贷，比自耕农“境遇要苦”；一部分贫农“生活苦于半自耕农”，每年劳动自己只得一半，须种杂粮、捞鱼虾、饲猪鸡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另一部分贫农更苦，“送租之外，所得无几”，“债务丛集，如牛负重”；小手工业者“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和失业的恐慌”；店员“以微薄的薪金，供家庭的费用”，常常“叫苦不迭”；小贩“本小利微，吃着不够”；雇农“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等等。
这些描述所讲的都是持有财产的多少，吃穿待遇的好坏，总之是生活状况，即日子好不好过的问题，而不是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毛泽东不拘泥于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而着重从贫富差异和生存状况上来区分不同的阶级，这种做法显然是因为他进行阶级分析的目的，不是对社会各阶级做科学的、客观的、中性的考察，而是为了寻找革命力量，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不拘泥于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而着重从贫富差异和生存状况上来区分不同的阶级，这种做法显然是因为他进行阶级分析的目的，不是对社会各阶级做科学的、客观的、中性的考察，而是为了寻找革命力量，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从寻找革命力量这一目标出发，毛泽东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生活状况可以直接决定人们对于现状是否满意，从而决定人们对于变革现状的革命运动持什么态度。
但是由此也决定了毛泽东笔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带有很强的中国特色：他的“资产阶级”相当于一个“富人”的集合，“无产阶级”相当于一个“穷人”的集合。为什么产业工人、都市苦力、农村雇农、游民阶层都称之为无产阶级？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为什么知识分子无论大小都划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范畴，而不归入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范畴？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状况一般来说都不会太差，较之劳苦大众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坏。
毛泽东就是根据贫富程度和生活境况依次论定五大阶级：最穷的是无产阶级，次穷的是半无产阶级；反之，最富的是大资产阶级，次富的是中产阶级；中间状态，不富也不穷的，就叫小资产阶级。直到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还持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的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从这种观点中极易得出越穷越革命、越富越不革命的结论，构成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一大特色。
在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两项指标中，毛泽东更注重革命态度这一项。文中几乎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阶层都谈到了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如说大地主买办阶级“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中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小资产阶级中的右翼“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态度”，中派对革命“取了中立的态度，不肯贸然参加，但是绝不反对革命”，左翼“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革命的力量”；半无产阶级中的“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店员“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也和贫农一样“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等等。
原文后面附有一张表，作为全部分析工作的总结，却只列出“各阶级的人数”和“对于革命的态度”这两项。这足以说明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所关注的重心是各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力量和动向以及可能起的作用，而不是各阶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决定毛泽东的阶级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政治范畴，而不是经济学、社会学范畴。而这正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主题思想即区分敌、我、友相吻合。敌、我、友是政治概念，因此区分敌、我、友，首先要看政治态度，也就是对待革命的态度：是赞成、反对，还是观望？
强调革命态度在阶级分析中的作用，使得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具有两个明显的优点。其一是对中间阶级两重性的准确把握。例如，毛泽东看到：“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小资产阶级中的三个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中国革命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如“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小资产阶级是可靠的同盟军”，都是就其革命态度而言的。
其二是毛泽东对阶级关系动态性的及时把握。例如，毛泽东看到：“小资产阶级的三个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看到中间阶级的两重性和阶级关系的变动性，是毛泽东根据革命形势变化及时调整革命策略，从而能动地驾驭革命形势的重要保证。
强调生活状况甚于生产关系，革命态度甚于经济地位，使得一些特殊阶层在革命中的地位和历史上的作用悄然发生变化。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游民无产者和知识分子这两个角色。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毛泽东从生存状态和对革命的作用方面来看问题，对这部分人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他们乃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但有破坏性”几个字还是正式出版选集时加上去的。正式出版选集时把“流氓无产阶级”改为“游民无产者”并且单独作为一个自然段。实际上在原文中，“游民无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都市苦力工人”、“农村无产阶级”是放在同一个自然段，作为“无产阶级”的四个实际构成部分来看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在大、中、小三个资产阶级中都标明了相应的知识阶层，分别为“反动派知识阶级”、“高等知识分子”和“小知识阶级”。在“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类别中则没有与之相应的知识阶层。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在中国无论大小都只能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而不能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知识分子只能“姓资”不能“姓无”，这也是由上述阶级分析标准造成的。知识分子的大部分虽然不拥有物质生产资料，但是他们的生活消费资料多少还是有保障的，所以他们可以按生活档次的高低依次归入大、中、小三个资产阶级，而不能像“生活最不安定”的游民无产者那样归入无产阶级，甚至连半无产阶级也不够格。知识分子虽然没有什么物质财产，但是他们却拥有一种精神财富即知识，这就决定了他们的革命态度很难像工人、农民那样坚决果断。据此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毛泽东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总带有一个“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尾巴。直到毛泽东时代结束，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才脱掉“资产阶级”的帽子而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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