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艺术谭》

第二章“东风不与周郎便”·1933年

鲜嫩又古老的“肥肉”

在“民国十年”之后又十年—并从这个年头开始，中华民族忽然由懵懂变得清醒，意识到自身属于世界列强口中、爪下的一块鲜肉；尤其使自己感到耻辱和不甘的，是在西洋那些金发碧睛的“鬼子”之外，又多出新的一强——“小东洋”。正是这种由懵懂向清醒的转化，使得那时但凡有些常识的中国公民，也会在“民国二十二年”与“1933年”两种纪年当中选择后者。

二十年代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使1930年的蒋阎冯中原大战也不显得分外惹眼。在厮夺过程中，阎冯与汪精卫合在了一起，在北平成立了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不料蒋介石引诱拉拢一直处在观望状态的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在阎锡山就职的第九天（9月17日），即率东北军入关占领了平津。由于张学良给北平人的记忆犹新——两年前通过处理其父张作霖被日本军炸毙所表现出的机智，更通过由宣布“东北易帜”所表现出的坚定，北平市民对于他的进驻北平大抵采取欢迎态度，觉得不应把这位潇洒的“少帅”与往昔政坛军界的那些匆匆过客等量齐观。时间整整过了一年，1931年9月18日晚，张学良正在前门外的中和园听梅兰芳的戏，一个由沈阳打来的长途电话把他叫回到正在疗养的协和医院，电话向他报告了日军攻击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消息。由于早在8月16日，张就接到蒋介石“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的电报；所以此际在急忙召集的高级将领会议上，张表明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祸连结，并决定速报中央听候指示。这一延宕，正中日军下怀——在9月19日一天当中，连下沈阳、长春两城；在9月18日之后的一周内，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在1932年初，占领锦州，攫取辽西后又攻占了哈尔滨；3月9日，伪满洲国在“新京”（即长春）成立，末代皇帝溥仪当上了执政；1933年3月8日，日军南下，又攻占了热河省……这一迭发生的事件，不仅使张学良声名狼藉，国民的愤怒更归咎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张学良在外有强敌压迫、内有舆论攻击的情况下，只有忍气吞声代蒋介石承担过错，于是在3月10日发表下野通电。国民政府随即正式任命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秉承国民党当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政策，沿长城线布防，企图阻止日军南下。但日军随即从长城各口向关内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致使平津受到威胁。于是在1933年5月31日，双方签订了《塘沽协定》，国民党当局正式承认把包括热河在内的东北四省出让给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丧权辱国的协定招来全国人民的愤怒与谴责，但是，《塘沽协定》中关于把“冀东、平北地区划为缓冲区”的规定，却使一向懵懂的北平市民喘出一口粗气，他们天真地认为：“偏安的局面保住了。”

1933年的北平，比起“民国十年”当然是进步了。紫禁城改作了故宫博物院，市井小民只要买张门票，就可大摇大摆地在那红墙黄瓦之间逡巡徜徉。市内重要街道铺上了柏油马路，三轮车取代黄包车成为有钱有闲阶层的主要交通工具。有轨电车（当时叫“铛铛车”）还只有两条路线，东线由北新桥经东单、天安门至前门，西线由太平仓（即今日的平安里）经西单、天安门至前门。后来两条线又在前门合为一股，伸延至天桥。

从文化的角度注视1933年的北平，也与“民国十年”时有了明显的变化。电影院已经成为“洋派”年轻人的向往之所，头轮影院有平安、光陆等两三家，二三流影院有真光、中央等四五家。看电影在当时是时髦事，同时也不是件便宜事，美国片在头轮影院上映，票价由七八角直至一元。舞场作为一种高层华人的娱乐场所，也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及东交民巷等处开设了。书肆方面，东安市场、琉璃厂、隆福寺虽然仍以经营旧书为主，但编新书的商务、中华及世界三大书局却也旗帜鲜明地站稳了脚跟。

在1933年的北平，新文化兴起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有五六所国立或私立的名牌大学已经拥有一批名教授，在他们的影响下，一部分学生用功“做学问”，一部分学生热心“搞学潮”；但这些名教授和学生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不时地关注和光顾梨园，并且不声不响地施以影响。当时北平的国立大学，主要是清华、北大和北师大三所。清华中文系拥有陈寅恪、朱自清、俞平伯、闻一多等教授，更有权威性质的则是其国学研究所，在二十年代拥有王国维、梁启超、林志钧、陈寅恪，三十年代林、陈继续留任，又增加了研究外文的吴宓。清华哲学系和历史系的师资力量也相当强，前者如金岳霖、冯友兰，后者如邵循正、雷海宗。北大在文学院院长胡适之下，中文系教授有沈兼士、吴梅、刘半农、罗常培、周作人，历史系有郑天挺，哲学系有马叙伦。北师大中文系则有高步瀛、钱玄同、黎锦熙。私立大学一是辅仁，一是燕京，前者中文系教授有孙人和、余嘉锡、顾随等，后者国文系教授有陆侃如、郭绍虞，历史系则有顾颉刚。这些大学在三十年代培养出如吴晗、余冠英、吴组缃、林庚、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等一批优秀学生，后来都成为文坛、学府的中坚力量。［点校：此节是写我出生之前的北京社会情景，是我向许多父辈老人请教得来的。我的方法是：在甲处请他谈某问题，有疑问时略插嘴，但注意不要打断他说话的兴致；等到了乙处，把甲处的疑问再拿出来，看乙怎么说；由乙得出的疑问，再拿到丙处置疑……我这样循环着谈过六七人，才最后把人物与事例“凝结起”写起来。他们说的这些人物，有些我父母当初也采访过，他俩也会随便聊上几句。但这随便的就几句，往往就说到了点子上。其中更有几位北京大学的老教授（如冯友兰、吴组缃、林庚），我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分别登门拜访，看着他们垂垂老矣的样子，猜想着他们年轻时如何地意气风发，这也是一种很独特的感受。］

上面开列的这一大批名单中的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中许多人虽然听戏，却绝不作剧评文字，认为那样做就属无聊。他们中有些人自“五四”时期就尖锐地批评旧文化，并且常常把京戏拉出来“陪绑”。但是包括京戏在内的旧文化却“巍然不动”，反而那一批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们却分化了。他们尽管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意见分歧，但对于京戏则是一律撒手不管。一种原因是，当初批评京戏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批判传统的礼教。另一种原因是，当初写文章时并未认真看戏，后来看得多了，渐渐看出味道，觉得京戏还有好的一面，甚至对自己所从事的文学事业不无裨益。所以不妨说，上述那些文化人之所以能在自己治学领域作出贡献，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地从“京戏——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过有益的营养，这汲取过程，通常是以个体自发的形式进行的，彼此间没有联系，与京剧界也没有联系。哪一位教授、学者什么时候想听就去听了，回来想怎么琢磨就怎么琢磨，琢磨也不是一蹴而就或一点就透，而常常要拿到社会实践及治学实践中反复研磨，最后遇到了一定契机才豁然开朗。这是一种很艰辛的个体劳动，常常绕进“山穷水尽”的死角很久之后，才在某一霎“柳暗花明”。

1933年的京剧界及京剧观众，所能接触和感受到的，则是低一层的通俗文化，张恨水、陈慎言反映市井生活的小说对他们是有影响的，甚至一些谈侠论怪的小说也受到欢迎，否则尚小云在三十年代中期就不会排演《青城十九侠》及《虎乳飞仙传》了。谈戏的文章，真正在梨园内具有影响力的，首推徐凌霄（刊于《小实报》）和成舍我（刊于《世界日报》），其他撰稿人为张醉丐、景孤血等。这一批谈戏的文章有两个特点，一是尊重实践，尊重“名角儿”的艺术个性，并且开始追溯探讨“皮黄文学”的渊源；二是多能从俗文化的视角，把京剧与社会风习结合起来讲，这一来就间接应合了读者的情趣，并且确实能对读者施加影响。应当承认，对这一层次戏剧评论的研究，直到今天还大抵是个空白。正因无视了它的实践性及情趣性（或名“可读性”），才使得后来（直到今天）的剧评大多属于“空中楼阁”，甚至成为在真正戏迷中起作用的“口碑”的对立物了。当然，1933年前后的谈戏文章一头“通”向演员，另一头“通”向观众，但整个梨园内外都封闭在一种低层次的俗文化中。今日一方面需要继续保持、发扬这种“两通”精神，同时由于梨园内外处于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氛围中，因而就必然涌现许多新的课题，需要我们一一去做具体的研究。这是后话，先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