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文·姆贝基的态度反倒是奇怪而含糊。作为曼德拉最亲密的老朋友之一，也是最有可能同曼德拉争论的朋友，戈文被人问到他儿子塔博·姆贝基与曼德拉的总统领导风格有什么不同。“两人的不同嘛，”他迟疑了一下说，“是曼德拉个儿高，塔博个儿矮。”事后看来，他那番表露心迹的话，根本不是评论两人的身材，而是评说两人谁有远见卓识和领导能力。对于当时的评论家来说，那句话听上去简直就是一番趣言妙语，但是跟自己长子关系紧张的戈文，绝不是一个容易作出轻率评论的人。
到退休的时候，纳尔逊·曼德拉将成为南非的国父。他会继续扮演调停南非内部冲突、非洲大陆冲突乃至国际冲突的角色。
——因德雷斯·奈都（非国大议会前议员）
他用里沃尼亚叛国案受审者的语气说：“我认为他是一个极具智慧、不会做任何愚蠢之事的年轻人。”然而，在塔博·姆贝基的第二任期行将结束之时，南非人民和非国大内部普遍对他不满。2007年12月16日，在波罗克瓦尼举行的非国大会议上，他遭到与会者连续的、毁灭性的讥讽和嘲弄，这导致了他后来的失败。在南非历史上，还不曾有高官公开遭到如此羞辱。
于2001年8月去世的老姆贝基在一次长谈中对我坦言，他一点都不了解自己的儿子。他说：“他被迫流亡海外的时候才19岁，而我则被投入了监狱。”的确，也许是塔博流亡海外后不久在联合国发表的慷慨激昂的讲话，使得当时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政府打消了将戈文、曼德拉和其他里沃尼亚叛国案受审者处以死刑的念头。
然而，在1999年6月塔博当选为总统后第一次对议会发表讲话时，戈文高兴得难以自制，戈尔的妻子也就是塔博的母亲伊潘内特坐在他的左侧，身穿一袭黑裙，表情严肃。塔博的妻子扎内勒则身着桃红色套装，独自坐在座位上，旁边的几个座位空空如也。
塔博在讲话之前和讲话期间翻阅讲稿的时候，曾几次抬起头来看自己的父母，他的样子几乎就像一个不自信的学童看自己的父母一样。戈文激动得几乎要跳了起来，伊潘内特和扎内勒则淡定得多。塔博讲话的时候偶尔看他们一眼，伊潘内特依旧是神秘莫测的样子，而戈文则又是鼓掌，又是激动地挥手。这一短暂插曲清楚地表明，塔博当年就是为当总统而被培养的，也说明了他从母亲身上学到的冷静。父亲身陷囹圄之后，母亲一人在家将他抚养大。
跟姆贝基关系最亲近的家庭成员的这种冷漠不言自明，作为总统的姆贝基如同孤家寡人一样而遭到他领导下的人民的轻蔑，而且显然无法被人同情。但是在许多其他方面，姆贝基又很幸运，他的家庭属于知识精英阶层，而他本人是在迈克尔·穆恩丹尼的家中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他获得了无尽的关爱和成长的机会。作为年轻人，姆贝基的外交才能也使他很快就在流亡的非国大组织内获得了很高的地位。
尽管姆贝基缺乏坦博那样的冷静和智慧，也没有曼德拉那样的慈祥和喜相，他还是利用公布南非宪法的仪式表露了自己坚毅外表背后的激情。1996年5月8日，在开普敦议会的小型立宪会议闷热的会议室内，他的一番讲话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我是一个非洲人。
我的生命属于我们祖国大地上的山川河流、花草树木、荒原大漠、湖泊海洋，属于千变万化的春夏秋冬。
霜重雪寒冻我身，风和日丽暖我心。我的一切属于科伊人，属于桑人（科伊人和桑人是南非历史最悠久的土著人。——译者注），他们灵魂孤寂，游荡在开普省美丽的广袤大地上——他们成为我们家园所经历过的最残酷的种族大屠杀的受害者；他们在捍卫自由的斗争中最先牺牲了生命……
我是由那些从欧洲到我们的祖国寻找新家园的移民造就的。无论他们有过什么行为，他们依旧是我的一部分……这一切我都知道，而且知道这一切都是事实，因为我是一个非洲人！
接着，姆贝基讲话的声音随着内容抑扬顿挫起来，他说：
我们是一个决不允许对屠杀、酷刑、囚禁、流放或迫害的恐惧导致非正义存在的民族……
我们庆祝通过的新宪法作出明确的声明，我们拒绝接受按照种族、肤色、性别或历史渊源来定义南非人的做法。南非属于所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不分黑人、白人……新宪法谋求建立一种人人免于恐惧的环境。
我们的国家为我们民族的多样性而高兴，她为我们所有自愿将我们看成一个民族的人创造空间……无论我们现在遇到了什么挫折，都不能阻挡我们！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非洲终将实现和平！无论这让怀疑论者听上去多么不可能，非洲必将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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