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
人心有三大要素：知、情、意。学问知识乃心性修养、自我完善的一大要件。孔子曾提出“学、思、行”为“修德三法”，主张“博学而笃想，切问而近思”，还指出不为学有“愚、荡、贼、狡、乱、狂”六大弊害。
毛泽东对学识的推崇不亚于先师。他认为知识对人心的运动有重大影响：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循新得之知识而动作者半。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就更少不得知识学问。要成事，特别是成人事，就必须拿得定，见得透。“惟明而后可断，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为了探得“天下应以何道而动之”的“外观之识”，毛泽东活到老，学到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甚至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
但是，对于学什么、怎样学，毛泽东却是有一番不同于先哲的看法。他认为人的才学知识不单来自于书本，“才有从学问一方得者，有从阅历一方得者”。“闭门求学，其学无用。”应该“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从这里不难看出毛泽东为什么提出“调查研究”、“实践出真知”、“开门办学”、“以社会为课堂”等主张。
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除了投身于改造社会的实践，另一个重要途径是“游历”。
毛泽东很欣赏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做法。他说：“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常与同学出游。据罗章龙回忆：每次出发前，毛泽东都要和大家讨论游历的目的，首先是求书本以外的知识，到社会大学读书。其次是社会调查，了解农村各种情况。还可以访朋友，发现有志青年。对毛泽东来说，“漫游四宇”是养心益气、丰富才学的重要途径。
青年毛泽东游遍了湖南的名胜古迹，如：远古时代大禹拖过船的禹王碑，南宋词人辛弃疾练过兵的飞虎营，太平天国名将萧朝贵打过仗的妙高峰，岳麓山上杜甫流浪过的崇德寺，祝融峰下韩愈题过诗的南岳庙，还有贾谊祠、屈原故居、王夫之家乡，等等。
1917年，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两个学生旅游全国并到了西康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毛对斯诺说，“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我想我应当先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果然，那年暑假，毛邀约萧子升，不带一个铜板，徒步游学湖南五县。他们跋山涉水，走村串户，结识各色人等，体察风土人情，了解历史掌故，真把社会当做一部大书来读。他们在密印寺与老方丈讨论佛经，在安化县与夏默庵交换诗文，在梅城游览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还到东华山观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
从青年时代的山川游趣，到井冈山时期的“绿林”游击，从万里长征到转战陕北，毛泽东一生离不开一个“游”字。他那双穿着草鞋、布鞋踏遍名山大川的大脚，沉重地敲击着中华民族的自然、历史和文化。他游历的所有地方，最终都成为历史的坐标，构成一条布满弹洞和惊叹号的鲜红鲜红的路线，从韶山那座不太起眼的农舍伸向北京城红墙里的菊香书屋。
广义地说，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还包括了解这些事物的历史。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和浓缩。如果毛泽东对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不是那样的了如指掌，他对当时中国的万事万物就不可能那样的洞明透彻。他漫游四宇，同时也在漫游千秋；他览物睹景，同时也在与古人对话。在他的胸怀中，历史感和空间感是融为一体的。
毛泽东承认知识一方面得自实践，另一方面得自书本。而他所理解的书本知识主要是前人经历的积累。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知识，足以使专门家自叹弗如。他成天生活在书的海洋里，而构成他的书海的主要是线装书。一部《二十四史》他批点得密密麻麻。经、史、子、集，甚至野史、传记、游记、民间传说，他无所不读，无一不通，以史为镜，能见兴衰。毛泽东从历史的大海里吸收智慧养料，用于治国安邦，平定天下。
斯诺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现状的认识和关于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是毛泽东能够战胜所有对手的一张重要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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