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张玉凤有时跟毛泽东争吵，但是她仍是他固定的助手。自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头一年从东北到北京以后，他就是毛泽东政治上信赖的关键性人物（他跟江青也很亲近）。
政治局成员发现在1975-1976年间难以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意见，尤其是如何对待这位半神半人式的人物，因为他仍然是他们每个人政治命运的支点。于是，毛泽东继续留在舞台上，喃喃着他的台词，而高级同事们像传信的小天使一样在舞台两侧飞翔，不能负任何责任。
“毛主席近来身体很健康，一直忙于工作，”一位级别较低的外交部官员6月里说，“党中央决定不再安排（他）会见外国贵宾。”从上次中国官员就毛泽东的个人状况发表声明以来已经过去很久了。这条信息很清楚：毛泽东已奄奄一息，而多年以来一直只见到毛泽东会见外国人照片的中国人民，不会再见到他活着的形象了。然而，没有提到毛泽东的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或心脏病。考虑到此前几周里毛泽东跟新西兰、新加坡、老挝和巴基斯坦领导人令人痛苦的、短暂的会见，这个决定做得太晚了。但是，这是难以做出的决定。无论谁作决定，都肯定不是“党中央”的全体。
看来极左派反对这一步。对上海的激进分子、江青和毛泽东亲近的其他人来说，毛泽东是他们赖以围着跳舞的五朔节花柱。（五朔节，欧洲传统民间节日，用以祭祀树神、谷物神，庆祝春天的来临，并祈望丰收，每年5月1日举行。五朔节前夕，欧洲一些国家会有“五月柱”活动，用挺拔的树干做柱，漆成彩色，装饰上树叶、鲜花、缎带，人们盛装围绕花柱歌舞。——编者注）
虽然政治局里剩下来的务实派欢迎这一决定，但是这些领导人势力太弱，不可能强行通过这一决定。
无疑，华国锋带了头。这位腼腆的新总理跟毛泽东很亲近，他策划这项决定不会有引发毛泽东发怒的危险。他不是极左派的一分子，他不会允许江青一伙把毛泽东当作遮羞布抓住不放以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毛泽东是否也参与了作决定，或者是他自己作的决定？我们不得而知。
因毛泽东生命垂危，又因为没有正常的转交权力的程序能让他自然地把权力交给大家商定的继承人手中，毛受到奉承者的摆布。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国到访者并不意味着他已退出政坛。
近水楼台、枪杆子、个人忠诚、血缘关系变得比宪法或任何其他的规定都更重要。
政治局的各位成员互相争着要得到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的文件和信息。很多权力转到了毛泽东的长期警卫员汪东兴手里，他现在控制着8341部队这个精英警卫团、间谍工作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的权力对江青不利，他看不起江青，对“左派”极为厌恶。而且邓小平及其支持者也绝没有放弃任何机会。在“左派”方面，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成了向政治和媒体圈子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所有批评的渠道。
毛远新上任后不久的一天，进来告诉他伯父，上海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贴出一张令人不安的大字报。
大字报说，邓小平在周恩来的悼词里对周的赞美过头了。“那个定论应该改过来。”不管毛远新讲这张大字报时自己有什么动机，据说毛泽东做出了意思明确的回应。“攻击周恩来，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他推论说，“周恩来追悼会上的悼词中的结论不能改。”
几天以后，中国人民手里拿到了一条新的毛泽东的语录，语录模糊的含义，形象地表明了由一位行将死去的圣人进行统治，而又无力实施实际统治的尖锐问题。
语录说：“翻案不得人心。”但是，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中国公众并不知道毛泽东和他侄子的谈话，而“左派”媒体告诉他们说，毛泽东的意思是人民不会支持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仍然同情邓小平。但是，极左分子在利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而且为了他们自己更大的目的，说不定还伪造了毛泽东不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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