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军事运动与民众运动并举
1927年，蒋介石的屠杀政策逼得共产党另起炉灶。毛泽东说：我们不应该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该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1927年，蒋介石的屠杀政策逼得共产党另起炉灶。
重起炉灶，另打旗子，意味着与当局分庭抗礼，意味着谋取政权。毛泽东走到这一步，正如他所说是被“逼上梁山”。
五四时期，毛泽东高呼要打倒一切强权。但他不主张流血革命，而主张用“忠告运动”促使滥用强权者清醒，实行所谓“呼声革命”。因为据他说，若用强权去打倒强权，其结果仍然是强权，毫无意义。
但后来有一件事沉重地教训了他。那是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毛泽东带领一批群众集会游行，喊出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可是没呼几下，荷枪实弹的警察就不让他们再呼下去了。他沉痛地向斯诺回忆这件事：“一些示威者试图在集会上打起红旗，却被警察阻止。示威者提出，依照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权利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但警察不买账。他们回答说他们到这里不是来听宪法课的，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这一件事使我愈加坚信，只有通过群众行动来保障群众的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生气的改革的实现。”
赵恒惕用警棍把毛泽东逼向十月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渐渐认识到，在中国，由于毫无民主可言，人民要想革命，唯一的法子就是拿起枪杆子，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于是他开始唤起民众，做工农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希望以此促成国民革命早日完成。不过，在1927年之前，他还没有想到自己要去亲自抓枪杆子。
1927年，蒋介石把毛泽东一手发动起来的工农革命运动浸泡在血泊中。这一血的教训进一步使毛泽东领悟到“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问题”的真理。他纵观历史，认识到一个铁的事实：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官僚都是靠枪杆子起家的，他们都懂得兵与权的关系，都视兵如命，抓住枪杆子不放。而另外一些不要军队的政党，要么得找个军阀做靠山，要么就根本闹不出什么名堂来。同样，离开了武装斗争，也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在1927年吃了大亏，毛泽东认为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这完全是“书生主观的错误”。现在要汲取教训，“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说干就干。为了“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毛泽东极力反对陈独秀要把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的意见，提出了他那大胆的“上山”主张。
从此以后，毛泽东开始了奇特的军旅生涯，并且一刻也不敢放弃军权。“左”倾路线当权时，逼得毛泽东交出军事指挥权，只让他当个中华苏维埃主席，他马上感到自己“毫无发言权”。从此以后，毛泽东开始了奇特的军旅生涯，并且一刻也不敢放弃军权。“左”倾路线当权时，逼得毛泽东交出军事指挥权，只让他当个中华苏维埃主席，他马上感到自己“毫无发言权”。
发言权也是与军权联系在一起的。1957年，毛泽东批评某些干部的行政命令作风，他毫不隐讳地挑明：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内部矛盾，实际是把一个解放军摆在这边，名为不用武力，实际上如果没有解放军，这个行政命令也就不行了。我们后面有个解放军，还有老百姓，工人农民，是借他们的声势来搞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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