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当司法部部长科比·库切到开普敦医院看望因病住院的曼德拉的时候，曼德拉加快了与政府接触的步伐。
1985年1月31日，博塔宣布：
政府愿意在南非共和国境内释放曼德拉先生，条件是他要作出承诺，他将不再为实现政治目标而策划、煽动和参与暴力行动，而是遵纪守法以免再遭逮捕。所以，妨碍曼德拉先生获得自由的不是南非政府，而是他本人，选择权在他那里。政府唯一要求曼德拉先生的，就是他应该无条件地放弃将暴力作为政治工具。毕竟，这是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所奉行的标准。
2月8日，温妮·曼德拉偕曼德拉的律师伊斯梅尔·阿尤布探望了她的丈夫，希望获得曼德拉对当局条件的回应。曼德拉选择了用公开声明的方式回应博塔总统。阿尤布和温妮坐到曼德拉面前，他开始口授一份声明，但是看守不让。曼德拉说他有权利以他选择的任何方式答复总统，却来了一位高级警官命令曼德拉停止口授。曼德拉告诉监狱当局，可以给总统打电话证实。于是他拒绝服从命令，继续对阿尤布口授声明。
2月10日是星期日。这是一个异常闷热的夏日，曼德拉最小的女儿津齐在索维托的欢乐体育场宣读父亲的声明。这个大会是由联合民主阵线预先安排好的，为了庆祝圣公会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于不久前在奥斯陆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站在鸦雀无声的与会者面前，身穿T恤衫和牛仔裤的津齐说：
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明确表示，他们对你（“你”是指博塔。——译者注）、只对你负责。你应该直接听听他们的看法，而不是通过别人。他代表所有那些因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而被关进监狱的人，代表所有那些被放逐的人，代表所有那些被迫流亡在外的人，代表所有那些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受苦受难的人，代表所有那些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以及代表所有那些被剥削、被压迫的人……
我父亲说：
我将永远是非国大的一员，直到生命结束。奥利弗·坦博何止是我的一个兄弟，也是我近50年的最亲爱的朋友和同志。你们珍视我的自由，奥利弗·坦博更是如此。我们两人的观点完全相同。
这也向某些人传达了明确的信息，因为当时有人认为曼德拉没有经流亡中的非国大授权而擅自发表意见。
津齐继续读道：
请博塔……宣布放弃暴力；请博塔宣布他将废除种族隔离政策；请他解除对人民的组织非国大的禁令；请他给予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遭囚禁的人自由，给予那些遭驱逐或被迫流亡的人自由；请他保证人民能够自由进行政治活动，以便由他们来决定谁来做他们的统治者。
我非常珍视我的自由，但我更珍视你们的自由……我不能出卖我与生俱来的权利，也不会出卖人民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当人民的组织还被禁止的时候，我会得到什么自由？当我的妻子还仍被放逐在布朗德福的时候，我能被给予和我的妻子一起生活的自由吗？当我想要找工作时，通行证上还需要特别盖章，这又是什么自由？当我的南非公民权没有得到尊重时，我又能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只有自由人才能够进行谈判。囚犯是无权订立契约的……我还是回牢房去吧。
会场上的妇女们哭着高喊同意，而男人们则跺脚欢呼。曼德拉的话是经过仔细斟酌的，南非当局却不为所动。
1989年1月18日，博塔患上轻度中风，由其私人医生、特种部队及生化战计划负责人沃特·巴松博士治疗。几年后，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媒体将他称为“死亡博士”。2月2日，博塔辞去了南非国民党主席的职务。3月13日，南非国民党党员联邦委员会的会议呼吁博塔辞去总统职务。博塔愤怒不已，随即宣布1989年9月6日举行大选。接着在7月5日，博塔在开普敦的泰因海斯客气地款待曼德拉，请他喝茶、吃蛋糕。这一举动令他的批评者非常吃惊，但此举却未能平息国民党领导层内那些担心他的怪异举动会损害国家的人的不满情绪。不久，博塔迫于内阁的压力终于辞职。
领导层里竞争总统职位者之一是保守派德克勒克，他属基督教归正教会的一个派别，归正教会保守到了禁止其成员跳舞的地步。他当时的妻子玛丽克曾在以前的一次讲话中，将有色人种称为“非人类”，说他们是南非的“残羹冷炙”。德克勒克的竞争对手是长期担任外交部部长的皮克·博塔，博塔在英裔白人和荷裔白人中很受欢迎。
1989年9月，德克勒克当选为总统。两个月之后，他废除了国家安全管理体系，该体系规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下，平民可以应聘为国家安全管理体系的军官。他同时还将国家安全委员会降格，使内阁成为国家安全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这就为南非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民主道路转型打好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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