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主题是对中国现状的忧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一个人从通常禁止人们上去的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向人群呐喊，“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最大的问题。”
对毛泽东的批评是背后的第三个主题。有个标语说：“秦皇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提到的这个帝王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他常被提出来当作完美典范，用以替代“腐朽”的孔子。在这基本是年轻人参加的示威中，有人暗暗地表示了对毛泽东家长式的武断作风的不满。一首诗挑战性地甚至以警告的语气说：“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这不是仅仅在纪念备受爱戴的周恩来。纪念碑前群情高涨，很可能是对几个月以来极左派间接攻击邓小平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有力回击。
毛远新把广场的消息传过来以后，毛泽东做出了若干决定，像一串点燃的爆竹一样一个接一个炸响了。北京市政府从纪念碑周围挪走了花圈。这个行动把平静的纪念活动变成一场动乱，持续了14个小时，卷入了至少10万人。有人遭到暴力袭击，车辆被烧，近百人受伤。一个年轻人，清华大学的学生，无疑是极左分子的赞美者。他作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大意是说周恩来有时犯有“反对毛主席”的罪。随后，一群愤怒的人用电线把他双手绑起来，从纪念碑台阶上推上推下，直到他头破血流。
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投票解除了邓小平的所有职务，正式把华国锋提升为总理和中共第一副主席（一个新职位），使他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一切都是毛泽东亲手操办的。
邓小平成为不稳定的政治继承方式的牺牲品，成为他自己强硬作风的牺牲品，成为不合时宜的、务实主义者的不走运的牺牲品。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支持动乱。如果北京市市长没有在得到毛泽东的点头之后命令把献给周恩来的花圈挪走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这场动乱。
毛泽东甚至放任自己称呼邓小平（他个子不高）为“矮子”。据说政治局解除邓小平职务的决定是“一致”通过的。这不可信。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叶剑英、许世友和其他人都同意吗？无疑，他们都没有出席会议。邓小平也投票赞成解除自己的职务吗？“一致通过”意味着，不能允许任何人记录在案表明他曾反对过毛泽东的意见。
官方点名道姓地正式谴责邓小平，说他“死不改悔”，这倒是事实。他没有对毛泽东全力反击（他只是寻求保留一些地盘以便东山再起），但是他的确用舌头战斗了。
“如果他们说你是个走资派，”他对支持者说，“那意味着你做得很好。”
新西兰的马尔登总理在4月末来到了中南海，发现那里的景象令人尴尬。毛泽东几乎只能把头懒洋洋地靠在沙发背上，费很大的劲才气喘吁吁地说出几个词。
“我心里明白，”不安的马尔登说，“他不久于人世了。”
有时候，毛泽东会伸出他那光滑而衰老的手去拿便笺本，在上面涂上几个字。对任何习惯了毛泽东龙飞凤舞的手写体的人来说，写出的表意字是足够清楚的，但并不总能看懂它们的意思。
毛泽东在和马尔登10分钟的谈话之后回到床上之前，在纸上为华国锋写下“你办事，我放心”几个字。但是，办什么事？下周的养猪会议？让马尔登安全地回到新西兰？反邓小平运动？还是中国的未来？
同一天晚上，毛泽东还写下“照过去方针办”。究竟毛泽东心里想的是什么？毛泽东肯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一点也不奇怪。但他是一般地指过去的惯例，还是指某个新出炉的指示？
5月里，新加坡总理跟毛泽东一起度过了令人痛苦的几分钟。李光耀提到毛泽东跟外国人倒数第二次的这次会见时说：“那不是一次实质性的交流。他的话听不清楚。得先由王海容辨别一番，然后译成英语。偶尔地，王会把它们写下来再跟他核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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