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艺术谭》

“老四”成为劲敌

梅兰芳在1933年遇到的挑战者，是程砚秋。这，大约是梅没有想到，却又不能不认真思索和对待的事。

梅比“老四”（即程砚秋，因其行四）年长十岁，在老四十五岁那年，由罗瘿公介绍到梅的门下执弟子礼。那时他名艳秋，清秀、寡言、用功，曾在自己的《上元夫人》、《天河配》、《大观园》、《打金枝》中扮过宫女、丫环。1920年，南通实业家张謇先生委托欧阳予倩主持成立伶工学校，并兴办了更俗剧场，开幕前邀梅光临指导，无奈梅有事难以分身，于是便给艳秋说了《贵妃醉酒》，要他代表自己前去祝贺，并演出了《贵》剧。也就在这一年，还是经罗瘿公介绍，“老四”又拜王瑶卿为师。王与“老四”本来隔着一辈，王应是程的“舅姥爷”，无奈罗的情深义重，王才破格收下这个徒弟。梅与王是同辈，但许多技艺是出于王的指点，所以梅程关系处于师友之间，而程以隔代人通过拜师“跃”上来一辈儿，后生求索之心，应当理解……

实难理解，终于理解，乃至敬佩的，是“老四”对自己倒仓后那一条“诡音”（脑后音）嗓子的调理。梨园俗话云“诡音没饭”，然而在王瑶卿指点下，艳秋自1922年结合排新戏自创新腔，不仅震动了京华，而且风靡了上海滩。《红拂传》、《鸳鸯冢》、《青霜剑》、《碧玉簪》、《梅妃》……“老四”的这一些努力没有白费，终于在1927年《顺天时报》的选举中进入“四大名旦”行列。虽然他当时居末位，但艺术的锐气在选举后有增无减。尤其是那一种新腔，原来只认为是“没办法逼出来的”，属于“聊备一格”而已；谁知道这种新腔逐渐就不再是孤立的表现手段，而与某些剧情人物以及作为背景的政治时势密不可分了。比如说1931年初和早秋，“老四”分别推出了《荒山泪》和《春闺梦》，顿时警世惊人，社会反响极大。其中的几段新腔不胫而走，戏评家们更把它捧上了天。“老四”的这两出戏超出以前的那一些，道理究竟在哪里？恐怕是蕴涵剧中的非战思想迎合了社会心理。1928年北伐成功，转瞬又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和蒋桂之战。这种现实不仅使老百姓深深苦恼，更让一些有见地的政坛人物痛抒己见，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在那一时期就经常发表有关世界和平、国内休战的言论，反对战争，甚至不主张杀生。而“老四”不知什么时候就和李弄到了一起，并且通过编排社会问题戏的办法与之应和……

在这个时代中，每一位“大角”的身后都是要有背景的。“老四”除了李石曾外，还抓住了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他们抓住了退还庚子赔款的时机，确实大做了一番事业。比如，在宁成立了南京戏曲音乐院，李石曾任院长，“老四”任副院长兼北平分院院长。北平分院下设三个机构：一是戏曲研究所，地点设在中南海中“福禄居”（以前李莲英之住所），由徐凌霄、王瑶卿、陈墨香、曹心泉等一辈研究员锐意提倡改革；一是《剧学月刊》社，由“老四”任主编，发表文章中有不少是捧新腔的；再一个就是中华戏曲学校，一方面破除梨园陈规陋习，一方面大量排演新戏，“老四”还常常“让戏”给戏校学生。而由长期“傍”“老四”的二旦吴富琴一批人教出来的学生（如侯玉兰等），完全走的是程派路子……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老四”以南京戏曲音乐院副院长的身份，于1931年深秋只身游学欧洲五国，这实在是不同于梅自己率团昔时访日和近时访美的一种创举！“老四”赴欧时只有三十岁，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老到却很充分。比如1932年8月，在法国尼斯举行了国际新教育会议，其中就包含了戏曲音乐一门，与会代表很有些人自豪地当场奏唱了本国乐曲，“老四”居然也在无伴奏的情形下清唱了《骂殿》和《荒山泪》。代表们由于事先已了解到这两段戏的本事和意义，所以便情不自禁地高呼：“废止战争！世界和平万岁！……”据说“老四”很兴奋，即席作了《中国戏曲与和平运动》的演讲。讲毕，一个日本老人在热烈掌声中走近前来与“老四”握手，诚恳地表示他对于和平主义的中国戏曲之同情。“老四”对这件事感触颇深，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这个老人是日本的一个老教育家，他的确没有军国主义的火气，这是一望而知的，假使人人能够如此，中日间乃至其他国际间还有什么问题呢？无疑地，这仍然需要和平运动者的不断努力，《荒山泪》、《春闺梦》之类的确是对症下药的。”

看来，“老四”对其欧游之举颇为自得，对其《荒山泪》、《春闺梦》的紧密配合时势的倾向颇为自信。他欧游归来，于1933年5月写成的《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中国京剧走向未来的具体建议，而是充满了对中西文化、政治、经济种种尖锐对比的思考。对于年仅三十岁的“老四”来说，他太早熟，政治观念也太强了！同时，他努力学德语和法语，达到了能用法语公开演讲的程度。他还向柏林音乐大学校长表示——想在这所大学中从头学起，系统地学上几年，以期学到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卓越的教学成果，以期回国改变旧式科班、师徒制方法之种种弊病……［点校：程砚秋去欧洲本来也是筹备下一步去演出的，没想到世界大战阻挡了他的出行。这就是世界大形势限制了他艺术上的进一步发展。设身处地去想，他内心深处应该是无比愤怒的；或许从这个时候起，他内心的愤懑之情就超过了梨园的任何人！战争，是政治矛盾激化演变成的一种极端形式。艺人们一般只能躲避并服从战争，唯独他程砚秋，仇恨就要“直指着”妨害自己的战争乃至它背后的政治了。］

1933年的梅兰芳或许能够想到——中国京剧如果依照“老四”的设想去改革，其速度和结果必然是迅猛的和彻底的。“老四”所要变更的，决不是以旦行新腔去取代陈德霖、孙怡云等人的那一种规范化的老腔；“老四”是想掀起一股热浪，冲垮梨园中的种种封建陋习！这能办得到吗？他看得究竟准确与否？但无论如何，“老四”从他的立场和角度毕竟是抓到梨园中的某些痼疾，从三十年代之初就已经做小手术了，并且借欧游之机深化了自己的认识，此际归来必定又要大干一场！果然，他很快就在这份《报告书》中列举了急待梨园实施的十九点建议，又立刻组班准备演出。梅兰芳如果想到这里，他或许就要沉吟，就要回过头来，把近年自己走过的路与“老四”作一番对比，研究一下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对于自己才是正确的道路。显然，这一种回首反思是必不可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