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传》

 

【基本信息】

作者：[美]查伦·史密斯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1月

【曼德拉简介】

曼德拉（1918年-2013年），是世界上最受尊重的政治家之一，他带领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走向多种族的民主制度。1993年，曼德拉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94年5月10日曼德拉成为南非首位黑人总统，达到他传奇人生的高潮。

曼德拉曾被当局囚禁达27年之久，这没有摧垮他，反而使他变得更坚强。他出狱后展示的自嘲式的幽默、活力以及对别人的宽恕不仅使他成为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也成为修复南非这一曾经分裂之国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内容简介】

一个政治家的救世良方不在于其所言，而在于为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所做的事情。本已是一名成功律师的曼德拉，牺牲了事业，牺牲了家庭和自由，深陷囹圄二十七年，为的就是追求一个不同凡响的理想：为一个有显著裂痕的国家创造一个没有种族歧视和没有性别歧视的未来。   

曼德拉决心要解放的不仅仅是南非黑人，而是所有的南非人。他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敢于有超乎寻常之举，经受得住朋友的批评，向敌人伸出和解之手，以及尊敬那些卑微之人。

本书生动描述了曼德拉作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光辉一生，给我们讲述了他在追求平等、正义和自由的历程中，如何修复了一个分裂国家的受伤之心。

【作者简介】

查伦·史密斯（Charlene Smith），出生于南非，曾是《洛杉矶时报》等众多知名报纸的驻南非记者，20世纪80年代开始积极从事反对南非当局种族隔离政策的斗争。她是曼德拉结束27年牢狱生涯后第一位受邀采访曼德拉本人的记者，两人从此开始有了充满尊重和敬意的友谊。该书也是曼德拉亲自授权的传记，曼德拉携他的几名重要家庭成员一起莅临了该书的首发式。

【政要评论】

曼德拉先生是享誉世界的政治家，在漫长的岁月里，领导南非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反种族隔离斗争的胜利，为新南非的诞生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为中南关系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 2013年12月6日

我对曼德拉的离世感到深切的悲伤，曼德拉是正义的巨人，切切实实地鼓舞着我们每一个人。

——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 2013年12月6日

我们的国家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儿子，我们的人民失去了父亲。

南非的民众们，是纳尔逊·曼德拉将我们紧紧团结在了一起，我们将祝福他安息。

——南非总统 祖马 2013年12月6日

他不再只属于我们，而是属于一个时代。

——美国总统 奥巴马 2013年12月6日

曼德拉的离世让世界失去了一盏明灯，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

——英国首相 卡梅伦 2013年12月6日

曼德拉去世让南非失去了道德中心。

——纽约时报 2013年12月6日

【编辑推荐】

本书为最新版曼德拉授权传记，不仅回顾了曼德拉27年的铁窗生涯，更是续写了曼德拉卸任总统职务之后直至2012年期间，其作为“南非国父”及“精神领袖”的精彩生活。

曼德拉不仅是解放了南非黑人，而且解放了所有的南非人。本书全面展示了为全世界人民所景仰的“曼德拉精神”，不仅讲述了其深陷囹圄27年中，为了自由和正义而表现出的志坚如钢，还展示了其在敌人和政治对手面前表现出的宽容和和解，一种希望所有人，包括白人和黑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得以释放和自由的大爱。

该书作者查伦·史密斯曾是南非著名记者，也是积极反对南非当局种族隔离政策的人权斗士。她是曼德拉出狱之后首先邀请并接受其采访的记者，也是曼德拉最为看重的朋友。

本书图文并茂，首次展示了几十幅珍贵的曼德拉生平照片。

【目录】

序

早年岁月

爱，永不止息

铁窗生涯的影响

通向权力之路

打造谈判之桌

价值观的冲突

变革

善意终于胜利了

彩虹之国失去了无价之宝

谢谢你，父亲

曼德拉年表

【章节选读】

序

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

1988年7月，即离纳尔逊·曼德拉获得自由走出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还有两年的时候，作为反种族隔离运动组织主席的大主教特雷弗·哈德尔斯顿提出建议：社会各界应该为狱中曼德拉70岁寿辰举行庆生会。当时，成千上万的青年对此热烈响应，准备办一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庆生会。来自英国各地的男女老少纷纷行动，聚集到了伦敦海德公园，汇成了各种肤色的人的海洋。参加庆生会的足有2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

我放眼望去，内心为之震撼。因为，曼德拉于1963年被判终身监禁、开始铁窗生涯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大都尚未出生，既没有见过曼德拉，也没有听过他讲话，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听别人讲起过他。问题还在于，由于囚徒的照片属于违禁品，他们并不认识曼德拉，不知道曼德拉长什么样。然而他们汇集于此，向一位囚徒，是的，向一位有着高尚道德的囚徒致敬。而时任英国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却对曼德拉极为不敬，诬称曼德拉是恐怖分子。

曼德拉对自己一无所言、一无所为，却让人们为之感动，这是何等非常的现象啊！曾有人忧心忡忡，担心那些参加集会的年轻人有可能会大失所望，也曾担心他们会发现自己心中的偶像居然是个泥足巨人。也许, 曼德拉最好待在监狱，远离公众视线，因为距离的确能够产生美。在狱中，他起到的作用堪称卓越，因为他能够密切关注南非人民的斗争。如果这一事业能够获得人们更广泛支持的话，这种关注的人格化对事业非常重要。这是因为，颇为冷漠的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将很难再对他视而不见。曼德拉一旦走出监狱，其影响力就会大大减弱，这是因为他是那么富有人性、那么脆弱，非常有可能令那些人失望，正是他们将近乎神圣、近乎完美的曼德拉奉为偶像而崇拜。

是的，1990年2月11日那天，当曼德拉与夫人温妮携手并肩走出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大门的时候，我们都兴奋到了极点。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但是我们又颇为惴惴不安——曼德拉会无愧于人们对他的崇拜和期望吗？我们的兴奋之情会不会一下子跌入谷底呢？虽然全世界都跟我们一道迎接这位世界上最知名的囚徒，但是人心无常，人们对曼德拉的关注会持续多久呢? “曼德拉现象”会是昙花一现吗？人们的兴奋点会不会很快就转移呢？

曼德拉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象, 因为媒体关注的热情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又增加了。曼德拉依旧令人称奇，而不是令人大失所望。由于多年以来当局的镇压活动和卑鄙的离间，南非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在大多数问题上看法不一，但在一个问题上却众口一词：这个所谓的前恐怖分子曼德拉，常常遭到诽谤诬蔑和极端仇视的曼德拉，今天则成为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曼德拉受到几乎所有南非人的爱戴，甚至包括那些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领导的政府进行最恶毒攻击的批评家们。他是南非最受欢迎的政治领导人，几乎没有人对他有过非议。1995年橄榄球世界杯决赛那天，曼德拉身穿南非球队队服，外面还套了一件弗朗索瓦·皮奥纳尔的6号背心球衣来看球。当他出现在艾里斯运动场的草地上时，几乎全是南非白人的数万名观众突然暴发出雷鸣般的向他致敬的欢呼声：“纳尔逊！纳尔逊！纳尔逊！”有谁会轻易忘记这一幕场景呢？曼德拉有把事情做正确的诀窍。这在有些政治领导人那里只会显得做作或粗俗，而在曼德拉身上，这一诀窍却被证明是一种引起人民大众共鸣的方式。曼德拉在任时，邀请了南非所有政党前领导人的遗孀出席茶话会，他的魅力令她们个个折服。曼德拉身穿球衣以表示对南非橄榄球运动的支持，他到南非排斥黑人的大本营奥拉尼亚去造访维尔沃尔德博士的遗孀，这类非常举动使他赢了许许多多南非白人的拥戴。他后来还同当年在里沃尼亚审判中审过自己的波西·尤塔共进晚餐，后者正是当年许多人的批评对象，因为他违反惯例力主判处曼德拉死刑。曼德拉大海般的宽阔胸怀日月昭昭，令人钦佩。曼德拉还曾表示，如若能让博塔先生保全面子的话，他愿意陪伴被传唤的博塔出席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听证会。

曼德拉集真诚、谦逊、庄严、责任于一身。他用心良苦地一再表示自己不是什么圣人，而仅是非国大的一名普通成员，一个奉行协商一致原则的人。当年他不惧传讯接受庭审，就缘于他有高度的法律意识，而且在庭上一站就是两天而不肯坐下，借以表示对法律的尊重。但他也会慢待骄横无理之人，即使如此也仅是为了工作，而非本性使然。毋庸置疑，曼德拉是我们南非最伟大的天赐和最宝贵的财富。上帝在我们这一历史阶段把他赐给我们，真是我们的万幸。是曼德拉将处于四分五裂的南非重新弥合。上帝真是够幽默的，曼德拉在旧政权时代被一些傲慢的家伙盛气凌人地摒弃，还将他看成是天下第一号恐怖分子，而现在那些人却纷纷正式或非正式地造访南非，其意图无非是寻机同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政治家合影留念。有些人也许企望大地开裂，以便让我们的领导人跌入其间而消失——但我们却昂然而立，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极为优秀的人做我们的总统。

有一位欧洲国家的首相曾极力要我劝说曼德拉在退休之前去访问他的国家。我知道许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同样认为，如果曼德拉退休之前出访能够成行，将是他们莫大的荣幸。我所认识的国家元首中还没有谁像曼德拉一样应邀出席过这么多的地区峰会，或像他那样去向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诸国的国家元首当面做告别访问。

曼德拉留给了我们最宝贵的遗产，那就是通过努力奋斗，使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五彩缤纷如彩虹的南非人民——团结在一起。因此，我们对曼德拉怀有无比感激之情。他给我们打下了良好、坚实的基础。我们全体人民应该努力奋斗，确保建立一个能战胜命运的社会。那将是一座独一无二、恰如其分的曼德拉纪念碑。  

 早年岁月

我们还没有自由，我们才刚刚获得了去争取自由的自由，获得了不再遭受压迫的权利。我们还没有迈出我们征程上的最后一步，而是刚刚迈出漫长的、困难重重的征程中的第一步。因为，获得自由不仅仅是为挣断身上的枷锁，更是为尊敬和促进他人的自由而活着。

——纳尔逊·曼德拉

《漫漫自由路》，1994年

“往昔一直跟我们在一起，而非远离我们而去。哺育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每一天都在我们的话语中。”非洲哲学家姆丁贝这样写道。所以，要想了解曼德拉，最适宜的做法是，不仅了解他的早年岁月，而且要了解他生活的社会所面临的重重挑战。

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1918年7月18日出生于南非东开普省特兰斯凯的姆维佐村，特兰斯凯是南非最美丽但也是最闭塞的地区之一。他有着滕布王朝的血统，由叔父乔津塔巴养大。即使是在今天，他长大的地方——滕布大庄园看上去依旧很普通：陡峭的群山环抱下的几栋普通房舍和一栋新式楼房而已。冬天的时候，山岭如同火炬，生动炽热；夏天的时候，山谷苍翠繁茂。道路两旁粉红色和紫色的大波斯菊竞相开放。滕布大庄园要比曼德拉被囚27年出狱之后在附近的库努所建造的房子普通得多。库努附近的房子是一座复制品，复制了他在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度过最后牢狱生活的牢房。

几十年前的曼德拉年轻气盛，是个有天分的拳击手和律师。20世纪40年代初，在非国大青年联盟里声名鹊起的他，在反对南非白人政权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冲在最前面。20年之后，他成了为自己所组建和领导的非国大武装组织“民族之矛”制造有巨大威力炸弹的人之一。

作为受人钦佩的领导人，曼德拉仅仅是许许多多优秀的黑人之一。他们在那时候挺身而出，毅然开始为挣断身上的枷锁而英勇斗争。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甚至包括60年代，还没有什么迹象可以表明曼德拉会成为像今天这样的巨人。的确，曼德拉是五六十年代的传奇人物，但是正如任何一位经历过抵抗斗争的南非人可以告诉你的那样，当时有许多人因具有领导才华、勇敢品质或富有同情心而闻名天下。他们当中有的死于种族隔离政权之手；有的被历史进程湮没，变得默默无闻；甚至有的人孤独地死于贫困。

一位年轻实习教师目睹了1951年在约翰内斯堡进行的一场辩论赛。辩论赛在简·霍夫迈尔社工作学校和班图自然大学之间进行，由曼德拉做评判。这位实习生后来评论道：“曼德拉当时确实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只不过评判公正，评语精准、认真而已，说话尽量留有余地。”十年以后，这位名叫德斯蒙德·图图的教师成了一名基督教圣公会的牧师，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成为南非最受人爱戴的人之一。1984年，图图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另外有三位南非人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其中两位曾是非国大的领导人，非国大主席艾伯特·卢图利在1961年荣获此奖，曼德拉和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共同分享了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民族之矛”的一位早期成员回忆道，当曼德拉1961年访问伦敦时，“曾在一个很深的地下室给我们开会。他简要地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国内的形势。曼德拉充满信心，而我们却怀疑他的话是否真实可靠。我们对此争论不休”。

前非国大成员本·图洛克，20世纪40年代起就积极从事黑人民权的斗争，也曾在海外流亡多年，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

从20世纪80年代起，曼德拉就成为一种象征，但并不是因为他有卓越的领导才能。这场运动使他应运而生。这场运动决定了“有这么一个人，让我们聚集在他的周围”。当时我们同他没有什么联系。长期以来是非国大主席奥利弗·坦博跟我们联系。这场运动决定了它需要一个象征。曼德拉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理想的解放斗争的英雄。这决定了：把他置于斗争的焦点，在全世界展开一场运动，争取他获得释放。当曼德拉证明自己是世界历史上最卓越的人之一的时候，一个民族的祈祷最终得到的不仅仅是响应。南非祖鲁语的乌班图之概念（因为别人，一个人才是一个人）充分地体现在一位称职政治家的领导才能方面，而且体现在了曼德拉巨大的仁慈之心方面。他的事迹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迹；如若不是这些卑微的人以非凡的勇气冒着生命危险去斗争，并且不顾无数的禁令和迫害而坚持为自由和正义而斗争，就不会涌现这样的领袖来领导斗争的事业。

20世纪中能像曼德拉那样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领导人寥寥无几，或许也包括印度的圣雄甘地。曼德拉和甘地正是通过树立起仁慈的榜样和付出努力使被偏执和恐惧撕裂的民族和解而与凶恶的敌人联合了起来。曼德拉和甘地都将和解与谈判看作弥合民族裂痕的途径，但两人谁也没有打算屈服。甘地写道，satya（爱）和agraha（坚定）“……产生并作为一种力量的代名词……satyagraha（非暴力不合作主义）不是消极抵抗”。

甘地坚持认为，“在压迫者面前下跪是一种怯懦”。这些思想对曼德拉和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非国大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然而，将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用于反对一个会屈服于国内压力和国际压力（像英国那样）的政府或许是行之有效的，但对实行残酷种族隔离政策的当权者就不起作用，所以曼德拉和他的同道者们于1961年开始转向武装斗争。

因二战战败而被摧毁的德国依靠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来进行重建，而曼德拉以自己的谦卑和慈悲给南非树立了典范。幸好没有外来干涉决定其未来的南非，必须自己铸造自己的未来。其成败将完全取决于它的领导人能否成功，取决于它的公民有无齐心协力地建设国家的决心。曼德拉的遗产是将一种民族意识赋予了一个被人刻意深深分裂的国家。当他作为首位黑人总统开始领导南非的时候，南非1961年成为一个共和国（1910年5月31日，《南非联邦宪法》正式生效，开普、纳塔尔、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四个殖民地合并为“南非联邦”，并成为英国的一个自治领。1960年，南非退出英联邦。1961年5月21日，南非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南非共和国宪法》，仍然维持白人种族主义的统治。1961年5月31日，南非共和国正式成立。——译者注）的时候的座右铭——团结就是力量——此时才终于体现出来。

尽管曼德拉的伟大之处是他的包容性，但是他表现其仁慈的细微方式却使迷失道德方向的世界深受触动。自实行民主以来在历届政府供职、在曼德拉政府里担任国土管理和农业部部长的德里克·哈尼昆说：

曼德拉在私下里并不总是那么谦卑，但在公众场合他待人接物的方式非常独特，让人别有感受。我手下有一个职员想要见见他。她同曼德拉握手的时候，告诉他她有一个表亲是个体育名人。曼德拉对她说：“那我就不再洗手了，同您握手我荣幸之至。”这样的回答对她意义非凡。

还有一例。当年美国驻南非大使詹姆斯·约瑟夫抵达南非但尚未正式递交国书的时候，偕妻子出席一个社交活动。他们想和同样出席这个活动的曼德拉合个影，但又不愿太过唐突。曼德拉用余光注意到了这一点，便走到他们跟前。“曼德拉伸出手来说，‘如承蒙二位允许我同你们合个影，我将不胜荣幸’。”约瑟夫对此记忆犹新。

德国前驻南非大使乌维·凯斯特纳博士回忆起曼德拉1996年5月对德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曼德拉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了讲话。讲话结束之后，议员们起立给予了长时间的鼓掌。曼德拉此时并没有走回自己的座位，而是径直走到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因遇刺受伤而坐在轮椅上的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博士面前，向他问候并同他拥抱。这种姿态完全不是一般的外交礼节。

曼德拉最伟大的标志之一，就是他非常善解人意。

侮辱一个民族中任何一个无辜的人就等于是侮辱整个民族。因此，草率鲁莽、急躁不安、生气发怒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如果我们冷静下来想出并适时采取抵抗措施，组成联合阵线并且忍受因抵抗带来的困难的话，上帝是会来帮助我们的。

——莫罕达斯·甘地

《南非的不合作主义》，1928年

南非宪法指出，南非为多样化的统一体。但是，在一点上许多南非人是非常一致的：他们都爱戴曼德拉。本书所讲的故事是一个国家追求自由的故事和曼德拉追求自由的故事。曼德拉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因为他人而独特的人，一个最伟大的南非人。

镇压与反抗

在布隆方丹建立了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即后来的非国大）组织的那些人，都是有着深刻思想的人。有许多人本身就是小农场主和商人，他们有着挫败感，感到自己的劳动所得不像白人那么多。

他们在报馆、商店的桌前坐下来，议论非洲黑人的困境，讨论诸如托马斯·杰斐逊、笛卡儿、卢梭那样的伟大革命家和民主先驱们该怎样对待这一困境。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年），美国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第三任美国总统，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776年，作为一个包括约翰·亚当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内的起草委员会的成员，起草了美国著名的《独立宣言》。此后，他先后担任了美国第一任国务卿、第二任副总统和第三任总统。他在任期间保护农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州，使美国领土近乎增加了一倍。他被普遍视为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总统之一，同华盛顿、林肯和罗斯福齐名。本书中加暗底的几个人物的简介为译者所加，资料来源于百度百科。——译者注

勒内·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的图赖讷（现笛卡儿，因笛卡儿得名），1650年2月11日逝世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是世界著名的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是近代唯物论的开拓者且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黑格尔称他为“现代哲学之父”。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开拓了所谓“欧陆理性主义”哲学。堪称17世纪欧洲哲学界和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巨匠之一，被誉为“近代科学的始祖”。

卢梭（1712-1778年），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著作有《忏悔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新爱洛伊丝》、《植物学通信》等。

曼德拉的朋友、同志之一的戈文·姆贝基曾经写道，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他们是怎样蜗居在翠绿的山谷里，坐在卷成卷儿的大衣上，用毯子裹住肩膀，轮流抽上几口装了有刺鼻味道烟叶的烟斗，思考着19世纪长达100年的反占领斗争该怎样进入新的世纪。

他们坐在冰冷的水泥抹成的床上，铁皮火盆里的火光照亮了冰冷的流动工人的宿舍，谈论着他们被迫离开的土地及他们做苦力的煤矿；他们思考着什么才是黑人重新夺回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最佳途径，怎样才能获得尊严以及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所以，南非联邦建立两年之后的1912年，他们分别乘火车、骑自行车、坐牛车，乃至步行来到布隆方丹组建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而一年之后南非政府开启了用激烈手段剥夺非洲黑人土地权的进程。白人殖民主义者对黑人拥有土地权非常不高兴，先是通过战争，后又通过有关驱逐黑人的法律，将黑人驱赶至越来越小的农村地区，并且以立法的形式迫使他们来到日益膨胀的城市地区以及煤矿找工作。

这些问题令非国大的知识分子们深感不安，他们试图同政府和反对党进行对话并同时想获得组织起来的工人们的支持。然而，象征社会主义的红旗开始在罢工集会上飘扬，1922年的煤矿工人罢工发生之后，南非国民党政府总理詹姆士·巴里·姆尼克·赫佐格进行干预以有利于白人工人。其分而治之的政策此后成了国民党政策的基石。生机勃勃的多种族工会运动开始瓦解，黑人的工会运动开始崛起。在连续几届政府镇压黑人工会并且给予未加入工会的白人工人特权的时候，白人工人拒绝帮助组织起来的劳工。这些特权包括将某些工种专门留给白人，也包括对黑人工人进行限制。

后来与曼德拉同陷牢狱的戈文·姆贝基曾经写道：“1936-1946年的十年，标志着我们的解放斗争由消极对抗而进入一个新阶段。全非大会组织（AAC）在此之前已经建立，目的是将开普敦各行各业的全体南非黑人组织起来，同剥夺黑人公民选举权的不合理制度作斗争。但是随着1936年《黑人代表权法案》的通过，全非大会没有了奋斗目标。”该法案将开普敦的黑人选民放在不同的选民区里，而开普敦是过去80年中唯一允许黑人投票的地方。

曼德拉拍案而起。这种愤怒是他在安东·列姆贝德领导下组建非国大青年联盟的动机之一。曼德拉和他的朋友奥利弗·坦博、沃尔特·西苏鲁迅速成长为高级干部。当时他们已经注意到政府当局与黑人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新的模式，这种模式后来深深植入南非的政治生活中：镇压-反抗-再严厉镇压-再激烈反抗。而且在过去几年中，越来越多的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人被迫转入地下进行武装斗争。

我已经将我的一生献给了南非人民的斗争。我反对白人统治，也反对黑人统治。我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所有人都能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有着平等机会的民主自由社会。我希望我能为这个理想而生，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如果有必要，我愿意为实现这个理想而牺牲生命。

——纳尔逊·曼德拉

《法庭上的辩词》，1963年

M计划

1950年，一连串一年一度的事件相继发生。6月26日前后，非国大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宣布，为纪念1949年在当时的纳塔尔省发生的黑人与印度人之间的冲突事件而举行全国抗议和哀悼日。受到圣雄甘地主张的非暴力抗议活动的影响，非国大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于1952年6月26日开展了“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有8400人因参加抗议种族隔离法的活动而被投入监狱。曼德拉担任自愿抗议活动总指挥，来自印度人大会党的聿苏弗·卡查利亚担任副总指挥。

曼德拉和坦博仅几个月后就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的业务。德兰士瓦律师协会随即就试图将在约翰内斯堡地方法庭附近的法官大厦二楼窗子上的“曼德拉和坦博律师事务所”的字样给拆除掉。因为曼德拉在南非非国大“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该协会请求最高法院将曼德拉的名字从律师花名册上删除。但他们未能得逞。

曼德拉认识到有必要保密，就设计了动员行动计划。该计划为：非国大各支部分为以一条街为基础的多个小组，每七个小组组成一个区，每四个区又组成一个行政区。这后来成为非国大政治活动家和“民族之矛”地下基层组织的基础。M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成功实施（尽管当时不叫这个名字），使得街区委员会和社区委员会在各个城镇的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大量涌现。戈文·姆贝基后来回忆道：“南非当局通过其镇压黑人的法律，不断地迫使我们深深地转入地下，磨炼我们的动员能力和我们的作战行动，这反而使我们越来越强大。”

M计划对于后来形势的发展至关重要。Z·K·马修斯教授，非国大最受人尊敬的领导人之一，深受《大西洋宪章》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影响，提出制定一个《自由宪章》。那一年非国大全国代表大会呼吁组建人民代表大会。1955年6月26日，在位于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克里普敦村举行的会议上，他们起草了《自由宪章》，这是赋予地位最低下群体平等权利和共享产生于自然资源的国家财富的基本原则的宣言，它后来成为非国大沿用几乎40年的重要组织和政策宣言。

叛国案审判始于1956年，时间长达4年。156名受审判者中有奥利弗·坦博、纳尔逊·曼德拉、沃尔特·西苏鲁、本·图洛克（曾撰写了《自由宪章》中涉及的经济条款）以及海伦·约瑟夫。在审判期间，政府企图证明《自由宪章》是一份宣传共产主义的文件。接近1961年3月底的时候，曼德拉出席了在彼得马里茨堡举行的“全体南非人”会议，并呼吁在成为共和国之前召开全国大会。当时的南非正处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建立共和的进程中。

曼德拉与非国大组织了1961年5月29日至31日的大罢工。有1万多人拒绝上班，其中大部分是黑人。但是由于大规模的军警镇压，大罢工的浪潮在第二天就开始减弱了。曼德拉写了一份长达13页的总结报告，其中有5页的篇幅专门斥责媒体的软弱，指责它们未能为大罢工制造舆论。后来，媒体发表文章说，罢工已经失败。

通过其地下领导机构于1961年6月26日发表的文件《自由、正义与尊严》，非国大认为：“大规模的不与政府合作的运动将会立即在全国各地展开……我们计划让政府瘫痪，它们休想期待被剥夺了投票权的人会继续给一个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政府纳税……”

1962年1月，曼德拉出境考察了北非、东非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在此期间，他会见了主要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在阿尔及利亚接受了军事训练，短暂会见了逃离南非、在境外建立武装组织的“民族之矛”成员。

1962年，曼德拉离开南非访问了几个非洲国家，还在伦敦会见了政治领袖。

曼德拉回到南非不久即遭到逮捕，罪名是非法离境和煽动工人罢工。曼德拉出庭受审时，肩膀上横披一件兽皮，他的妻子温妮身穿一件科萨人的传统衣裙。曼德拉显示出了作为黑人酋长的气概。这显然是一种战略考虑的行为，在将泛非主义信息传给非常复杂的种族主义者的同时，如此穿着是向传统的非洲人表明，曼德拉是在为他们代言。

曼德拉在后来的声明中谈到了非国大对他的重要性。他说：

非国大的政策迎合了我内心深处的信念。它寻求全体黑人的团结，消除非洲黑人不同部落之间的分歧。它寻求非洲黑人在他们自己出生的土地上获得政治权利……我一向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非洲人爱国者。今天，我被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理想吸引。

或许，这番话由于过于惹人注目而招来了无甚意义的指控，但是曼德拉的话是针对历史而言的。

1963年7月11日，历史叩开了位于约翰内斯堡以北里沃尼亚市的里列斯利夫农场的大门。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非国大的领导机构利用该农场作为安全的藏身处。（他们也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科霍尔瓦德大厦，此处原为甘地建立而用作召开地下会议。许多非国大包括艾哈迈德·凯瑟拉达在内的官员曾在此居住过。然而，警方从未发现过有重要会议在这儿举行。）“民族之矛”总司令部的所有成员都是在里列斯利夫农场的藏身处遭到逮捕的，只有威尔顿·姆克瓦伊除外，他是稍晚才被拘捕的。

几个月之后，在罗本岛监狱度过了三年刑期的曼德拉，被转移至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与自己的战友到了一起。他在里沃尼亚叛国案中受审，罪名有156项，该案的正式名称为“国家诉非国大最高司令部及其他人案”。

政府的目的是要判处被告死刑，但未能得逞。主审法官将他们判处终身监禁。后被称为里沃尼亚受审者的他们，一人除外，均被送至罗本岛监狱服刑（因为丹尼斯·戈德伯格是白人，留在比勒陀利亚中心监狱服刑）。

“民族之矛”

“民族之矛”宣而言之：

“民族之矛”将站在保卫人民的前线。它将是人民群众反对政府及其种族压迫政策的武装组织。它将是人民群众为自由而战、为权利而战、为最终的解放而战的打击力量。

1961年，在持续三天的5月底大罢工之后，曼德拉写道：

在与一个其野蛮行径给非洲人带来诸多苦难的政府打交道时，继续宣传使用和平手段和非暴力主义，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吗？

戈文·姆贝基写道：

在“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期间的一次农民会议上，一位老人为农民典型的朴实逻辑进行辩解说，非洲黑人之所以在剥夺战争中失败就是因为农民使用的武器不敌布尔人的武器。他认为，除非纠正这一不平衡，否则“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就没有任何意义。对在这样一场运动中使用非暴力的任何讨论只能令布尔人（布尔人，即南非荷裔白人。——译者注）高兴。说完，他拿起坐在屁股底下的旧军服，抖掉上面的草屑，拂袖而去。

非国大花了七年时间才做出了要不要拿起武器的决定。前运输部部长马克·马哈拉吉回忆说：

早在1953年，他（曼德拉）与他的战友沃尔特·西苏鲁就开始探索进行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在一次公开会议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被召到全国执委会上做出解释说明。他接受了战友和领导的批评。他从不把这次批评看作对自己的不敬。这有助于磨砺他审时度势的本能，以及懂得怎样才能努力奋斗，更好地改造非国大，使其履行职责。

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一个引起非国大内部激烈争论的决定，但它又是一个得到普遍赞同的决定。法国二战期间抵抗传单作者阿尔伯特·卡努斯在其《1943年致一位德国朋友的信》中，描写了做出同样决定的困难性。他说，法国抵抗力量在做出拿起武器的决定时表现出的踌躇意味着：

我们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付出的是：羞辱和沉默，痛苦的经历，在监狱服刑，黎明时被处死，抛弃和隔离，每天的饥饿，有待解放的孩子们，尤其是对我们作为人类的尊严的羞辱。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去弄明白我们是否有权去杀死他们……它使我们懂得了，在刀剑面前精神完全没有用。但是比之只用刀剑，精神与刀剑相结合才能使我们赢得胜利……

这些话本应被一位非国大的成员写下来，不仅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而且直到1994年民主选举之日。

我们有怨言并非因为与别国人民相比我们穷，而是因为与我国白人相比我们穷，而且因为法律禁止我们改变这种不平等。

——纳尔逊·曼德拉

在被告席上发表的声明，1962年

南非国民党政府在赢得1948大选后的头两年内迅速塞入法律汇编的法律及对付不同声音所采取的严厉措施加剧了非国大是否进行武装斗争的争论。这些法律使得种族问题成为南非人能够爱谁，能够在哪儿居住、在哪儿上学、在哪儿做工的决定性因素。羞辱成为黑人们每日的精神负担，而机会则为白人所独有。这些法律包括：《禁止异族通婚法》（1950年）、《不道德修正案》（1950年）、《人口登记法》（1950年）、《抑制共产主义法》（1950年）、《族群住区法》（1950年）、《土著人证件废除和证件分类法》（1952年）、《设施隔离法》（1953年）和《班图人教育法》（1953年）。（据不完全统计，南非国民党上台后共通过了包括上诉法律在内的350余项种族隔离主义法律，残酷剥夺了黑人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译者注）这些法律， 也包括一些其他法律，禁止黑人在白人区域上大学，也强迫占总人口80%的黑人只能居住在13%而且是最不宜耕种的土地上。

在“民族之矛”组织的早期阶段，担任领导人的曼德拉根本不懂战争，不懂武器，不懂军事战略。已故的乔·斯洛沃曾是约翰内斯堡的一名律师，后来担任了“民族之矛”的参谋长。他曾回忆道，1960年至1961年最初那段岁月，他们那么多人中连一支手枪都没有，没有人从事过用自制炸药在城里搞破坏的事。杰克·霍奇森经历了整个战争，是一位参加过阿比西尼亚战役的老战士，是一位领导反法西斯和反种族隔离斯普林博克军团的领导人。一袋又一袋的高锰酸钾被弄到了杰克和黎加夫妇的家，他们花了许多天的时间用研钵和研杵将这些物质研磨成细末。（1960年）12月16日之后，他们许多人的家遭到突袭搜查，但霍奇森的家却得以幸免。

这种物质通常用来洗莴笋，先与铝粉混合，再滴上少许酸进行催化，即制成高效炸药。配上定时装置，他们做了试验，以检验这种酸要多久才能腐蚀穿透厚的硬纸板。

斯洛沃用这种原始的方法打算烧毁约翰内斯堡的训练厅，1956年叛国罪预审就是在那里举行的。他进入厅里的时候，有59名清洁工在擦洗地板和木椅。他将瓶子倒置在橱柜的后面。此时他听到有人问了一句：“先生，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

斯洛沃知道不到15分钟这种酸就会渗透碳酸钾进而爆炸，就谎称自己的兄弟接到了征兵令，但是需要参加一项考试。这位官员让斯洛沃跟他走。幸运的是负责免服兵役的官员不在，斯洛沃被告知第二天再去。他飞快地抓起装有这种材料的网球球筒，给炸药摘除了引线。

第二天，斯洛沃和战友发现比特罗斯·莫利夫在一处袭击目标附近被炸身亡，因为炸弹提前爆炸。他成为“民族之矛”第一位在行动中牺牲的干部。

“民族之矛”的第一次炸弹试验在一个废弃砖厂进行。曼德拉领导了这次试验，目标是用一枚燃烧弹炸毁一堵墙。后来又试验将炸弹埋在坑里。据他们反复计算，炸弹应该在15分钟后爆炸，但25分钟还未炸响。有人自告奋勇，下到坑里去调节炸弹。他刚一爬出坑，炸弹一声巨响就爆炸了。不久之后他们又进行了多次试验。

1961年，乔·戈卡比和乔·莫迪斯率领一支部队凌晨三点来到新加拿大火车站，他们将一块石头拴到一根金属丝的一端，甩到给火车提供电力的电线上。莫迪斯回忆道：

我们看到铁丝一接触到电线上，电线就发出一道蓝色火焰。我们以为肯定会造成短路，但令我们失望的是，一个小时后还是有火车通过了。戈卡比后来将一个棍棒形炸药包置于电线上。尽管炸弹爆炸了，但破坏效果很一般。

后来他们又去了约翰内斯堡市郊的蒙德尔，当时那里还是人口稀疏的农村。他们将一根铁丝拴到电话线上，用汽车把电话线拽断。

易卜拉欣·伊斯梅尔·易卜拉欣当时与罗尼·卡斯利尔斯、比利·纳伊尔和库尔尼克·恩德洛夫一起，同是纳塔尔省最高统帅部的成员（布鲁诺·莫托罗，即里沃尼亚叛国案中做了叛徒的“某人”，也是其中一名成员）。易卜拉欣回忆道：“……早期的训练是非常简陋的，我们仅有一些偷来的炸药。既没有左轮手枪，也没有107式突击步枪，更不要说怎样使用这些武器了。”第一次偷炸药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些跟炸药放在一起的小东西，就将之抛弃了，后来才知道那是炸药的雷管。

1986年是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成立25周年，那是一段南非当局拘禁和镇压行动十分剧烈的时间。“民族之矛”的总司令奥利弗·坦博说：

当时我们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战斗，而是该怎样继续战斗。非国大的领导层一直主张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我们减少了军事行动，因为军事斗争有可能会使不同种族进一步分裂。但是长达50年的非暴力斗争（“民族之矛”成立之前）只是给南非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镇压刑法以及越来越少的权利。

“民族之矛”基本上是一支乌合之众式的杂牌军，既不懂20世纪80年代政府当局的战略——当时南非当局日益加强了凶悍军警的拷打和镇压；也不知道那些上级所怀疑的在自己阵营内充当间谍的人是谁。

1976年索维托发生的反对将南非白人讲的荷兰语规定为教学用语的起义，很大程度上是黑人觉醒运动激发起来的。这场起义改变了处于弱势的游击队式的“民族之矛”。南非警察悍然朝游行示威的学生开枪，打死了年仅10岁的赫克特·彼得森及很多其他学生。这之后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离开了南非。一场暴风雨般的浪潮席卷全南非，黑人纷纷起来议论革命，议论结束白人的统治。

“民族之矛”的杂志《黎明》纪念“民族之矛”成立25周年时的专刊指出：

几乎一夜之间，索维托的青年一代使得我们打破了敌人寻求将我们与群众分开的壁垒。成千上万的青年越过边境接受训练，准备参加非国大和泛非大会。泛非大会反对白人参加解放斗争，而“民族之矛”的心理准备则充分一些。这些年轻人积极性很高，态度鲜明，而且对现实不满，他们将改变其所遇到的所有人的生活——包括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加入了一个尚没有为大批年轻人加入进来做好准备的组织。

到非国大于1985年在卢萨卡（Lusaka，赞比亚首都。——译者注）举行全国协商会议的时候（与上次在南非合法举行协商会议已经相隔26年），很显然，非国大依然把武装斗争看作主要的抵抗手段：“……我们的武装部队应该立足于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保护和支持，并且与此同时，吸引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战斗。”         

爱，永不止息

爱是恒久忍耐，又是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1998年7月18日，在纳尔逊·曼德拉和格拉萨·马歇尔的婚礼上，大主教图图所读的《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第13节的内容

在非洲，即使一个80岁的老翁结婚也是必须要与部落酋长商量的。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他是国际知名人士，也并非因为他领导着该酋长所居住的国家。所以，纳尔逊·曼德拉在同莫桑比克前第一夫人格拉萨·马歇尔结婚两个星期之后，前往自己的出生地去见滕布部落的老人们，请求他们原谅自己未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有个别老人埋怨曼德拉没有事先请示，但大多数人则未予计较。传统领袖大会的主席帕特吉尔·霍洛米萨说，曼德拉1998年7月18日的婚礼恢复了一种古老的传统：“酋长的儿子迎娶别的酋长的女儿。这种通婚会带来部落之间的和平，巩固部落之间的关系，所以曼德拉此举象征性地加强了南非与莫桑比克之间的关系。”

最高酋长、滕布部落王布伊力奎欧·达林迪埃伯，也是曼德拉侄子的儿子，他比曼德拉小了40岁，也并未对曼德拉未循传统而不满。作为现代社会的部落王，达林迪埃伯力求寻找传统与现代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约束之间的平衡。他仅有一妻，尽管依照传统他可娶多个妻子。曼德拉的父亲噶德拉·亨利·姆普哈卡尼斯瓦是一位娶有四个妻子的资深酋长。其中第三个妻子诺塞凯尼·范尼便是曼德拉的母亲。

曼德拉开创了一个先例。1940年，他的叔叔试图包办他的婚姻，22岁的曼德拉逃到了约翰内斯堡。他对要娶的女人有着具体的要求：第一，必须是他选中的；第二，她必须要有知识。当他认识姑娘们的时候，也着力看重她们是否像他母亲那样温柔；他要的女人必须有他母亲那样的能力和适应力。他要求这样的女人必须有强烈的自我独立意识。他曾经失去对一个女人的兴趣，原因就在于她缺乏这一点。

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认识了一位沉静、漂亮且小他4岁的姑娘，这就是伊芙琳·恩托克·梅斯。她是矿业协会的一名护士，是特兰斯凯一名矿工的女儿。她支持曼德拉实现成为一名律师的梦想。曼德拉在一所乡村大学——培养出了许多黑人领袖的福特海尔大学——读书，获得了文学学士的学位。该校坐落在东开普省一个破旧的村子，正是在这里他与一位个头瘦小、戴着眼镜、同为《圣经》社成员的同学成了好朋友，这个人名叫奥里弗·坦博。两人志同道合，都有兴趣当律师，也都认为肤色不应成为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在约翰内斯堡，沃尔特·西苏鲁在白人圈里有关系很好的熟人。据他自己说，他当时跟两个私生兄弟住在一起。这两人的母亲是一位女佣，父亲是女佣在东伦敦为之工作的建筑协会的老板。西苏鲁为曼德拉在维特金-赛德尔斯基-埃德尔曼公司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由于预期会有稳定的收入，曼德拉与梅斯结了婚，并且很快就有了三个孩子，随后的第四个孩子是个女儿，不幸夭亡。梅斯一方面养育孩子，另一方面作为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原文是Jehovah s Witness，是一个基督教教派的信徒。该教派相信《圣经》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认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信徒上门传教，并试图说服人们购买他们的宗教杂志《守望塔》。他们还相信战争是错误的，并拒绝服兵役。——译者注）而笃信宗教。这是一个禁止其信徒参加政治活动的教派，所以她与曼德拉的婚姻开始紧张起来。1953年曼德拉与伊芙琳失和。尽管曼德拉的表亲凯泽·马坦奇马进行了调停，他们的婚姻最终还是未能挽回。曼德拉对伊芙琳清楚地表示，努力挽救长达九年的婚姻不值——他已经结识了温妮·诺姆扎莫·马蒂吉泽拉——1958年，他们的离婚得到了准许。

在离开他们位于奥兰多·韦斯特的家时，伊芙琳带走了全部三个孩子：两岁的马基、五岁的马克贾托和八岁的桑贝基勒。她回到了特兰斯凯，开了一家日用品杂货店。桑贝基勒1969年死于一场车祸，当时曼德拉还在监狱服刑。对于与伊芙琳婚姻所生的孩子，曼德拉为自己未能成为一个好父亲而十分悲痛，也十分内疚，但当局不允许他参加孩子的葬礼。

直到2004年去世，伊芙琳一直住在科菲蒙瓦巴的农村，房子虽然简陋但十分舒适，客厅里挂满了孙辈们的照片。对于与曼德拉的离婚，伊芙琳生前并没有什么怨恨。每当有人问到他们离婚的缘由时，伊芙琳就会告诉他们：“曼德拉当时想要我参与政治活动，而我想要他追随上帝。”

1955年，曼德拉认识了一位23岁的姑娘，她皮肤光洁、笑颜常开，跟曼德拉自己一样充满激情，这就是温妮·诺姆扎莫·马蒂吉泽拉。她似乎跟曼德拉完美匹配并重新唤起了曼德拉的浪漫爱情。温妮的父亲叫哥伦布·马蒂吉泽拉，是特兰斯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温妮出生在这样一个有地位的家庭，比伊芙琳更适合曼德拉。温妮是巴拉格瓦纳斯医院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第一位黑人学生，很快就成为曼德拉好友的妻子阿尔贝蒂娜·西苏鲁的朋友。于是，曼德拉终于找到了一位有政治热情、有自信品质的女性。他发现温妮是一位很好的倾听者，并且完全支持自己的政治观点。温妮有着敏锐的判断力，乐于响应采取行动的政治号召。另外，她长得很美，嗓音浑厚，说话很有号召力。

温妮回忆道，两年之后的一天，曼德拉开着车，来到她跟前说：“有一个女裁缝，你去见一下她。让她来给你做一件结婚礼服。你喜欢几个人给你做伴娘呢？”1958年6月14日，曼德拉与温妮举行了婚礼，第二年2月生育了泽娜尼，紧接着于1960年2月生了津齐。温妮成功地处理了做母亲和参加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而伊芙琳却未能处理好信仰宗教和养育子女的关系。面对困难，温妮恬淡寡欲，勇气非凡，这让曼德拉十分惊讶。当曼德拉于1963年在大西洋的监狱之岛——罗本岛开始服刑从而在公众面前消失的时候，没有谁能比温妮更是一个让他的名字家喻户晓的妻子了。但是在这之前还发生了许多事情。

长达数十年的苦难与政治迫害开始于1959年。那年温妮因参加游行示威遭到起诉后又被无罪释放。1960年非国大遭到查禁，曼德拉转入地下活动，被称为“黑色的海绿花”，他在阿尔及利亚和埃塞俄比亚接受了军事训练，除到过欧洲外，还访问了非洲的其他几个国家。在后来接受我的采访时，曼德拉深情地、也有点愉悦地谈起这段时间的经历。他于1962年遭到逮捕，并被处以三年徒刑。同时温妮得到了第一次（以后还有多次这样的禁令）禁令，禁止她离开约翰内斯堡并且从黄昏到黎明都不许出门。1963年，曼德拉遭到指控，与其他在里沃尼亚判国案中遭到审判的人一起被判处终身监禁。

随着非国大大部分领导人要么遭到监禁要么流亡在外，像国际南部非洲辩护和援助基金这样的组织在伦敦建立起来，流亡战士的子女得以接受教育，遭监禁的解放斗争的革命者的妻子们的生活得到了资金援助，但是温妮在生活上依然艰辛。阿明·卡吉雇用她到自己的位于约翰内斯堡的修鞋店工作，但是秘密警察的监视和骚扰非常频繁，阿明·卡吉的生意深受其扰。温妮选择了主动离开。在后来的采访中，温妮给我讲述了她的极度孤独的经历。别人都害怕跟她交朋友，来访者也很少，因为警察不仅经常突然袭击她的家，而且就在附近对她和来访者的活动进行监视。

因为秘密警察的骚扰，温妮努力想保住一份工作，最终一家名为弗兰克-赫希的摄影器材公司不惧骚扰雇用了她。该公司一直给付她工资，甚至1977年温妮被放逐到位于南非腹地的一座脏乱不堪的小镇——自由邦的布兰德福特后依然如此。

在此之前，温妮的生活很孤独，但她在约翰内斯堡得到了好朋友的支持。她的孩子常常跟艾玛家、罗伊家、因德雷斯·奈都家以及海伦·约瑟夫家住在一起，他们东借西挪，筹集有限的钱财来帮助温妮和她的女儿们。尤其是无儿无女的海伦，作为一名出生在伦敦的积极从事反种族隔离的活动家，她将温妮的女儿视如己出。后来，国际南部非洲辩护和援助基金组织出手相援，将温妮的女儿们送到斯威士兰一所条件很好的寄宿学校去上学，这样她们不仅远离了南非秘密警察的监视，而且离温妮不远，也可偶尔回来看望母亲。

1975年，曼德拉的女儿津齐获准探访她的父亲，并且她还获准于20世纪70年代末结婚后对曼德拉进行接触性探视。但是，直到21年之后，曼德拉和温妮才被允许有接触性探视。曼德拉起初一年只被允许探视两次，一次仅半个小时。他们只能通过麦克风说话，隔着厚厚的狭窄玻璃窗互相凝视。探视受到狱方监视，并且如果当局认为谈话内容不当，一道幕帘就会猛地落下，将他们隔开。不仅如此，这还会影响以后的探视和每年五次的通信。

秘密警察特别喜欢跟踪监视温妮，温妮也很为记者所喜欢，因为她长得漂亮，充满智慧，有清晰的见解。温妮在团结广大群众支持非国大的事业方面也很有才干。1969年5月12日，她被依据1967年《反恐怖主义法》与其他22人一起遭到拘留。当警察前来逮捕她的时候，只有她和两个女儿泽娜尼和津齐在一起，两个孩子都未满10岁。警察对她们非常粗暴，不允许温妮打电话请人来照顾她们。若干年后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温妮告诉我说：“我在长达17个月的时间里，不知道两个女儿的任何信息，那是对我最大的折磨。”

在拘禁期间，监狱当局强迫温妮和许多其他女犯赤身裸体，不给她们使用卫生巾，不允许她们清洗下身，因此流到腿上的经血黏结成块。说到这段时间遭受的痛苦时，温妮的目光变得黯淡，声音低得近乎耳语。她说她当时整日与蚊虫为伍，渴望有机会“冲出监狱”。她从未忘记这段经历给她造成的深刻创伤，这一创伤也许决定了她后来做出了被许多人认为不可思议的事。1991年，温妮说过这样的话：“我经历了所有人经历过的苦难……折磨和拘禁。”但是这句近乎夸张的话掩盖了温妮和成千上万的南非人所经历的恐惧。12500人提供给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证据和7500名受害者提供的证词，控诉了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失踪者、迫害致死的人和受到警方骚扰的人所经受的折磨和生化武器的摧残。

主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工作的大主教图图，听到秘密警察用包括烧死、肢解等手段残暴地迫害黑人的事例时，不止一次地趴在与别的委员共用的办公桌上失声哭泣。其中最令人痛苦、最受人关注的证言是：20世纪80年代温妮卷入了一场两名少年被害的事件。据称，温妮刺死了其中一名13岁的少年斯托姆皮·塞佩，这名少年喉咙上挨了两刀，尸体被所谓的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的球员抛弃。毫无疑问的是，温妮在1969年及以后的岁月中所遭受的磨难她从未忘记。遭受折磨或监禁后的人常常表现出的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可以被压抑很长时间，但是一旦被压力刺激，患者就会产生暴力或古怪行为。曾被关押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意大利犹太人普立莫·利瓦伊写道：“被折磨过的人依旧被折磨着……无端的暴力……拒绝被忘记。”这种综合征不仅拒绝被忘记，而且能够导致严重的心理创伤。

我常常在想，任何形式的承诺是否足以原谅将一个年轻而无经验的女人抛弃在冷酷无情的沙漠上的行为。

——纳尔逊·曼德拉

我一直希望为你建造一处避难所，哪怕很小。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恶劣旱季到来之前有栖身之处一起生活。

——纳尔逊·曼德拉从罗本岛写给温妮的一封信

在反抗中团结起来

1976年6月16日，索维托的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将南非荷兰语规定为教学语言，遭到警察开枪射杀。在后来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有数千人（在抗议活动中）受伤，500多人死亡。在黑人觉醒运动的黑人父母大会组织里，温妮和其他父母十分活跃，这导致她和数十名父母遭到逮捕。曼德拉赞同温妮参与政治思想不同于非国大的黑人组织的活动。他在一篇两年后才秘传到卢萨卡非国大领导人的讲话中指出：

胜利的首要条件是黑人的团结。任何分裂黑人、用一派黑人组织打压另一派黑人组织的做法必须坚决反对。我们的人民，无论非洲本土黑人、印度人还是有民主思想的白人，必须团结起来，构成坚实的反抗的长城……

曼德拉发出的号召在非国大的组织里种下了一颗种子，最终导致1983年建立了南非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合法抵抗运动组织——联合民主阵线，后来又易名为群众民主运动，该组织后来在德克勒克总统颁令解禁政治组织之后才解散。

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点，就会增加痛苦和牺牲，所以曼德拉强烈呼吁大家联合行动。他写道：“牺牲者作为烈士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们的牺牲就是对我们不团结的批评，是对被压迫者之间存在严重分裂这种缺点的批评，是对我们应该付出努力而团结一致的一种鞭策，是在告诫我们人民的自由尚未赢得。”曼德拉在写给温妮的信里，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和对她的思念，称赞她的勇敢和积极主动，渴望她的探视，询问孩子们的情况。曼德拉请求海伦·约瑟夫这样的朋友能够多照顾一下温妮。他们也通过其他囚犯向曼德拉传送信息或由探视者通过密语与他进行交流。罗本岛监狱有着高效率的秘密渠道，使得像收音机和书籍这样的宝贵物品可以绕过看守送到囚犯手上，但是有时候，曼德拉这样的人与看守之间建立起的友谊也能帮着传递东西。

1977年5月，温妮被放逐到了布兰德福特——自由邦的一个尘土飞扬的村庄。房子虽小，但有足够的空间让她加盖了一间小诊所，用来给当地群众治病，医疗器械都是由美国的仰慕者所捐赠的。美国的友好人士还送给她一床漂亮的手工缝制的棉被，令小小的卧室焕发光彩。每天上午11点，温妮都会等候在邮局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接听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起初温妮倍感孤独。津齐跟她住了一段时间，但她也另有自己的生活。布兰德福特的居民分成两类，有人出手帮助她，也有人害怕帮助她会引来秘密警察的上门骚扰。前来看望温妮的人常常遭到逮捕，其中有人会被抓走坐牢。

曼德拉在写给温妮的信中鼓励她要勇敢起来：“如果没有你的探视，没有你的来信，没有你的爱，我多年以前就崩溃了。”各国显要和外交官纷纷开始前来探望温妮，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他1985年来访时，随行的还有一大帮媒体记者。美国人民对温妮的同情以及慷慨的资金支持一直持续了数十年，尽管一直有争议困扰着她。

在非国大组织内，在吸引媒体关注方面没有谁能比得上温妮，也没有谁能比温妮更善于利用媒体为自己服务。

然而物极必反，媒体开始对她不敬了。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出现了来自布兰德福特有关温妮参与喧闹狂饮的聚会和与年轻人有染的报道；这一保守的黑人社区分成了反对她和忠于她的两派。起初，左派人士对此进行了驳斥，说这是南非当局的虚假报道，但是由非国大支持者进行的调查表明许多批评和说法都有根有据。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缄默，有左倾倾向的记者则成了她的重要保护者。当温妮违反当局禁令于1984年返回约翰内斯堡的时候，秘密警察梦寐以求的情况出现了。温妮的性情变得傲慢起来，行为也越来越难预测。她富有传奇色彩的形象开始崩溃。当局解除了对她的禁令和放逐令，她因此可以发表言论，这加剧了她形象的崩溃。于是温妮渐渐地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

温妮回到了处于纷乱之中的约翰内斯堡，各个市镇乱得如同战场一般。1984年，杜杜查的非国大支持者们指控一位名叫马吉·斯科萨娜的年轻女士是警察的线人。居民们施予拳脚，把她打倒在地。有人将一只轮胎套在了她的脖子上，又有人将汽油泼在她身上，用火柴点着。当她的哭喊声划破长空时，有人用砖头石块砸她。她最终被残忍地烧死。当晚，这一酷刑场景不仅上了南非的电视新闻，也上了全世界的电视屏幕。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名摄影记者在拍下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后心悸不安，拒绝再到市镇报道暴力骚乱事件。当时暴力骚乱事件遍布约翰内斯堡各个社区，尤其是东开普省地区。后来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揭露，这位女士是无辜的。

1984-1985年的两年间，数十名与政府合作的人和警察的眼线被首先用于马吉·斯科萨娜的所谓“项链”处死法处死了。一些有经验的媒体人士不愿意去那些市镇做采访工作，因为他们不忍看到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1986年1月8日，非国大主席奥利弗·坦博呼吁结束“项链”处死法。于是这种行动停止了，但是一个月之后，在马姆罗迪市为遭警察枪杀的死难者举行的葬礼上，温妮面对广大群众高举拳头，大声疾呼：“有了火柴和‘项链’，我们就能够解放整个南非！”南非的黑人群众就谁的号召会更有效展开了争论。卢萨卡的非国大领导机构对此非常不满，要求温妮不要口无遮拦（这一要求非国大不止一次地提出过，只不过温妮却常常充耳不闻），不要做与非国大政策相矛盾的事。那一年曼德拉把温妮召到开普敦，对她进行了严厉批评。

1986年，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MUFC，简称曼联）成立，它只存续了五年左右，在此期间，好像仅仅踢过两场球。人们常常看见其成员在索维托到处走动，或是乘坐面包车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球员们身穿非国大旗子颜色的球衣，温妮身穿仿军服与他们同行。1986年是南非的恐怖之年，并且或许也是种族隔离残酷暴行的最黑暗之年。一年内就有3万多名南非人被安保部队拘禁。其中有超过40%的人是儿童，有的年仅8岁。有3名年龄分别为11岁、13岁和15岁的儿童在9天的拘禁期间死亡。警察对这些年幼到10岁的儿童使用了各种暴行，包括电击他们的生殖器、手腕、乳头和耳垂等部位。

1986年到1987年，我为遭拘禁者父母声援委员会做志愿工作，负责记录所有被拘禁儿童的情况。当我开始在科特索屋（即和平之家，秘密警察后来炸毁了这所房子）的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年仅10岁的斯托姆皮·塞佩已经被拘禁了一段时间。我间或将他们的名字从名单中删除，但是塞佩却一直在押，直至媒体揭露之后，当局才被迫将他释放。1989年，塞佩的尸体被发现一个月之后，在已得知是温妮将他的尸体从一个名叫保罗·韦林的卫理公会教的牧师住宅移出之后（该人后来成了该教堂的主教），我在《洛杉矶时报》上著文说：“斯托姆皮·塞佩是一个坚强、勇敢的小男孩。这个老成的男孩看见自己家外面的街上有太多的人遭枪杀。他过早地得知了太多的真相。”

当斯托姆皮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他身上有遭野蛮殴打后留下的伤痕，喉咙遭割裂并被戳穿。1991年温妮被约翰内斯堡的最高法院裁决有罪，她被指控犯有绑架罪，是斯托姆皮被害的同案从犯。温妮被判有期徒刑6年，上诉之后获轻判，罚款1.5万南非兰特。南非司法首都布隆方丹上诉法院的5名法官面对这一司法难题感到非常棘手，因为他们要裁决的是有可能要在一年之后成为南非第一位民选总统妻子的人。在长达192页的判决书中，他们一致维持大法官迈克尔·施特格曼对温妮·曼德拉作出的有罪判决：温妮·曼德拉于1988年12月在索维托参与绑架4名黑人男子。

上诉法院驳回了对温妮犯有谋杀罪事后从犯的轻罪指控，并且将6年徒刑减为罚款和缓期两年执行。法院还下令她赔付3名幸存者每人5000南非兰特（时约合1650美元）的补偿金。1997年12月，应温妮的请求，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举行公开听证会，调查针对她的各项指控。

会场的墙壁上一幅标语写着：“我们过去的罪行：谋杀、绑架、使用酷刑。”在两个星期的听证会期间，所有这些罪名都指向了曼联和温妮·曼德拉（这是她同曼德拉离婚后采用的名字）的某些活动。听证会证明，共有19人死亡，16人遭袭。但显而易见的是，数字不止这些。

曼德拉告诉我，在获释后的那段时间里，他非常伤心，直到他决定离开索维托。

——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1998年

1998年，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布的最后报告认为：“温妮·曼德拉应该在政治上和道德上为曼联所犯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没有发现温妮·曼德拉直接参与据认为是曼联成员所卷入的谋杀案件的证据。然而，委员会认为，足球队员进行某些犯罪行动时使用了她的车辆，因而温妮涉嫌卷入若干绑架事件，并且某些暴行是在温妮位于奥兰多·韦斯特的房子的里间实施的。温妮参与了某些行动或者对某些行动知情。

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认为，温妮参加了普赫姆莱尔·德拉米尼遭袭击的行动，并且协助杀害普赫姆莱尔的弟弟托尔的凶犯逃脱法律的制裁。委员会还认为，温妮涉嫌卷入了罗罗·索诺遭绑架案，她必须承担罗罗·索诺和斯波尼索·查巴拉拉两人失踪的责任，两人是被温妮的同事杰瑞·理查森谋杀的，此人后来被判有罪。委员会还认定，温妮“也应对斯托姆皮·塞佩遭绑架案负有责任，因为她没有负责任地采取必要措施以避免他的死亡”。委员会还进一步发现温妮卷入了未遂谋杀勒罗托蒂·伊卡侬案。此外，麦克斯韦尔·马顿都被谋杀时，温妮就在现场。

曼德拉做膝盖手术住院期间，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正同在纽约的格拉萨通电话，一副笑逐颜开的模样。这笑容是年轻人所没有的。

——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1998年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现，凡是反对温妮和曼联的人，或与他们有不同见解的人，都被贴上了通敌者的标签，然后就被抓获杀死。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给出了这样的结论：“遗憾的是，像温妮·曼德拉这样的、为反种族隔离斗争作出巨大贡献的英雄人物，竟然做出了颇具争议的事情，这给她的名誉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

在1991年及之后温妮受审期间，曼德拉处之漠然。面对各家报纸大量刊登指控温妮恣意挥霍非国大公款的报道，曼德拉保持了沉默。直到2003年4月24日，温妮还被发现犯有一项涉及43笔假账和25笔资金盗用罪，她的经纪人阿迪·穆尔曼被裁决犯有涉及58笔假账和25笔资金盗用罪。这一裁决认为她盗用了葬礼资金（这种资金在非洲文化中十分普遍）申请人账上的款项。但是穆尔曼和温妮说他们并没有从中拿好处。温妮因此被判处五年徒刑，但温妮再次提出了上诉。在非国大领导机构再次施压之下，温妮被迫辞去了在非国大所担任的所有职务，包括议员席位和非国大妇女联盟主席的职位。

2004年7月，比勒陀利亚上诉法院的一名法官做出裁决，“假账和挪用罪成立，但款项并未被个人使用”，另外他还推翻了对温妮犯有盗用公款罪的裁决，但是支持对假账的裁决，因此判处她缓期执行3年零6个月的徒刑。

曼德拉在狱中从未受到拷打，但是出狱之后却因温妮的犯罪行为备受伤害。他不得不忍受尴尬与羞愧，同事们也不能够再向他隐瞒什么，况且他已经出狱而获得自由，没有什么消息能瞒得住他。

曼德拉尚在狱中时，就有许多关于温妮红杏出墙的报道传入他的耳朵。就在获释前夕，一家星期日报就刊登了温妮写给一位年轻人的情书，以及她对该情人的妻子发出的威胁话语。曼德拉的伤口开始流血了，但他没有理会这些传言，坚信“爱并不记录过错”。过了很久他才懂得，当长期被透支的耐心和信任不再时，爱就得放弃了。

1992年4月13日，黯然神伤的曼德拉宣布与温妮分居。在约翰内斯堡贝壳屋大厦的非国大总部，在奥利弗·坦博和沃尔特·西苏鲁的陪同下，曼德拉用颤抖的声音宣读了一份声明：“温妮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使我个人非常尊敬她、爱她，对她的感情日益增强……我对她的爱仍在。”

1996年他在离婚听证会上说：“卧室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说知心话的地方。我有许多话要同温妮说，但是她从不对我的邀请做出反应，所以我与她在一起的时候，倍感孤独。”

的确，1991年6月，那些随曼德拉出狱3个月之后首次出访的人讲述过，温妮是怎样在曼德拉的同事面前斥责他和非难他，令曼德拉和他的同事十分难堪。

曼德拉和温妮有着34年的婚姻，但在一起的时间却不到4年。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认识他们两人，他在约翰内斯堡的家离曼德拉在奥兰多·韦斯特的家非常近。大主教回忆起当年那些往事的时候，一脸的悲伤和疲倦：

纳尔逊那时候很宠爱温妮。温妮始终是一位很强势的人，我希望我们对她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所作的贡献表示敬意，那时候种族隔离当局想摧毁她。我不愿轻易地谴责她。我们谁都无法预测我们可以承受的压力。我依然很喜欢她。

当我说曼德拉欲寻找一位帮他拿拖鞋的人的时候，我跟媒体之间有了麻烦。我的意思说，他想再找个老伴儿，这样就有人照顾他了。他爱上了格拉萨。格拉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士。她在许多方面具备你希望一个女人所拥有的一切，而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曼德拉做膝盖手术住院期间，有一次我去看他，那是上午11点。他正同在纽约的格拉萨通电话，一副笑逐颜开的模样。这笑容是年轻人所没有的。格拉萨会细心到把他衬衫上一点脏东西给清除掉。我跟他讲：“她可真会关心人。”他听了很高兴。他说：“哦，你注意到了。”老实说，男人是上帝创造的最不具安全感的人。曼德拉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女人。有人提名格拉萨做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这可不是讨好她。她是非洲大陆上最积极、最有智慧的女性之一。格拉萨当时担任着莫桑比克的教育部部长，她因此声名鹊起。她和蔼可亲，我们造访她的时候，她非常关心莉亚（图图大主教的妻子）和我。她和曼德拉的婚姻是上天送给他们两人的礼物。

1998年7月18日，是曼德拉80岁的生日。在否认媒体的猜测一个星期之后，曼德拉同这位最亲近的伙伴、莫桑比克前第一夫人、小他28岁的格拉萨·马歇尔结婚。他们甚至都瞒着自己的儿女，只是在吃过庆生的午饭之后，他们才举行了一个简短、温馨的结婚仪式。

曼德拉第一次接触格拉萨时还在狱中。曼德拉在格拉萨的丈夫去世一个星期之后，通过一个秘密渠道传送的一封信同她进行了接触。格拉萨的前夫、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马歇尔1986年在南非上空因飞机失事遇难。据称，或许是南非当局的特工与莫桑比克的反对派携手干扰飞机导航设备的工作，从而制造了这起空难。但是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证据。马歇尔是在莫桑比克争取摆脱葡萄牙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长期战争中认识格拉萨的。

格拉萨在已经解放的地区和在坦桑尼亚训练营区为她丈夫所领导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建立学校。1974年她被任命为在坦桑尼亚巴加莫约的解放阵线中学副校长。

当解放阵线于1975年组建民族独立政府的时候，29岁的格拉萨担任了解放阵线的中央委员和政府的教育部部长。作为内阁中唯一的女士，她担任此项职务长达14年。1975年9月，她同莫桑比克第一任总统萨莫拉·马歇尔结婚，将他已经去世的前妻生育的四个子女视如己出。萨莫拉与格拉萨则生下了两个孩子。

曾经勇敢支持南非人民解放斗争的萨莫拉·马歇尔的去世令曼德拉非常悲痛。这封由曼德拉和温妮共同签署，但很有可能是温妮起草的信，写得情深意切。此信在1986年10月28日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多广播电台上播出：

我们这一生当中从未提出过离开南非的申请，但是我们相信今天我们应该就在你身边。我们两人目前被关押在不同的监狱里。今天我们被牢狱的铁窗所阻，无法亲往你的身边，分担你的悲痛，与你一起痛哭，缓解你的悲伤，也无法同你拥抱。萨莫拉同志的逝世令我们悲痛至极，撕心裂肺。晚上我们会与你一起守夜，白天我们会同你一起痛哭，痛悼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战士、一位勇敢的人民之子、一位高尚的政治家。我们坚信萨莫拉的去世一定会让你，同时也让我们更加坚信，我们终有一天会获得自由。你，定会战胜穷凶极恶的敌人；我们，定会战胜压迫而获得自由。我们的斗争从来都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一定会一起取得胜利。

曼德拉于1990年获释后不久就访问了莫桑比克，同格拉萨会面后，两人的关系慢慢地发展起来。行前，当时生病的奥利弗·坦博请曼德拉代表他去见格拉萨，因为萨莫拉·马歇尔曾请求坦博，如果自己遭遇不测的话，照顾他的妻子格拉萨和孩子。所以，因患中风而身体虚弱的坦博，这一次请曼德拉代他照顾格拉萨。

格拉萨几次坦率地讲过：“我们当时并未一见钟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点。曼德拉将格拉萨在维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读书的女儿约希娜请到家里来住。他们的关系非常亲近，她后来以约希娜·曼德拉之名出了一本书。在格拉萨眼里，马歇尔和曼德拉都是与众不同的人物，但却有着同样的品格。格拉萨若有所思地说，她和曼德拉都有痛苦的经历，这增进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关系非常美满，甜蜜、完满、健康。我们知道我们关系的价值，但我们并不想当然地这样认为。我们知道没有这段关系将会怎样。我们对彼此说：‘我们终是有幸之人，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共同经历，我们本不会走到一起的。’”

格拉萨这位坚强而热情的女性的友爱帮助曼德拉战胜了因与温妮婚姻破裂而经受的痛苦。格拉萨做事不像温妮那样充满戏剧性、那样迷人，而是十分低调。她高高的个子，漂亮且魅力超凡。

曼德拉与格拉萨致力于维护儿童的权利，于是他们夫妇俩就建立了南非最大的儿童基金会。格拉萨因在联合国资助下专门研究过战争对儿童的影响这一课题而享有国际知名度，并且深受国际社会的尊敬。

她跟孩子一道所做的工作以及她为孩子所做的一切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因而在1994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任命她担任负责人，主持一项名为“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项目在世界上尚属首次。

她于1997年在比勒陀利亚的一个会上作主题发言说：

性别暴力是……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之一，而武装冲突中针对儿童的性别暴力表现得最为严重……儿童面前发生的大屠杀、房屋毁灭，影响了儿童性格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常常使他们得不到父母的必要教育。这样在武装冲突中长大的孩子们以为，要想获得某种东西就必须使用暴力。对此我们必须要承担责任。我们的孩子已经习惯于并且已经融入这种暴力文化。这就是我们看到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和土匪活动以及劫持行为和武装抢劫有增无减的原因。

在我的国家，弄到一支枪比为儿童买一本书还要容易。社会的非军事化是反对暴力文化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我们的武装力量已经停止打仗，但社会上依然枪支泛滥。同样重要的是，必须解除民间的私人武装，要让他们接受和平处理彼此关系的思想。我们必须要教育儿童和年轻人，不应该、绝不应该使用暴力解决分歧。通过对话和谈判的和平手段应该是从小学到大学各个教育机构必须要讲授的课程。

铁窗生涯的影响

我离开家人，让儿女生活在没有安全的环境中，这是我做出的正确决定吗？……

——纳尔逊·曼德拉

罗本岛上曼德拉所在的狭小牢房，在乌云密布的天空映衬下，呈大海一样的翡翠色。它小得只有三步宽五步长，铁窗又小又高。窗外是一个运动场，运动场的一边有几个葡萄架、几株桃树和一些花草，树种和花种全是偷偷弄进监狱的。1998年再度造访这座监狱的时候，曼德拉止住脚步，凝视这个他曾经度过20多年光阴的牢房，若有所思地说：“现在它似乎很小，可当时觉得它很大。”曼德拉说得对极了。曼德拉把整个世界都装进了这间小小的牢房：书籍、对政治辩论的思考、对偷偷带进来的收音机里广播新闻的分析以及违禁报刊上的新闻剪报。

付给偷带东西进来的人的报酬常常是钻石……钻石是“民族之矛”的战士从安哥拉的钻石矿区或河流里弄到的，或给了狱卒或卖掉变成现钱。“有一位狱卒现在在开普敦的斯格纳尔山上有一栋漂亮的房子。”一位前“民族之矛”的战士回忆说。这位战士当年参与了偷运行动，现在他开了一家保安公司。“民族之矛”使用过的走私路线在1994年的民主选举之后依旧存在，甚至现在还被用来偷偷运输违禁品，不是钻石，就是汽车或毒品。

在监狱里，曼德拉学会了生存：

监狱就是用来摧毁一个人的精神、毁灭一个人的意志的。为达目的，监狱当局千方百计利用你的每一个缺点，挫伤你的积极性以及否定你的个性。我们的生存取决于要了解当局试图拿我们干什么，并且将这种了解与难友共同分享。要想做到这一点当然很困难，否则，就得一个人孤身而战。不过当局犯了大错，那就是将我们关押在一起，因为只要我们能在一起，我们的意志就会增强。我们互相支持，从彼此身上获取力量。无论我们得到什么消息，无论我们学会了什么，我们都互相分享。由此，我们每个人都能勇气倍增。

曼德拉在写给蒂姆·马哈拉吉的信中说：“人们总是爱说这样一句话，重要的不是一个人遇到了什么事，而是该怎样对待它。”

托克欧·塞克斯威尔曾跟曼德拉关押在监狱里的同一个区域，后来他成了南非最富有的省份——豪登省的第一任省长，卸任之后他改做生意又很成功。塞克斯威尔说：

作为囚犯，有四件事情你必须懂得。第一，你身陷囹圄，被困高墙之内，你……每天面对高墙，你永远是一个囚犯，或者，你可以破墙越狱……你只能在心里想象着整个世界。第二，面对狱吏的挑战。有些狱吏非常恶劣，对囚犯折磨拷打更是家常便饭，但你每天不得不跟他们打交道。改变他们也许要花上数年时间，但是你必须做，因为他们很有可能成为偷偷帮你传递东西的重要渠道。……第三，来自你的朋友和同志的挑战。你零距离地跟那些有可能曾在外面一道工作的人住在一起，但是在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下一起生活，人们往往会同时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面。有的人在外面并肩工作的时候，彼此关系非常密切，可是一道蹲监狱的时候，关系就难以相处。第四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即是你自己。你是你自己内心深处的敌人。你不得不战胜自己、改变自己。

曼德拉说，内心的敌人使得你自问：“我离开家人，让儿女生活在没有安全的环境中，这是我做出的正确决定吗？……”

“尽管当时我为家人感到痛苦，但我仍然坚信，即使我知道参加斗争的后果有多严重，我也照样会这么做。”认识到这一点并没有减轻他的内疚和悲伤。服刑期间，曼德拉的老母亲去世，当局却不允许他回去安葬母亲。“接下来，一件令人伤心欲绝的事情，就是我的长子在车祸中死亡。他不仅是我的儿子，还是我的朋友。看守们对我使用心理迫害的手段，每次家里人出了事，我从采石场收工回到牢房的时候，都会在我的桌子上发现一张报道有关消息的报纸剪报。”

入狱之前，曼德拉性格有些傲慢，艰难的牢狱生活让他学会了忍耐；权利被剥夺，这令他学会了恬淡寡欲；懂得了别人的苦难并不比自己的少，还使他学会了同情和尊重地位卑微的人。他懂得了，接受教育并不总是让人变得聪明，坎坷的经历反倒是更好的老师。牢狱生涯把曼德拉锤炼成为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1969年4月，曼德拉15年来第一次主动开始同政府谈判。他写信要求政府要么释放他和他的战友，要么承认他们是政治犯。他指出，应该宽大处理布尔人反叛者和二战期间亲纳粹党的南非白人。当然，当局并未理会曼德拉的信。

曼德拉坚持要同当局进行严肃的会见、会谈和讨论，以此不让自己的思想遭禁锢。1980年，在接受印度颁发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奖（此奖专门颁发给那些为促进国家间了解、友好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作出卓越贡献人士）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此信从他罗本岛监狱的牢房秘密传到了印度政府手里。他引用尼赫鲁的话说：

高墙及危险的狱中一切会使你成为一个囚犯和奴隶……（但是）最可怕的高墙是……心中的高墙，因为它会阻止你摒弃邪恶、陈旧的传统思想，也会阻止你接受新的、不同以往的思想。

曼德拉这封信深刻剖析了牢狱生活是怎样锤炼了他的思想的：

我们这一代有政治理想的年轻人是因为有强烈却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才走到一起的。……正如潘迪特（尼赫鲁）所说，时间会教给我们，“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好的，但它是一个不可靠的朋友、一个危险的历史学家。它将我们禁锢在许多偶发事件上，并且有时会扭曲事实真相”。

这凸显了他当上总统之后的执政风格：他会弯下腰去，听一个小童的低声稚语，还会将一只手温馨地搭在一个老妇人的肩头上。他甚至会不远千里来到严重排斥黑人的奥拉尼亚的白人家里，这家人住在一个种族主义思想严重的、专为白人建造的偏僻小村里。曼德拉来到这里专程看望贝茨·维尔沃尔德——有种族主义思想的建筑师亨德里克·维尔沃尔德的遗孀。当曼德拉同这位将仇视黑人作为自己终生使命的虚弱的老妇人说话的时候，他表现得既温柔亲切又礼数周全。他弯下腰去，将耳朵靠近她的嘴唇，以免漏听了她的话。总统的到来使她兴高采烈，这证明曼德拉此行非常有意义。曼德拉这次跨越千里对一个种族主义社区的造访有效分化了右翼势力，那些对黑人心怀仇视的白人开始感到不安和困惑。

非国大主席、在塔博·姆贝基总统的内阁中任国防部部长的帕特里克·勒科塔，也曾被关押在罗本岛监狱里。他说：

牢狱岁月能开阔你的视野，提高你的理解力。如果你有所求，你就必须跪下来与别人一起祈祷。这迫使你服从上帝的意志，增强你不可能主宰一切的意识。你有时候必须借助于现实或想象中的力量才能认识到这一点。任何人只要走进了监狱，只要受到牢狱环境的影响，就都学会了谦卑。牢狱生活使我们身上的动物属性大为减少。如果你没有坐过牢，你绝不会与牢里那些人混在一起。你与他们共用洗澡设施，吃同一个饭桶里舀出来的稀粥，盖同一床毯子。你跟他们聊天时会发现，虽然他们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但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勒科塔最终离开了非国大，因为他对姆贝基总统2008年被罢黜的方式感到不满。当年，他组建了一个反对党——人民大会党，但是他的党因为内部不合而从未形成气候——监狱里吸取的教训已被丢失殆尽。

曼德拉的牢狱生涯使他懂得，最卑微的人有时候反而有最深刻的见解。马克·马哈拉吉曾在曼德拉任内担任运输部部长，1999年被继任总统的姆贝基解除职务，因为姆贝基担心他会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马哈拉吉说：

曼德拉的天才之处在于他领导了一群迥然不同的囚犯团结一致地进行改善监狱条件的斗争。但是他从未把改善监狱条件作为囚犯互相往来的唯一理由，因为他总是有更远大的政治目标。马迪巴也采取同一策略，使得当局没有理由将他拒之门外。

曼德拉就是这样通过协商为南非解决了争端。显而易见，南非国民党中有些人当初以为他们可以通过解禁非国大、允许它自由从事政治活动来围剿它。与此同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中还有人倡议在黑人居住区派遣暗杀小分队、进行军火走私、挑起大规模的群众暴力活动。他们认为，这样一来，黑人就会渴望南非国民党加强领导和继续白人统治——或曰种族主义的和平。出于同样的原因，骚乱活动就会使白人和国际社会坚信，南非黑人没有能力统治南非，如果把南非交给黑人来管理的话，他们就会搞种族灭绝——就像非洲的某些地区所发生的那样。

这一观点值得我们通过回顾历史来理解。

上帝的谕示

愿意同敌人进行谈判的曼德拉，挫败了白人政权中某些人的计划。这些人认为，战争和冲突可以让他们占上风。

尼尔·巴纳德是决定是否释放曼德拉的极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也参加了商讨是否解禁非国大的谈判，是前奥兰治自由邦大学的政治系教授。他的政治主张适合于1979年接替巴萨泽·约翰·沃斯特担任总统的彼得·博塔领导的新政府。沃斯特政权没有赶上1976年6月16日索维托大规模骚乱事件，尽管事件发生三个月之前，祖鲁人领袖曼戈苏图·布特莱齐就准确地发出了可怕的预言。他说：“南非正在走向严重危机。”

尽管博塔许诺进行改革，却选中了31岁的巴纳德担任了国家情报局局长，使他成为南非历史上特工部门最年轻的负责人。

巴纳德将他自己写的文章发给记者们。文章中数次提到《圣经》典故“上帝之剑”——在南非语里，军事力量经常被称为“剑的力量”（swaardmag）。他写道：

在被罪恶所分裂的世界政治中，必须经常用剑来惩治罪恶，这是无可非议的。那种认为基督教国家绝不应该拿起剑来、别因伸张正义而受责难的看法是危险的懦弱行为。

南非开始对邻国发动袭击（莱索托、博茨瓦纳、斯威士兰、莫桑比克、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号称是针对非国大游击队，但是对任何跟游击队在一起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在1981年对莫桑比克马托拉的一次袭击中，头戴纳粹标记头盔的南非军人处死了13名非国大成员，然后将他们的耳朵割下带回国作为战利品上交给了指挥官。巴纳德和他的军事安全部门成立了谋杀小分队，制订了生化战计划。这些部门研制出了含毒的T恤衫、含炭疽病毒的香烟，另外还有从大麻中提取的催泪性毒气，以及迷幻药和致幻（摇头）丸。

就在1990年曼德拉被释放前夕，军事机构密谋用难以被发现的破坏脑细胞的化合物谋害他。多亏了德克勒克的阻拦，这一残忍的计划未能实施，但是日后曼德拉的谈判对手正是这些人。

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黑人群众与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核心人物之间的相互仇视在20世纪80年代初时如同燃烧的熊熊烈焰。1983年5月的一天，正值交通高峰时段，比勒陀利亚空军司令部门外发生汽车爆炸事件，共有19人死亡，215人受伤，使白人统治集团核心和白人居住的心脏地区感到震惊。此事件对南非统治精英的影响，类似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的袭击对美国人造成的影响。

爆炸的浓烟还在城市上空翻滚的时候，警方封锁了该地区，广播电台中断了所有节目。在维尔沃尔德医院，一拨又一拨的救护车尖叫声在急救室门口戛然而止，伤员们被陆续送来。惊愕的伤亡者亲属们在走廊里徘徊，相拥而泣。这是南非当局收到的一次警告，尽管这也使得许多白人更加好战。非国大早先就发动过对沃特雷克胡戈特（Voortrekkerhoogte）军事基地和沙索尔炼油厂的突袭行动，后来他们虽然表示将把袭击目标集中在军事上，但是在实际战役中总会造成平民伤亡。这是在联合民主阵线黄红蓝三色旗帜的召唤下最初发生的事件。后来这种冲突和反抗日益增多。自1983年8月开始，联合民主阵线拥有了600个反种族隔离制度的组织，其中许多组织大部分是白人。

博塔的改革积极性受到的制约日益增加，尚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应，因而，释放曼德拉就成为至关重要的真正进展。1984年3月，4000多位国际名人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释放曼德拉。南非当局并未理会这一请愿要求，而是继续试图拔除非国大设在被他们称为阵线国家的基地（阵线国家包括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赞比亚、坦桑尼亚、斯威士兰和莱索托等）。

我们已经开始了寻找真正的人性的征程，我们能够看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有闪闪发光的值得追求的东西。让我们勇敢坚定地朝前走吧，从共同的苦难和同胞之情中吸取力量。我们会最终给予南非最伟大的礼物——一个更富人性的新面貌。

——斯蒂夫·班图·比科

（南非黑人觉醒运动领袖，在拘押期间被警察杀害）

1977年9月

1983年9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南非由于曼德拉在波尔斯摩尔监狱服刑的状况而遭到了批评。会上的证词表明，曼德拉与五名囚犯被关押在一间非常潮湿的牢房，这使得他很难进行学习。两个月之后，表面上看是南非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批评作出了反应，但很可能是为了推动秘密谈判，曼德拉与其他人分开。曼德拉回忆说：

我当时想我应该接近当局，提出举行当局和非国大之间的谈判——因为我们实行集体领导。令我感到苦闷的是，我要在无法跟我的同事西苏鲁、凯瑟拉达、姆兰格尼等讨论此事之前就要同当局接触，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提出，他们也会句句同意我的提议，因为我们对南非国民党政客的仇恨太深了。况且，我的同志们没有我所具有的同来到监狱的法官、司法部部长和监狱管理专员等要员打交道的优势。因此，我认为现在是谈判的时候了。

我开始接触当局，同科比·库切先生商讨了几次。他说会谈必须秘密进行，而我则说会谈可以，但密谈不行。到此时我必须要见一下跟我一起关押在波尔斯摩尔监狱的四位同志。当局拒绝我一起会见他们，但答应可以分别逐一见他们。因此，我首先见了西苏鲁同志。我认为如果我说服他，他就会帮助我说服其他同志。西苏鲁说：“马迪巴，我一点也不反对谈判，但是我认为应该是当局找我们谈，而不是我们找当局谈。”我说，Tshepo同志（Tshepo是“希望”的意思），如果你不反对谈判，谁先迈出第一步就不重要了。雷蒙德·姆赫拉巴说：“这么长时间里你在等什么，你早就应该这么做了。”凯瑟拉达同志不同意我的意见，而姆兰格尼则站在我一边。

接着我将一封信秘密传递给了外面的领导机构。奥利弗·坦博回信表示不赞同我的谈判建议。他说你同当局那些人能谈些什么？我说，我的意思是搞一个非国大和白人政府当局的谈判，就回了这一句话。稍后我在一份备忘录上告诉他们，我要谈的是暴力、谈判、与南非共产党结盟以及多数人统治等问题。非国大说这么做是对的，并且授权给我。于是我分别同来自纳塔尔、德兰士瓦、奥兰治自由邦和开普敦的同志打招呼，包括非国大成员、青年联盟成员、妇女联盟成员以及行业狱中工会的成员。我向他们简单介绍情况后，大家都赞同。我也召集了罗本岛监狱的其他狱友（在叛国案审判中侥幸活下来的人们）。

当局任命了一个高级别的谈判团队：威勒姆斯将军、科比·库切、国家情报局局长尼尔·巴纳德、宪法专家法尼·范德莫韦以及国家情报局的官员麦克·娄乌。

1983年开始担任监狱专员的威勒姆斯将军早在1971年就认识了曼德拉，当时他担任罗本岛监狱的军官。他说，双方的会谈是在波尔斯摩尔的贵宾酒店举行的。有时在贵宾餐厅，有时在酒店的俱乐部，还有一次是在威勒姆斯将军位于监狱所在区域的家里。其他会谈场所选在了科比·库切的家里——他和曼德拉有一次甚至还打了会儿网球，他们也选过在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会谈。

在曼德拉获释前后这段时间里，“民族之矛”应该采取系统而有效的行动来营造必要的气氛，这些行动应该严格限定目标，以便与解放运动政策相一致，也要相应地准备一些宣传口号，比如“亲爱的司令同志，欢迎您回家”。所有这些行动任何时候都不要在曼德拉出现的地区或附近区域进行。

——非国大全国执委会，卢萨卡，1989年

当时监狱的环境与已在南非弥漫的恐惧和暴力相比算是相对平静的。1985年7月20日，南非当局宣布在36个黑人城市居住区实施紧急状态。仅在头一星期，就有1000人遭到拘捕。8月15日，世界各大媒体都准备报道南非总统的一篇讲话。讲话中说政府将要开始推出大规模改革计划。结果，博塔却在他的“卢比肯讲话”中就种族隔离政策进行了言辞激烈的辩护。

几天内，南非货币就贬值了近1/3。学者、报纸编辑和商人开始有了绝望情绪。他们判定，如果政府不能或者不愿通过谈判找到打破南非僵局的出路、解除对南非的威胁，他们就会不顾政府收缴他们护照的威胁，去同非国大会谈，而且事实上他们也这么做了。

南非首富哈利·奥本海默公开站出来支持释放曼德拉。1985年11月21日，非国大在《哈拉雷宣言》中进一步施压，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该宣言要求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解除紧急状态，从黑人市镇撤出军队，承认非国大的合法地位以及为自由政治活动创造条件。

政府在公开场合表示，如果非国大愿意放弃暴力活动的话，政府愿意与之谈判；非国大则回应说，政府也必须放弃使用暴力。

马克·马哈拉吉说：

我们把民主带入了这个国家，但是我们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政治工作时的革命教材里却没有民主这个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世界已基本上改变。但是不论怎么变化，历史已经记录下这些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男男女女，正是他们既有能力发现这些变化，又有勇气适应这些变化。这是对曼德拉领导能力的一种检验，正是在被隔绝在监狱牢房里的时候，他才决定采取主动，同所痛恨的种族隔离政权展开对话……历史将铭记曼德拉的审时度势之英明……他为谈判所提出的先决条件的每一步骤，都经过了仔细斟酌，为的是确保不削弱或不危害非国大，并且，他的大胆举措万一失败，他便一人承担责任，不给组织丢脸。

军警官参政要员，是博塔领导下的政府军警之名，为应对20世纪80年代初南非所面临的威胁，他还提出了“总攻击”和“总战略”论。他说，他们复杂得像纳粹德国那样的军警体制是合理的。这种体制怂恿公民彼此监视。

国家安全委员会自1972年起就一直在约翰·沃斯特的控制之下，成了真正的政府。直到1979年，该委员会都是政府的20个委员会之一。

自1966年起就任国防部部长的博塔，1978年成为总理。他需要维持对亨德里克·范登伯格领导下权力甚大的国家安全局的控制——范登伯格是沃斯特的亲信。

自1975年南非军队侵入安哥拉以来，军方与内阁就一直意见不一。博塔和军方想向敌人开战，他对公众说，南非军队做好了应对黑人采取地面猛烈进攻的准备。他和他手下的将军们认为，非国大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斗争是“总攻击”，而只能以“总战略”来应对。

巴纳德在媒体上著文，其表述后来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恐怖袭击之后被美国国土安全部引用：

恐怖活动就是一出戏剧，其目标就是指向欣赏此剧的最广大的人民……肯定不是指向能够被杀死的最广大的受害者。因此，广播、电视和报纸等媒体在宣布恐怖造成的恶果的时候，一方面对恐怖主义活动起到了很重要的帮助作用，而另一方面也起到了激发起公众同情心的作用。

1984年7月，当司法部部长科比·库切到开普敦医院看望因病住院的曼德拉的时候，曼德拉加快了与政府接触的步伐。

1985年1月31日，博塔宣布：

政府愿意在南非共和国境内释放曼德拉先生，条件是他要作出承诺，他将不再为实现政治目标而策划、煽动和参与暴力行动，而是遵纪守法以免再遭逮捕。所以，妨碍曼德拉先生获得自由的不是南非政府，而是他本人，选择权在他那里。政府唯一要求曼德拉先生的，就是他应该无条件地放弃将暴力作为政治工具。毕竟，这是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所奉行的标准。

2月8日，温妮·曼德拉偕曼德拉的律师伊斯梅尔·阿尤布探望了她的丈夫，希望获得曼德拉对当局条件的回应。曼德拉选择了用公开声明的方式回应博塔总统。阿尤布和温妮坐到曼德拉面前，他开始口授一份声明，但是看守不让。曼德拉说他有权利以他选择的任何方式答复总统，却来了一位高级警官命令曼德拉停止口授。曼德拉告诉监狱当局，可以给总统打电话证实。于是他拒绝服从命令，继续对阿尤布口授声明。

2月10日是星期日。这是一个异常闷热的夏日，曼德拉最小的女儿津齐在索维托的欢乐体育场宣读父亲的声明。这个大会是由联合民主阵线预先安排好的，为了庆祝圣公会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于不久前在奥斯陆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站在鸦雀无声的与会者面前，身穿T恤衫和牛仔裤的津齐说：

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明确表示，他们对你（“你”是指博塔。——译者注）、只对你负责。你应该直接听听他们的看法，而不是通过别人。他代表所有那些因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而被关进监狱的人，代表所有那些被放逐的人，代表所有那些被迫流亡在外的人，代表所有那些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受苦受难的人，代表所有那些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以及代表所有那些被剥削、被压迫的人……

我父亲说：

我将永远是非国大的一员，直到生命结束。奥利弗·坦博何止是我的一个兄弟，也是我近50年的最亲爱的朋友和同志。你们珍视我的自由，奥利弗·坦博更是如此。我们两人的观点完全相同。

这也向某些人传达了明确的信息，因为当时有人认为曼德拉没有经流亡中的非国大授权而擅自发表意见。

津齐继续读道：

请博塔……宣布放弃暴力；请博塔宣布他将废除种族隔离政策；请他解除对人民的组织非国大的禁令；请他给予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遭囚禁的人自由，给予那些遭驱逐或被迫流亡的人自由；请他保证人民能够自由进行政治活动，以便由他们来决定谁来做他们的统治者。

我非常珍视我的自由，但我更珍视你们的自由……我不能出卖我与生俱来的权利，也不会出卖人民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当人民的组织还被禁止的时候，我会得到什么自由？当我的妻子还仍被放逐在布朗德福的时候，我能被给予和我的妻子一起生活的自由吗？当我想要找工作时，通行证上还需要特别盖章，这又是什么自由？当我的南非公民权没有得到尊重时，我又能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只有自由人才能够进行谈判。囚犯是无权订立契约的……我还是回牢房去吧。

会场上的妇女们哭着高喊同意，而男人们则跺脚欢呼。曼德拉的话是经过仔细斟酌的，南非当局却不为所动。

1989年1月18日，博塔患上轻度中风，由其私人医生、特种部队及生化战计划负责人沃特·巴松博士治疗。几年后，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媒体将他称为“死亡博士”。2月2日，博塔辞去了南非国民党主席的职务。3月13日，南非国民党党员联邦委员会的会议呼吁博塔辞去总统职务。博塔愤怒不已，随即宣布1989年9月6日举行大选。接着在7月5日，博塔在开普敦的泰因海斯客气地款待曼德拉，请他喝茶、吃蛋糕。这一举动令他的批评者非常吃惊，但此举却未能平息国民党领导层内那些担心他的怪异举动会损害国家的人的不满情绪。不久，博塔迫于内阁的压力终于辞职。

领导层里竞争总统职位者之一是保守派德克勒克，他属基督教归正教会的一个派别，归正教会保守到了禁止其成员跳舞的地步。他当时的妻子玛丽克曾在以前的一次讲话中，将有色人种称为“非人类”，说他们是南非的“残羹冷炙”。德克勒克的竞争对手是长期担任外交部部长的皮克·博塔，博塔在英裔白人和荷裔白人中很受欢迎。

1989年9月，德克勒克当选为总统。两个月之后，他废除了国家安全管理体系，该体系规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下，平民可以应聘为国家安全管理体系的军官。他同时还将国家安全委员会降格，使内阁成为国家安全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这就为南非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民主道路转型打好了基础。

彩虹之国失去了无价之宝

共和国总统当促进国家的统一，并促进能够使国家得到发展的一切事务。

——《南非共和国宪法》

在其任内，曼德拉就意识到，国民普遍担忧“曼德拉百年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他意识到了这种担忧对经济潜在的负面影响。五年任期刚过完一半的时候，曼德拉就开始把政府的一些日常工作交给他的副手塔博·姆贝基去做。

1997年12月，在非国大的会议上，曼德拉甚至发表了一篇由姆贝基起草的引起广泛争议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媒体、抵制改革的白人以及国际捐赠者们未能兑现诺言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结果，这篇讲话遭到猛烈抨击。曼德拉为什么要宣读这样一篇他本知道会饱受非议的讲话呢？一名非国大的高级官员说：

曼德拉对这篇讲话并不满意，尽管里面的部分内容他也赞同，但他也知道，如果姆贝基发表这样一篇讲话，他和国家将会受到严重损害。但由于曼德拉的崇高地位，这一讲话便可接受，虽然曼德拉总统的领导能力遭到了最严厉的批评，但不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

这一观点并无实际意义，还有人认为，曼德拉觉得这更有利于姆贝基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与其让一位新总统来承担因考虑不周的讲话而犯的错误，不如由曼德拉来承担。如果是这样，那这就是傲慢而不明智的一步棋，正如姆贝基后来的行为所显示的那样，这不是他要汲取的教训。

姆贝基的观念遵从了奥利弗·坦博深思熟虑的战略思想。坦博自己虽有一个儿子达利，但他却将在流亡中的年轻的姆贝基招至自己麾下进行培养（达利至少要比姆贝基小10岁，而且自始至终就对政治不感兴趣）。并非所有人对此都能接受。于1989年10月27日（星期五）在卢萨卡举行的非国大全国执委会会议纪要中记录了情报机构政委乔·恩赫兰赫拉的发言：“我为媒体反复报道姆贝基的问题感到忧虑。我们可以认为那都是无稽之谈，但是民众就这些问题向我们提出了……”

因此，在姆贝基当选为总统几乎成定局时，有些人——如西里尔·拉马弗萨、马克·马哈拉吉、托吉欧·塞克斯威尔等——表现出对总统职位的兴趣，并且他们的支持者们试图鼓动他们参选，这时姆贝基无情地与人合谋将反对他的意见说成是纯属多余。曼德拉将拉马弗萨和姆贝基两位人选提交给了非国大的三位高级领导人——沃尔特·西苏鲁、托马斯·恩科比和雅各布·祖马。在曼德拉表示出了对时任工会领袖、现在是一名商人的拉马弗萨的偏好之后，他们还是一致认为“应该选姆贝基”。西里尔·拉马弗萨是国家真正需要的人才，但最后，非国大的流亡政治学胜利了。

曼德拉也同非国大的那些资深盟友（南非工会大会和南非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了磋商。而且，在同工会领导人约翰·冈诺莫、姆巴哈齐马·施洛瓦和南非共产党领导人乔·斯洛沃和查尔斯·恩恰库拉的磋商中，只有斯洛沃一人反对姆贝基。

戈文·姆贝基的态度反倒是奇怪而含糊。作为曼德拉最亲密的老朋友之一，也是最有可能同曼德拉争论的朋友，戈文被人问到他儿子塔博·姆贝基与曼德拉的总统领导风格有什么不同。“两人的不同嘛，”他迟疑了一下说，“是曼德拉个儿高，塔博个儿矮。”事后看来，他那番表露心迹的话，根本不是评论两人的身材，而是评说两人谁有远见卓识和领导能力。对于当时的评论家来说，那句话听上去简直就是一番趣言妙语，但是跟自己长子关系紧张的戈文，绝不是一个容易作出轻率评论的人。

到退休的时候，纳尔逊·曼德拉将成为南非的国父。他会继续扮演调停南非内部冲突、非洲大陆冲突乃至国际冲突的角色。

——因德雷斯·奈都（非国大议会前议员）

他用里沃尼亚叛国案受审者的语气说：“我认为他是一个极具智慧、不会做任何愚蠢之事的年轻人。”然而，在塔博·姆贝基的第二任期行将结束之时，南非人民和非国大内部普遍对他不满。2007年12月16日，在波罗克瓦尼举行的非国大会议上，他遭到与会者连续的、毁灭性的讥讽和嘲弄，这导致了他后来的失败。在南非历史上，还不曾有高官公开遭到如此羞辱。

于2001年8月去世的老姆贝基在一次长谈中对我坦言，他一点都不了解自己的儿子。他说：“他被迫流亡海外的时候才19岁，而我则被投入了监狱。”的确，也许是塔博流亡海外后不久在联合国发表的慷慨激昂的讲话，使得当时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政府打消了将戈文、曼德拉和其他里沃尼亚叛国案受审者处以死刑的念头。

然而，在1999年6月塔博当选为总统后第一次对议会发表讲话时，戈文高兴得难以自制，戈尔的妻子也就是塔博的母亲伊潘内特坐在他的左侧，身穿一袭黑裙，表情严肃。塔博的妻子扎内勒则身着桃红色套装，独自坐在座位上，旁边的几个座位空空如也。

塔博在讲话之前和讲话期间翻阅讲稿的时候，曾几次抬起头来看自己的父母，他的样子几乎就像一个不自信的学童看自己的父母一样。戈文激动得几乎要跳了起来，伊潘内特和扎内勒则淡定得多。塔博讲话的时候偶尔看他们一眼，伊潘内特依旧是神秘莫测的样子，而戈文则又是鼓掌，又是激动地挥手。这一短暂插曲清楚地表明，塔博当年就是为当总统而被培养的，也说明了他从母亲身上学到的冷静。父亲身陷囹圄之后，母亲一人在家将他抚养大。

跟姆贝基关系最亲近的家庭成员的这种冷漠不言自明，作为总统的姆贝基如同孤家寡人一样而遭到他领导下的人民的轻蔑，而且显然无法被人同情。但是在许多其他方面，姆贝基又很幸运，他的家庭属于知识精英阶层，而他本人是在迈克尔·穆恩丹尼的家中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他获得了无尽的关爱和成长的机会。作为年轻人，姆贝基的外交才能也使他很快就在流亡的非国大组织内获得了很高的地位。

尽管姆贝基缺乏坦博那样的冷静和智慧，也没有曼德拉那样的慈祥和喜相，他还是利用公布南非宪法的仪式表露了自己坚毅外表背后的激情。1996年5月8日，在开普敦议会的小型立宪会议闷热的会议室内，他的一番讲话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我是一个非洲人。

我的生命属于我们祖国大地上的山川河流、花草树木、荒原大漠、湖泊海洋，属于千变万化的春夏秋冬。

霜重雪寒冻我身，风和日丽暖我心。我的一切属于科伊人，属于桑人（科伊人和桑人是南非历史最悠久的土著人。——译者注），他们灵魂孤寂，游荡在开普省美丽的广袤大地上——他们成为我们家园所经历过的最残酷的种族大屠杀的受害者；他们在捍卫自由的斗争中最先牺牲了生命……

我是由那些从欧洲到我们的祖国寻找新家园的移民造就的。无论他们有过什么行为，他们依旧是我的一部分……这一切我都知道，而且知道这一切都是事实，因为我是一个非洲人！

接着，姆贝基讲话的声音随着内容抑扬顿挫起来，他说：

我们是一个决不允许对屠杀、酷刑、囚禁、流放或迫害的恐惧导致非正义存在的民族……

我们庆祝通过的新宪法作出明确的声明，我们拒绝接受按照种族、肤色、性别或历史渊源来定义南非人的做法。南非属于所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不分黑人、白人……新宪法谋求建立一种人人免于恐惧的环境。

我们的国家为我们民族的多样性而高兴，她为我们所有自愿将我们看成一个民族的人创造空间……无论我们现在遇到了什么挫折，都不能阻挡我们！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非洲终将实现和平！无论这让怀疑论者听上去多么不可能，非洲必将繁荣起来！

姆贝基讲起话来优美得像吟诗一般，令曼德拉单调的演讲无法与之媲美。但是当曼德拉言行一致、满眼笑意的时候，有人说姆贝基诗一般的言辞里缺乏情感。他的讲话辞藻华丽，振奋人心，但是缺失实施的意愿。

曼德拉专注于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和平革命，这赢得了世界人民的敬仰。姆贝基认为，通过推动非洲的崛起和发展，南非才能拓展自己的市场。建立非洲共同体的想法不错，但恐难真正实现，因为非洲大陆缺乏共享空域，铁路基础设施破败不堪，公路养护不良，更不要说战争频发，冲突不断。姆贝基当政期间，黑人精英阶层不仅扩大，而且根基扎牢，但是工资差距扩大，失业人数增加，贫困化加剧。

姆贝基在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问题上的立场更是饱受非议——他质疑艾滋病病毒导致了艾滋病，因而招致人们公开大唱反调，他在任时，南非是世界上艾滋病患者最多的国家。2002年，南非有60万人死于艾滋病。2003年法院作出裁决，要求一直拒绝采取措施的姆贝基延长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患者的药物治疗期，但这对许多患者来说为时已晚。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估计，仅在2009年南非就有31万人被艾滋病夺去生命——几乎每天850人。

但是公平而论，曼德拉担任总统时在艾滋病问题上也无甚作为。然而，到了2000年，曼德拉真切地感受到了艾滋病对他的危害，他的亲人中有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据媒体报道，2002年，曼德拉在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开幕前夕，对《星期日泰晤士报》首次披露，他的一位22岁的侄女和另外两位侄孙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他在讲话中谈到他接见过的几位曾获得奖学金的大学生严重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只是在他为抗逆转录病毒的治疗付出代价时，他的立场才发生显著变化。

曼德拉和姆贝基在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问题上公开相互指责。非国大支持姆贝基，批评曼德拉公开呼吁对患者进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做法。对此曼德拉不予理睬。2002年，他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及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巴塞罗那世界艾滋病防治大会，呼吁各国元首和政府紧急行动起来，同这种致命疾病作斗争。

但是在人们眼里，姆贝基的确是一个不容小觑之人。据说在同议员们谈话时，他会辱骂、严惩敢于质疑他的人。

2002年，《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卡罗尔·佩顿和蒙德利·马卡尼亚在新闻报道中这样描述姆贝基领导的南非政府：“政策协调与实施受到他的办事班子的严格控制，（各部）负责人行事都要向总统办公室主任弗兰克·奇卡尼牧师报告……”姆贝基在议会中的讲话，无论是核心思想还是措辞，在每个场合都得到了非国大议员和部长们的随声附和，这反过来也表明，非国大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党员对总统趋炎附势的苗头。

中央政府的过度控制使得曼德拉任总统时的活力与创新荡然无存。工作中循规蹈矩之风日渐盛行，而自主创新则日渐式微。

非国大将姆贝基解职之后，在波罗克瓦尼精心策划倒姆贝基的逼宫声浪的雅各布·祖马如愿当选为总统。人们对他的当选也颇有争议：他是一个一夫多妻主义者，共育有22名子女，有些是跟妻子所生，也有些是跟女友所生。2005年，他在涉嫌强奸族内一名艾滋病病毒呈阳性的年轻女孩的案件中被判无罪。2009年，国家检察机关因“政治压力”撤销了对他的腐败指控，该项指控涉及1999年南非数百万兰特的武器交易案。

祖马总统的两届任期也被腐败严重、敲诈勒索和高官谋杀案所困扰，包括连续针对两名警察高官的指控案件。例如，亿万富翁布雷特·凯博遭黑手党歹徒枪击身亡，凶犯与时任警察总监杰基·塞莱比关系密切，后者因贪污腐败、收受毒贩贿赂被判有罪。接着在2011年7月，公诉人（这里的公诉人原文是public protector。——译者注）图莉·玛顿塞拉因5个月前宣布警察总部500万兰特的租约非法而受到逮捕的威胁。她说南非警察总监贝基·塞莱是对此负有责任的人之一，塞莱后来被祖马总统停职。她也批评过公共工程部部长格温·马赫兰古恩卡宾德，说他不听从法律顾问的阻止，批准了这一非法交易。

2011年10 月，祖马将马赫兰古恩卡宾德与联合执政和传统事务部部长赛斯洛·希塞卡解职，后者也是遭到腐败指控的焦点。

祖马的治下管理混乱，派系活动严重。南非自由州大学教授克旺迪韦·孔德罗认为，政治任命受到部族的影响，这是非洲危险的信号。曼德拉曾经领导过的非国大青年联盟对孔德罗的言论愤怒不已而不断挑事。其领导人朱利叶斯·马勒马的语言常常充满种族主义意味，他还威胁说要将私人公司收归国有。后来马勒马被裁决对一名强奸案幸存者犯有性别歧视罪，另一法庭指控他犯有引述种族主义言论罪。在他侮辱博茨瓦纳的事件发生后，非国大最终将其送上纪律训诫庭，但是所有这些行动都没能阻止马勒马。私下里，曼德拉十分痛苦，但是他的话已经没有多少分量了。在公开场合他对此缄默不语，倒是愤怒的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成了“南非的良知”。

谢谢你，父亲

无论我有什么愿望，我都难以做到让后人用如我所愿的方式记住我。在我身陷囹圄时，我就担忧（我可以获得）一个总是百分之百正确、绝不会做错任何事情的形象。人们对我的期望远非我能力所及。

——纳尔逊·曼德拉

如果你确立了人生目标，那么你就要集中精力去做，不要与你的敌人纠缠（在一起）。你必须创造一种你能带领大家向你确定的目标前进的氛围。

——纳尔逊·曼德拉

曼德拉卸任之后，一心一意地为这些事务而奔忙：非洲中部的和平问题、艾滋病问题，他数十次会见世界上那些才俊和名媛，争取他们对他建立的儿童基金会（和他的家庭）的支持。但是牢狱生涯教会了他要花时间进行思考，使他懂得了适时隐退的价值。他获释后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反映了他在狱中的情形。他依旧每天四点半起床，运动一个小时（直到年高疾重行动不便才终止），然后在六点半一边看报纸一边吃饭，早餐依旧是简单的麦片粥外加水果和牛奶。饭后，他就开始了一天的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工作，而且常常长达12个小时。随着年事渐高，他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了起来。

曼德拉最喜欢做的事情莫过于给孙辈、曾孙辈简述自己的童年生活和儿时学到的东西。其中就有他作为政治领导人时采用的策略：“当你想把一群牛赶往某一个方向走的时候，你应该手持木棒站在它们身后，于是就有几头积极的牛在前边领头，其余的就会跟上。”一个领导人做事就该这样。

他努力给孩子们讲解他1975年在罗本岛监狱写给温妮·曼德拉的信中所说的话的含义：“诚实、真诚、朴素、谦卑、慷慨大方、远离虚荣、乐于助人——这些人人易得的优良的品质——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基础。”他时常教导家人，把人往好里想，他们往往就会往好里做，不然就相反。而且，当南非的政治统治开始让民众失望的时候，他对人心之善的信仰就更加令人钦佩。

他就形势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新的环境诱发了人们的利己主义思想和对财富的贪求。在沃尔特·西苏鲁缔造和领导的组织内绝不容许有贪污腐败、投机思想和自私自利的一席之地。”曼德拉的有关贫困化日益加剧和疾病蔓延的警告常常无人重视。但是，他觉得自己很难再直截了当地批评他为之作出巨大牺牲的非国大了。

曼德拉常常强调自己非常崇尚集体决策原则的价值——这是托马斯·杰斐逊和亚伯拉罕·林肯十分重要的民治政府的思想——但是集体未必总是明智的。况且，他已经不再是团队的领导，他并不指望自己的批评意见能起多大作用——也许只能给公民带来些许希望，但已无力改变日渐不容异见的非国大的政策了。

非洲大陆上各国当政者不能容忍人民的意愿，这是令曼德拉十分困惑的一种挑战。他意欲在退职之后担当起全球和平使者的角色。所以，在退休不久后的2000年，也是前调停人、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去世之后，曼德拉充当起了布隆迪和平进程的首席调停人的角色，之前布隆迪因部落冲突爆发了毁灭性的内战和种族大屠杀的暴行。在2003年5月，曼德拉见证了图西族领导人皮埃尔·布约亚将权力移交给胡图族领导人多米蒂昂·恩达伊泽耶的仪式。和平来之不易，这一点曼德拉将会再三证实。

同一年，曼德拉对伊朗、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和美国进行了一次穿梭式访问，同各方进行谈判，以图在中东地区实现全面和平。但是尽管他说同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和总统艾泽尔·魏茨曼的会谈是“积极的和热诚的”，他们还是拒绝了他的调停。

尽管如此，他还是为调停东帝汶冲突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而感到欢欣鼓舞。此外，还有利比亚交出制造1988年泛美航班苏格兰洛克比空难疑凶之事——这也是曼德拉与沙特阿拉伯一起调停七年取得的结果。

后来，在2002年12月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授予曼德拉总统自由勋章（美国平民最高奖）几个星期之后，曼德拉就痛斥小布什对伊拉克发出的威胁（数星期之后美英两国就入侵了伊拉克）。曼德拉指责小布什觊觎伊拉克的石油。他把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称作“美国的外交部部长”。曼德拉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2003年7月，小布什访问南非时，两人都拒绝与对方见面。

虽说曼德拉这位知名人士在工作中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乃至在世界舞台上的调停工作卓有成效，但是他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却非常复杂难解。

整体上，曼德拉的家人生活奢华，但是很少有人像温妮和津齐那样阔气——2003年她们两人开始倒霉。5月，约翰内斯堡高等法院裁定津齐偿付一家银行400多万兰特，这笔钱是五年前津齐从银行贷出用于美国知名黑人流行音乐组合“男孩·男人”（Boyz II Men）南非之行的费用。

同月，比勒陀利亚高级法院判决温妮和她的经济顾问有罪，罪名是“虚构非国大成员的名字，以欺诈手段获得超过12万美元的贷款”。她被判处五年徒刑，缓期一年执行，温妮随后提出了上诉。

尽管曼德拉很悲伤，但是他仍远离了这些纷争。5月5日早晨，曼德拉被他的私人助理泽尔达·拉·格朗叫醒之后，获悉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沃尔特·西苏鲁去世的噩耗。那段时间曼德拉一直住在一个舒适的狩猎农场，撰写回忆录《漫漫自由路》的续篇。他立即穿好衣服回到约翰内斯堡，去慰问沃尔特的遗孀阿尔贝蒂娜。身体虚弱的曼德拉由人搀扶，走进西苏鲁简陋的家。曼德拉握着刚刚失去丈夫的阿尔贝蒂娜的手说：“科萨迈拉不在了，愿他在天国永生！我的一部分去了。”

曼德拉花了两天时间跟顾问们一起讨论西苏鲁的悼词。他对南非新闻协会发表了一份媒体声明：

在过去的62年中，我们两人的生活交织在一起。我们一起献身于共同的革命事业。我们肩并肩一路走来，抚平彼此的创伤，前进的步伐有些蹒跚时我们互相搀扶。我们一起品尝自由的滋味。

从一定意义上说，我感到我被沃尔特欺骗了。如果这个物质世界之外还能存在另外一个生命的话，我愿意先到那里，去迎接他的到来。我现在知道，到我死的时候，沃尔特将会在那里迎接我。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会手持一张表格，要我登记参加那个世界的非国大，用当年我们动员民众支持《自由宪章》时高唱我们最喜爱的歌曲来诱骗我：

“你报名参加

争取自由的斗争了吗？

请允许我们

登记上你的名字。”

我将会永远怀念他的友谊和他的忠告，直到我与他九泉相见。请走好，安息吧！科萨迈拉，真正的英雄。

在葬礼上，当数千人高呼他的名字的时候，曼德拉微笑着冲他们挥手致意。他的意图非常清楚：我们来到这里，不是来哀悼一个人的去世，而是来赞美一个人伟大的人生。“在过去几年中我们频繁地走过这条路，”他说，“向我们解放运动的老战士告别，在一代人结束长期英勇斗争的时候向我们民族倒下的长矛致以最后的敬意。我们这些被筛选出来要活得更加长久的人，只得承受目睹战友们接连离去的痛苦。”

过了一段时间，当曼德拉的悲伤情绪和缓了一些时，他在一个广播节目中坦白说，当他第一次来到约翰内斯堡时有人警告过他：“别跟沃尔特·西苏鲁掺和在一起，否则，你的余生将在监狱里度过。”“当然，”曼德拉说，“我没有理会这一警告。”

2011年阿尔贝蒂娜以92岁高龄与世长辞的时候，已近93岁的曼德拉虽然写了悼词，但是已经不能出席她的葬礼了。多年来腿脚的伤病本就使他行走困难、疼痛难忍，他现在显然已经无力亲往，而由他的妻子格拉萨·马歇尔代他宣读了一份声明。对于在西苏鲁当年婚礼上担任伴郎的曼德拉来说，她的去世尤其令人难以承受。他把她称为“最伟大的南非人之一”。沃尔特身陷囹圄26年，是阿尔贝蒂娜把全家人团结在一起，她作为母亲的力量在孩子们经历痛苦时体现出来，而她所有的子女都成绩卓著、地位显赫。

曼德拉写的致阿尔贝蒂娜的悼词比写给西苏鲁的悼词更加悲伤。深知自己时日不多的曼德拉写道：

我的一个又一个的朋友和战友已经被岁月夺去了的生命。他们每一个人的去世都好像使我失去了我的一部分，而最令我感到痛苦的是亲爱的朋友，我最亲爱的姐妹——你的去世。

阿尔贝蒂娜的去世让曼德拉思考了很多，当沃尔特·西苏鲁走出牢狱、渐渐融入他的充满爱的大家庭的时候，曼德拉却有点孤单寂寞。他所渴求的就是像西苏鲁所享受的那种婚姻。沃尔特和阿尔贝蒂娜恩爱无比。在一次接受电视采访中，他们似乎忘记了还有电视记者在场。阿尔贝蒂娜停下、注视着沃尔特。“你想吻我，对吗？”她对他说。她的80多岁的爱人，洋溢着爱的微笑，答道：“对，我想吻你。” 于是就久久相吻。

虽然曼德拉与格拉萨·马歇尔的婚姻很幸福，但是繁忙的公务使他无暇顾及他所珍视的家庭生活。作为一个人们所崇拜的偶像，他出狱后的生活从不属于他自己。虽然他尽量切割出自己的私人空间，但是很难，因为总有人说他们的事情“很特别”，需要曼德拉处理。曼德拉很伤心，因为他寄予厚望的民主蒙上了阴影。

在实行民主后的几年时间里，南非所取得的令人欢欣鼓舞的进步变得飘忽不定，其不公平程度甚至超过了种族隔离时期。

民主选举之前，圣职人员和妇女经常援引《圣经·以赛亚书》中“铸剑为犁”的箴言，但随着岁月进入21世纪，更多的政治人物被揭露出有贪腐行为，《以赛亚书》中另一条箴言又被人们援引出来：

你的官长居心悖逆，

与盗贼作伴，

各都喜爱贿赂，

追求脏私。

他们不为孤儿申冤，

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

最难的事情不是改变社会，而是改变自己。

——纳尔逊·曼德拉

2011年7月，影响力颇大、拥有200万成员的南非工会大会领导人兹韦林奇马·瓦维谴责那些“强大、腐败、掠夺成性的实权人物，他们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了保守的民粹主义，利用非国大疯狂地为自己谋取利益”。瓦维的意思是说，“国家的政治方向出现偏差，已经失控”。

他对愈演愈烈的贫困化和高失业率提出批评。在3年的时间里100万人失去了工作——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26%，但非官方的数字比这至少要高上一倍。街道上的宝马车和奔驰车却很显眼，随处可见。而且，犯罪现象十分严重：平均每天发生49起谋杀案（三年之前的情况比这要好些），每26秒钟发生一起强奸案……

恐怕所有这些都不会让写作《论美国的民主》的著名评论家托克维尔吃惊，200多年前他就说过：

所有的革命运动都使人们的野心膨胀……在获得胜利的喜悦迸发后，没有什么事情人们做不到：不仅贪得无厌，而且欲望的满足也似乎没有穷尽……此外，人们一定不会忘记，摧毁贵族统治的人都是在其法律制度下生活的。他们见证了它的辉煌，而且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它原有的情感和观念。因此，在贵族统治被摧毁的时刻，其精神实质依旧在平民百姓中盛行，在被打败之后其自然倾向依然会长期保留……不稳定感依旧……欲望仍旧极度膨胀，而满足它们的手段日渐减少。

或许，许多为获得解放而奋斗的人感受到的背叛错了位，正如数十年受到的伤害不可能仅用20年就完全抚平一样，但是出现的问题依然令他们痛心疾首。面对愈演愈烈的社会痼疾，日渐衰老的曼德拉已经身心无力，无暇顾及了，并且最终选择了沉默。

或许，人们不妨设想一下，曼德拉百年之后的墓志铭可能是这样写的：

我，因别人而在。我从最伟大的有才智的人和最谦卑的人那里学到了我所知道的所有知识，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曾热烈地爱过，也曾深深地受过伤害，这让我学会了耐心、宽容、同情和感恩。

我的尊严曾受到诋毁，我因此学会了昂首挺胸、豪情满怀地走路，因为尊严体现在人的精神上。我弯下腰去倾听孩子们跟我耳语，听到了真知灼见。我用真心而不是用自我倾听我的敌人的讲话，我从中学会了怎样利用他们的恐惧树立消除仇恨的信心，带领我的人民和别的国家的人民走向自由。

我知道，获得自由并不意味着获得解放，也不是无聊地打发时间。真正的自由是捍卫和发展自由的永恒责任。

因此，我们可以对曼德拉说：

多保重，曼德拉！谢谢你，我们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