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邓小平确实从不是个深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很少提到马克思或列宁。“马克思和列宁生活并逝世于上一个世纪，”邓小平在一次少有而典型的评论中说，“他们是伟大的，但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能帮助我们解决今天的全部问题。”
毛泽东曾经令人着迷地谈到孙中山是怎样弃医从政的。“那样他就能控制医生们，”毛泽东说，“政治家是掌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医生。”这一极端儒家式的议论，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政治观。
在毛泽东看来，孙中山从政是选择了一条更高尚的道路。这样，一个人可以在更宏大的层面上当导师，其对象就是人们的灵魂。孙中山做过的，毛泽东也做了。
毛泽东经常说到探求灵魂的必要性。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吾日三省吾身，内省不疚。”这句话很有冲击力。直到没人再有意见。
同一性是毛泽东的理想。讲课必须把意思交代清楚。政治上也一样。统治者是放大了的教师，因为他要把人民聚合到一起，使他们感觉已经成为一个整体。
因此，民主和权威这奇怪的双人舞，在毛泽东的心里跳起来了。他说：“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这段话让不少人觉得难解。当然了！只有当群众把他们的内心奉献出来，统治者才能加以协调，并编织出作为政治的道德目标的集体同一性。这里面的可怕问题，在毛泽东和他侄子毛远新的一次对话中显现出来。毛远新在1975年9月急速地升到毛泽东内阁的核心。毛泽东在告诉这个年轻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时说：“在党的政策要改变时，你必须有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在说出“清醒的头脑”之前肯定停顿了一下，以便找出一个更好的表达方式。当党改变主意时，你究竟该做什么？你赞成政策的改变吗？或者，应不应该坚持不同意见呢？头脑清醒，只会加剧这种进退两难的状况。
毛泽东是一个导师；他的确希望他的学生，即中国人民，自己头脑要清醒。但只能有一个头脑，一种思想。对中国人民来说，思想不一致是不道德的。这就是进行说教的毛泽东和挥舞权力的毛泽东之间不幸的一环。到70年代，这“不幸的一环”已经导致中国政治制度中久治不愈的疾患。
虽然1949年的毛泽东没有期望“解放”以后会一帆风顺，但是他把未来紧张关系的性质搞错了。他在取得政权的前夕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25年以后，这句话确实应验了。
不过，这出长剧，不是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是道德性的，而是制度性的。毛泽东多次寻求通过英雄行为更新制度，不断地渴望有一个层次更深的道德社会。但是，这一探索，只在毛泽东的个人世界里有意义，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没有意义。
毛泽东的革命胜利本身，就造就了将超越他而继续前进的一代人。当昨天的愿景挣扎着完善自己的时候，历史不会停滞不前。毛泽东就像一个演讲人对着一群听众在说话，而他们已经离开去进行下一步的活动了。
年轻时，毛泽东有一天跟他弟弟打了起来。他父母不久以前才去世。韶山正在筹备建立中共的一个支部。继承了父亲作风的毛泽东，把家庭事务和中共事务混为一谈，弟弟泽覃则反对这样做。他脱口对毛泽东说：“共产党不是毛家的家族祠堂。”
这话（其背后潜藏着什么样的亲密家族生活的鬼魂！）激怒了毛泽东。他抓起一根棍子，想要打泽覃。
【原文表述有误。毛泽东四次在不同场合谈起自己在江西君埠与胞弟毛泽覃争吵之事，反复作了自我批评。那是1930年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前夕，有一次毛泽覃和毛泽东争论一个问题，兄弟二人谁都说服不了对方。毛泽东当时大发脾气，挥拳就要揍泽覃，泽覃也很要强，拍着桌子大声质问道：“怎么，你要打人？这是革命的地方，是红军的队伍，不是毛氏宗祠！”以后毛泽东多次以此为例说明共产党人要讲民主。——编者注】
“批孔”运动的一部分灾难性后果在于，已经从“长剧”里删掉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不管是儒家的还是毛泽东的。对千百万中国人来说，国家的经济未来，优先于长期累积下来的信条的荣耀，孔夫子和毛泽东之间的争斗，在他们看来是书呆子之间的事。
“我们可爱的同胞，将能像人一样生活，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政府。”毛泽东在赢得权力之前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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