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拉欣·伊斯梅尔·易卜拉欣当时与罗尼·卡斯利尔斯、比利·纳伊尔和库尔尼克·恩德洛夫一起，同是纳塔尔省最高统帅部的成员（布鲁诺·莫托罗，即里沃尼亚叛国案中做了叛徒的“某人”，也是其中一名成员）。易卜拉欣回忆道：“……早期的训练是非常简陋的，我们仅有一些偷来的炸药。既没有左轮手枪，也没有107式突击步枪，更不要说怎样使用这些武器了。”第一次偷炸药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些跟炸药放在一起的小东西，就将之抛弃了，后来才知道那是炸药的雷管。
1986年是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成立25周年，那是一段南非当局拘禁和镇压行动十分剧烈的时间。“民族之矛”的总司令奥利弗·坦博说：
当时我们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战斗，而是该怎样继续战斗。非国大的领导层一直主张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我们减少了军事行动，因为军事斗争有可能会使不同种族进一步分裂。但是长达50年的非暴力斗争（“民族之矛”成立之前）只是给南非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镇压刑法以及越来越少的权利。
“民族之矛”基本上是一支乌合之众式的杂牌军，既不懂20世纪80年代政府当局的战略——当时南非当局日益加强了凶悍军警的拷打和镇压；也不知道那些上级所怀疑的在自己阵营内充当间谍的人是谁。
1976年索维托发生的反对将南非白人讲的荷兰语规定为教学用语的起义，很大程度上是黑人觉醒运动激发起来的。这场起义改变了处于弱势的游击队式的“民族之矛”。南非警察悍然朝游行示威的学生开枪，打死了年仅10岁的赫克特·彼得森及很多其他学生。这之后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离开了南非。一场暴风雨般的浪潮席卷全南非，黑人纷纷起来议论革命，议论结束白人的统治。
“民族之矛”的杂志《黎明》纪念“民族之矛”成立25周年时的专刊指出：
几乎一夜之间，索维托的青年一代使得我们打破了敌人寻求将我们与群众分开的壁垒。成千上万的青年越过边境接受训练，准备参加非国大和泛非大会。泛非大会反对白人参加解放斗争，而“民族之矛”的心理准备则充分一些。这些年轻人积极性很高，态度鲜明，而且对现实不满，他们将改变其所遇到的所有人的生活——包括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加入了一个尚没有为大批年轻人加入进来做好准备的组织。
到非国大于1985年在卢萨卡（Lusaka，赞比亚首都。——译者注）举行全国协商会议的时候（与上次在南非合法举行协商会议已经相隔26年），很显然，非国大依然把武装斗争看作主要的抵抗手段：“……我们的武装部队应该立足于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保护和支持，并且与此同时，吸引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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