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写信告诉尼克松，”他以惊人的坦率对克立说，“说我很想念他。”在说到尼克松的倒台时，毛泽东的话语中有困惑，有感伤，还有深深的中华民族中心主义。
在邀请尼克松回访中国时，毛泽东是在试图激励福特，而不是要让他窘迫。毛泽东对美国的总统初选几乎不懂；而且，尼克松之行时间的最后确定，是由圣克莱门蒂做出而不是北京做出的。毛泽东在集中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应该重申跟美国的联系，还是让它萎缩下去转而求得跟苏联和解？
当中国千百万人在《人民日报》头版看到尼克松跟这位主席握手时，得到的信息不是批评福特，而是确认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
尼克松对美苏和解表示了怀疑，这就达到了毛泽东的目的。尼克松在一次宴会讲话中说，如果相信“仅仅签订原则性声明或召开一次外交会议”就能确保和平，那就“太天真了”。这种对讨论欧洲安全的赫尔辛基会议提出尖锐批评的言论，毛泽东听起来十分悦耳，就像音乐一样，虽然对福特来说不是这样。
美国问题和邓小平问题在毛泽东的心里——如果不是在事实上——是有联系的，而去年发生的两段奇怪的插曲已经变得清晰了。【邓小平好像跟尼克松一起被困在了一个横跨太平洋的转门里一样：当尼克松“进来”时（1972年），邓小平“出去”了；当邓小平“进来”时（1973-1975年），尼克松“出去”了；现在当尼克松又挤“进来”时，邓小平又“出去”了。】
福特来中国之前，脍炙人口的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突然遭到批判，认为它是奸诈阴险的。毛泽东觉得，这个农民造反的故事在精神上是“投降主义的”。一反长期以来普遍的观点，他宣布，《水浒传》里的农民英雄宋江根本不是英雄。在张玉凤和助教芦荻在场时，他咕哝着提出这样的批评。张玉凤让芦荻把毛泽东的话记下来，因为它们等于是重大的政策。于是，北京的走廊里开始悄悄流传小道消息，说邓小平（还可能有他的一些人民解放军朋友）准备向莫斯科“投降”，就像宋江一方面假装要反抗到底，一方面向帝王“投降”一样。
邓小平对有关《水浒传》的批判中勉强的类比和草率的结论不屑一顾。“有些人听见风就是雨。”他讥笑地说。
第二个插曲也同样怪诞。21个月之前在中国西北遭扣留的一架苏联直升机机组人员曾多次被北京宣布是“间谍”，恰在福特蹒跚地从北京回家以后，他们突然被开释了。中国政府说他们根本不是间谍，让他们享受了一顿精美的筵宴之后，令人难以置信地把他们送回了莫斯科。
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北京从来没有在间谍指控上以这种方式改变自己的立场，并在多次指称侵入者为间谍后，又宣布他们无罪。难道在毛泽东和福特峰会失败的时候，中国政府内部对苏联不只有一种观点？
似乎可以肯定，毛泽东不赞成在福特毫无生气的访问刚刚结束时，就开释苏联直升机机组人员。而只可能是邓小平，当时作为毛泽东的首席主管，授权对莫斯科做出姿态。
最后的结果是，尼克松之行既没有像美国报纸所说会危害美中关系，也没有像毛泽东所希望的那样，把中美关系推进一大步（除了在中国公众的心里以外）。
尼克松把毛泽东的诗句用于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他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两个人都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似乎是在攀爬个人的高峰，而不是给外部世界带来任何变化。
对尼克松来说，此行主要是对1972年之行的怀旧性脚注。对毛泽东来说也是怀旧，但是它还是扔到政治局斗争战场上的一颗手榴弹。
就在《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对邓小平个人的第一次谴责（“那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刚刚一周以后，毛泽东得到消息，在不远的天安门广场上，正在酝酿一场悄悄的但很激情的示威。
当时是清明，是纪念亡灵的时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上出现了悼念周恩来的花圈和诗词。许多人聚集起来围观这盛大的场面。情形似乎是平静而无害的。
但是，空气紧张。有些诗词不仅纪念周恩来，而且攻击极左分子；这些极左分子在周恩来去世后的三个月里大肆鼓噪。毛泽东前妻杨开慧受到赞扬，意在对江青进行挞伐。有人还提到妖魔，用了姚文元的姓的谐音字“妖”。这很微妙，但极具爆炸性。【无论是清明节还是其他时间，虽然“左倾”的安全部头头康生也是新近去世的，但是没有人给他送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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