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对毛泽东来说，意味着一个集体的抽象概念，而不是兴趣各异、观点多样的一群公民。他说“人民”在1949年取得了政权。这有一些真实性，他的政府广泛地代表了普通人的意愿，而且也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好处。然而，“人民”决不会只因为代表他们的人换了，就取得了政权。
毛泽东的确把自己看作圣人，圣人跟群众的直接联系不需要中间机构，而这种中间机构，正是属于现代意义的政治范畴。这种中间机构的模式在旧中国就已确立。但是，由一位集真理和权力于一身的圣人统治现代的人民共和国，确实是个非常有害的模式，而且是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能接受的模式。
“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毛泽东在延安批评28个布尔什维克时曾说，“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种形式主义的束缚。”这已经发生了；这个极端主义，就是毛泽东的极端主义。
用红黑两色漆着“中国民航”字样的波音707飞机停在洛杉矶机场，这可算是新景象。飞机是来接理查德·尼克松的，这是他离开白宫以来第一次在重要的公众场合露面。
中国政府派出一架飞机到外国接一名因私的外国客人飞往中国，这还是第一次。飞机在凉爽的雾气中降落在北京机场，新任代总理华国锋满面笑容地站在跑道上。
毛泽东和尼克松像老朋友似的相见，并且谈了将近两个小时。
尼克松坐在江青旁边听关于“解放台湾”的歌曲。尼克松笑着参观了精心制作的关于无所不在的、血腥的阶级斗争的展览，内容覆盖了从穴居人时代到邓小平时代。邀请声名不佳的尼克松回访，是毛泽东做出的姿态；看来这是一位在证据不足的基础上作决定的老人的又一个错误判断。
在许多人看来，但不包括毛泽东，尼克松如此戏剧性地再次露面，似乎像社交聚会上泄漏的瓦斯的味道一样不受欢迎。就在三天前，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福特受到里根的挑战，让人重新想起福特对尼克松的“特赦”，这对白宫来说是极为痛苦的。
后来得知，甚至中国驻华盛顿的外交家们也曾向北京指出，邀请尼克松回访“可能会被误解”。但是这些负责中国美洲事务的新人的建议被否决了。
毛泽东希望见尼克松。1974年下半年，他曾嘱咐伊梅尔达·马科斯把这一点转告尼克松，并向随后的三位来宾重复了这一信息。按毛泽东的看法，无论中国外交部是否赞同，都得接受这项安排。
毛泽东从来不是个要费心弄清楚别国内政微妙之处的人，82岁的毛泽东就更不会这样做。对他来说，有象征意义就有现实意义，过去的记忆对当前仍有意义，而且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与世隔离的世界。
毛泽东并不是像有些美国人怀疑的那样，在试图为尼克松“恢复名誉”。他正在做的比那要简单，也在更大程度上以中国为中心。毛泽东佩服尼克松在中美关系政策方面做出的突破，为什么不应该尊敬他呢？他对福特的墨守成规感到气馁。当福特在反苏方面几乎没做什么，对中国也几乎没做什么时，有什么可损失的呢？
尼克松受到和两个月前给予福特一样的政府首脑的待遇。他用了6个小时跟华国锋会谈，对于这个世界对之几乎还一无所知的人，他成了探索其内心的第一个外国人。他是第一个得到允许，在人民大会堂以私人名义向中国政府举行答谢宴会的外国人。
毛泽东从不理解在“水门事件”上的反尼克松观点。难道不应该允许统治者进行统治吗？“水门事件的处理太出格了。”他向泰国的克立抱怨说。“我们不能理解对这种事为什么要如此小题大做。”他对蓬皮杜说。他不懂为什么在他看来那么小的一个事故，能让尼克松总统下台。为了中国的利益，他不喜欢美国这种翻肠倒肚造成的后果。
“言论过分自由，”这是毛泽东对造成“水门事件”可笑结局的原因做出的诊断，“你身上正好带着一个录音机，你就想给这场谈话录音，这又有什么要紧呢？”毛泽东问。他说在1968年他自己也已开始做同样的事。“美国人大多喜欢摆弄录音机。”他若有所思地说。他还向克立宣布说：“我看尼克松下台是美国的战争贩子搞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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