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变更表明，如何处理毛泽东的遗体（更不要说他的精神遗产）对面色阴郁的政治局委员们来说是棘手的问题。
1956年，毛泽东曾写下指示，他的遗体要火化。他在另一场合说：“我死后，把我送回湖南湘潭。”后来他曾多次驱车到八宝山公墓为自己和江青选定墓地。他还不止一次在江青陪同下重访公墓里的那块地。
在1976年，对有些中国领导人来说，把毛泽东与江青安葬在一起的丧葬计划是不能接受的。火化并把毛泽东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周恩来对自己丧葬的指示），在许多人看来，是最适宜的解决办法。
但是，在他死后几个小时之内，政治局就做出决议，毛泽东的遗体要永久保留。医生们怀疑这项任务能否完成。他们听说，在莫斯科，列宁的鼻子和耳朵已经因腐烂而脱落，换成蜡制的，而斯大林的胡子也已经掉了。不过，还是向毛泽东的遗体注入了22升甲醛。这只能是临时性措施。古老的中国方法被认定没有用处，因为帝王的尸体都深埋在地下，从没有暴露在氧气中，而毛泽东的遗体要暴露在空气中，以便向中国老百姓展示。
中央派出人员到河内了解胡志明遗体的处理方法。但是，越南人三缄其口，有谣传，胡的遗体在7年后也开始腐烂。医生们决定变更一下甲醛的用法，先把心脏、肺、胃、肾脏、肠、肝脏、膀胱、胰腺、胆和脾脏摘除，然后把一根管子装到毛泽东的脖子里，以便能把甲醛时不时地泵入没有内脏的空腔里。作为备份，工艺美术学院受命制作一个毛泽东的遗体的复制品，他们真的制作了一个毫发不差的复制品。
30万人排队走过灵柩台“作告别”。为外国的外交人员保留了瞻仰的时间，为中共的意识形态盟友安排了单独的时段。在各委员会送的花圈之中，有一个上面写着：“深切悼念敬爱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您的学生和亲密战友江青……”（此外还有毛泽东的子女和一些其他亲属的名字。）
123个外国政府发来了唁电。很多是赞扬的官样文章；越是在五六十年代曾中伤过毛泽东的外国政府，在1976年对毛泽东的赞颂越是热情洋溢。毛泽东对这种矛盾会感到很愉快。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降了半旗。在莫斯科，《消息报》在倒数第二页的底部用两行字刊载了这条消息。在香港，股市指数下跌。在台湾，有兴高采烈的庆祝活动。
自多伦多传来了伤感的话。“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有人要求80岁的张国焘就他老对手的去世发表评论时他说。“像我一样，”这位疲惫的老人没有怨恨地说，“毛泽东也是凡世之人，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百万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在哀悼周结束时举行的追悼会。下午3点整，全中国停工3分钟。9亿人（无疑会有一些例外）安静地站立默哀。中国所有的汽笛（火车上的、工厂里的、轮船上的）都在那3分钟里拉响了。
背离逻辑常常使葬礼成为谎言。正是这样，王洪文走上了讲台主持追悼会。华国锋致悼词，以他审慎的话语赞颂毛泽东的伟大。
华国锋大谈特谈党内“走资派”仍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时，孙中山的遗孀就站在华国锋的旁边。
会议结束时，在场的人（跟全中国观看或倾听的亿万人一起）对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巨幅肖像庄严地三鞠躬。随后，一个500人的乐队奏出响亮的赞歌《东方红》，其最后一句称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
到下午4点，人群散去。自行车潮开始像往常一样涌过天安门，碾在追悼会留下的印有大会程序的废纸屑上。毛泽东时代结束了，邓小平时代即将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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