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艺术谭》

第一章  “记取种花人”·1921年

成名于“小年”

有一种误解，认为“四大名旦”是在1927年因北京《顺天时报》的选举产生而同时成名。事实上，是梅兰芳率先成名，其次才是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我向梨园界的老人了解梅成名的具体时间，他们先是困惑地想了许久，然后又不约而同地答曰：“民国十年。”

查史，民国十年（1921年）有两件政治大事：4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总统；7月，中国共产党秘密成立。这一年梅兰芳虚岁二十八岁，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他不会不知道；但1911年时，孙先生已经当了一回临时大总统，之后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走马灯”般都过了一回“总统瘾”（袁世凯还当了一回皇上），此际孙中山远在广州上任，这影响一时半会儿到不了北京的。至于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秘密成立，对于以“京朝派”自诩的北京梨园界人士来说，就更是遥远而又渺茫的事了。这年在京剧发展史上，又偏属“结果儿”不多的“小年”。那么，梅兰芳在此年成名之说又缘何而来？众所周知，梅兰芳一生艺事很少“飞跃”，而是从唱“开场”一点一滴地积累经验，戏码一出一出地向后挪移，是通过不停顿的量变而成为“伶界大王”的。民国十年，就恰恰是梅兰芳量变链条中很普通的一环。老人们或许是喜凑整数才说出“民国十年”的吧？

在穷思几至力竭之后，又忽地欣喜起来：倘若能在这极其普通的一年当中，挖掘出促使梅成名的必然因素，就会更具有说服力。

民国百态

民国十年的北京是什么样子？

如果站在云霄俯望，赫然处在古城中央的，还是那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但威严与喧闹一齐失踪，它过分地静谧，几乎达到了死寂。如果你一道又一道宫墙、一个又一个院落地寻觅，就不难发现一个流动的奇异黑点儿——这是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儿，正在宫院间的空地优游自在地骑自行车。他头戴鸭舌帽，身穿简便西装，与周围莽莽苍苍、郁郁葱葱中的中国古典宫殿，形成了一种不可调和的对比！他就是已经退了两次位的末代皇帝溥仪。第一次在宣统三年（1912年），那时他只有五岁，胡里胡涂地因为母亲隆裕太后代颁的一道退位诏，就在列祖列宗的幽冥慨叹声中失却了九五之尊。第二次是民国六年（1917年），前两江总督兼摄江苏巡抚张勋跑到宫中，跪在自己面前奏请复辟，他按照三位“师傅”（陈宝琛、梁鼎芬、朱益藩）事先教导过的，假谦虚了几句也就答应了。不料未出半月，段祺瑞率讨逆军进入北京，张勋跑到荷兰使馆藏躲起来。当梁“师傅”把再次退位诏摆在溥仪面前时，十一岁的他又害怕又悲伤，不由得放声大哭。幸好国民政府把复辟都归咎于张勋，丝毫没有降低紫禁城中的物质待遇。次年，前清的“太傅”徐世昌继冯国璋当了总统，不但赦免了张勋，连办公地点也由中南海迁回自己家中。这一来，旗人的大马车和妇女的“两把头”又出现于北京街市，王公贵族家中又大张旗鼓地做寿、唱戏、摆宴了。又过了一年，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系（曹锟、吴佩孚）和皖系（段祺瑞），徐世昌已不能凭北洋元老资格去驾驭各方。民国九年，曹、吴干脆与段交起战来，直系胜。徐世昌的地位愈发岌岌可危。然而紫禁城中又从英文《导报》上获悉——那是一则发自奉天（沈阳）的消息：盛传张作霖将军将来北京恢复帝制以代替民国政府，合作者有西北的皇族和军队，前将军张勋也将鼎力相助。消息甚至还提到徐总统和冯国璋前总统，讲他们鉴于目前国家局势及外来危险，也都同意恢复帝制。至于曹锟等人，消息讲只要让他们保持目前实力再当上王公，就会很满足了……这一些流言式的消息，从1920年一直传就1921年，小皇帝的耳朵里磨出了茧子，反而漠不关心起来。他开始沉醉于玩耍，又开始穿起“奇装异服”（指鸭舌帽和简便西装）大骑特骑其自行车。

如果把视线从紫禁城西移到中南海，自民国之后，这里一直是新的权力集中地——袁世凯在这里当上大总统，又当上只有几十天的“洪宪皇帝”；此后，黎元洪、冯国璋都在这里行使总统职权；徐世昌虽然在家“办公”，但中南海依旧不是寻常百姓可以进入之地。

如果把视线由中南海南移到前门北麓的交民巷——这里的路面不再是北京随处可见的黑土，而是用石子压成的马路，这是全北京唯一可见的“奇迹”。道路两旁全是用花岗岩盖成的洋房，不少大门悬有花花绿绿的外国国旗。这里已变成使馆区，不同的政客与不同的国家保持密切的联系。要不，张勋和黎元洪在形势不利的时候，怎么会突然跑进荷兰或日本的使馆里躲了起来？（黎元洪还是抱着总统印玺进入日本公使馆的！）看来，在交民巷那些挂有国旗的大门深处，正睁着一双双贪婪的眼睛，紧张地注视着中国政局。

如果把目光从这些权力所在移向芸芸众生，就会发现其时北京一桩很奇特的景观：有四条南北走向的大街（东四至东单、西四至西单、前门至天桥、后门至鼓楼），都已隆起地表半人多高，上面走车马，行人则在两侧的“沟底”逡巡。当时有句概括北京繁华地区的口头禅：“东四、西单、鼓楼前，前门大街、游艺园。”所以这四条道路的两侧沟底，同时设有各种小摊；由小摊分别向两侧缘坡而上，则是各种大店铺的沿街门面。每天自清晨直至掌灯，这几条道路车马不绝，“沟底”小摊及沿街店铺也无不熙熙攘攘。最热闹的要数前门至天桥的这一条路，旧都有名的戏园子多聚集于两侧，尤其是民国元年开始唱夜戏以来，常使热闹延续到后半夜。戏迷们不仅对自己所崇拜的名角在台上的每一举手投足津津乐道，而且有不少人还以莫大的兴趣关注着名角的起居行止，甚至包括以能辨识名角赴戏园时所乘的专用骡车为荣……比如1921年1月8日夜，新组建的“崇林社”在位于前门外西柳树井的第一舞台演戏，于是自傍晚时分开始，前门外大小店铺的东家伙计，以及许多悠闲的顾客，都不时把目光投向街心半人高的路面。［点校：“崇林社”这个戏班名字大有讲究。杨小楼是梅兰芳的前辈，但此时梅的叫座能力又超过了杨。杨、梅合组一班，于杨是有些不情愿，但又不便公然说出，于是就有杨“身边的人”替老板出主意，谋划起这个班子的名字来——“不如叫‘崇林社’吧，其中‘林’字是包括了他梅兰芳与您杨老板，表面上俩人平起平坐，很对得起他梅兰芳了。但并排的两个‘木’是要分左右的，左为上，右为下，等到第一天唱大轴时，就只能是您杨老板了。次日才可能轮到他唱大轴呢！”以上加了引号的话，是杨“身边的人”向杨说的悄悄话，或许杨心里也正有这样的潜台词，但杨不会公然对梅兰芳讲，如果真说了，就太没有长辈的身份了。杨面对自己“身边的人”，只能默许他们的悄悄话；作为梅兰芳，既然看到杨的默许，于是就只能承认这默许变成的事实。好在事实也会说话，每逢自己唱大轴时，观众就特别踊跃；而杨老板唱大轴时，弄不好就会起堂。这样久而久之，原来由杨身边人提出的杨每场拿“加钱”（按照实际上座人数去提成）的办法，就由杨老板自己谈笑着给取消了。等到这时，名至实归的“崇林社”这才真正成立，其中的俩“木”字也就不分左右啦。］他们知道此夜“崇林社”的戏码极“硬”，自第四出往后，其中的名角都不会再步行去戏园子，而必然要乘坐骡车才能与“份儿”相符。名角们（依戏码的先后顺序）是：王瑶卿、王又宸、王凤卿、尚小云、刘鸿声、陈德霖、郝寿臣、俞振庭、梅兰芳和杨小楼。企盼名角的人们同时又晓得：在这十位“超一流”的大角中，只有后面那五六位才备有私人的专用骡车。这些骡车将从各自的住宅出发，走上前门至天桥的大路，经珠市口向西而下，缓缓走向西柳树井的第一舞台。前门大街两侧的戏迷们，会兴致勃勃地辨识哪一辆是杨小楼的，哪一辆则是梅兰芳的，会从此际的“杨、梅并世”回述到1917年谭鑫培逝世前的“谭、杨、梅鼎足三分”。年纪再大些的戏迷，就可以由此畅谈昔日的“后三鼎甲”（指三位著名老生——谭鑫培、汪桂芬和孙菊仙）的盛况而唏嘘不已。［点校：后三鼎甲上边说了，那么还有前三鼎甲吧？当然，他们三位是程长庚、张二奎与余三胜。为首的自然是京剧开山祖师程长庚，他身为“三庆班”主，一方面承认谭鑫培最受当代观众之大欢迎，但谭在艺术上却不宗自己，而全力倾向余三胜，这现象弄得程心里很不高兴。所以当程晚年长期卧病，有一次谭与孙结伴去看程，谭先礼貌问了程的病，但没料到程一上来就没头没脑说了句“三十年后，整个梨园将是你的天下”的话。谭感到委屈与被动，只好以“那怎么，也得是孙师哥排在我前头啊”的话搪塞。程则摇头说：“不然，孙的声音味苦，不入时人的耳；你的声音甜俗，妩媚动人，但是亡国之音啊。”这番话没到三十年就应验了，谭的歌唱富于人物个性，从审美上符合时代的前进潮流。这场问病的对白，也可以说是两种历史审美观之间的对话。］戏迷们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有些人会等到散戏，再看这一辆辆骡车原路返回。俟蹄声鞭影消失于夜色，戏迷们这才打起“哈欠”——由一人的“哈欠”变成全体的“哈欠”，拱手告别，各自散去。北京似乎到了这个时刻，才算真正地进入梦乡。其实此际，北京南城（尤其是前门大街两侧）还会有几家、十几家甚至是几十家的灯光未熄。那是刚卸掉戏装的名角回家吃过夜宵，消除了劳顿，精神反而亢奋起来，他们会从今晚夜戏的某一点上引出谈锋，对家人对弟子（通常要服侍师傅睡下才能离去）讲个滔滔不停。这一讲，常常要讲到窗户纸发白。因此不妨说，是京戏名角不可抑止的谈话，把北京无数个日夜连接起来。这种谈话多富于创造性，它在演员全部生活、艺术积累的基础之上，往往更开拓了一步。等下一次登台时，名角常常会以更加精湛的表演和观众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